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369 >> 中国名著 >> 冯骥才作品集 >> 雾中人>>正文

  我透过车窗,欣赏着令人心旷神怡的醉人的英格兰风景,它就象康斯坦布尔笔下画的那样。

  丘陵间平坦坦的原野,被收割过的庄稼的根茬覆盖;秋天的风霜把它一片片染红,再加上刚刚一阵小雨淋过,就象刚刚生育过婴孩儿的母亲的脸庞一样,平静而温柔。一群乌鸦与白鸽在地里安闲地寻找收割机粗心大意而遗落的种粒。起伏的山坡,平缓而舒展,没有突兀和棱角,严严实实地披着一层厚厚的草皮,露不出一点土的颜色。分割开这些原野和山坡的是一些疏格长绿苔的茅屋,尖顶的华丽木楼,树皮搭的牛棚,停放着的小轿车和摩托车,点辍其间;在它上面是无限开阔、白云堆砌、时阴时晴的天空……然后是什么呢?还是草坡、原野、阔叶林、乌鸦、尖顶楼、木栅栏、壮阔的天空和云等等,它们连成一幅没头没尾、看不完也看不腻的画卷。此时汽车的速度为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我不感到头晕,不知由于事先吃了防晕车的药片,还是被这静溢而优雅的异国风景迷住了。几天来,繁忙的访问带来的疲倦,以及简梅给我的复杂、费解、不可捉摸的谜一般的印象,好象都被这飞驰的车子抛在后边,自我感觉,兴致勃勃。

  我去诺维赤市,访问一座有名的大学,还要去会见大名鼎鼎的布莱特伯雷教授。

  珍妮小姐陪我一同前往。几天来她陪我东奔西跑,丝毫没有表现出一点倦意,那双照人的蓝眼睛也很少眨一下,但并非为了公务而强打着精神。她总那么精力十足。在这些天的接触中,我对这位小姐有了进一步了解。最初两天,她那种理性、矜持、淡漠和甩开感情因素的彬彬有礼,叫我受不了。我常常想起一句话:“美国疯子,日本精鬼儿,傲慢的英国人。”看上去,这位毕业于值得自豪的牛津大学的女博士的确有点傲慢。可是昨晚她请我和一位新华社记者吃饭时,我对她的印象有很大的改变。

  我一到她家,她就把她的爸爸、妈妈和一位过胖的金头发的妹妹介绍给我,还有一个高大而极其健壮的男人,他的肩膀好象有两人合起来那么宽,亚麻色蓬散的头发和簇密的胡须象鸟巢。他很少说话,大概不善交际,胡须中间厚厚的嘴唇含着憨朴的意味,他总爱抬起手援一下脸颊和腮边。珍妮说,他是一名职业足球队员,我想是没错的;他总去搔腮颊,多半由于在球场上常用手去抓腮边的汗水而养成的下意识的习惯。他既不是珍妮的丈夫,也不是一般朋友,而是她的情人。他们同居-一她说得十分坦然,又理所当然。就象介绍她的妹妹或丈夫一样。我送给珍妮一小盒惠山泥人,她当时就撕开包装,把犯人摆在桌上叫她一家人来看。中国人向来不当着送礼人打开礼物,因此这做法使我感到惊奇;她的菜做得很好,但不向我让菜,我按照中国人的规矩客气一下,反而没吃饱。告辞出来时,她送我刚到门口,说声“再见”就转身回去,未等我们走下台阶就“啪!”地关上门。这样待客也算是“公事公办”吗?我把自己这些不解之处和想法对同来的记者说了。这位常驻伦敦的记者听了大笑起来,他说:

  “你不能用中国人的习惯要求他们。英国人男女自由同居,不受法律干涉。合适在一起,不合适就分开。如果举行婚礼,再离婚就很麻烦,还得花一笔不小的开销。他们接受你的礼物,必需当着你的面打开,这样做正表示他们懂得礼貌。英国人夙来不爱管别人的事。你的事,“如果你不说,他们很少问;他们请你吃饭,决不让菜,不勉强你,你想吃就尽量多吃,他们反而高兴。你不吃就表示已经吃饱了,如果你假装吃饱,委屈了肚子,便不能怨他们了!”

  “他们送人出去,怎么象轰人走一样?”

  “如果你这样对待他们,他们也决不怨怪你。英国人互相都是如此。”

  “我可不大习惯,好象少了点感情。”

  “感情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各有各的习惯。象吉普赛人那样热烈,恐怕你也不习惯。”

  我笑着点了点头,同意他的说法。然后说:

  “这叫做‘少见多怪’吗?”

  “缺少一点入境问俗的工作。”记者先开玩笑,后边的话却很郑重,“我们总爱用自己穿惯的鞋子去套别人的脚,肯定不合适。我们需要用恢宏豁达的态度看待世界。”

  有时一句话能使你的思维豁然开朗。

  此刻,在汽车的疾驶中,我对珍妮小姐说着闲话:

  “你那位足球球员很有名吗?”

  “阿斯通维拉队的前锋。他说他很有名。”她说着耸一下肩,“我只好相信,因为我从来不关心足球。我喜欢高尔夫球和网球。”

  “他很老实。”我说,这实际上是句客气话。

  “老实?”她的蓝眼睛幽默地转了半圈,笑着说:“我发现你们中国人特别爱说‘老实’这个词儿。你们常常说某某人很‘老实’。先说这个人‘老实’,又说那个人‘老实’,但在我看来,这两人并不一样。我查了英汉字典,字典上说‘老实’是忠诚和规矩的意思。规矩又意味着什么?我们评价一个人,从来不说‘老实’或‘不老实’。喜欢说这个人‘坦率’或‘不坦率’。不管这个人的想法如何,只要他肯把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说出来就好。如果他自己有想法不说。只按你的意思去说,看起来规矩,其实不好--”

  “看来我们有很多不同。”

  “是的。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你们要求所有人都得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没有。我们只强调自己个人的目标。”珍妮小姐说。她的思维方式与我们不同,发现的问题也与我们不同。

  我们喜好统一,世界多么难于统一;我们追求相同,万物又多么不同。还有多少不同?我想。

  汽车不知不觉驶入一座古色古香、幽闭冷寂的小城。石板地上站着成群的鸽子,见车子驶近才飞起来,有的落向一旁,有的落在道边的长凳上,有的落在前面不远的街心,等待车到再一次飞起。有一支灰翅膀、白眼圈的鸽子落到汽车的前盖上,正挡住司机的视线。

  “讨厌的家伙!”司机说着,一按喇叭,鸽子忽喇喇飞了。

  我和珍妮都放声笑起来。一向有点矜持的珍妮小姐好象愈笑愈控制不住似的,以至笑得前仰后合,好象和什么人开了一个大玩笑。

  布莱特伯雷陪我去听他们大学文学系的一节课。一位胖胖的教师讲授的内容是“亨利·詹姆士从巴尔扎克那里继承到多少现实主义?”学生们抽着烟听课。其中两个女学生穿超短裙,眼皮涂着淡绿色,听课十分认真。开始是这位胖教师滔滔不绝地讲述,跟着是学生们各抒己见,学生们的看法与教师发生分歧,最后他们索性和教师辩论起来。胖教师招架不住这十多个青年学生的唇枪舌剑,转过头,向布莱特伯雷教授求援。布莱特伯雷对他开玩笑说:

  “你的工作,不是努力征服学生。如果你被他们的道理心悦诚服地征服了,也算你的成功。”

  大家都笑了。

  我们在学校餐厅用午餐。餐厅是一家食品公司捐赠的。一面是几十米长、纯度很高的透明玻璃,当做墙壁。玻璃外是一片开阔的草地和小树林。草地中间摆放着亨利·摩尔的铜制雕塑。好象一个人朝天仰卧,若在深思。黑黝黝的铜像在阳光下幽幽反光,并给绿草地衬托得清朗又沉静。它在想什么?人生,宇宙,忧愁还是快乐,短暂还是永恒?它知道中国吗?在地球这面生活的人,有多少人关心或想到地球那面的人?此时此地,大概只有我会想。是的,我想。我的意识比光电的速度还快。绕地球半固,不到北京,我妻子的身旁;她此刻恐怕还在酣睡吧,北京现在是凌晨还是午夜?故宫角楼那羚羊角般的飞檐挂着银亮的月牙么?我家门口那家小早点铺已经亮起灯来炸油饼了吧!上早班的女工们正在抱着沉甸甸、半睡半醒的孩子站在秋寒里等候早班的公共汽车吧……

  一个干哑的声音唤醒我:“你是方桥吗?”这人说的是中国话。

  我扭过脸一看,一个瘦瘦的戴眼镜的中国人。

  “是的。你是留学生?”我问。

  “对。我叫江月明。大连工学院的,就在这座学校留学。您能到我的宿舍玩玩吗?”

  尽管我下午还有其它访问活动,也许给一种异地相逢的同胞情感所驱使,不愿意拒绝他,便征求珍妮小姐的同意。珍妮小姐看看手腕上的小金表,说:

  “只给你一小时。”

  “好!”

  我赶紧吃了饭,就随江月明到他的宿舍。路上我说:

  “你的名字倒挺有诗意。”

  “乍一听有诗意,叫惯了就毫无诗意了。”他说。

  他的宿舍只有十多平米,带一个小小的卫生间。屋里好象小杂货铺的仓库,潦乱不堪;屋角堆了大大小小许多牛皮纸箱。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只柜,一张写字台,上边都给台灯、电话、杂乱的书报和笔记本占满,没有可以使用的桌面。一切东西都给一层薄薄的尘埃覆盖。江月明请我坐在床上。一边把旧报纸团成团几,擦着自己的椅面。

  “这间屋子真该好好整理一下。”我说。

  “是呵,就是役时间。平时我不住在这儿。我在校外一个英国人家里当家庭教师,教那家一个小女孩中文。我和那家人处得很好。每天下午去,在那里吃饭,晚上住在那里。一边我也可以练习英语会话,一边还可以赚些钱。他们每月给我二百镑教课费,加上节省的每天一顿饭的饭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收人呢:”

  “那很不错。你来了几年?”

  “两年。”

  “学什么?”

  “力学。我--”

  “物理我是外行。你说我也听不懂。我只知道牛顿定律,在生活中还使用不上。别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说。

  戴眼镜的留学生笑了。一笑,他发黄、瘦削、没有光泽的脸颊上和眼角旁同时出现了几条很深的皱纹。

  “你成家了?”我问。

  “嗯。我三十七岁了,已经有两个孩子,家在大连。”

  看模样,他似乎更大一些。额前的头发脱落不少而变得稀疏。大概是过度使用脑力所致。

  “学业几年?”

  “四年。回国就快四十岁了。在这里象我这么大岁数的留学生不多。二十多岁正当年。现代医学证明,人过了二十五岁,体力就开始下降。有什么办法?我们二十多岁时,不是把精力用在发狂中,就是消耗在睡觉上。现在要干些正事,老的太老,小的太小,又得靠我们这代人承上启下。人生已经匆匆过了一半。十年前,一连熬几个通宵不当口事,现在真不行了.”他说着,有些感慨。

  “你到这儿来之后,回去过吗?”

  “没有”

  “想家吧!”

  “怎么不想。在国内有些人以为出国是美差,当然能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学到不少新东西。但感情上是痛苦的。我在这里交了不少外国朋友,建立了不少令人感动的友情,却怎么也弥补不上对家乡的怀念。想家,不只是想老父老母,老婆孩子,一切都想。奇怪的是,连那些与我平时有点隔阂的同事们也会常常想念。因此,我一到伦敦就跑到唐人街的光华书局买几本国内的杂志看。因此也就熟悉了你。我喜欢你的作品,它往往使我掉泪。”

  “我的小说并不伤感。”我说。

  “并非伤感才使人掉泪,热情也使人泪下。你笔下的那些人物很真实,看你的小说又象回到他们中间了。我现在才知道什么是民族感情。”

  “这里的华人多吗?”我问。

  “不多,伦敦多。听说有几万华人,大多集中在唐人街,有些华人即使不住在那里,也常往那里跑。”

  “噢?为什么?”

  “你乍从国内来,很快就要回去,就不易体会到久居异国的华人的心情。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三十年前就离开大陆,到香港、东南亚、台湾、欧洲或美洲,做买卖,赚钱,发财。可是他们象一团浮云,到处飘飞,没有归宿。中国过去有句老话,叫做‘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三、四十年代,一些中原人穷得受不住,闯关东,在富裕的东北混了多年,有的发迹,有的始终熬不出头来。但不管怎样,哪怕最后衣衫槛楼,带着几个破铜子儿,也要回到老家去。宁肯死在故乡,也不愿意死在异地。那是一种乡情。民族感情可比乡情强烈又深沉得多呢。所以他们常往唐人街上跑……”

  “找根吗?”

  “根?对,找根!”他连连点头,同意我这说法。

  “唐人街上扎不下根来。它不是真正的故土,只是摆在异国的一个花盆。”我说。

  “你说得好!但他们找根找得十分痛苦!”江月明说这到里,一股沉重的情绪使他的脸拉长了。他用手指按着眉心处的眼镜架向上推了推。

  大概我职业的习惯,就是被感动和设法感动人。听了这留学生的话,我的心陡然被感动起来。不知为什么,眼前忽然几次地掠过简梅的身影。

  “在唐人街生活的华人,日子不见得好过吧!”我问。

  “当然。尽管人们愿意生活在自己同胞中间。但大家都在唐人街上谋生,都想赚钱,必然互相倾轧,情况就不同了。凡是在唐人街上谋生的人,大多是在这里没什么办法的所谓‘低等华人’。拿着中国的特色和风味,从喜欢猎奇的外国人手里赚钱度日,因此那里没有大买卖,都是本小利薄的小店小铺。再有,象什么性商店之类的低级玩意儿,反都集中在唐人街一带,真糟!

  我忽然觉得谈不下去了,很想换一下话题,我看见墙角一大堆牛皮纸箱,好象是装电视机用的,便随口问道:

  “你买这么多电视机?”

  “买这么多电视机做什么?这里边都是仪器,我买好准备将来带回去的。我们的试验室的设备实在太差!”

  “谁给你的外汇?”

  “哪来的外汇,是我自己节省的,加上教课费,钱也不少。有些太贵的仪器可以买旧的。这样回去工作起来就会便当些。”他咧开又扁又大的嘴朝我笑了笑。他做得很动人,说得很平淡。

  “你一定很艰苦。”我不由得说。

  “艰苦比享乐更有内容。你说对吗?”

  他说了一句很好的话。于是在我眼里这个其貌不扬的留学生就变得非同寻常了。对于一个找到生命真谛的人,不必去赞美他。赞美是一朵花,戴在朴素的人身上并不相称。当他把自己的一切祭祀给所信仰的神圣事业时,还顾得上别人的毁誉?少数人头顶上的光圈是画出来的,许许多多真正的圣者却活在普通人中。中华民族有多少这样的儿女?谁统计过?联想,使我的思维再一次跳到简梅身上。她过得是一种什么生活?为了试试自己的运气,一百镑随手扔掉;而这个留学生为了祖国的进步,默不作声、心甘情愿地从个人身上一个个便士压轧出来。一个挥霍自己的生命,一个奉献自己的血汗,人与人之间有多大距离!

  每人走一条路。路是命运安排还是自己选择的?

  在我们分手时,我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情不自禁地用力握着他的手,摇了又摇。情感有时必需用力量表达。这时我心里产生一种欲望,恨不得马上见到简梅,尖利地刺激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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