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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余秀华:离婚让她重生,她却孤独依旧

  她摇摇晃晃地走过村庄,走过田埂,步履趑趄,背影萧索,就像那些年她走过的所有颠簸。

  2017年,中国现代诗歌诞生百年。关于诗人余秀华的一部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在上海进行了首映。曾一度沉寂的余秀华重新被聚焦,被放大,被热议。

  《摇摇晃晃的人间》是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入围金爵奖的唯一一部内地纪录片,该片还在被誉为“纪录片界奥斯卡"的第29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夺得了长片主竞赛单元最有分量的大奖——评委会大奖。

  朱自清先生曾在他的《荷塘月色》里写道: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赞美或毁谤,讴歌或唾骂,仅仅是别人嘴里褒贬不一的取舍,于她而言,每一场喧嚣的“盛宴”过后皆归于孤独,就像人去楼空,就像曲终人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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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1岁的余秀华,早在成名前,也许根本没有想到,她的人生会因为一首诗而被彻底改变。

  她的前半截人生可以概括为:因出生时倒产、缺氧而造成脑瘫,行动不便。虽然不能自食其力,她也要为生命找到一个支点。聊借一点幽微的光,摸索在生命漫长的巷道。

  上溯至2003年,余秀华已开始写诗,她蛰居的村庄,无边的麦浪、可望不可即的爱情、相依为命的亲情、无法医治的残疾,和无法摆脱的闭塞环境,在她的笔下,意象纷繁,心事疯长,绝望伴随着希望,就像破碎伴随着贪恋。

  为了证明自己有养活自己的能力,她甚至想尝试着去学人家乞讨。这段经历如果不是她的母亲谈起,也许余秀华一辈子都不会主动触及,她说,那天我没有跪,我的尊严监视着我不让我这样做。

  2012年她跑到温州,想找一份工作来安身立命,但很多人看到她的身体状况,几乎无一例外地予以拒绝。“诗人不幸诗歌兴”。其后她更疯狂地写诗。不想溺毙在痛苦的海洋里,她总要有一支竹篙,或者一根稻草,让她免于沦陷与被淹没。

  “当我最初想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时候,我选择了诗歌。因为我是脑瘫,一个字写出来也是非常吃力的,它要我用最大的力气保持身体平衡,并用最大力气让左手压住右腕,才能把一个字扭扭曲曲地写出来。而在所有的文体里,诗歌是字数最少的一个。”

  在成名前,她写了两千多首诗。一个字一个字,被她费力地,甚至扭扭曲曲地写出来。

  她的诗生于泥土,长在罅隙,带着一股原始的力量,就像那些一望无际的荒野中的稗草,餐风饮露,肆意拔节。

  2014年11月10日,诗刊社微信公众号选发了余秀华的诗,以《摇摇晃晃的人间——一位脑瘫患者的诗》为题进行重点推介。这篇文章在此后的几天“病毒般蔓延”,激起一波又一波阅读和转发的热潮。其后,她的那首堪称“石破天惊”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刷爆了众多社交平台。

  这首诗的风格,就像她的伯乐刘年评价的那样:

  “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

  网络上,人们惊艳于余秀华的诗情直击人心,惊世骇俗,醉心于她的诗句清新质朴,热辣滚烫,毫无矫揉造作之感。

  但在其他的一些学院派和诗评家那里,却颇多不屑:“如果没有告诉你她是一个脑瘫患者,没有告诉你她生活的背景,只是一个农妇写的诗,我相信很多人感动的程度就要下降了。”“你说善良也罢,说糊涂也罢,更多的读者被同情心所绑架。”

  甚至有人直指她的诗“不堪入目”“伤风败俗”,属于“荡妇体”,是对诗歌纯洁性和神圣性的亵渎。

  在这场舆论的狂欢与“交战”中,她没有伶俐的口齿来迎战,可以帮助她去抵御那些明枪暗箭的唯有诗歌:“假如你是沉默的/身边的那个人也无法窃取/你内心的花园/内心的蜜/你的甜蜜将一直为自己所有……”

  对于被学者沈睿誉为“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她没有骄矜自得:“任何一个人被模仿成另外一个人都是失败的。狄金森独一无二,我余秀华也是独一无二的。”

  成名后,各路媒体蜂拥而至,各种活动纷至沓来。那个宁静的山村因为她而终日车马喧,她也开始奔赴各地去领奖,去交流,去接受膜拜的目光或者唾弃的眼神的洗礼。她顺理成章地实现了自己的诗集梦,并成为钟祥市的作协副主席,对于这顶“桂冠”,她头脑清醒:“作协副主席只是一个虚名,不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

  无论被重塑“金身”,或者依然被踩在脚下,她始终有一份平和的自我认知。步履蹒跚,生活继续。

  但对于爆火之后得到的一切,她又充满了感恩:“人生到此,仿佛所有的不幸、磨难,都得到了回报。我觉得超过了我应该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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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她真正想得到的并未得到。

  譬如爱情。

  她高二后辍学,打工的很多地方都不要她,便赋闲在家。由于身体的残疾,只能降格以求,在父母的安排下嫁了一个大她12岁的男人,入赘余家。

  但她说这是一段让她悔恨交加的婚姻,他们不爱对方,生育,生存,仅此而已。这段婚姻,除了给她带来了一个现在已经在武汉念大学的儿子外,更多的是不幸和苦闷。

  丈夫常年在外打工。谈及他,称“我们没有任何交流,从不打电话,家,对他来讲只是个逢年过节的避难所。”

  他们是两个世界里的人,她笔下的蝴蝶、飞鸟,包括她的呓语,她的憧憬,在他眼里,都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他的理想妻子和那些普通的农妇毫无二致,会干活,能生养,足矣!但她不是,她要的是一个能懂她疼她的男人,能与她的灵魂相和的男人。然而,在为数不多的共处时间里,他们除了争吵,就是相顾无言。

  “他从来不会在下雨天来接我,反而在我摔跤之后笑话我”。

  男人一年到头在外面打工,却从来没有带过钱回家,儿子从小到大的花费都是余秀华和父母承担。

  她无数次想离婚,付诸实施时,父母以死相逼。在很多人看来,一个农村妇女,一个伤残女人,有人肯娶她,已经是对她的最大恩赐,她还有什么好抱怨和挑剔的。

  余秀华对婚姻的厌倦出现在诗里: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

  所以当她如愿以偿地拥有了选择的能力后,她要坚决地为自己错误的婚姻做出了断:“这辈子做不到的事情,我要写在墓志铭上——让我离开,给我自由。”

  2014年,她终于结束了婚姻。她将之称作是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选择。

  离婚时,余秀华给了前夫15万,并为他在村里买了一栋新房子。离婚后,曾经怒目相向的夫妻俩坐在同一辆车上回家,两人第一次如此相谈甚欢。余秀华笑得很灿烂,前夫也笑得很开心。她得到了自由,他得到了钱。

  他们让彼此都得到了解脱,虽然她也有自己的担忧:“害怕别人骂我,骂我成名后就要跟老公离婚,这就不好听了。怕被骂有了钱就把老公蹬了。”但在她看来,和自由相比,名声并没有这么重要。

  舒婷在她的《神女峰》中写道:“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她痛哭过无数个夜晚,但都不是在爱人的肩头。所以诗歌中那些关于爱情的描写,皆来自她的想象。

  她也曾热烈求爱,也经常调侃诗歌场合上遇到的男诗人。余秀华爱上过一个比她年纪大许多的文人,表白后遭拒。她哭了一整夜,最后胃疼得不得了。疼到后来吐血了。

  “一个人若太具备感情,是会自伤及伤人的。”她不会伤人,只有内伤。

  所以她真正的恋爱,仅发生在诗句里。

  3

  有人说她的诗里隐藏着“一只发情的母豹子”。

  几十年来,她所有的情感都压抑在内心,像蓄积的火山岩,无处纾解,无处释放,因此在她的心灵深处左冲右突,想寻找到一个出口,于是她的诗中也就有了这样一只发情的母豹子。

  她的诗歌多为情诗,只有情诗,才能让她在想象的爱的原野中肆意奔跑,淋漓尽致地宣泄,表达那些温柔的也是无助的,美好的也是残酷的欲念和神往。当她遇到枪弹和攻击时,也只能在绝望中撕扯自己的皮毛,舔舐自己的鲜血:“我根本不会想到诗歌会是一种武器,即使是,我也不会用,因为太爱,因为舍不得。”

  “痛”是扎在肉里的,有时她要将它们一根根地拔出来。

  但“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虽然离婚后,她获得了自由身,她的孤独一如从前。

  安妮宝贝说过,在这个世间,有一些无法抵达的地方。无法靠近的人。无法完成的事情。无法占有的感情。无法修复的缺陷。

  即便她倾尽全力,仍止于望梅。

  也许有了爱情,她可能写不出这样摄人魂魄的诗句,但如果可以,她宁愿做一个爱情的花痴吧,和任何一个陷在爱情里的小女人一样,去幸福地品尝爱的琼浆。然而囿于身体与现实的残酷,被爱远远放逐的她,只能将对爱的渴望,如星辰嵌到夜空里一样,嵌进她的每一首诗里。

  但有时那种爱,已不单单是情欲之欢、男女之爱,那从她不清晰的口齿里发出的,从胸腔里发出的,从骨头缝里发出的声音,更是对命运不甘的呐喊,是对她不曾得到的美好的呼唤。

  “切肤之爱和灵魂之爱,我都没真正经历过。我还是不甘心。”

  为什么要甘心呢,哪怕被命运强行摁倒在烂泥潭里,她也要摇摇晃晃地挣扎起身。透过布满乌云的天空,去寻找她玫瑰金的星光。

  有人说她很好战,早年在网络上动辄和别人掀起一场“骂战”。

  攻击性强的人,有一部分是源于天生的强悍,另一部分则是来自荏弱。越是自卑,越是敏感,越是敏感,却容易放大外界对她的反应,所以,为了保护内心那个脆弱的自己不被欺压,她经常伸出小兽一般的爪牙去对抗,去还击。

  她的倔强亦如她的亮冽:坐了很久/两块云还没有合拢/天空空出的伤口/从来没有长出新鲜的肉......

  在诗里,她撕裂那些伤口,裸裎那些真相,哪怕它仍在流血,哪怕它丑陋不堪。

  而我们习惯了逃避,习惯了遮掩,习惯矫饰那些并不完美的残缺,习惯在一声长叹后戴上自己若无其事的面具。

  在面对自己,面对他人,面对这个世界上,我们许多人都不及她的半分真实和勇敢。

  在沉寂多年的诗坛上,她的“横空出世”,就像一枚深水炸弹,炸得水花四溅,炸得乱云飞渡,没想到野蛮生长的农妇,竟能写出这般“振聋发聩”的诗篇,所以当记者问她,你有没有可以励志他人的故事还要说?她冷笑回:

  我励志个屁啊。

  苦难本身不具备任何意义,除非你能驾驭与升华它,否则它则可能成为一场摧毁。

  但无论是在成名之初,还是再度被推到风口浪尖,“脑瘫”二字始终是很多媒体和猎奇者对她关注的切入点。

  “把苦难放在诗歌前面是不对的,本末倒置了。我不喜欢别人给我贴标签,‘脑瘫诗人'、‘农民诗人'等,任何标签都有局限性,而每个人都是丰富的,写的诗也是不一样的。我不回避‘脑瘫'的事实,但希望人们更多去关注我的诗。”

  眼前这个说话、行动都难于常人的女诗人,比许多健康人更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她不在乎得到的那些奖项,也不在乎人们给她贴的那些标签,她只想痛苦时有酒,清醒时有诗,余生有爱。

  她强调自己,首先是一个女人,其次是一位农民,最后是一位诗人。她感谢记住这个顺序的人。

  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里,作者周励回忆她曾在上中学时写过一封为正义发声的信,这封信后来被塞进她的档案里,成为莫须有的“罪名”,为此她连参加兵团代表大会的资格都被取消,不能和别人一样享受那小小的荣光。

  她曾和一起被下放的兵团的战友,两个可怜的少女,在北大荒的旷野上,漫天的飞雪里,相拥痛哭,那种被孤立的茫然无助,被遗弃的巨大恐慌,是她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梦魇。

  后来,那个可能让她一辈子都不得翻身的“污点”被清除。

  她为此感叹,有时候,和别人一样就是幸福。

  有多少人倾其一生,想达到的彼岸,不过是能和普通人一样,对她而言,拥有一个健全的身体,拥有一份可以互相懂得的爱情,是她的桃花源,亦是她的乌托邦。

  “需要多少人间灰尘/才能掩盖住一个女子/血肉模糊却依然发出光芒的情意……”

  这情意,无数次被质疑,被轻慢,被鄙薄,被坚拒,但仍执拗地不肯被遮蔽,被掩埋,就像她因诗歌而发出的那些光芒。

  “命运不知道把我往哪儿推,会不会忽然间摔下来,粉身碎骨。”

  没有什么人是真正无所畏惧的,对于这变幻莫测的世界,对于无法清晰洞见的未来,谁不是一边彷徨,一边前行。但没有“粉身碎骨”前,她仍一路摇摇晃晃地走着,以她的诗歌为拐杖,以她的情意为光芒,在这稀薄而喧嚣的人世间,孤独地爱着,丰饶地活着:我臣服我的卑微,但你永远夺不走我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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