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369 >> 中国名著 >> 冯骥才作品集 >> 雾中人>>正文

  我一钻进汽车,就爬到上边一层。

  外国旅游者到了英国,都喜欢坐这种老式的双层公共汽车的上层,好俯瞰市容和街景。牛津街上几乎没有一间房子不是商店。老板们为了使人们看见自己的商品,干脆把箱子、靴子、帽子、毯子和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挂在门脸外边。尤其那些五色的衣裤随风飘飘,远看象一堆彩旗。整条大街成千上万种商品连成一气,使人感到自己腰包再鼓也是极其有限的。它的确能满足人们的物质要求。我忽然想到,简梅临出国时,我们在她家门口那次不愉快的辩论--“你以为我出国,只为了吃好穿好?”她说。“此外还有什么?我缺乏你的想象力。”“我要这里没有的。”“这里有的,你不一定都看见了。”

  我说。“算了吧!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你就死守在中国吧!中国人口过剩,不缺我一个。再说,我认为,地球是属于全人类的。谁喜欢哪里,谁就去哪里。国家的形成是历史的错误。随着人类进化,它不应当再限制人活动的自由。”

  “我却深信,哪个社会也不见得使人一切都心满意足。小心蒙面大盗把你绑架了。”

  “别吓唬人!死亡威胁过我,我早已经不怕它了。如果真有什么蒙面大盗,拦路抢劫,我倒想亲自去试一试被抢被劫是什么滋味。吃辣椒总比喝白开水有味。噢,你原来是个小马克思呵,真没想到。”她说着用鼻音发出几声短促的笑。她称我“小马克思”就是从这次开始的。这当然是一种嘲讽。

  “我从来没说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说。我略略有点动气。

  “我承认,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打败它的对手。但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常常吃自己的亏,哈哈哈……”她故意用笑刺激我,加重她的话的讥讽意味。

  “有什么好笑?马克思主义者一边与对手较量,一边不断清除自己的冒牌货。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内容之一,就是辨别真假。”

  “行了!如今世界上各种马克思主义已经有几十种。自己身边多得更数不过来。就让历史把这个‘责无旁贷’的区别真假的重任放在你肩上吧!我没这种能耐,还是走了好,免得‘假’的出来,我又得吃苦受罪,上当受骗。还总得擦亮眼睛,再擦两次,眼

  于是.她那涂了口红的薄薄小嘴,象机关枪一样朝我开火。好象我是她多年来坎坷生涯和不幸遭际的全部根由。人间任何一件事,都不止于一个道理,说服人并不容易。何况她的道理并非完全荒谬。可是出于我俩之间的习惯,在斗嘴时谁也不能退却,我就进攻她的薄弱处:

  “你选中一个比你大十五岁,只认识一个月的人,做你丈夫,不过是为了嫁给他,可以把你带出国罢了。你对自己负责吗?”

  “生活教给我:无论什么事,都得走着瞧。好坏靠运气,谁也不能预卜。”

  “但你的运气全押在这个仅仅认识一个月的男人身上了。”

  “你认为是种冒险,或是牺牲?”

  “是的。如果说冒险,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说代价,未免太大了!”

  “世界上的事都得有代价。”

  “如果你们不合适?”

  “离婚好了!”她说得十分轻松。好象说一个空酒瓶和废报纸什么的。

  “离婚?你把它看得这样轻而易举?”

  她哈哈大笑:“你这位‘解放派’竟然这么害怕离婚?你这个人的私事都没有胆量去碰,还敢去什么‘干预生活’?”

  我没说话。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说什么也没用。由她去罢!我想。这是我们在国内最后一次谈话。我们之间这种谈话,她向来是不占上风就难以结束的。这次我有意让她占一点上风,算是为她送行。送行总是要给人一些快乐、祝福和安慰的。

  她就是带着这些顽固又奇特的想法,跟着那男人走了。

  我知道,她先到香港,随后又随那男人来到这里。她没有离婚,据她爸爸说,她生活得相当如意。我只想亲眼一见罢了。

  我一走进索霍区的唐人街,立时有种异样的感觉。这里很象四十年代上海的霞飞路和天津的劝业场一带,只是更加破旧和灰黯。不知是这些旧楼维持着这里的人生存,还是在这里谋生的人维持着这些破房子的存在。只是林立的买卖招牌上写的都是中国字,注着英文。街上的人大多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比起牛津街上来来往往、高大精壮、面泛血色、大步流星的欧洲人,完全两样。他们是从哪儿来的?香港?台湾?东南亚?美国?来旅游还是久居此地?为什么在伦敦大街上很少见到一个,却都聚在这狭小又无趣的街上?来买他们自己用惯了和看惯了的东西吗?不,这些专卖中国物品的店铺,都是为外国人开设的。这些算盘、毛笔、宫灯、筷子、纸扇、铜佛和龙头拐杖呢?不过为了满足异国人的猎奇。他们又为何而来,……忽然,我这个远离故国才仅仅一天的人,好象失鸟飞回故林一般,一种亲切、熟悉、谐调、难舍难分的感觉,好象一团热气扑在我身上,使我陡然被感动了。哪来这种感觉?这些招牌上的中国字?大街上走来走去的人们所说的家乡话?他们那些熟习的举止与神情?我想,炎黄子孙本色难移,肯定会万世不竭的!他们即使在地球的背面,在异国的闹市街头,也要顽强地开辟出一块使自己情感有寄托,心理有慰藉的地界……简梅也是为此之故,才来这里谋生吗?不知道。

  “请问,钻石酒楼在哪儿?噢!对不起。”

  我刚问一位路人,已然看见招牌。招牌极大,下边只有一个小门。但伦敦的铺子大多象牛魔王的肚子,口小肚膛大。外面只有一扇门,里边却上三层,下两层,多少英镑也填不满。

  这是扇落地的无框的玻璃门。玻璃反光,如同不透明的一样。我才要推门,门儿自己开了,原来里边有位专管开关门、迎送客人的侍者。

  “简梅小姐在吗?”

  侍者朝我微笑一下,扭头用广东话叫一声。

  简梅从里边的高台阶上轻快地走下来。她好象一直站在那里,就等着一声招呼。她一出现就使我一惊!她真是大变了样子,修长的身材穿着一条极合体的白软缎旗袍,下端绣着几枝花苞繁盛的银梅,又鼓又亮,好象金属的。外面被一件宽松又鲜艳照眼的大红毛衣。长长、打卷儿的头发自然地披落下来。我从来没见过她的头发这样黑、这样好。白旗袍、红毛衣、黑发,加上雪白的脸儿、红唇、黑黑的眉毛和眸子;红、白、黑,分明又夺目,的确漂亮极了。她身后还跟着两个矮粗的男侍者,好象什么贵妇人在夜总会出场露面时那种气派。就在我俩见面的一瞬,她对我流露出的惊奇的目光似乎感到很得意。我却立刻后悔了,我应当装得不以为然才是。

  她请我在兼做起坐间的走廊的沙发上坐下来。问我想喝点什么。“啤酒吧!”我说。

  她从酒柜上端来两杯,给我一杯,她自己一杯。

  “怎么样?”她问我。

  “你很适合穿红的。”我说。不知我为什么这样说。

  她更高兴。可能为此,她没有象往常那样,一见面就和我斗嘴。

  “我爸爸好吗?”

  “很好!”

  “我弟弟呢?”

  “大概也挺好吧:我出国前没来得及去你家,只和你爸爸通过一个电话。”

  “你夫人呢?”

  “还好!”

  “嘿,都是好。好不能概括一切,好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区别,这些回头再谈吧!我先领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餐馆!”

  她兴致勃勃陪我上上下下转了一圈。看了整座餐馆:楼下右侧是酒吧间,左侧是餐厅,楼上是专供包饭的单间。侍者都是华人。矮粗,长发,穿西眼,说广东话,互相长得很相象。黑西服的领口露出雪白的衬衫,上面好象粘着一个蝴蝶形的黑领花。我总觉得他们象什么,后来想到了相象物就暗自笑了:象一群肥壮的企鹅!

  餐馆格局小巧,家具和陈设都是中国式的,餐具是碗筷,典型的中国餐馆。新奇的是,整座楼所有屋顶都吊着横斜穿插的干树枝,上面扎着绢制的红白梅花。

  “这儿应当叫做‘梅花酒楼’。”我说。

  “这是老板特意为我装上的。因为我叫简梅--”她说着指指自己的旗袍,“这也是老板专为我定制的,你看,上边也绣了梅花。”她用受人恩宠、洋洋自得的口气说话。

  “看来,老板待你很不一般。”

  “当然了!他是以每周三百镑的佣金请我来当领班。原先我在东华餐馆当领班,一离开那里,那里顿时少赚一半钱。东华餐馆的老板再花大价钱请我去,我反而不去了。”

  “你真行。是因为你漂亮,还是能干?”

  “两样都有,你说呢?”

  “我想说的,你都说了。”

  说着,我们又回到走廊的沙发上坐下。跟着就来了一个传者,给我们送来两杯热咖啡,一个奶罐和一个糖缸。简梅下意识地搓着两只雪白细长、涂了银色指甲油的手,并没有答理这侍者、我对传者说一声:“谢谢!”侍者先是莫名奇妙地一怔,随即表现出受宠若惊的样子,朝我一连深深点了几下头才走去。

  简梅说:

  “你为什么谢谢他?你来吃饭喝茶,得付钱,他赚了钱,就得谢谢你。这儿可不象国内--你对服务员点头哈腰,他不高兴答理你,照旧不答理你。那种服务员要是到这里来混日子,保准不出三个月就得饿死在泰晤士河边。要不就得学会笑。怎么?你笑什么?这也是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吗?”

  我又笑一笑,说:

  “我谢谢他,因为我是你的朋友,他是你的同事。”

  “去他的!这些家伙都是在香港混不下去,才跑到这儿混日子来。我刚到香港,他们叫我‘大陆崽’,瞧不起我!可到了这儿他们就神气不起来了。我现在是领班,管他们,都得听我的。哼!我要是想拿他们泄泄气、开开心时,就叫他们‘香港崽’,气他们!香港算个屁!不过是中国的一个脚趾头,还是最小的一个。”

  “哟,你居然也有‘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情感了?”

  她描过的黑眉毛一挑。显然由于义气用事,缺乏防备,失口叫我抓住什么,她一时反不过嘴来,马上换句话说:“十一点半了。我去找一个人替我顶班,咱们吃饭去!”她站起来。旗袍和高跟鞋使她显得挺高。

  “老板不会扣你薪金?”

  “你来之前,他到俱乐部赌钱去了,一赌就得到半夜。他走了,我当家。现在客人不多,只有几个‘鬼佬’。懂得什么叫‘鬼佬’吗?香港人把外国人都叫做‘鬼佬’。你等一下,我马上就来。”

  她进去一会儿再出来时,换了一身黑衣眼,黑外衣,黑裙子,黑靴子,黑色挎包。黑头发反而不显了,白脸红唇却更突出。

  “走!”她说。

  我们走出去。

  在路上,她问我:“我穿这身黑衣服好吗?’

  “嗯?嗯。似乎不如红的。”

  她没说话。她高高的硬鞋根,快步走起来,象小马驹走过那样“得得”地响。

  “我们到哪儿吃饭?不如到我们旅馆去,吃完还可以聊聊天。”

  简梅淡淡一笑,好象我轻看了她。她立即领我走进一家中国餐馆。刚坐下,立即有一位年轻而削瘦的男人走过来,用广东话殷勤地同简梅说话,我不大懂广东话,大概他们在说笑打趣。这男人掏出烟来请我们吸,还微笑着对我说一句话,我听不明白。简梅说:

  “他说‘叹番支’,粤语,意思是‘请享受一支烟’。”

  我马上向这男人表示谢意,说明我不会吸烟。简梅拿一支叼在嘴上。这男人马上掏出打火机,“哒”地打着火给简梅点上烟。动作熟练,表明他老于此道。但从她吸烟吐烟的样子上看,分明是个新手,却尽量装得老练自如。她一边把只吸人口中的烟,象吹气儿那样吐出来,一边以一种漫不经心、略显大气的态度与这男人交谈。随后点了菜,都是清淡的广东小吃。

  “看来你经常到这儿吃饭。你和侍者好熟。”

  简梅笑了:“这哪里是侍者,是老板。”

  “老板?”

  “你印象中的老板大概都是饱食终日、坐享其成的了?对不起,你那些千古不变的概念,还得根据变化了的现实修改一下呢!如今这里的劳资关系不同以往。这种小老板,不带头干活,雇佣的人就不给他卖力气。这老板姓陈,九龙人,在这条街上齐了三家餐馆,他整夭得三家餐馆轮流跑,迎客送客,端酒端菜,你看他那双腿都跑成细棍儿了……”

  我刚要笑又赶紧止住。陈老板亲自端来酒菜,还笑嘻嘻把一张印着银字的红纸名片给我,请我指教。这时,一个客人吃过饭走了。他转身跑上去,说客气话,鞠躬致谢,一直送出大门,此后再没进来,大概又跑到另一家餐馆应酬去了。简梅对我说:

  “你尽管吃饱。我在这里吃饭,向来不花钱。”

  “噢?你好大能耐!”

  “能耐?谁没能耐?”她向热鸡汤里的馄饨轻轻吹了两口气,抬起她漂亮又神气十足的脸儿说:“只不过这儿一切都得靠自己。自己靠自己。不象国内,可以靠老子,靠领导,靠谁也砸不碎的金饭碗;干不干,都吃饭。”

  “你在四万里之外,还在批评自己的国家。”

  “批评自己国家的人,。并非不爱惜自己的国家。批评不是咒骂,颂扬也不见得是热爱。批评现在,正是为了将来。”

  “真没想到,你居然有这些可爱的想法。”

  “想法是想法。想法可爱不见得有用,最后还是空的‘因此我什么想法都有,哪种想法有用,我就哪样想。”

  “你刚刚这个想法呢?”

  “为了说给你听。你是经过训练的--专喜欢听没用的好话和大话。”她说着,嘴巴已经停住咀嚼东西,唇枪舌剑和我干起来。

  “咱们把斗嘴的嗜好,放在饭后好吗?”

  她笑嘻嘻闭住嘴。每次争辩,总要让她说完最后一句才好结束。我们吃饭。吃饱后扬长而去,没有传者来送账单。

  “你吃饭真可以不花钱?”

  “至少在唐人街是这样。”

  “好牛气!请问,这些餐馆都是依仗你的力量才开张的?”

  “不,靠我们老板。”

  “你的老板是地头蛇?”

  她令人莫解地笑一笑说:“差不多。”然后把话锋一转:“地头蛇并不只这里才有!”

  我们说着,不知不觉走出索霍区,一片喧闹的闹市声笃地把我包围起来;繁华的牛津街重新光彩灿烂地展露面前。简梅立即明显地兴奋起来,她陪我走串一家家店铺,从那些小型、单间、热热闹闹的纪念品商店,古色古香的古董店,珠光宝气的首饰店,浓香扑鼻的花店,酒店,瓷器店,灯具店,汽车商店到超级百货商场。简梅不等我在一处看仔细,就急着把我拉进另一家店铺。她仿佛要把这一切都塞进我的眼眶里,一边向我解释:这是无人洗衣房,这是带电脑的冰箱,这是歌星爱迪·维廉姆斯的唱片,这是电子赌具,这就是代替主人照管商品的监看电视……说话的语气常常能区别人之间的位置,听她的语气,我象是从山沟里初入城市的乡巴佬,她却象这个富有的城市的当然主人。她以一种令我反感的炫耀神气说:“这里应有尽有。”

  “不见得。”我说。我又到了反攻时刻。

  “没有故宫、长城、莫高窟。对吧?”

  “只要它还在你心里就好。”

  “可惜那只能代表过去。”

  “不,同样代表现在和将来。”

  “将来我不知道。现在是现代社会,你随我来--”

  她一拉我胳膊,走进一家商店。一个令人眼花镜乱的小天地。四边全是五颜六色、摇金晃银的东西,又被屋角投来的转来转去的光束照得如同梦幻的影象,细看原来是各式各样、垂挂着彩色绒线球儿的衣裤。室内用最大的、几乎不能令人忍受的音量,播放着节奏异常强烈、旋律近似疯狂的现代音乐;店内的顾客和职员却置若罔闻,大都随着音乐轻松地跳着现代舞。我听说西方有种商店,店员耳朵里塞着棉花团,大概就是这种商店吧!我一扭头,一个高高的英国青年的模样使我觉得好笑。他的头顶两边剃光,颇似当年红卫兵们创造的“阴阳头”。只不过那是强迫的,这是自愿的。新奇的是,他的头顶中间留了一长条头发,不知用什么办法把头发搞得竖起来,好象一排二尺长的黑色的细针。这使我想起古代印第安人的武士。他是在头发中夹了钢丝还是用树脂凝结起来的?我想走近看个明白,但音乐发展到高潮,撕扯我的神经,我简直一刻也呆不住了。简梅为了使我听见她的话,冲我耳朵喊着说:

  “这是新潮商店。这里的衣服才是世界上最时髦的衣服。那人的发型也是最新式的。这里播放的音乐叫做‘暧’乐,最现代的,你听得见我的话吗?”

  我转身拔步走出商店。简梅跟出来:“你害怕了?”

  “耳朵受不了。”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无所畏惧的吗?”

  “勇士也会厌恶某些东西。”我回答她。

  “马克思反对新潮吗?”

  “他没见过这种东西。他见了也会反对。”

  “这是你替马克思说的吧!”她嘲弄地说。

  “你当真不同意马克思?”

  “我不懂马克思主义。但我反感借用马克思的名义的实用主义者。”

  “这话太笼统。”

  “太细说不清。再说马克思与我无关。现在与我最有关系的是--”简梅微蹙眉头思索着说。可是她忽然眼睛一亮,表情笑逐颜开,“是这个。请你站在这里等一下。”她推开一扇玻璃门走进去,不知什么事使她心血来潮。

  我抬头看看门楣上的招牌,是一家赌马的小店铺,我也推门进去。迎面柜台上悬挂着的大型电视屏幕上亮出各匹马和骑手的名字,还有赌价。几个男人,一边吸烟,一边填写单子,谁也不与谁交谈。赌博是斗法,和政治一样。简梅面对电视屏幕思索的当儿,无意中扭头看见我站在一旁,立即笑道:“我可能交上好运了。”

  她从店铺职员手里要两张单子,填写好,付了钱,朝我摇了摇单据存底,喜气洋洋地说:“瞧吧!后天我就会赚一大笔。上次我睹了一匹纯种的英国黑马,一下子赚了二百镑。”

  “如果输了呢?”

  “那就自认倒霉。运气有好有坏,你既然掌握不了它,就得靠它。”

  我们站在街头。

  “我得回去了。晚上英国文化艺术委员会为我举办一个小型酒会。我得回去洗洗弄弄,准备一下。这里还有什么新鲜玩意儿,找一天空闲,你再陪我见识见识。”

  “一定奉陪。不过你总得来我家玩玩。我还得托你带些东西回去给我家。”她把技在肩上的头发甩向背后说,“后天行吗?我歇班,你来我家。”

  我掏出珍妮小姐给我的活动安排时间表看了看说:“后天下午吧!你家在哪儿。”

  “这上边有我的地址。”她掏出一张名片给我,颇有某家大公司经理的派头,“你还坐九路汽车,多坐两站就行了,不用换车。”

  “好,后天下午,一言为定。”

  “我送你回去!”简梅说。她站在路边一招手,在大街上跑来跑去的黑色出租小车中,立即有一辆机灵地拐一个弯儿,停在我们跟前。我们上了车。在车里,我问她:“我后天能够见到你的先生了吧?”

  “不能。”

  “为什么?”

  “你见不到他。”

  “他在哪儿?”

  “伦敦。就在这里。”

  “怎么,他病了?”

  “不,他好着呢,大概正在和什么女人睡觉……”她咯咯地笑。但这决不是一句玩笑话!

  我听了不禁一惊。幸好没使一旬莽撞的话脱口而出:

  “他把你--”

  “甩了吗?”简梅接过话反问我。倒比我更痛快、更直截了当,并且不当做一回事儿。笑容虽然还在她脸上,她却认真地说:“是的。不过在这里一夫妻不合适而分开,叫做‘分居’,没有‘甩了’这个词儿。那是男尊女卑观念的专用语。一片叶子从树上掉下来。你说是叶子拒绝了树,还是树把叶子丢弃了?”

  “那,那要看你怎么理解。”

  “我活得不是很好吗?”

  “独身?”

  “谁都是单独的。难道你和谁连着?”她说。她一直微笑着,笑得自然、随意、开心。

  “你不是开玩笑吧。”

  “正常的事,没有玩笑内容。”她为了表示不是玩笑,收敛了笑容。雪白的脸十分平静。

  比她大十五岁而和她仅仅认识了四个月的男人,迟早会甩掉她。我早就料到。

  我痴呆呆看着她,不知该说什么。车停了,已经到达我的旅馆门口。

  “你该下车了,作家。否则司机要我多付钱了。”

  “晤!”我木然地下了车。

  “再见:”她微笑地朝我一摆手,“啪”地关上车门。汽车一溜烟儿地开走了。从车子的后窗看见她的背影,黑衣黑发,很快就同飞速而去的黑色汽车混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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