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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亲爱的老牛,我的老爸
作者:茗冰

亲爱的老牛,我的老爸

  我的父亲出生于1949年,是的,就是建国那一年!属牛,很久很久以前人称小牛,现在人称老牛,已叫了多年!

  他出生于无锡城区,却生活在常熟农村。据说,我爷爷的爷爷是苏州常熟一个叫“褚家堂”的小村的老住户,对我来说这是个遥远的故事,仿佛秋雾下沙家浜的芦苇荡一样漂渺。那年日本鬼子扫荡,爷爷的爷爷便带着一家人逃难,说是逃难其实也没走多远,可能因病也可能觉得逃也无望,他们便在无锡住下了。一直到49年解放,我的父亲便在那时那地出生。据说因家里已经有了两个男孩,其实奶奶是想要个女孩的,可惜又是个带把的,出于对生存资源的有效配置考虑全家决定将他送人。他在一家知识分子家庭茁壮成长一星期后,他的大哥抱着他怯怯的站在自家门口,不进亦不出,他的母亲解下腰间的围裙边哭边抽打他大哥,最后搂着他们哥俩大哭了一场,这是他命运的第一次戏剧性变化。这个变化在他的成长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其一,他的大哥从某种程度上比他的父母更疼爱他,因此他们的感情几乎超出了兄弟的本性。其二,很多年后他一直想,要是当年他就在那个知识分子家庭生根的话也许会幸福很多,但好象他从没有后悔过,也容不得他后悔。

  其实,49年解放时我爷爷的爷爷在无锡已经去世很久了,连爷爷的爸爸也不在了,这是个神秘的人物,据说当年无锡城经过一支队伍,他刚好在街市,从此就再没人见过他。是什么队伍他们讲不清,是几几年他们也讲不清,就象现在连续剧的情节一样,总之,他蒸发了。在不能肯定是什么队伍的前提下他们一家,将此事隐瞒了下来,果然在后来的文革中他们一家并没有因此而受波及。那时当家的是我的爷爷,他对褚家堂的认识停留在儿时最美好的记忆里,恍惚觉得门前有条河,河水很清,夏天他在里面游泳,能摸着鱼,还有至少三间草房,比无锡狭窄的弄堂强百倍。全家在他的一声令下,准备大迁徙,其实就两副担子,他和他媳妇各一担,他前面一个箩筐放小儿子后面一个放二儿子;他媳妇的担子要轻得多,就一床被子和几件衣服。他的大儿子却在这时作出了他一生中最英明的决定,那就是坚决不回农村,他对褚家堂没有任何印象,对她唯一的了解是通过老头子的口述,他所熟悉的是无锡城。当时他才十二岁却勇敢地留了下来,唯一的条件是从他剃头学徒的工费中每月挤一块出来寄回老家做家用,那时他的工钱是每月两块。这是我父亲命运的第二次转折,没能留在无锡这个美丽富强而又充满朝气的城市。

  回到他日夜思念的乡村我的爷爷就一病不起,有人说是路上得了病,也有人说路上遇见了鬼魅,在我父亲的说法中是这样的:他的茅草房早被日本兵烧了,连印象中的旧址也很难确认,他大受打击,虽是一家人却又无家可归。幸好赶上土改,工作队看他家情况实在特殊就分了间老地主家的粮仓给他住,其他的资源就不可多占了,毕竟可斗的地主太少,希望分享资源的百姓又太多。他家算是安定了下来。

  我的父亲五岁时,他妈妈在这间粮仓去世,他的印象是那年冬天,他的母亲脚疼,后来是不能下地走道,再后来只能躺着连坐也不成了,那天早晨他和二哥坐在床边,他们的母亲拉着他的手,气若游丝,他的父亲坐在门口猛烈的吸着旱烟。很久后他一抹泪说:姆妈,我给你捞鱼烧汤,他冲入了雪地,五岁的男孩在冰面上砸了个窟窿,捞到了鱼,等他以为可以用这鲜活的生命换回母亲时,他的母亲已经咽气了。从此,他像个野孩子,就是大冬天也光着脚走地,也有邻家婶娘想帮他做鞋的,可大家都穷。好在他并不觉得苦,为着每月他的大哥一定会从无锡城的某个角落给他们寄来救命的一块钱。父亲虽然常年生病可从来不吃药,三个男人一间破屋也没啥家事可干,他便在村里闲逛,这是他一生中最自由烂漫的两年。他曾把人家抬新娘子的“杠子”藏到河里,要挟新郎家给糖吃;他把村里的红薯连根拔起,为的只是得到一块吃的。他对食物的渴望远远超出了他对生命的珍视,他的父亲用笤帚打他的屁股,村长则抡起扁担砸他的头。他成了村里最没人疼的孩子!

  那天他到了村里的小学堂,看里面的孩子都在读书,回家他就和父亲做了严正的交涉,结论是父亲请求老师接纳他。此后他在这里度过了及有尊严和爱的两年。有一天村长找到他父亲说:小牛(那是他的小名)也不小了,可以和妇女一起干了!他父亲只得同意,谁叫他家年年是“透支户”呢?那年他10岁,人不若锄把高。很多年后他发现村长这个“英明”的决定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让他从康庄大道拐上了不知名的小路,虽然风景这边独好可惜得处处披荆斩棘。

  他18岁那年部队上来挑新兵,为了公平,挑兵的方法很简单:从山脚出发,看谁先到山顶。结果他第一,付出的代价是两脚血肉模糊,因为没人给他做鞋,他是光脚跑完的。去部队前村里欢送新兵,他穿上了胶底帆布的跑鞋。村里的玉英姑娘却给他送了双手纳的布鞋,那情谊很有点《九九艳阳天》里小英莲的味道呢!

  他觉得部队的生活像天堂,饭管够还有包菜炖肉,因而他劳动很积极。由于在村里时终年劳动他的体力很好,儿时为了找吃的,钻玉米地挖红薯,练就了一身的灵巧,所以训练对他来说特别轻松。一年后提了副班入党,二年正班,三年时连长找他谈话,问:你读书到哪一级啊?他依稀记得在学堂里坐了两年。连长皱一下眉走了,排长对他说:不急,以后有的是机会呢!他并没有明白其中的深邃。直到第七年部队要他回地方,他才无限委屈的发现当年错过的是唯一的提干机会,原因仅仅是他没有小学毕业。当初村长每天给他的工分是:妇女是男工的8折,他是女工的6折。大概每天他能赚1分钱,为此他的人生发生了第三次根本性的转折。

  从部队带回的唯一安慰是连长给他特批的木材,量还算不少,至少可以造三间瓦房。连长知道他没窝——那才是哥们!

  到家已无家,老父已西去,二兄一家占着土改时得的破屋,他是个多余的人。无限愧疚又无限希望地来到玉英家,一声爹一声妈,一块军功章,一句:我要盖房娶玉英,我有力气,我有技术能修车。他娶了这贤妻!妻子下面有五个弟妹,干活都是好手,再加上两个老人指点,叫几个泥瓦工,不久房子就盖起来了。虽然欠了二百多外债但他信心满怀,他和他的妻都是勤勉的人,村里工分都是拿最高的;圈里养起猪、羊;院里跑着鸡、鸭。不消十年他就可以还清了。

  那年冬天,村里起河泥,可水泵和支架都坏了,他二话不说就修上了,谁叫他是复员军人呢?烧电焊时,火星四射,一颗飞进了他的左眼,不知是医院的设备不好还是医生的技术有问题,他的左眼失明萎缩了。那年他30岁,原本英武的脸上带着残疾。命运仿佛戏弄他,第二年夏天6岁的女儿,给外公煎药时药罐砸在了身上,沸腾的中药烫伤了全身百分之三十以上,医院那时没有无菌间,反复感染,反复治疗,七次病危后,抢回了小命。他说女儿随他,命强,死不了。以前的债还没还清,为了父女二人的治疗家里能借的亲戚都借了,能卖的也卖了,再到年底时他和妻面前就只剩五块六毛钱,那是他妻为公社绣花的外快,那是他们一家下一年的全部开销。他哭了,为着反复的不幸;为着他的妻和女要与他过这样的日子,为着妻怀着的小生命也将来受这样的煎熬。妻说:妻不嫌夫丑,我不嫌弃你;屋上的瓦尚有翻身的日子,何况大活人?

  来年开春,他托人带他到常熟市区找活干。他觉得在村里就是干五十年他也还不了那些债了,他要出去,离开那个压抑无望的落后之地。刚好“常熟药机厂”刚建,生产的医疗器械要运到上海,车队有了,司机也有了,可就是缺修车的。他二话没说,钻到车底没几下,车响了,厂长说就你了!现在他每月可以领21块工资,和城里人一样,住在宿舍里,吃饭每天只花五分钱,他两个月存下的钱比村里一个壮劳力半年存的还多。只是他很心疼他的妻,白天她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晚上要绣花,家里养着猪羊,还有两个孩子,常常是大的女儿抱小的儿子。每个周六他都安排好工作回家帮妻子干些事,从厂里到村里大概有24公里,他先搭公车,再步行,到家天已全黑。后来他发现这样既费钱又费时,半年后他买了辆自行车,每周他都骑车回家,他家在村西,周六的傍晚他的女儿会抱着弟弟在村东等他,他远远看到就猛烈的按车铃,两个孩子听到就会朝他狂奔过去,好几次都差点摔倒。拥抱后他给他们糖吃,车子前面坐儿子后面坐女儿,一路响着铃进村,村里的其他孩子就会无比羡慕的看着这一家。

  为了减轻妻的负担,也为了照顾好女儿,(因为烫伤治疗,这孩子比同龄的要小很多)他把小儿子托付给丈母娘带,周一一早天蒙蒙亮,车前坐着女儿就去上班了。平时女儿是很乖的,他上班孩子就自己在他宿舍里写字,睡觉。他给她吃猪油拌饭,人家说吃苹果对身体好他就每天给女儿吃一个,削好后舍不得把皮扔了,他就吃皮。女儿问:好吃吗?他说:好吃!女儿说:等我长大了,我吃皮,你吃肉。他感到了酸酸的幸福。

  最难过的是冬天的早上,他要带着女儿5点出发,一个半小时后到厂才能吃到热粥。坐在车前的孩子冻的不行,还不到一半,孩子就说:爸,我冷!脚麻!他就把自己的棉手套套在孩子的脚上。再叫一次,他就把棉衣脱下来裹着孩子。孩子冻得小脸通红,流下了泪。他的心就更凉了,但踩车的脚更有力,寒冷的空气刺激着他的嗓子和胸口,发出阵阵刺痛,嘴里呼出的却是一口口白雾,他想:要是这白雾能变成棉花,孩子就一定不会冷了。后来他从雨衣上得到启发,搞了个小发明:先用被子把孩子裹好,再用大的很厚实的塑料纸把孩子整个包起来,只在鼻嘴处留个出气口,果然效果不错,孩子再没嚷过冷。

  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乡村工业开始快速发展,临近的几个镇,乡村,也开始有了小厂,还有搞个体运输的。车多但修车却成了问题,他就成了稀缺人才。每周都有好些人找上门,他赚的更多了,也更忙了。要修的车太多了,靠一周一天是来不及的,他就平时也回家,厂里4:30下班,他就快速骑车回家,第二天5点骑车回厂,这样就能修一晚上的车。当然,他确实是为了钱,可他也知道没车对于一家厂,对于一个司机意味着什么,!

  两年后他还清了所有的债,可是他看到,他的妻太苦了,两个孩子也要读很多书的,那就要更多的钱。那时已经“分产到户”,每家都自己种地,他家四口人,6亩地,从插秧到打谷全靠妻一个人,幸好妻的娘家人众,忙时总来凑手。可也不是办法,他觉得他可以让他们过更好的生活,那时流行一句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毅然辞职了,厂长一再挽留,甚至说:让你女儿叫我干爹!厂长是他哥们,这没话说,在厂这几年,他年年加工资,加到老工人都眼红;厂长也知道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就是他的妻儿!那晚,他和厂长都喝醉了,但他还是走了。

  回家后他就找到了陈师,那是他们镇上开车的师傅,人不错,开车技术更不用说,几次修过他的车,他了解。最主要的是他们的想法一样:都想单干!二话不说,两人一拍即合。他负责外交和修车,陈师负责开车。车子是他们贷款买的,那时国家正大力扶持工商业,尤其是个体户,只要有人担保就能贷到款。这里那位老厂长起了不小的作用,当他要求担保时,他二话没说,给盖了章。

  就这样他们开始了跑运输的生意,赚的钱就更多了,他几乎想要盖一栋二层的小楼了!那年年前,他对妻说,我抓紧点再跑一次,刚好回来过小年夜,咱过年的费用就又出来了,只是这次是去四川,以前没去过,得按地图走。可是到大年夜也没回,年初一也没回,到初三他的妻快要崩溃了,一手拉一孩子走到镇上找到了陈师的妻,可那边也一样,哭的跟个泪人差不多。两个女人各带着两个孩子有什么办法呢?到廿三那晚终于回来了,一头的脏,到家倒头就睡,车没了,货没了,连行李也没了。睡了一天一夜才醒,他说:车翻到山沟里了,货也全洒了,没法带出来,只能在那里拆车,把值钱的零件都搭车带回来,能和家里作交代的就是两人都囫囵个回来了。至于损失的货就只能靠保险公司了,那时的保险业刚刚起步,半年也遇不到这样的灾难,就都赔了!因此对他来说损失并不是致命的。可是对妻的影响却不小,她再也不许他搞运输了。

  再回原厂是不可能的,那干什么呢?他也曾想开个修车公司,可一套设备少说也得几十万,到哪儿去搞这些款子呢?再说他擅长的是修东风卡车,现在在路上跑的车可杂了,有SANTANA,有“金杯”,这些对他来说并不熟,修车是个技术活,不在行就是不在行,开不得半点玩笑。考察了半年,他决定在国道边开个补胎铺,那里离家不远,可以照顾妻小;经过的车多,生意一定不错;那里有座山,村里开了个采石厂,成百的大卡车往外运石料,那就是固定的车队啊!那是八十年代末,常熟和她周边的城市正热火朝天的搞建设,修路造房都要石料。

  他的收入也不匪,补个胎一般是一个小时,收费是10元,如果一天工作十小时,那就是100块。他干活又麻利,又肯吃苦,每天的收入往往是超额的。这样算起来他比跑运输时赚的还多。可补胎是个力气活,而且那时没有机械操作,全靠手工,他要先用大的撬棒,和螺丝套把车胎上的螺丝卸下,再用大铁榔头猛敲角铁,使胎和钢圈分离,再补胎。最后把这些程序反过来一次才算完成,一个胎少说也要二三百斤,劳动量之大,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尤其是夏天,车胎坏的几率就更高,车子往往排着队等他。明晃晃的太阳晒着,烫的放不上手的卡车胎烤着他的手和胸,他常有晕倒的感觉。但通过这样的劳作,不久他造了两层的小楼,买了全村第一台彩色电视机,那时热播《西游记》全村人都来看,他和妻笑的合不拢嘴。

  到女儿初中毕业时,他也感到了些疲惫,算算也是四十出头的人了,多年的重体力劳动使身体机能快速的衰退。女儿和儿子都背着书包这是不小的开支,国道边补胎的铺子越来越多,物价也有了很大的涨浮,可他补胎的收费还是10块。得要牺牲一个,才能减轻他的负担!牺牲女儿吧,她刚好初中毕业,看看村里的姑娘能象她一样读到初中毕业的也不多。可是她是遭过大罪,受过大苦的人,本来就比同龄的孩子长得小,要她到社办车间去干三班倒,他舍不得;何况高中的录取通知书也来了。一咬牙,一跺脚,他说:咱念,咱家也出个大学生!那是1990年,他41岁,可却象个51的老头!

  村里人说:小牛疯了,咱村还没出过大学生呢!

  只有他自己知道,当年他只要有张小学毕业证,就能在部队当排长,当不当官他无所谓,只是他爱部队,这种感情只有当过兵的能体味。这件事压了他一辈子,他要女儿和儿子来实现他的梦。

  三年高中,四年大学,一坚持差不多又是一个十年。这十年不比前几个十年,他天天都在熬,女儿高中,儿子初中;女儿大学,儿子高中;补胎的铺子要换成统一的商住房,又是几万。他觉得自己的钱像流水,他是溪河里的小石子,钱在他身上过一下就没了。好在一家人很团结,女儿在读大学还出去打工,儿子说:民办的大学收费高,我不念;妻和男人一样到采石厂搬石头,工资是最高的。这十年是全家最同舟共济的十年,妻的默默支持,女儿的懂事,儿子读完书就到铺子里帮他干活,他都甜在心里,可生活毕竟是酸涩的,他的体力急剧下降。但他仍决定再熬十年,不,也许五年就够了!城里开始卖商品房了,他要给儿子买一套,他不想他的儿子结婚时走他的路。他借钱买了房,女儿工作就可以不挤单位的宿舍,等女儿嫁人就给儿子做婚房。那年是公元2000年,他51岁。

  2003年儿子结婚了,亲家和他的铺子就隔一条国道,也是老实本分的人,教育出的女儿也贤惠。2004年他得了外孙女,和孙子。那一年他醉了,终于决定,变卖店里的物品,以后靠租房为生。他说我不想跟儿子,女儿伸手,我能自给,他们的钱也有大用处的。

  近几年,他总发些无名火。女儿结婚了又离了;儿子、儿媳工作还算稳定,可总嫌赚得少;老房子租了又退了,退了又租了;老妻病了又好了,好了又病了。那天他又发火,怒得像头牛,只是为了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嘴里居然一字一字地往外迸。我问他:“老爸,你到底要怎样?”“我要你们都好好的!”他的“的”字拖的特别长,像受伤的豹子的吼叫。哎!老爸,我们都知道你要孤身的女儿再婚;你要儿子安心工作;你要我们别再为买房折腾;可是,老爸,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的呀!他怒气攻心,他终于病了,出院时老妻说:老老头,我当你的拐棍;你当我的拐棍;其他的由它去吧!他点点头。

  今年他快70了,我替他觉得这70年他在酸水中泡了泡;在碱水中浸了浸;还在苦水中腌了腌!

  哎!亲爱的老牛,我的老爸!真希望给你准备一浴缸的糖水,把你的晚年泡的软软的甜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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