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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未(下午 1 时一3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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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的一个大主角——四合院。

  北京还有多少个大体完整的四合院?不知道哪个部门掌握著精确的数位。现在人们开始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一九八○年玉渊潭栖落过几只白天鹅,其中一只被路过的青年工人用汽枪击毙,曾引起过公众的广泛激愤。其实,国内野生天鹅的数位,大大高于明清以来建成的四合院的数位,但直到目前,对于粗暴地对待四合院的行为——毫不吝惜地加以阉割、毁损乃至拆除,除了少数研究古代建筑史的专家外,人们似乎大都心平气和。四合院,尤其北京市内的四合院,又尤其是明清建成的典型四合院,是中国封建文化烂熟阶段的产物,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研究封建社会晚期市民社会的家庭结构、生活方式、审美意识、建筑艺术、民俗演变、心理沈淀、人际关系以及时代氛围的绝好资料。从改造北京城的总体趋向上看,拆毁改建一部分四合院是必不可免的,但一定要有意识地保留下一批尚属完整的四合院,有的四合院甚至还应当尽可能恢复其原来的面貌。如果能选择一些居民区,不仅保护好其中的四合院,而且能保护好相应的街道、胡同,使其成为依稀可辨当年北京风貌的 “保留区”,则我们那文化素养很高的后人,一定会无限感激我们这一代北京人的。

  西元一千九百八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其中薛家正举行婚礼的这个位于北京钟鼓楼附近的小院,便是一个虽经一定程度毁损,有所变形,然而仍堪称典型的一个四合院。

  所谓四合院,顾名思义,就是由四组房屋以方形组合而成的院落。

  没有到过北京四合院的人,顾名思义之余往往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这样的院落有什么稀奇呢?岂不单调、寡味?

  其实不然。它在方正之中又颇富于变化,在严谨寡淡之中又蕴含著丰富多采。

  即以我们已经迈入并且初步熟悉了的这个院落为例。它是坐北朝南的。这是四合院最理想、最正规的方位。当然,在东西走向的街道胡同中,胡同南面的四合院,不得不采取与它相反而对称的格局,为了使院内最深处的正房成为冬暖夏凉的北房,南墙上往往要开出一排南窗,因而正房后面必有一个窄长的小院;如果办不到这点,或只好以南房为正房,或将挨著院门的一溜北房作为正房,而改变进门以后的院落格局。总之,在东西走向的胡同中,路北的四合院一般总显得比路南的四合院优越。据说当年路北和路南的四合院之间的差价,有时会相当惊人。如果是在南北走向的街道胡同中,或走向不正的斜街中——如离钟鼓楼不远的大、小石碑胡同,白米斜街一类地方,则往往采取这样的盖造法:顺著街道胡同的走向设一个大门,进门以后,并不是四合院本身,等于留出一块“转身”的地方,然后再按东西走向街道胡同的格局,盖出院门朝南的四合院来,这样,里面的房屋便不至于也呈南北走向或斜向了;当然,也有按街道胡同走向盖的,这种四合院的价值,在当年不消说要等而下之了。

  我们已经迈人其中的这个四合院不仅方位最为典型,其格局、布置也堪称楷模。如果说整个院落是一个正方形或准正方形,那么,四合院的院门绝不会开在正面的当中,它一般都开在其东南角(如果是与其相反而对称的那种四合院,则开在其西北角)。这院门的位置体现出封建社会中的标准家庭(一般是三世同堂)对内的严谨和对外的封闭。院门一般都是“悬山”式的高顶,顶脊两边翘出不加雕饰的“鸱吻”。地基一般都打得较高,从街面到院门,一般都设置三至五级的石阶,石阶终端是有著尺把高厚门槛的大门,双开厚木门的密合度极高,想透过门缝窥视里面,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年门上都镌刻、漆饰著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一类的门联。门上有门钹(类似民族乐器中的钹,故名。钹钮上挂著叶形的金属片,供来客叩击叫门)。门边往往有一对小石座,或下方上狮,或整个雕为圆鼓形。

  明清之际的四合院,一般并不是贵族公卿的正式住宅;看过《红楼梦》就知道,贵族的府邸无论其规模、建制、格局都与一般单纯的四合院有极大的差别;只有当贾琏那样的贵公子要私纳尤二姐时,才会在花枝胡同(此胡同今天还在,距钟鼓楼不过数里)去找一个四合院暂住。一般说来,四合院是没有贵族身份的中层官吏、内务府当差的头面人物、商人、士绅、业主、名流,以及从平民中涌现的暴发户和从贵族社会中离析出来的破落户这类人物居住的地方。有时电影、戏剧和图画中把四合院的院门表现为顶上砌有琉璃瓦、门板上装有“铜钉”(即铜铸圆碗形门饰)、门上装的不是门钹而是狴犴含环,显然都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臆想。封建社会等级之森严,也反映在建筑格局的严格规定上,即使是贵族府邸,也不能乱用琉璃瓦和乱用门饰。以清朝为例,它的贵族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和公五等,而公又分为镇国公和辅国公,辅国公又分为“入八分辅国公”和“不入八分辅国公”。什么是 “八分”呢?就是八种特殊的标志:一、朱轮 (所乘骡马车车轮可漆成红色);二、紫疆(所骑马匹可用紫色缰绳);三、宝石顶 (官帽上可饰以宝石);四、双眼花翎 (官帽上可饰此种花翎);五、牛角灯 (可用此种灯照明);六、茶搭子 (盛热水的器物,略同今日之暖瓶,可享用此物);七、马坐褥(乘马时可用此物);八、门钉(府门上可饰以“铜钉”,而钉数又有细致的规定)。由此可见,并非贵族住宅(至少不是贵族正式住宅)的四合院,其院门上是绝不能饰以铜钉的。

  推开四合院的院门以后,是一个门洞,门洞前方,是一道不可或缺的影壁,影壁既起著遮避视线的作用,又调剂著因门洞之幽暗、单调所形成的过于低沈、郁闷的气氛。影壁一般以浅色水磨青砖建成,承接著日光,显得明净雅致。影壁上方一定都仿照房屋加以“硬山”

  式长顶,顶脊两端也有向上翘起的 “鸱吻”。影壁当中一般都有精致的砖雕,或松鹤延年,或和合万福 (雕出两对蝙蝠张翅飞舞),或花开富贵,或刘海戏金蟾……有的不雕图像而雕题字,简单的就雕个“福”

  字,复杂点的一般也不超过四个字,而以两个字的居多,如“吉祥”、“如意”、“福禄”之类。除了壁心有砖雕,有的四角、底座还有细琐的雕饰,或回纹草,或莲花盏,与中心图案题字相呼应。有的还在影壁右侧种上藤萝或树木,春夏秋三季,或紫藤花开,或绿荫如盖,或秋叶殷红,使人一进院门便眼目为之一爽。

  我们所迈进的这个四合院,如今门洞中堆著若干杂物,门洞顶上还吊著一对破旧的藤椅——这对藤椅前面已多次提到,下面还要提及它的主人;门洞前面的影壁,中心的砖雕已被毁损,不过影壁右侧的一株樗树还在,而且已经有水桶般粗、三层楼那般高。

  在门洞和影壁的东边,有一道墙,墙上有很大一部分是门;那四扇屏门虽是对开的,但每扇又可折叠为对等的两半,关闭时,便呈现出四块门板的形象;可以辨认出来,当年门板漆的是豆绿色,而每块门板上方,各有一个红油 “斗方”(即呈菱形状态的正方形),每个“斗方”上显然各有一字,四个字构成一个完整的意思——如今已无从稽考。从这道门进去,是一个附属性的小偏院,现在为荀兴旺师傅一家所住,南边是两间不大的屋子,北边是里院东屋的南墙,东边则是与别院界开的院墙。当年这个小偏院是供仆役居住的。标准的四合院,一般都少不了这样一个附属性的小院。而小院的院门,不知为什么,绝大多数都采取这样一种轻而薄且一分为四的样式——也许,是以此显示出它在全院中地位的低微,并便于仆役应主人召唤而随时奔出。

  从影壁往西,是一个狭长的前院。南边有一溜房屋,一共是五间,但分成了两组,靠东的三间里边相通,现在为京剧演员澹台智珠一家居住,靠西的两间,现在住著另外一家——我们下面还要讲到他们——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道南北向的墙,又把那两间房屋及前面的空地隔成了另一个小院,与现在荀兴旺师傅家的小院遥相对应。不过,那墙上的门换了一种样式,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月洞门 (即正圆形的院门;有的四合院则是瓶形门、葫芦门)。这个小院,当年是为来访的亲友准备的,那两间南屋,一般都作为客房。而院内的厕所,当年也设在那个小院之中,一般是设在小院的西北角上。小院的北面是里院西屋的南墙,西面则是与邻院隔开的界墙。

  外院澹台智珠所住的三间南屋,过去是作为外客厅和外书房使用的。民国以后,又常把最东头的一间隔出来,把门开在门洞中,并在靠近院门处开一个窗户,由男仆居住,构成“门房”(即传达室)。

  里院外院之间,自然有墙界开,而当中的院门,则是所谓“垂花门”。它的样式,一反总院门的呆板严肃,而活泼俏丽到轻佻的地步——它的特点,是在“悬山”式的瓦顶之下,饰以倒垂式的雕花木罩,木罩左右两端的突伸处,精心雕出花瓣倒置的荷花或西番莲;整个木罩的雕刻、镶嵌极为精致,而又在不同部分饰以各种明艳暖嫩的油彩,并在可供绘画处精心绘制出各种花鸟虫鱼、亭台楼阁、瓶炉三事、人物典故……四合院中工艺水平最高、最富文物价值的部分,往往就是这座垂花门。可惜保护完好的高水准垂花门如今所存已经不多,而且仍在不断沦丧。我们所进到的这个四合院,垂花门尽管彩绘无存、油漆剥落,但大体上还是完好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尚能传达出昔日的风韵。

  垂花门所在的那堵界墙,原来下半截是灰色的水磨砖,上半截是雪白的粉墙,墙脊上还有精致的瓦饰;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不仅墙脊上的瓦饰早被人们拆去当作修造小厨房的材料,整堵墙比当年也矮了一尺还多——七十年代初搞“深挖洞”时,砌防空洞的砖头不够,居委会下命令让各院都拆去了一些这类界墙以作补充。讲究的四合院,这里外院的界墙上,往往还嵌著一些透景的变形窗,或扇面形,或仙桃形,或双菱连环,或石榴朝天……我们讲到的这个四合院,当年也还没有那么高级。

  垂花门的门板早已无存——据说当年的垂花门一般也不上门板;垂花门两侧原来也有一对石座,今亦无存;垂花门里侧当年有四块木板构成的影壁 (可装可卸),也早已不知踪影,进垂花门后原有 “抄手游廊”,即由垂花门里面门洞通向东西厢房并最终合抱于北面正房的门廊——到过颐和园的乐寿堂两厢,便不难想象其面貌,当然,它绝不会有那般轩昂华丽——现在除了北面正房部分的门廊尚属完整外,其余部分仅留残迹,而南面垂花门两边部分连痕迹俱无——“深挖洞”

  时因烧砖缺乏木料,那部分走廊的木质部分已全部捐躯于砖窑的灶孔之中。

  当年四合院的里院,才是封建家庭成员的正式住宅。现在张奇林一家所住的高大宽敞的三间北房,是当年封建家长的住处,当中一间是家长接受晚辈晨夕问安的地方,也是接待重要或亲密客人的内客厅,往往又兼全家共同进膳的餐厅;西边则是卧室。北房一般绝不止三间,我们所进入的这个四合院就有五间北房;不过另外两间一在东头一在西头,不仅比当中的三间较为低矮凹缩,而且由于已被东西厢房部分遮挡,所以采光也较差劲,这两间较小较暗的房屋叫 “耳房”;有的四合院“耳房”还向后面呈 L 形延伸过去,当年一般是作为封建家长的内书房、“清赏室”(从摩挲古玩到吸食鸦片都可使用)的;讲究一点的四合院,两边耳房外侧又有短垣与外面断开,墙上嵌月洞门或瓶形门,门上并有砖雕横匾,对应地题为“长乐未央,益寿延年”或“西园翰墨,东壁图书”。现在,东西耳房当然都与张奇林家隔断,并且居住著互有联系的一老一少——我们下面也要描述到他们那独特的存在。

  一般四合院,也就到此为止了。需要补充的,不过是东西耳房一侧,往往还设置厨房和储藏室。有的较气派的四合院,正房和耳房后面尚有小小的花园,最后面不是以界墙与邻院隔断,而是有一排罩房代替界墙的作用。我们进入的这个四合院,并没有罩房,而且与邻院隔开的界墙,仅与正房相距二尺而已。

  当年四合院的东西厢房,是供偏房,即姨太太或子女孙辈居住的。

  当儿孙辈绵绵孳生,一个四合院已居住不下时,则只好另置新院移出一房或几房儿孙,不然,只能把外院的南屋也统统辟为居室,将就著住了。四合院的所谓 “合”,实际上是院内东西南三面的晚辈,都服从侍奉于北面的家长这样的一种含义。它的格局处处体现出一种特定的秩序,安适的情调,排外的意识与封闭性的静态美。当年里院有大方砖砌出的十字形甬路,甬路切割出的四块土地上,有四株朱砂海棠——如今仅存一株,而且已大受损伤;不过,后来补种了一株枣树,现在倒长得有暖瓶般粗了。在正房的阶沿下,当年在石座上有两只巨大的陶盆,里面种著荷花。沿著 “抄手游廊”,点缀著些盆花,吊著些鸟笼。如今这类画面也都消逝殆尽了。

  我们已经知道,如今西屋靠北头的两间,住著正在为小儿子办喜事的薛家,南头那一间呢?门时常锁著,那位女主人并不每天回来,她另有住处。而东屋北头的两间,住著那位说话永远聒噪夸张的詹丽颖。南头那间住著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都是工厂的工人,这天上早班去了,所以暂且锁著屋门。

  为了获得一个对今日这个四合院更准确的印象,我得提醒读者,几乎每家都在原有房屋的前面,盖出了高低、大小、质量不同的小厨房;而所谓 “小厨房”,则不过是七十年代以来,北京市民对自盖小屋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它的功用,越到后来,便越超过了厨房的性能,而且有的家庭不断对其翻盖和扩展,有的“小屋”已全然并非厨房,面积竟超过了原有的正屋,但提及时仍说是 “小厨房”;因为从规定上说,市民们至今并无在房管部门出租的杂院中自由建造正式住房的权利,但在房管部门无力解决市民住房紧张的情势下,对于北京市民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掀起的这股建造 “小厨房”、并在七十年代末已基本使各个院落达到饱和程度的风潮,也只能是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心平气和地默许。“小厨房”在北京各类合居院落(即“杂院”,包括由大王府、旧官邸改成的多达几进的“大杂院”和由四合院构成的一般 “杂院”)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大大改变了北京旧式院落的社会生态景观。这是我们在想象今天北京的四合院面貌时,万万不能忽略的。

  我们所进入的这个四合院,目前除了张奇林家通了自用的自来水管外,其余各家都还公用一个自来水管,它的位置,在垂花门外面的西侧。进入冬季以后,为了防止水管冻住,每次放水前,要先把水管附近的表井 (安装水表的旱井)盖子打开,然后用一个长叉形的扳子,拧开下面的阀门,然后再放水;接完水后,如果天气尚暖,可暂不管,以便别家相继接水;到了傍晚,或天气甚为寒冷时,则必须“回水”

  ——先用嘴含住放水管管口,用力吹气,把从管口到井下阀门之间的淤水,统统吹尽 (使淤水泄入到旱井中),然后,再关上井下闸门,盖上井盖,这样,任凭天气再冷,水管也不会上冻了。对于当今这样用水的成千上万的北京杂院居民来说,这里所讲述的未免多余而琐屑,但是,几十年后的新一代北京居民们呢?如果我们不把今天人们如何生活的真实细节告知他们,他们能够自然而然地知道吗?即如仅仅是六十年前的北京,我们可以估计出来当时许多居民是买水吃的,但那卖水的情景究竟如何呢?可以方便查阅到的文字资料实在很少,我们往往需要通过老前辈的口传,才得以知晓其细节的。当年在北京卖水的大都是山东人,聚居于前门肉市街一带(那里的水井多且水质好),除了用小驴拉木质大水车往远处卖水外,还有用小木推车在近处卖水的。小推车西边各挂一只木桶,前面还有一副对联:“一轮明似月,两腿快如风。”最有趣的是横批:“借光二哥”。为什么不写“借光大哥”

  呢?因为都是山东人,忌讳 “武大郎”。了解了这些细节,当年北京市民的生活图景,便凸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从中所体味到的,绝不仅仅是当年人们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发展阶段的剖面观——是的,我们对 “文化”这个辞汇的理解应当超出狭义的规范,实际上,一定的生活方式,它所具有的所有细节,便构成一种特定的文化,不仅包括人们的文字著述、艺术创作,而且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乃至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

  现在我们走进了钟鼓楼附近的这个四合院,我们实际上就是面对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市民社会的特定文化景观。对于这个院落中的这些不同的人们的喜怒哀乐、生死歌哭,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差异、相激相荡,我们或许一时还不能洞察阐释、预测导引,然而在尽可能如实而细微的反映中,我们也许能有所领悟,并且至少可以为明天的北京人多多少少留下一点不拘一格的斑驳资料。

  生活,在这个小院中毫无间断地流动著。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这一天已经进入了下午。我们已经认识的那些人物远未展示出他们的全部面目,而新的人物仍将陆续进入我们的视野。世界·生活·人。

  有待于我们了解和理解的真多啊!

20

  一位女士的罗曼司。她为什么向一位邮迷要走了一枚

  “小型张”?

  詹丽颖怀著一种沾沾自喜的情绪,离开了她的住房。对面薛家又来了许多贺喜的人,屋里已经装不下,有的只能簇拥在门口,门内传出阵阵哄笑的声音。詹丽颖轻快地走出了院门,院门外,三轮摩托卡已经开走,但又架满了一溜自行车。詹丽颖朝胡同外走去,她往位于鼓楼前大街东侧的“春茗茶庄”而去,那茶庄在方砖胡同和帽儿胡同之间的街面上,紧挨著大华玻璃商店。詹丽颖说是去买茶叶,其实,那不过只是一个脱身的藉口——她是有意让嵇志满和慕樱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聊聊。

  詹丽颖自摘掉 “右派”帽子之后,早就时不时地自充 “红娘”,揽管这一类的闲事。有管成的例子,有先管成后闹散而管不起的例子。

  不管哪一例,在詹丽颖来说,都能从中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她不把自己那过热的心肠和过剩的精力投入到这类无私地为别人牵线或调解的活动之中,便简直活不下去。这也许是她的一种天性。

  给嵇志满介绍物件,对她来说可绝非“管闲事”的性质。嵇志满是她大学时的同学,虽然不是一个系的,但在周末舞会上一起跳过舞,颇为熟识。嵇志满毕业后分配工作不佳——到中学当了一名数学教员。

  后来他们各有各的命运,双方近乎相互忘却。这两年他们才又挂上了钩——詹丽颖找他,原是为爱人调动的事,找他打听一下北京中学里是否确实缺乏外语师资;嵇志满对詹丽颖的出现淡然处之,詹丽颖却对嵇志满仍旧独身无家的境况大为惋叹,于是她不管嵇志满主观上是否有那种要求,热情得有如“东来顺”里涮羊肉的特号火锅,积极地给他介绍起物件来。她很快便发现,前些时换房换到这院西屋的那位慕樱女士,便是最值得与嵇志满撮合的理想伴侣——尽管慕樱离过婚,但她并无老人、孩子的牵挂,本人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目前在一个国家机关的医务室当大夫;看上去那形象颇有点象当年的电影明星王丹凤,穿著极为雅洁脱俗,稍加接触,便觉得她性格也温柔可爱;她因现在独身一人,不愿为生火做饭浪费光阴精力,所以时常就在单位食堂就餐,在医务室中就宿,她在这院里的那间西屋,经常是“铁将军”把门;她既是新近迁来,又不常回家,所以院里的人们对她几乎都不熟识,唯独号称“见面熟”的詹丽颖,不仅当人家回家时毫不客气地跑去串门,更几次把人家生拉硬拽到自己家中作客,结果在詹丽颖的主观意识上,她与慕樱已堪称“一见如故”。

  当她兴冲冲地找到嵇志满,不歇气地一连鼓吹了半个小时的慕樱,终于因口干舌燥而停下喝茶时,嵇志满不由得一边握著圆形梳子梳理著稀疏的头发,一边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他提问的语气和节奏是平缓迟慢的,詹丽颖的驳辩却激昂急促——“你说她那个姓,不是穆桂英的穆,而是羡慕的慕,怎么姓得这么怪?她要姓慕容,叫慕容樱,倒还可以理解,《百家姓》上有慕容这么个复姓……”

  “唉呀,姓名不过就是个符号嘛。坐标系的横轴为什么非叫XX ”,竖轴非叫YY “呢?”

  “她为什么同她那丈夫离婚呢?她原来那丈夫,是干什么的?”

  “据她自己说,确实是因为双方性格不合——那是个狂躁型,打过她的。明白了吗?打人的!她那原来的丈夫在一个街道医院的药房里管发药。他俩是好说好散的,孩子她让给了男方。”

  “这位慕樱女士一定是位眼光很高的人物。我不过是个穷酸的中学教师,怕很难进入她的视野。”

  “你干什么妄自菲薄?你现在已经是名牌中学的三级教师,怎么还说穷酸?而且,财经学院不是还要调你去吗?你去了,只要开课,把课时上满,评个副教授还不是易如反掌?”

  “你知道这件事上我自己兴趣并不大,我在中学呆惯了。这间宿舍也住惯了。而且,说到底,我一个人过,也过惯了。”

  “可你将来老了怎么办?就退休在这间屋里?!你该找个伴儿了,慕樱是个多么理想的伴侣啊!”

  “听你的形容,她漂亮得就跟王丹凤似的……这屋里有镜子,我常照,我知道我自己什么模样……”

  “嘿呀!你还不知道我这个人吗?我形容起什么事来,总是夸张的嘛!她哪里真有王丹凤那个水平呢?她只不过是会打扮,头发做得好,另外,眼睛比较大,嘴唇比较富于表情,有那么点神韵罢了!其实就她的个头来说,还有点偏矮呢!再说,你哪里懂得我们女人家看男人的眼光,那种油头粉面的 ”奶油小生“,没有几个女人喜欢!象你这样,个头一米八○,肩膀宽宽的,脸上有棱有角,男子汉气概十足,就算有点谢顶,才不难看哩!我就知道慕樱她心目中所渴求的,恰恰是你这样的富有成熟感的男子汉……”

  “啊呀,你这不又夸张了吗?要是我真那么可爱,你不先要来追求我了吗?你爱人在四川知道了,不得跑来找我决斗吗?”

  “你这个人呀,急死人!我不跟你废话了。你说吧,见不见?”

  “我想,还是不见的好。”

  詹丽颖听到这儿,真地生了气,一摔门走了。

  但这只是她头一回去动员的情景。她这个人其实是最不记仇的——何况对于嵇志满也无仇可记。嵇志满不仅于她无仇,而且于她有恩——她爱人调动的事,由于有嵇志满从中活动,越来越有眉目,嵇志满所在的那所中学,数学教员有余而英语教员紧缺,因此同意上面教育部门将嵇志满调到财经学院而接收詹丽颖爱人……原有的热心加上报答的情绪,詹丽颖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动员嵇志满,最后嵇志满总算答应下来——这个星期日中午到她家,与慕樱见上一见。

  其实,推动嵇志满去见上一见的 “原动力”,是詹丽颖偶然提及的一个情况:慕樱也是个集邮爱好者。在嵇志满的精神生活中,集邮已经成了极其重要的一块美妙园地。不懂得集邮的人,是很难理解这一点的。

  因此,按事先的约定,他到詹丽颖家时,是带著两本集邮册去的——那当然只占他全部收藏的十分之一。那是两本“机动册”——即专门用来与别的爱好者交流的。一册插著挑出来供鉴赏的邮票,另一册插著专供与别人交换的邮票。

  詹丽颖为组织这次会见,头一天便去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装回了一只樟茶鸭子,储入了冰箱,并制成了一大钵火腿沙拉。她为这天的午餐,拟定了一个“中西合璧”的食谱:先上一道奶油蕃茄汤,她冰箱中有奶油粉和蕃茄酱,到时候一调一烹即成;随后上火腿沙拉,大家喝“味美思”酒,然后上热好的樟茶鸭子,用盘子上米饭,叉筷并用;最后,她还每人供应一份自制的水果冰激凌。因为这一餐菜肴大都早已是成品和半成品,所以她早上得以“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并且还有参与薛家迎亲事宜的闲心。当嵇志满和慕樱二人先后悄悄来到她家以后,她手脚麻利地几下就开出这顿别具风味的午餐——当中她还点缀以泡菜,并且更以多余的热情和精力,端出一盘跑到对门婚宴上去增添了一点花絮。

  席间嵇志满和慕樱都由衷地赞美詹丽颖对这一餐的精心设计。慕樱由樟茶鸭子说到饮食疗法,提及前些时在崇文门大街“蜀乡餐厅”

  新添的滋补膳食,所谓 “食借药力,药助食威”;她极为内行地闲闲道及了诸如月果排骨、杜仲腰花、枸杞雪花鸡、香砂牛肉丝……的滋补对症;嵇志满则由广东人入席也先喝汤后吃菜、与西餐程度相靠,说到近代史上西方生活方式——实质上也就是西方文明——的逐步渗入,由此又论及“西学东渐”所遇到的 “合理反抗”和“无形消融”,以及通过大胆、主动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在强健、发展我们民族固有文明的基础上,出现一种崭新的中华文明的可能性……詹丽颖看著、听著、张罗著,心想:“这不是最最理想的一对么?真是天作之合!”

  及至餐后喝咖啡时,不用她引导,嵇志满便与慕樱坐拢一处共同鉴赏议论邮票的情景一出现,她便藉口家中没有茶叶了,需要立即外出采购,飘然引去。

  其实詹丽颖所获得的印象,全是错觉。她这人一生不能知己,更不能知人。

  她对慕樱的了解,严格来说,几乎等于零。

  慕樱是怎样一个人呢?

  凡知道慕樱底里的人,大率分成尖锐对立的两派,一派视慕樱为时代潮流的峰尖人物,觉得她的头上几乎有著一个灿烂的光环;另一派则视慕樱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一提及她的事情,便怒不可遏。

  慕樱的出现,以及知情者围绕她所产生的激烈争论,的确是北京当代社会生态景观中万万不可忽视的一隅。

  也许将来的北京人,对她这样的人物不会觉得有什么新意,并且丧失了争论的兴致和必要;但是,他们至少应当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曾经从波层下面,涌升到浪尖之上的。

  慕樱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她出生在南方一个僻远的小镇上。一九五八年春天,正当她即将中学毕业的时候,她在报上读到一篇几乎占据一整版的通讯。通讯介绍了一位元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残废军人,拿出自己的全部复员费,白手起家,在北京一条胡同中办起了一个街道工厂。他领导著一群原来的家庭妇女,和一些街道上的残废人,生产出了极其有价值的产品,放了 “卫星”。慕樱永远记得她头一回读到这篇通讯的情景,那是午休的时候,在校园中的一株老桑树下,熟透了的桑葚偶尔落到报纸上,留下一些殷紫的印迹。通讯写得好极了,用了散文诗般的语言。配合通讯,登出了那位英雄的照片。慕樱久久地望著那张照片,她毫不犹豫地生出热烈恋慕之心。她是校广播站的广播员。下午两节课后的“听广播时间”里,她向全校师生朗读了那篇通讯,朗读中她的眼泪几次落到报纸上,与那桑葚的印迹混在一起。她那天的声音特别富于感情,通过她的声音,这篇通讯使不少师生双眼潮湿,深受感染。

  那是一个真诚的时代。至今回忆往事,慕樱仍旧寻觅不出自己内心中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虚伪。她当晚就给北京的英雄写了一封长信。

  她先打一遍草稿,修改后又工楷誊抄,临到落款的时候,她署上了 “慕英”两个字。第二天早晨上学的路上,她郑重地把这封信投入了供销社门口悬挂的绿色邮箱中。她记得很清楚,因为她那封信太厚了,以至往里投放时不那么顺畅。细细考究起来,她那封信其实是超重的,她没有贴足邮票——然而邮局并未退还给她……她一生的命运,竟从此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

  十天后她收到了英雄的来信。信很短,但内容非常扎实。体现出了英雄的谦逊热诚以及对中学生们的关怀鼓励。因为她去信时在信封上写下了自己家庭的住址,所以这封寄给“慕英同学”的回信准确无误地到达了她的手中。她立即把信拿到了学校——她记得,跑向学校的中途,她因为过于激动,竟摔了一跤。英雄的回信当天便被公布在了黑板报上,构成她家乡那所中学历史上最为轰动的一件事。

  由此她同北京的英雄保持了通信联系。不久,报纸上登出了关于那位元英雄的第二篇通讯。还是原来那位元记者写的。依旧是散文诗般的语言,但更细腻也更动人——大约因为英雄的主要业绩上次已经写完,这回主要是写他如何克服个人生活上的困难。尽管通讯也写到周围人们对他的关怀照顾,但给慕樱印象最深的,却是他晚上回到家里,自己给自己缝补衣衫的细节——因为他左眼残废,右眼视力也不佳,引线穿针常常要重复几十次上百次才能成功……仅仅这一个细节,就足令慕樱时时在眼前幻化出英雄那既令人崇拜又令人怜惜的形象,她自然而然地在下一封信中向英雄表示:她愿飞向他的身边,照顾他的生活,并贡献出她的一切。

  她没有想到英雄会很快地给了她那样一封回情——约她到北京见面。她吃了一惊,因为她本以为自己不配。绝对不配。然而她去了。

  家里人和母校的代表把她一直送到了百里以外的火车站,在一种腾云驾雾般的感觉里,她抵达了北京前门火车站,在站台上等著她的是报社的编辑和那位元写通讯的记者。她最早的一封信本是寄给报社,由报社转给英雄的。现在英雄把接待她的事宜也委托给了报社。

  她觉得自己在幸福的海洋中游泳。绚丽的印象纷至遝来。住招待所,瞻仰天安门,参观那家出名的街道工厂,出席“城市人民公社”

  的一个赛诗会……对她来说都是崭新的人生体验。当然,最高潮是与英雄的会见。英雄对她一见钟情。尽管她刚刚十八岁,尽管她户口还在外地,尽管英雄比她大了整整十二岁……英雄向她正式求婚,她毫不犹豫地应允。于是,一路绿灯——房管所立即给英雄换了最好的房子,她的户口顺利地转到了北京,报社和工厂联合为他们举办了隆重而光彩的婚礼;而婚礼后的第八天,报纸上便登出了那位元记者所写的第三篇通讯,散文诗般的语言传达出更能撩人心弦的魅力,这回配发的照片上,是她正在英雄身边为英雄缝补衣衫。

  她死心塌地地跟英雄过。她感到满足。开头,一些单位请英雄作报告,她陪著他去。她分享著他的荣誉。后来,英雄身上未除净的弹片引起了胸膜炎,住院治疗,她在陪住照料之余,只身应邀到幼稚园、小学校一类单位,代替英雄作报告,她简直是独享了他的荣誉。英雄得到了最好的治疗,康复回家了。英雄虽然一目失明、身有残存弹片,并且一条腿稍跛,但体质仍然相当健壮。不久他们有了儿子。国家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相对来说,他们并不怎么困难。他们享受著一定的特殊照顾。生活好象永远会那么幸福而平静地流淌过去。

  但是,她逐渐产生了继续学习的想法。英雄真诚地支持她。孩子送进了街道托儿所,破格地提前享受了全托。她被保送到了医学院。

  然而,万没有想到,在医学院里,她的生活由渐变到突变,又有了一个惊人的转折。

  回首往事,她感慨万端。最初,她是学校里最老实、最用功也最受尊敬的学生。她本不是正式考入的,底子薄,理解力一时跟不上,学习非常吃力。在学校里,除了课堂、实验室、图书馆、宿舍,她几乎哪儿也不去。一到星期六下午,她便回家。星期日她准时返校上晚自习。一板一眼,丝毫不乱。

  但她终于有了变化。从哪一天、从什么事情上变起的?说不清。

  或许一切都是从那件紫罗兰色的布拉吉引起的?同宿舍的金鹂鸣,是个上海人,聪敏伶俐,精力过剩。有一天她自己缝制成了一件紫罗兰色的布拉吉,请慕樱替她试穿一下,她好从旁观察,以便进一步加以改进。她俩身高、体态相差不多。慕樱手里拿著讲义,温驯地穿上了,继续背讲义,而金鹂鸣把她转来扭去,不时用别针别住这里、那里。

  突然,金鹂鸣走远几步,双手在胸前一握,惊叫起来:“慕英——天哪!”

  慕樱吓了一跳,讲义掉到了地下。莫名其妙之中,金鹂鸣已经把她拉出了屋子,一直拉到楼门口的大镜子面前,激动地朝镜子里指去——慕樱永生永世难忘那关键的一瞥:那是一次震撼、一次启蒙、一次 “创世纪”、一次“失乐园”——她第一回发现了一个原来隐蔽著的自己!

  她原来竟可以显得那么婀娜多姿,那么光彩照人!偏巧一些路过的同学好奇地围了过来。金鹂鸣爽性进一步为慕樱调整了短发的样式,并且当场让另一位同学脱下了半高跟皮鞋,让慕樱换上——周围的同学们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和惊叹……

  对于金鹂鸣她们来说,这个晚上一过,这件事便也撂到脑后了。

  慕樱呢?她似乎也撂在了脑后。她依旧穿她的短衫、长裤、她的带扣襻的布鞋。但她心上却仿佛窜出了一片春草,那是原来所没有的。回到家里,当她意识到自己在大衣柜的穿衣镜面前有较长的停留时,她脸红了。

  隔了很久她才穿上了第一件自己的布拉吉。英雄毫无反应——既没有赞赏也没有皱眉。金鹂鸣为她的那件布拉吉进行了细致的加工。

  慕樱象小偷一样,跑到楼门口的大镜子面前,左觑右望,证实无人,这才匆匆然而又死死地照了一会儿镜子。

  她依然非常用功。同学们也依然把她视为一位特别值得尊敬的同学。

  又是一个星期六,金鹂鸣拉她去看一个画展,她犹豫了一下,跟著去了。在美术馆里她和金鹂鸣走散了。她竟颇为惶惑。结果遇上了葛尊志。她当然认识他——他是系团总支书记,经常在系里的团员大会上作鼓动性的发言。他自然也认识她,并且首先表现出对她的尊敬和关怀——他发现她似乎对造型艺术非常隔膜,便陪著她从一个厅到另一个厅细细地参观,结合著对一些重点画幅的讲解,巧妙地向她灌输了一整套的美术知识。出了美术馆,他耐心地把她送到了电车站,并一直看著她上了车,这才离去。

  她一幅画也没有记住,却记住了他那天的言谈风貌。

  从外人看来,一切都变化得很快。从她自己来说,一切变化都是极其缓慢的、不知不觉的。她有一天在家里,惊讶地发觉,她头一回受不了英雄嘴里的蒜味,而他从来都是每餐必吃生蒜的呀。她劝他不仅每天早晨要刷牙,每天临睡时也要刷牙。不知为什么她的语气反常地强硬起来,而他头一回同她有了争吵。有一个星期六她没有回家。

  金鹂鸣劝她参加学校里的周末舞会——其实以前金鹂鸣也劝过,而这一回只不过是重复以前的话语,并没有采取什么特殊的 “勾引”手段,慕樱竟破例地穿著布拉吉去了。她本来对自己说:我坐坐、看看就走。

  可是她一坐便坐了很久。她为自己以前从不参加这种活动而感到惊奇。

  当她看到葛尊志彬彬有礼地邀请别的女同学当舞伴,并同那女同学游云般地飘动在舞池中时,她心上生出了一种过去没有体味到的心理。

  后来她才知道,那就是嫉妒。外系的男同学走过来邀她跳舞,她生硬地加以拒绝,同时感到羞愧。

  又一次期考过去,她成绩中平。金鹂鸣塞给她一本美国小说《红字》,劝她“松弛一下”。她一口气读完,不禁格外紧张。她开始自己到图书馆借阅小说。读了 《青春之歌》,她再看见葛尊志,总觉得他就是卢嘉川。

  回到家里,她感到气闷。她讲的,他不感觉兴趣。他讲的她也不感觉兴趣。那位元记者当年所写的三篇通讯,早已被广大读者忘怀。

  新的英雄层出不穷。而她丈夫所领导的那家街道工厂,因为产品已无销路,又逢精减潮流,并入了另一家街道工厂,丈夫担任了那个厂子的副厂长,刚一去,就与正厂长闹上了矛盾。

  正当她的视野迅猛扩展时,他的光彩却急剧暗淡下来。不是他们自己,而首先是邻居们,开始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们是否般配?他们是否能够长久?

  后来爆发了第一次伤感情的争吵。导火线是一桩琐屑而无聊的事。

  她故意连续两个星期六都没有回家。她开始觉得往昔的荒唐。她竟愚昧到不能区分崇拜和恋爱,献身精神和满足情欲,阶级情谊和夫妇之乐。她可以让一个思想品质高尚的英雄支配她的精神,她凭什么非得让一个独眼破腿的粗笨男子占有她的身体?

  她在大食堂里勇敢地凑到了葛尊志身边,并且以必被羞辱而不悔的气概,请他陪自己参观一个新的美术展览会。对方既非受宠若惊,也未怫然拒绝,而是近乎漫不经心地应允了。

  她同葛尊志来往渐渐频密。她实实在在地爱上了他。

  有一天傍晚,她从图书馆出来,突然看见葛尊志同另一位女同学颇为亲密地走在一起,并且顺著甬路朝小树林那边缓缓而去。她的心仿佛被揪了一下。她本能地转到一株大树后面,佯装在那里默诵外语,其实是监视著葛尊志和那位女同学的行动。葛尊志倒背著手,那位女同学手里摆弄著一杈树叶,在小树林边上走过去绕过来。似乎谈得十分惬意,那景象在她心中煽起越冒越高的火苗。夜色苍茫中,葛尊志同那女同学终于顺著甬路走了回来,并且在一个小岔道上分了手。她不记得自己是怎样地走到了葛尊志的面前,发出了怎样的质问,并且也不记得葛尊志是如何向她解释的——单记得葛尊志脸上那惊诧莫名的表情,那表情犹如一面雪亮的镜子,照出了她非破釜沈舟不可的处境……她也不记得是怎样把葛尊志引回了小树林,走入了小树林深处,单记得他们两个面对面楞楞地站定后,葛尊志问她:“慕英同志,你怎么了?”她竟陡地扑上去搂定了他,歇斯底里地说:“我要你爱我!我要我要我要……”葛尊志先象化石般僵住,随后便把她的胳膊解开,让她站回去,声音颤抖地说:“那怎么行!那怎么行!”可是,当他们四目电光般交击后,葛尊志却又陡然扑过去搂住了她,吻著她的额头,喃喃地说:“行行行行……”

  事情败露了。葛尊志被开除出党,自然不仅革除了团总支书记职务,而且从此中止了他那原本颇为辉煌的前程。甚至还株连到金鹂鸣——她受到团内警告的处分。系里乃至院里的领导轮番找慕英谈话,指出她是受到了腐蚀,她应当立即从迷误中醒悟过来,并使她同英雄的感情“恢复到历史上最高水准”。

  这时候已面临毕业分配。突然出现了校方未预料到的局面,英雄主动提出来同慕英离婚——这恰恰是她提出过而校方根本不予支持的请求。英雄毕竟是英雄。至今慕樱还感念他这一点。她不爱他,但她永远尊敬他。是他给了她一个进入更广阔的天地的机会。他们好说好散,孩子给了英雄,她不要。她什么也不要。

  葛尊志分了一个最坏的工作——到一家街道医院药房管配药和发药。她分的也好不了多少——到另一家街道医院看门诊。

  他们在一片舆论谴责中结合了。她改名为慕樱。他们只有一间小小的住房,经济上相当拮据。但在她来说,失去的毋宁说是沈重的包袱,获得的分明是情爱的满足。不久便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他们这只小小的爱情航船,客观上不在漩涡的中心,主观上又格外小心地回避,得以较为平稳地向前浮动。他们有了一个女儿。虽说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倒也还能不断地“柳暗花明又一村”。葛尊志自己动手,盖起了 “小厨房”,又打出了满堂的家具。他的那些美术知识,点点滴滴地溶解在了建设小家庭的事业中。邻居们谁也想象不到,他当年曾是大学一个系里的团总支书记,能够坐在麦克风前面,用江河奔腾般的话语,把一年级新生的双眼逼湿。邻居们都说他是“家庭妇男”——连饭也基本上由他来做。慕樱得以有大量的时间读书——都是从熟识的患者那里借来的,当时违禁的西洋古典小说。当葛尊志在院子里为新打成的酒柜上漆时,她也许正坐在躺椅上读没有封皮的《简爱》;当葛尊志正在厨房中照著菜谱炒鱼香肉丝时,她也许正仰靠在沙发上,手里捏著一本刚读完的 《娜娜》,闭目冥思……她确实非常满足,而且是一种开化的满足——包括性生活的满足。慕樱再回想起同英雄度过的那些夜晚,不禁毛骨悚然。谢天谢地,她斩断了应当斩断的,拴系了应当拴系的。

  记得是一九七五年初冬的一天上午,慕樱懒洋洋地应付著门诊,当她叫到齐壮思这个名字以后,从门外走进来一个人——她第一眼看到他,便不由眼睛一亮。她过眼的人多矣,而象齐壮思这样的人,还是头一回置身于她视野的最前方。

  这是一位六十来岁的男子汉。身材魁梧,五官充满阳刚之气,这倒也还不算什么,最让慕樱一下子产生类似触电那种反应的,是他体态、气度中所体现出的一种尊贵的威严。那是无论那位独眼的英雄,还是葛尊志,以及她所接触过的其他男人,都不具备的。她本能地感觉到,这是一位有著特殊身份的人物——他按说是不应当到这湫隘简陋的街道医院来就诊的……

  慕樱早就习惯于那样工作:连头也不抬地问一声:“你怎么啦?”

  患者还没说完,她便不耐烦地命令:“把衣服解开!”给患者前胸后背潦草地听诊了不足一分钟,不容患者把向她提出的问题说出口,便从消毒杯中取出压舌板,命令患者:“把嘴张开!”然后把压舌板惩罚式地往患者舌头上一压,潦草地用手电筒照照、望望;然后,不管患者是继续自述病情也好,向她询问自己的病究竟是怎么回事也好,求她开出某几种想要的药也好……她一概不听不管,唰唰唰地开上了处方,并且签上了可以猜测为任何符号的名字,“嗤啦”一声撕下来,递给患者;然后无情地对门外呼唤:“五十四号——×××!”

  面对著齐壮思,她不由得自觉自愿地改变了既往的作风。她详尽地询问、仔细地听诊,还让他躺到高脚床上——再叩按他的肝脾……

  并且给他开了各个专案的化验单。

  临末了她对齐壮思说:“眼下看来您只是上呼吸道感染……”

  齐壮思抬起一双浓眉,问:“还没有转成肺炎吗?”

  她肯定地说:“没有。不要紧的。您来得及时。再拖一拖就难说了。”

  齐壮思沈稳地向她道谢,出去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她打听出来,齐壮思没有作任何一项化验,他只是取了处方上的药,便离开了医院,而且,他没有公费医疗的“三联单”,他是自费来看病的。

  她朦胧地期望著他再来看病,他却一直没有再来。然而她终于打探到了他的身份——他是一个经历多次批斗的 “走资派”,现在还 “挂著”,目前住在附近他大女儿家中,困为已不能享受医疗上的特殊照顾,也不愿到公费医疗关系的医院露面,所以有了病便抗,抗不过便自己到药房买药吃,实在觉得有可能转成大症了,这才跑到街道医院来自费门诊……

  既然他就住在街道医院附近,总该能够遇上他的……在有意与无意之间,一个晴和的冬日里,她果然在一处街角的人行道上与他迎面相遇。齐壮思穿著一件旧损了的黑呢子大衣,脖子上围了一条又厚又长的灰蓝色毛线围巾,仿佛正在无目的地散步……慕樱主动叫住了他,他先是一楞,然后认出了她来。她询问了他的身体状况,劝他还是去进行各项化验,并且关心到他的饮食起居……未了她问他住在哪里,表示自己可以义务地到他家里为他定期进行检查。他蔼然地婉谢了——没有告诉她他的住处,他们便分手了。他们其实什么正经话也没说,但不知为什么,这次邂逅给慕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回味起来,她竟觉得他们似乎谈了很多很多……

  几个月后,出现了 “天安门事件”。起初,仅仅是出于好奇,她同葛尊志去天安门观览了那壮丽的场面——他们头一回去时,看到的还仅仅是各种各样的花圈挽幛,还没有出现单纯的诗词。他们的感情与广场上的气氛相共鸣。后来,慕樱自己去了两次。开始出现诗词了,头一批诗词紧扣悼念周总理这个题目,文句上推敲得也比较仔细,看见别人拿著小本抄,慕樱自己也忍不住掏出纸笔,抄录了几首读来最能动情的。她回到家里,把抄来的诗词读给葛尊志听,葛尊志说好。

  但广场的诗词在那几天里不仅以几何级数增加著,而且迅速溢出了单纯悼念周总理的范畴,开始有越来越露骨地抨击江青、张春桥之流的文字——有的出于激愤难遏,已完全谈不到是诗词,而成为赤裸裸的诅咒。按系统下达了上面的指示——不要再到天安门广场去。葛尊志是出于怯懦?出于麻木?他不再去。慕樱是出于勇敢?出于激愤?她照常去。在这场人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被镇压的前两天,慕樱在天安门广场的人丛中遇到了齐壮思。她点头招呼了他。他便也点头招呼了她。他们不即不离地在广场上转了一周。后来,齐壮思顺著东单方向走去,慕樱尾随著他。当齐壮思拐进正义路街心绿地时,慕樱快步撵上了他。齐壮思微笑地望著慕樱,两眼闪著锐利的光,仿佛要穿透她的心肺。

  慕樱把自己抄录的一整册天安门诗词递到他的手中,对他说:“我知道您怕有人专门盯著您,您活动不象我这么方便——您没抄,我差不多好的全抄了,您拿回家看去吧!”

  齐壮思接过了她的那个红皮笔记本,坐到旁边的石凳上,从怀里取出老花镜戴上,立即展读起来。她听见他喃喃地赞叹说:“人民!人民!”

  可是齐壮思没有读完,便把那个本子还给了她,对她说:“谢谢你——你留著吧。我儿孙们也抄了,也会给我看的。”

  齐壮思摘下眼镜,收进怀里,沈思著。

  慕樱问他:“可是他们眼里根本没有人民——人民又能怎么样呢?”

  齐壮思站起来,依旧沈默著。后来她才理解,正义路边上就是公安部。

  齐壮思继续朝东单走去,她随他朝前走,齐壮思终于打开了话匣子。他给她讲哲学,讲历史唯物主义。他的话言简意赅,鞭辟入里,虽然没有实指,却句句都有最具体的针对性。末了他对她说:“不管出现多少艰难曲折,归根到底,决定历史发展趋向的,还是人心的向背。

  春天到了,花总要开的。“

  她怀著昂奋的心情回到家里,葛尊志正在擦他的皮鞋,满屋子弥漫著一股浓烈的鞋油气味。那双皮鞋是他们结婚时购置的,全牛皮,三接头,葛尊志几乎每个星期总要细心地擦拭一番——不管是穿了,还是没穿。明明已经擦得很光很亮,葛尊志却还要一再地用一块不知从哪儿找来的麂皮,细细地一分一分地挪动著揉擦。这情景往日慕樱都能忍受,这天却突然觉得触目惊心,她不由得一进门就责备他:“你怎么搞的?你就没有别的事可干吗?——你知道天安门广场那儿有多少人在忧国忧民,在勇敢抗争吗?你怎么这么麻木,这么庸俗!”葛尊志仍旧耐心地擦拭著,淡然地说:“我怎么不知道。可那又有什么用呢?

  不是已经通知不让去了吗?你也少去惹麻烦吧!“慕樱激动得一把从他手中抢过了皮鞋,猛地朝屋角拽去……

  但是他们没有就那么破裂。个人生活在接踵而来的大起大落、大转大折的社会变化中匆匆流逝……

  回顾这以后的那段生活,慕樱越发觉得自己问心无愧。同许多人抨击她道德上堕落相反,她觉得她自己在感情上已完全成熟。

  如今她不相信简单的直线式的因果论。一个人是不可能事先拟定好一个既定目标,然后沿著一条直线达到目标的。人们所达到的目标,往往并非他的初衷。决定一个人命运走向的,往往是一批复杂的矩阵因素。混乱中产生出秩序,不自觉中升华出悟性。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个炎热的夏日,她匆匆地到王府井大街“中央普兰德”洗染店去取一套衣服。隔著玻璃门,她忽然在人丛中看见了那位英雄,以及他和她的已经长大的儿子,还有一位肥硕的妇女——从三个人一同前行的姿态上,不难判断出她是何人——慕樱心里一阵悸动。多少往事涌回了心头。她热爱过那位英雄,那位独眼、跛腿的英雄。现在他戴著一副墨镜,似乎干缩、伛偻了,走路也更加吃力。她回想起那张使她认识他的报纸,那个历史性的中午,以及那棵大桑树和桑葚在报纸上染出的殷紫的印迹。他们两个谁捉弄了谁呢?……她更久久地注视著她的儿子,我的天,马上就要高中毕业了吧?她竟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儿子!……都说她心狠,她自己也承认:她似乎缺乏妇女应有的天性——母爱,然而缺乏并不等于没有。她望著那五官酷似英雄的儿子,眼里涌出了泪水。

  又有一天,已经入秋了,那时候盒式录音带刚刚流行,街上常有年轻人提著答录机,哇啦哇啦地一路响过来。邓丽君的流行曲,“阿波罗”的电子乐,气声演唱法,电子震荡形成的蛙音……构成了那一阶段的特定气氛。就在那样一种气氛中,慕樱在前门外新大北照相馆门口遇上了多年不见的金鹂鸣。金鹂鸣首先尖叫起来,然后搂住她在人行道上转了一圈。她心里一阵内疚,金鹂鸣为她受过处分,而且影响到后来的分配——可是她还没有开口说出致歉的话,金鹂鸣却已经挽住她的胳膊滔滔不绝地同她叙起了旧来。金鹂鸣把她拉到了 “老正兴”

  饭馆,登上二楼,点了两个上海风味的名菜,同她边吃边聊。原来金鹂鸣现在根本不认为当年出现的事态是灾难与不幸——她笑嘻嘻地说:“对于我来说,他们是把鱼儿扔进了水里!”金鹂鸣毕业后被分到了一个部里的医务室当大夫,这虽然断绝了她医学事业上的前程,却使她获得了相对的清闲与舒适。现在她就要调回上海,与她的爱人和孩子团聚——而且,她父亲,一位上海知名的工商业者,政策得到了落实,她家将重新享有一栋花园洋房,并且已经领到了一大笔“退赔”……她对现实心满意足。她邀请慕樱到上海去玩,全家都去,就住到她们家中,她将在著名的“红房子”西餐馆,请慕樱全家吃蕃茄葡国鸡与法式烤大虾。她们快活地回忆起大学生活中那些有趣的细节,回忆到那件紫罗兰色的布拉吉,以及金鹂鸣拉著她跑到楼门口去照大镜子的场面……唉,生活啊生活,倘若当年没有那一些偶然的、琐屑的事件,慕樱的性格、心理、情思、向往……是不是会朝著另外的方向发展、变化呢?谁能说清!谁能?

  这次重逢的结果,是金鹂鸣帮慕樱调到了那个部里的医务室,由她取代了金鹂鸣的角色。慕樱去报到不久,齐壮思便被任命为那个部的负责人之一。

  现在指责慕樱的人,把她形容为一个阴谋家,硬说她之所以 “混”

  入部医务室,是勾引齐壮思的计策之一。实际上确实不是那么回事。

  然而,慕樱却也认为,就算她确实是冲著齐壮思而去的,又怎么样呢?

  一天,晚饭后,女儿到胡同里跟小朋友跳“猴皮筋”去了,慕樱本著上述原则,冷静地招呼葛尊志说:“你坐下,我要好好地跟你谈一谈。”

  葛尊志正在收拾碗筷,不经意地说:“谈什么?再说吧——我先把碗洗了。”

  “你搁下,一会儿我来洗。”慕樱的表情声调令葛尊志吃了一惊,“你坐下,我觉得不能不直截了当地跟你谈谈了……”

  葛尊志坐到她对面,事到临头竟然还懵懵懂懂。

  慕樱觉得她自己心里充满了最圣洁最高尚的悟性。她平静而庄重地对葛尊志说:“我不爱你了。我曾经爱过你,我感谢你承受过我也许是过分热烈的爱,而且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为我作出的重大牺牲。可是,我现在不爱你了,一点爱情也没有了——”

  葛尊志瞪圆了眼睛。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令他目眩神昏。

  “我知道你听见了我这些话,心里一定会很痛苦。可是我要是向你隐瞒这一切,那我就是不道德的……”

  葛尊志嚷了起来:“你怎么回事?我怎么你啦?”

  慕樱冷静到残酷的地步,继续往下说:“我们都应该冷静地面对现实。现实就是这样:我不爱你了,我爱上了另一个人,非常、非常热烈地爱上了另一个人……”

  “你怎么可以?!”葛尊志仿佛被她当胸刺进了一刀,“你怎么干得出来?!你——”

  “现在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而是面对著这个事实,我们应该怎么办?……”

  葛尊志粗暴地大吼一声:“婊子!”他的脸先涨得通红,尔后变得煞白煞白,他激动地拍著桌子问:“他是谁?什么人?”

  她便冷静地告诉他,是齐壮思。她扼要地把从几年前初次接触起,她对齐壮思的爱情的萌生、发展和达到炽烈的过程,讲了一遍。

  葛尊志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他象发疟疾般浑身打颤。这几年他感觉到了她对他的情意的衰退,包括她在他怀抱中的性冷感,但是他万没有想到她是在另外爱著一位部长级干部!

  “你跟他……上过床啦?”葛尊志瞪视著慕樱,喘著粗气问。

  慕樱却从容不迫地回答说:“还没有。我甚至还没有正式向他表示。

  可是我相信他会爱我,你不要那么激动。你要懂得,我对他的爱,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爱,超出了一般的情欲,超出了生儿育女,安家过日子……“

  葛尊志不等她说完,便伸出手去,重重地打了她一记耳光,并且咬牙切齿地咒骂她:“不要脸!贱货!”

  她高姿态地冷笑著,立即站起来收拾手提箱。葛尊志突然扑在桌上痛哭失声。

  邻居们闻声赶来,乱哄哄地询问著、劝说著。慕樱觉得这些芸芸众生何足道哉,只是坐著冷笑。葛尊志被人扶著靠到沙发上,只是一阵阵咬牙,羞于如实讲出刚才所发生的事。女儿突然回到家里,看到这意外的景象,“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慕樱把女儿揽过去。当她抚摸著女儿头发时,心忽然软了下来———多亏了女儿这根线的维系,她当天没有出走。当晚她支开折叠床,睡在了厨房。第二天她委托同院的一位大妈多多看顾女儿,提著手提箱进驻了部里的医务室。

  她在生活中又一次破釜沈舟。这一次她更坚决、更果敢也更无畏。

  当晚她敲响了齐壮思的家门。齐壮思新搬进那一套住房不久。他十年前就逝去了妻子。他的大女儿一家同他合住。保姆来开的门,慕樱被直接引进了齐壮思的房间,其余的人都没有注意她——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人来找齐壮思,他们无法也无必要一一加以注意。

  齐壮思对于她的到来,略略有些吃惊。但他心里还是欢迎的。齐壮思一上任就发现慕樱调到了部机关的医务室工作,他去取过药,随便地坐著聊过十分钟、一刻钟——主要是了解她本人以及她所听到的关于部党组工作的反应,也兼及一些临时想到的话题,如窗台上的蟹爪莲为什么开得不旺?慕樱家里都养了些什么花?等等。有一回部里在外地召开一个大型的会议,他点名让慕樱带著医疗箱也去了。慕樱几乎每天都要到他住房中为他量一次血压——当然也为别的老同志量,但给他量完后,慕樱总要多坐上一会儿,他也喜欢她多坐上一会儿。他觉得她提出的一些意见、建议颇有见地;她欢欣地捕捉著他言谈话语中那些闪光的哲理……她已经如疑如醉地爱上了他。他呢?他在搞改革,他的精神承载著太重的负荷,他没有时间和精力恋爱……

  因此也就没有察觉出她那蘑菇云般升腾膨胀的爱情。

  然而齐壮思是一个七情六欲都很健全的人,他是一员 “儒将”。他的文化修养很高。那晚慕樱走进他的屋子时,他正坐在案前鉴赏邮票!

  慕樱难忘那晚陡然闪进她眼廉的镜头:微俯的头颅、浓密的灰发、宽阔的前额、斜柄长方形的放大镜、闪光的镊子、摊开的集邮册……

  他请她坐,很自然地请她看他的藏票——她才知道,他早在解放区时就集邮,直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以前,大体上没有中断过。但 “文革”中抄家时把他的集邮册也一起抄走了,粉碎了“四人帮”后他已将此事淡忘,前些天却突然辗转归还了他的四大本集邮册,这天晚上他还是第一次忙中偷闲地“重温旧梦”。

  “小慕你运气真好。你一来就赶上了眼福,”齐壮思慈蔼地对她说,“我这里有的收藏,海内外的集邮迷们都是巴不得坐飞机来望上一眼的……”

  慕樱本已觉得齐壮思代表著一个更广阔、更深邃、更丰富、更诱人的世界,在这集邮册面前,她更坚定了这样的信念:她必须进入这个世界、享用这个世界……

  她本聪慧,又有爱情作为海绵,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里,问答谈话之中,她便吸收了大量的集邮知识。

  她明白了什么叫盖销票、大全张、小本票、四联票、对开票、小型张、首日封、实际封……

  齐壮思原来藏有数张光绪四年中国第一次发行的邮票——“大龙票”,现在集邮册里没有了。显然,是检查者认为“反动”抽出销毁了……

  她很快理解了齐壮思为什么会频频叹息。

  她翻过一通以后,便懂得了什么叫专题集邮——齐壮思所列的专题真有意思,首先,有“艰辛的历程”,用一张张各个解放区的邮票,配合以解放后发行的涉及革命历程和革命圣地的邮票,展示了从太平天国起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全过程;其次,有:“壮丽山河”、“艺术瑰宝”、“体育之光”、“五彩缤纷”……

  她一页页翻著,一枚枚赏著,竟忘了所为何来。

  电话铃响了。齐壮思拿起电话,他几分钟后便回到了改革的潮峰之中,搁下电话,他问慕樱:“你来,有什么事吗?”

  “我要离婚了——”慕樱对他说。

  齐壮思不解地望著她。他进入不了情况。部里的工作人员离婚的事他不管。他只是本能地问:“为什么?”

  慕樱便直望著他,乾脆地说:“因为我不爱我丈夫了。我爱你。随你把我怎么样,反正我爱你。”

  齐壮思明显地一惊,但那只是一种受到意外干扰的反应。他依然不失其固有的沈稳与威严。慕樱爱的就是这种气魄和风度。她恨不得立即把她的嘴唇贴到他的手背——其时齐壮思那只汗毛颇重的、肥实厚重的右手正搁在案子上;他用那只手的手指敲了敲案子,冷静地望著慕樱说:“原来是这样。你回去吧。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卷入这类的事情。请你务必克制一下,不要打扰我。”

  慕樱从齐壮思家里出来以后,没有坐车,顶风一直走回了部里。

  她感激齐壮思的坦率。她理解他的处境。她并不企望他马上作出反应。

  她跟所爱的和所不爱的都说清楚了,她沈浸在一种自我道德完善的快感中。

  几天后部机关里便传开了慕樱闹离婚的事,人们到医务室来看病取药时,表情大都十分不自然。有的女同志竟不但背后戳她的脊梁骨,还当面给她冷面白眼,她却安之若素,服务态度比往常更好。

  最后她终于又一次离成了婚。她表示什么也不要。葛尊志倒主动去换房站,用他们那两间房(其中一间是葛尊志找人帮著盖起来的),换成了两处单间的房屋,她选择了现在这个四合院的那间西屋。她觉得自己又一次获得了解放,赢得了自由。

  针对单位里许多人对她的訾议,她爽性利用一家刊物组织问题讨论的机会,寄去了一篇系统地阐述她的观点的文章。她坚定地认为:婚外爱情是合理的,爱情的多变性是由爱情这种东西的本质决定的;如果爱情消失了,那么再维系婚姻关系便是虚伪,是真正地不道德;要求爱情专一,是要求 “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的陈腐观念;最严肃、最纯真、最道德的爱情,便是敢于爱自己真爱的,敢于对曾经爱过现在不爱的坦率地说出“不爱”,乐于迅速及时地脱离已经没有爱的关系;只要不是强迫性的感情关系,都是合理的,因而也都是道德的;离婚率与再婚率的上升,同居关系的公开化,不但不是“世风日下”的表现,恰恰是文明程度的提高……那篇文章被删去了一半,并显然是作为一种非正确意见“聊备一格”地刊登了出来;她因此收到了上百封读者来信,有一小半是骂她的,其余的都是声援与赞扬。

  她在那篇文章里说:“责备爱情的多变,就如同责备世界本身丰富多采一样。一个关在屋子里不出去的人,他自然只能从狭小的天地去发现可爱的物件;一旦他走出了屋子,来到了田野,他必定会发现更加可爱的东西;而一旦他从平原登上了山岗,视野进一步得到拓展,他又必定会发现更高一级的美……随著视野的扩大、选择机会的增多,人们不断升华著自己的爱情,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问题不在爱情的多变,而在对所爱的物件是否采取了胁迫的获取方式,对所不爱的妻子或丈夫是否能在尊重人格的基础上妥善地解除法律关系……”

  慕樱离婚以后,她既不回避齐壮思,也不干扰齐壮思。她知道,过不了多久,齐壮思便会离休退居第二线。经历过对独眼英雄的盲目热爱、对葛尊志的世俗情爱,她升华到了对齐壮思的超凡的精神恋爱。

  她等著他。她觉得,他其实也在等著她。

  她以积极认真的工作,蔼然可亲的态度,不计诟骂的大度,又渐渐中和了一部分人对她的厌恶。她觉得自己是一只凤凰,正在圣洁的爱情之火中涅盘。

  她开始集邮。她特别注意搜集“文革票”和新票。对“文革”前的旧票她采取慎重的态度。曾有人想以十八张一套的特S44“菊花”票,换取她搞到的一张W2“毛主席万岁”票,被她拒绝了。对方很是吃惊,因为W2 票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奇货,而凑齐一套S44“菊花”票谈何容易!她不收“菊花”票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她记得很清楚——他有。

  尽管她很少回到小院那间西屋去住,并且尽量少同院里邻居们接触,结果还是逃不过詹丽颖的纠缠。既然詹丽颖并没有读过她发表的那篇文章,也不知道她的历史,更不真正了解她的现状,她好象也不必把自己的一切向詹丽颖公开——兼之詹丽颖跟她说,嵇志满这个人是个集邮迷,他们两人至少可以有集邮方面的共同语言,谈不成物件还可以交换邮票嘛,她才勉强答应了同嵇志满见一见的安排。说实在的,她不能同詹丽颖搞得太僵,毕竟她们现在是门对门的邻居。

  詹丽颖买茶叶去了。慕樱相当内行地鉴赏著嵇志满带来的邮票,她对嵇志满带来的一套特 S15    “首都名胜票”大加赞赏,特别是嵇志满有一张异版天安门票,与一般的天安门票明显不同——它的画面上,天际有被晨光穿透的霞云。慕樱用嵇志满带来的放大镜对著那张异版天安门票看了半天。她微笑著对嵇志满说:“去年这张票的国际价格已经达到了两千五百美元。”嵇志满吃了一惊:“是呀,这一套的各张,包括一般的天安门票,始终都只是六美元一张。你也有国外出的邮票目录?你都有哪几种?”慕樱有,是她求金鹂鸣给她弄来的,金鹂鸣的弟弟已经去了美国,继承他们叔父的遗产。她微笑著告诉嵇志满:“英国特威尔和铁尔雷尔编的世界邮票目录,美国斯克托编的中国邮票目录,港版杨乃强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图鉴,我都有,所以知道一点。”嵇志满不由得油然生羡,他只有日本出版的一本,而且版本旧了一点。

  慕樱姿态优雅地继续欣赏著嵇志满的藏票,轻声曼语地议论说:“我们这样的人,集邮自然不是为了谋利;但是知道一下邮票市场的动态,倒也可以增加一点对政治经济学的领悟……”忽然她翻到了一整套C94  “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不禁怦然心动。这一套包括面值4 分的梅兰芳便装照,面值8 分的《战金山》和《游园惊梦》,面值 10 分的《霸王别姬》,面值20 分的《穆桂英挂帅》,面值22 分的《天女散花》,面值 30 分的 《生死恨》,面值 50 分的 《宇宙锋》,以及一枚面值三元的小型张 《贵妃醉酒》。慕樱清清楚楚地记得,齐壮思偏偏没有那枚小型张,并且跟她叹息过:“当年不知怎么搞得漏收了,将来离休后,一定要想方设法寻访出一枚来,哪怕忍痛用全套十五张的”牡丹“去换……”后来慕樱查过国外出的邮票目录,前两年这枚小型张在国际市场上已升值到五百美元,而全套“牡丹”也不过才一百多美元;价高还在其次,你根本就难得见到,没想到这位嵇志满却有保护得极完好的一枚……

  慕樱禁不住用放大镜对著那枚小型张出神。嵇志满从旁望去,颇有巧遇知音之感——詹丽颖也翻过他的集邮册,就全无此种内行眼光;他渐渐对慕樱生出更多的好感来,看来她这人确实不俗,知识颇为丰富,鉴赏力颇高,说话得体,举止娴雅……他开始有了进一步了解她的欲望,便问道:“您的姓氏比较少见,您祖上就姓这个慕么?”

  慕樱回过神来,敷衍地答道:“啊,不,这名字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乱取的……一时的兴致……”

  嵇志满问:“您能不能把您藏品中的精华,也让我饱饱眼福呢?”

  慕樱笑了:“光您这么一小点藏品,就把我那所有的全给扫荡了;我其实刚开始集邮不久,主要是新票,一点稀奇的没有……不过,冒昧地问一句,如果您愿出让这枚《贵妃醉酒》小型张,别人得拿什么样的票给您,您才肯呢?”

  嵇志满应声答道:“这一张我是无论如何不肯割爱的!”

  慕樱那两根细长黑亮的眉毛往上一弓,活泼地说:“如果我非要呢?”

  嵇志满望著她,楞住了。他没有想到她会有这种要求、这种态度、这种表情、这种声调……啊呀,据詹丽颖说,慕樱已经年过四十,可从她的外貌上看,顶多不过三十岁,而从她这种娇憨、妩媚的作派上看,她就活象刚刚二十几岁的女大学生!嵇志满的心乱了。难道他今天会以柳下惠的气概而来,以罗米欧的柔肠而归了么?

  慕樱两眼亮星似地,闪闪望定他,重复地以半天真半挑逗的语气问:“是呀,如果我非要呢?”

  嵇志满的心更乱了。刚才她说:“别人得拿什么样的票给您……”

  现在她重复地说:“如果我非要……”是呀,她要,性质似乎就不同了;不过,唉呀,要好好想想,如果她真地愿意跟自己好下去,那么,他们有什么必要互相交换、馈赠邮票呢?他们的藏票,归根结蒂不是会集中到一起的么?……那么,她这是索取信物的表示?她的感情,发展得岂不又太快?当然,更大的可能,她这只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一个爱开点文雅的玩笑的女人!但在生活中,遇上如此有趣的女性的机率并不高啊……嵇志满曾自认为具有 “历史的眼光”,可在这小小的现实面前,他的眼光却缺乏足够的穿透力!

  “啊,既然你那么喜欢,那,我就让给你吧——”嵇志满挺起胸,赴汤蹈火般地说。他有意没有再称她为“您”,而称了“你”。

  “真的吗?太感谢您了!”慕樱当真用镊子取出了那张《贵妃醉酒》,并且激动得声音微微打颤地说:“我当然不能白白拿走……您说吧,我是给您一套文革盖销”语录“票,还是给您一张一九四九年的纪C3A——东北地区贴用的”世界工联亚洲澳洲工会会议纪念“票?或者,您都拿走……”

  当詹丽颖拿著茶叶回来,未进家门,先隔窗窥望时,她觉得她所看到的情景,已经充分地说明———“啊哟,太好啦,一见钟情罗!”

21

  不需要排演《铸钟记》,而需要立即干点别的……

  午后的鼓楼前大街,显得格外热闹。

  这条大街,如今的正式名称是 “地安门外大街”。因为地安门早在解放初便已拆除,不成其为一个标志,而巍峨的鼓楼至今仍屹立在这条街北边,并且今后一定会当作珍贵的文物保留下去,所以,这条街其实不如还是叫“鼓楼前大街”的好。地安门的拆除是不足惜的。不熟悉旧日北京的人,也许会产生一种误会,以为地安门也是一座象天安门或者前门箭楼那样的建筑。不是的。它是一座单层的三拱门庑殿顶式的建筑,无甚特色。现在在北京的各个 “坛”——如天坛、地坛、日坛、月坛……还都保留著这种样式的门,当年的地安门只不过是比它们体积更大罢了。

  大约下午一点多钟的时候,澹台智珠出现在这条大街的最北头——也就是钟鼓楼脚下。她两眼充满一种怨怒、焦急、惶乱、迷惘交织的神情。

  昨晚丈夫李铠同她的斯闹,本已使她精疲力尽,谁想到一大早又得到了给她操京胡的老赵和司板鼓的老佟双双“叛变”的消息;她本是要在中午请包括老赵、老佟在内的整个伴奏乐队在家里吃 “团结餐”

  的,结果这一顿午饭却成了地地道道的“分裂餐”!

  濮阳荪当然是个致乱的因素。尽管这人品质不一定坏,而且今天来找她的确是出于一片好心,可也难怪李铠眼皮夹不下他。

  ……经过一番混乱,误会本已消除,十一点左右,大家围桌坐定,边吃边议:如何方能战胜澹台智珠的那位 “师姐”,让老赵和老佟 “幡然悔悟”?连李铠似乎也已经“进入情况”,理解了明晚在“萃华楼”

  “出血”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谁知濮阳荪几杯汾酒下肚,竟渐渐胡言乱语起来!……

  ……一开始,濮阳荪还只不过是语句酸腐,他想出的那个点子,倒也无妨存以备用:“咱们拉回了佟、赵二位,大家更要鼓舞起来。《木兰从军》的成绩当更巩固,《卓文君》一炮打红自不待言,此外还可再接再励,另排新戏。今天路过钟楼,倒勾起我一段回忆。鄙人当年在辅仁大学就读,辅大校址,离此不远——就在什刹海前海西边的定阜大街。什刹海前海北沿,昔日有”会贤楼“饭庄,我少不得常去随意便酌。在那饭桌之上,听得一段”铸钟娘娘“的故事,煞是动人。话说乾隆年间,重修钟楼之际,铸钟匠姓邓名金寿,有女杏花,年方二八,窈窕聪慧,侠骨香风。金寿连铸数钟,皆不理想,眼看期限将近,一筹莫展。杏花怕父亲误期获罪,奋身投炉,遂得精铜,铸出一钟,声洪音清。投炉时其父阻拦未成,只捉得绣花鞋一只。乾隆得知此事,敕封杏花为”金炉圣母“,民众遂在铸钟厂前建庙,叫她为”铸钟娘娘“。

  传说昔日每晚鸣钟时,阖城母亲尽对小儿女说:“睡吧睡吧,钟楼敲钟啦,铸钟娘娘要她那只绣花鞋啦……”智珠,你看拿这故事,编上一出《铸钟记》,你饰杏花,岂不妙哉?……“

  当时拉二胡的和弹阮的二位,不禁哄然叫好。连澹台智珠的公公也说:“确有这么一个传说。现在鼓楼西大街上,不还有铸钟胡同吗?

  鼓楼后身,还有钟库胡同。现在鼓楼后墙根下,还放著一口废弃的大铁钟,更可见那好钟非一次铸成。对了,鼓楼前大街上,后门桥往南,路东天汇大院和拐棒胡同当间,现在不还有条小小的死胡同,叫“杏花天胡同”吗?莫不是那杏花归天以后,存灵彼处?“

  澹台智珠听了,虽然觉得不无可供考虑的余地,但兴致毕竟不高。

  她淡淡地说:“说起来容易,编排起来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比如 ”杏花投炉“一场,唱腔身段谁给设计?”

  濮阳荪却兴致勃勃,他手舞足蹈地说:“唱腔你自创嘛!身段包在我的身上。这”投炉“一场,你要边唱边舞,边舞边唱,幽咽婉转,满台扑跌。啊,清朝故事,水袖难用——我倒心生一计,何不学吾师筱翠花于老板,踩跷出场?想我当年,仿吾师筱翠花于老板出演《海慧寺》,过足了踩跷之瘾,博得了满堂彩声……如今我虽人老珠黄,少不得重作冯妇——智珠,我来教你跷功,你只要拜我为师,我是毫无保留,把手传技,包你一月速成!……”

  濮阳荪说到这儿,李铠已经明显愠怒,一个人仰脖干了一杯白酒,布著血丝的双眼瞪著濮阳荪,仿佛随时都要爆发。别人都只望濮阳荪,没有发觉这个 “险情”,唯有澹台智珠仅用双眼余光一瞥,便已亮然于心。她便正色对濮阳荪说:“算了,别瞎扯了。这戏我是演不了的。你自己去演那杏花吧。”

  濮阳荪毫不知趣,仍旧滔滔不绝:“退回二十年去,我怕真还当仁不让。如今我甘拜下风,权作绿叶。你既饰那邓杏花,我便饰一穷书生,两人自然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早定姻缘,只待花烛……谁知杏花决意投炉,书生劝阻无效——呀,那”投炉“一场,可效”梁祝化蝶“,来个双人舞蹈,岂不令观众神迷心醉?……”

  李铠忽然站起来,一下子走出了房门。澹台智珠忍不住想大声唤住他——但又不能断定:他是不是仅仅出去方便一下?何况李铠这一回的动作,竟毫无声响,饭桌边的其他人,因为都被濮阳荪的高谈阔论吸引住了,暂时谁也没有发觉……

  澹台智珠咽回了对李铠的呼唤,冷冷地截断了濮阳荪的谈话,劝大家多喝一点鸡汤……

  李铠竟一去不返。连濮阳荪也觉察出气氛不对。二胡和大阮知趣地站起来道谢,濮阳荪方知自己酒后失态。他们草草地告辞而去。临出门前,濮阳荪提醒澹台智珠:“明儿个下午,一准”萃华楼“会齐,不见不散啊!”

  客人们走后,澹台智珠瘫在沙发上,仿佛不仅骨头散了架,灵魂也散了架。

  公公耐心地收拾残局,又让小竹到胡同里去找他爸爸,却并不惊动澹台智珠——既不劝她回屋靠靠,也不对她说几句宽慰的话。他知道眼前最好是让媳妇自便。澹台智珠仰靠在沙发上,微闭双目,似睡非睡,就那样呆了好久……

  当公公洗刷完全部碗筷,蹑手蹑脚地回到自己那间屋里,倚在床上歇息时,澹台智珠却忽然站了起来,她几下围好那条鹅黄色的拉毛加长大围巾,急促地走出了屋门,跑出了院子……

  她倚靠在沙发上的那段时间,大脑非但没有休息,反而好象一张同时放映著几部影片的银幕,往事今景,杂遝相叠;又如同公园中越转越快的大型电动“登月火箭”游戏机,幻化出许多“救急解危”的场面,轮番比较,莫衷一是……

  她不能坐待凋敝,她必须采取行动!

  冲到了胡同里,她忽然又闹不清自己究竟是要采取什么行动。

  李铠何在?薄幸郎!难道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去找他?真是冤家对头,管他作甚!……那么,自己刚才想到的顶顶要紧的,究竟是干什么呢?啊,对了,打电话!事不宜迟,这就去打……

  澹台智珠朝胡同里的公用电话快步走去。公用电话在一个副食代销店里,她推门进去,只见一个小夥子正打著,一个大姑娘和一个半老头正等著,便站也没站,转身出来。她走出胡同,另觅公用电话,于是不知不觉地来到了鼓楼脚下。鼓楼斜对面,鼓楼西大街路南把口的地方,立著好大好高一幅宣传画,下面写著一行脸盆那么大的字:“为了幸福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澹台智珠虽然常从那里经过,以往却从未注意过这幅宣传画,现在猛地扑入她的眼廉,使她陡然一惊…… “幸福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这对她不啻是一个辛辣的讽刺!

  她再定一定神,才发现那幅宣传画的主题不过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她苦笑了。

  “哟,这不是智珠吗?你这是到哪儿去呀!”她听见一个声音呼唤著她,偏过身一看,原来是同院的邻居海老太太。海老太太住在院内北边的西耳房中,她过继的一个孙子海西宾住院内北边的东耳房中,祖孙二人相依为命。海老太太彼时正坐著自带的小马扎,在鼓楼墙根下晒太阳。那里每到晴和的冬日午后,便有住在附近的一些老人聚在一起晒太阳。老头子居多,老太太较少,他们一般都自带坐具。有的还带著鸟笼,没有地方悬挂,便托在手中,累了,便站起来,垂下鸟笼前后晃动,原地 “遛鸟”。也有带象棋来的,棋盘往地下一铺,便俯首鏖战起来,不仅交战双方聚精会神,就是观战的,也完全忘却了身后大街上的车水马龙。更多的自然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扯闲篇,也有兴致高起来,或扬声侃侃而谈,或执意抬扛不止的。在北京的许多街道上,都有这种老人聚会的角落,类似西方的 “老人俱乐部”,或“老人公寓”中的 “公共起坐间”。他们构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也相对稳定的 “社会生态岛”。没有进入他们行列的壮年、青年、少年、儿童,虽然时常从他们的 “岛屿”边缘驶过自己的 “生命之船”,对他们却大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比如澹台智珠,就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个鼓楼根下,有著这样一个定时浮现的“人海孤岛”。

  “老人岛”上的老人,一般是不主动招惹周围人海中的过客的,即便是路经的邻居;偶尔招呼,他们也并不改变原有的姿势,用为被招呼者大都比他们辈分小。但这天海老太太却不但热情地招呼著澹台智珠,更破格地从马扎上站了起来。

  澹台智珠只得打叠起精神,勉强微笑著应答说:“海奶奶,您在这儿歇歇?”

  海老太太先不跟她对话,而是招呼一旁的一位乾瘦老头说:“老胡,这不就是澹台智珠吗?”

  那老头在海老太太招呼澹台智珠时已然从小凳上站了起来,听了这话,忙凑拢澹台智珠身前,激动地说:“咱们就住一条胡同,可难得见著你呀——又上什么新戏码呢?昨儿个我还跟 ”匣子里“听您的《木兰从军》来著,嗓音真脆!真有点子当年尚小云的味道!”

  海老太太对澹台智珠说:“这老爷子是咱们胡同7       号大院里的老胡,孩子们都管他叫胡爷爷……刚才我们扯闲篇还提到你呢……老胡当年不光听过尚老板的戏,还听过绿牡丹、芙蓉草的戏哩!都是在烟袋斜街口外头那儿听的。当年那地方叫”北城游艺园“,早先光有单弦、大鼓、相声什么的,曹宝禄、魏喜奎、王佩臣……都跟那儿唱过。王佩臣的 ”醋溜大鼓“,听著真跟吃 ”八达杏“似的……后来才有戏班子偶尔来露露。对了,于连泉于老板——筱翠花,当年也跟这儿露过;也有次一路的,象梁小鸾、黄玉华……咳呀,瞧我,一扯就扯个老远,成了 ”十八扯“了!”海老太太说话一贯虚虚实实,没准谱儿,这澹台智珠是知道的,她只 “嗯”、“哈”地敷衍著。谁知海老太太意犹未竟,又冲著胡爷爷自豪地说:“智珠在我们院最仁义了,别看是个名角儿,一点儿也不拿大(摆架子叫”拿大“,”不拿大“就是没架子。);你以后想看智珠的什么戏,甭客气,给我递个话,我去找智珠,她一准儿不驳我的面子,准有你的票!……”说到这儿又转过头来向澹台智珠:“智珠,是不是呀?”

  澹台智珠便对胡爷爷说:“您别客气,您想看就让海奶奶带话儿……您看了多给提意见!”

  胡爷爷感激几至于涕零:“哟,那可——让我怎么说好呢?算我福气,遇上好人了呗!”

  海老太太还要叨唠什么,澹台智珠忙对他们说:“我得赶著办点事儿去,改日再聊吧!您二位歇著,歇著!”

  两位老人频频向她哈腰点头:“你忙吧,忙吧!慢走,慢走!”

  澹台智珠便横穿过马路,朝前走去。她估计那二位老人一定还望著她的背影,便加快了脚步。

  这场遭遇,冲淡了澹台智珠原来的烦恼。她边走边想:自己有一天,不也会老的吗?你看海老太太如今一张脸就象核桃壳儿,瘪著个嘴说话,实在难看;可是她也一定有过二八青春,也想必有过引以自豪的年月……但今天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她只能倚仗著回忆,倚仗著从我澹台智珠身上 “借光”,才能使自己和别人确定她的价值……人生都有个从盛到衰的过程,谁能永远处在峰尖上?自己已经年过四十,还能蹦达几天?何必把眼前的事情看得那么了不起?……她又想:人老了,退出竞争了,倒也是件好事。那胡爷爷,不就是经常在胡同里翻垃圾桶、捡废纸的那个老头吗?他捡了好多年了,听说他就靠卖那捡来的废纸为生——对了,听同院詹丽颖说过,他有儿子,但儿子儿媳妇对他都不好,让他一个人住在一间只有四平方米大的小屋里;儿子屋里有电视,却不欢迎他去看,嫌他身上有味儿,只给了他一个早该淘汰的小半导体收音机,电池还得他自己掏钱买,怪不得他只听过我的唱,而没从电视上看见过我的演出呢……詹丽颖这人真活跃,其实她搬到这儿比我还晚几年,怎么就知道胡同里那么多的事儿!……

  不过,胡爷爷一到那鼓楼根下,到了老人堆中,看来也就同别的老人平起平坐;对了,刚才一瞥之中,不是看到吴局长了吗?他正跟人杀象棋呢。吴局长现在不是局长了,他离休了,就住在隔壁院里;他还当著区商业局局长时,不还来找过我,请我到他们局的先进工作者发奖会上清唱吗?后来我把整个剧组都带去了,给他们演了出《柜中缘》,那时候他主持大会,好神气啊!可现在他也加入了这个 “老头会”,跟卖过菜的、蹬过三轮的、糊过顶棚的……乃至于还捡著烂纸的胡爷爷一起晒太阳、聊天、下棋!……人生也真有意思,没长大的时候,大家都差不多,一块儿玩,一块儿闹;越往大长,差别就越显,人跟人就竞争上了;可到老了的时候,瞧,就又能差不多了,又一块儿玩,一块儿聊……

  澹台智珠这么胡思乱想著,走过了 “马凯餐厅”,走过了烟袋斜街街口,走过了百货商场,一直走到义溜胡同边上了,才猛地清醒过来——啊,我是来找公用电话的啊,怎么竟把自己火烧眉毛的事情撂一边去了!

  义溜胡同旁边,是地安门邮局的报刊杂志门市部,也兼卖供应集邮爱好者的成套邮票。澹台智珠发现自己陷在了一群青少年居多的“邮迷”中。她早听说这二年兴起了 “集邮热”,几乎每发行一套新票,人们都要抢购一通。老实人天不亮就到邮票发售处排长队,刁钻鬼想出许多种办法 “捷足先登”,竟有一买就买几十元上百元的,据说有的十几岁的中学生,也一买就至少是一个 “大全张”;跟邮局里的营业员熟识时,买零票能得著 “边票”(带印张边缘部分的邮票),“边票”当中又有什么“色谱边票”、“署名边票”、“编号边票”……也不知道都图的是什么?难道真是为了欣赏吗?为了艺术吗?看来不少人是把邮票当成了 “不会贬值的信用券”、“利息最高的储蓄单”,有的人简直就是为了倒买倒卖,从中渔利。一张刚从门里面买下的新票,一出门就能八分的卖一毛五,一毛的卖三毛——因为外面总有懒得排队而获票心切的“邮迷”。真不象话!听詹丽颖说,同院那位不常回家的慕大夫,也是个 “邮迷”呢,难道她也会拿著个集邮本儿,站到这种人群当中,从事 “现场交易”吗?想来不至于吧?她那么一个文文静静的女同志,搞医务的,怎么也迷上了邮票呢?世界上的事情,就总这么新鲜!……

  一个把头发烫得全是波浪的小夥子,凑到澹台智珠面前,??眼问:“您有”猴票“吗?出不出?……”

  澹台智珠慌忙躲开了:“我可不集邮,我是过路的!”

  她想:真讨厌!想办件事就这么难——总有人打岔!她本能地横穿过马路,来到大街东面,啊,邮局!正好——她推门走了进去。太好了!玻璃隔音间里的公用电话正好闲著,总算是吉人自有天相!

  走进隔音间,她从衣兜里掏出小小的通讯录,立即查到了她们团长家里的电话号码。

  其实她早该来打这个电话。尽管团长一贯宠著 “师姐”,毕竟他得秉公办事;倘若容忍“师姐”这种“挖墙脚”的卑劣行为,看吧,不要多久,团里肯定大乱!

  她怕占线。团长家电话十打九占,咦,这回倒一打就通了。她听见那边问:“哪一位呀?”

  她仿佛不是在打电话,而是面对著团长本人,晃著脑袋,娇嗔地说:“我呀!您连我的嗓音都听不出来了吗?我还没”塌中“哪!”

  也许是那边电话线出了毛病,团长竟一个劲儿地问:“谁?我听不真——哪一位?”

  “哟!”澹台智珠嗲声嗲气地说,“您真听不出来吗?奴家澹台智珠是也!”

  “啊啊——”对方告诉她,“你找你们团长吧?他不在呀,他出去了——我是他家里人。你晚上再来电话吧!”

  对方“夸搭”把电话挂断了。澹台智珠不觉一楞。细一想,那声音也确乎不是团长。自己竟没弄清接电话的是谁就撒上了娇!她回忆到自己刚才的声音,想象出自己刚才的贱相,蓦地脸红了。

  她曾经反省过她们——不仅她一个,包括几乎所有戏校毕业出来的女孩子们——在领导面前的这种娇态。当她们刚毕业的时候,才十九二十岁。当她们初放光华的时候,也不过二十出头,那时候在领导面前说话嗲气一点,做派佻达一点,似乎还情有可原——年纪既轻,且又是唱戏的职业……可是,很奇怪,当她们已经三十几四十岁以后,不少人却还时时不自觉地延续著这种在领导面前的撒娇做派,她本以为自己算其中较为清醒的,没曾想临到打这个电话,却把劣根性暴露无遗!呸!贱相,真是何苦!真是丢人!

  ……团长不在家,怎么办呢?……乾脆,直接给那“师姐”打个电话,她家楼下就有公用电话,自己的通讯录上有她的电话号码,直截了当地向她发出质问,看她怎么回答!

  一不作,二不休,打!她拨通了电话,让传呼者去叫 “师姐”。传呼者非要她说出她这里的电话号码,让她先挂上,等“师姐”来了再打给她,她只好照办。

  她站在电话隔音间里,等“师姐”给她回电话。时间过得真慢。

  她既盼那电话快点打来,又怕电话铃过早地响起来——即将要“短兵相接”了,她的战略战术却还没有确定!

  她听见一阵响声。偏头一看,原来是隔音间外面有人等著打电话,嫌她站在里头发呆,敲那玻璃门催她要打快打。

  她心里更加烦乱起来。她忽然悟出——“师姐”是不会给她回电话的,“师姐”哪会那么愚蠢呢?她刚才要不挂断电话,拿著话筒让传呼的人去把“师姐”叫下来,那倒还可能让“师姐”上当……现在怎么办呢?

  她盲目地翻动著通讯录,忽然,她心头一动——她立即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当她在家里仰靠在沙发上时,她也闪过这个念头:给一位著名的评论家打电话。这位评论家曾经写过关于京剧旦角表演艺术的评论,对她也有所提及,并且他们在戏曲界的一些座谈会、茶话会上多次聚谈过,对她很是关怀,很有鼓励……她想,也许到头来这位有著相当权威性的评论家,在这关键时刻能给予她宝贵的帮助?……

  电话一打就通了。评论家的女儿接的电话,说她父亲刚刚开始午睡。

  澹台智珠顾不得许多了,她恳求地说:“如果他还没睡著,劳驾你给请一下……我实实在在是有急事!”

  那女儿叫去了。评论家真是个好人,他很快便来同澹台智珠通话。

  澹台智珠激动地把整个情况讲了一遍,倾诉出了自己的全部苦恼和困惑:“……我该怎么办呢?是认倒楣,听凭团里随便再给我拨个京胡和小鼓来,凑合著演呢?还是跟那没良心的冤家争夺到底,把那老赵和老佟拢住?还是乾脆撂挑子,吹灯拔蜡?……跟您说实在的吧,出现这号情况,我认为不是偶然的。我的思想全乱了,也不知道该怎么认识!您看,我把难题出给您了,我知道您本来是只管就戏论戏,不管搭班子这些个机构问题……可我实在是没辙了,万般无奈,求您给我捋捋思路,想想辙……”

  评论家坦率地在那边说:“唉呀,这倒真是个原来没有接触过的新问题呢。现在改革之风吹遍了各个角落,你们团的这种动向,我看也是无风不起浪啊!究竟该怎么组织艺术生产?怎么既鼓励志同道合的艺术追求,又防止相互拆台?怎么既打破平均主义的 ”大锅饭“,又保证年轻的艺术家有一定的经济上的竞争能力?怎么确定合理竞争的起跑线?……确确实实都很需要仔仔细细地研究讨论!不过,澹台智珠同志,我以为你倒也不必这么苦恼,这么慌乱,更不必悲观。我以为波动一下是好事,听说你们团这些年年年亏损——”

  “可不是,”澹台智珠证实说,“年年月月要国家补贴!”

  “所以说,不搞体制改革不得了啊!”评论家对她说,“你应当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深一点。”挖墙脚“当然是不对的。”不辞而别,另上别船“确实也让人恼火。可是这种波动也恰恰说明,原来的体制是脆弱的,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当然,我一下子也还想不清楚,或者,我们当面细谈谈!”

  澹台智珠高兴而且感激,她说她巴不得现在就去拜访,评论家表示欢迎。打完电话出来,澹台智珠几乎忘记交费。

  可是,当她走出邮局,来到喧阗的街头时,她的心情又灰暗下来了。评论家的那些话语,当时听著,颇有顿开茅塞的感觉,但此刻一想到“师姐”那傲慢的嘴脸,心里又堵上了石头。改革团里的弊端,让“波动”朝著健康的方向发展,谈何容易!

  评论家住得离鼓楼很远,需要乘坐公共汽车,澹台智珠朝汽车站走去。蓦地,她想到了李铠。李铠回家了吗?如果他仍旧没有回家,会在哪里?在干什么?天哪,他会不会干出荒唐事来?小竹呢?怎么刚才跑出家来的时候,没看看小竹在不在他姥爷屋里;小竹该不会找不到爸爸,倒把自己弄丢了吧?唉,事业,生活,你们可真太沈重了,让我怎么禁受得起!

  一阵风迎面吹来。澹台智珠把围巾围得更紧。她走到了车站。

22

  一位编辑遇上了一个文学青年。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那天的《北京日报》第四版广告栏中,有这样一则广告:当天《北京日报》的读者中,大约很少有注意到这则广告的,读到而产生出一种惶恐感的,更绝无仅有——那仅有的一位,便住在我们已经相当熟悉的那个钟鼓楼附近的小四合院中。

  前面我们介绍这个四合院时,提到在前院的西边,有个用带月洞门的短墙另隔出来的小院。那小院里住著一对中年夫妇,男的叫韩一潭,是个有著三十年经验的诗歌编辑,女的叫葛萍,是个有著二十七年教龄的小学教师。他们的独生女儿韩向红已经三十岁出头,早已结婚另过,外孙子都快满五周岁了。

  由于韩一潭夫妇那住房的位置,位于这个四合院的 “死角”,且又有一道短墙将他们的居住区与其余部分隔开,加上他们生性不喜交际,所以尽管他们一结婚就住进了这个小院,却始终未与院里其他住户打成一片。一九八二年年初,住里院北屋的张奇林晚饭后翻阅《光明日报》时,看到一篇揄扬优秀编辑的文章。那篇文章里介绍到“辛勤的淘金者韩一潭”,说韩一潭每天要审阅近千首自发投诗,大都味同嚼蜡,毫无新意,但他坚持一首首认真地读下去,偶尔发现一首闪光的好诗,他便高兴得情不自禁,立即报送主编,予以扶持……有一回他刚读完一首只有十二行的好诗,便被叫走开会去了,开完会回来,他发现办公桌被好心的同事整理了一番——因为窗外的风把他满桌散乱的纸张刮到了地下,人家便为他拾起垛齐;他从那垛齐的稿堆中再寻那首好诗,怎么也找不著了,非常懊丧,有人劝他不要找了,因为来稿者不过是无名小卒,其诗文只有十二行,按编辑部规定是可以不予回音、不予退稿的;他却不能忘怀,他费时一下午,翻遍桌上、抽屉中所有的纸片,去寻觅那首小诗,竟毫无踪影……第二天,他下了更大的决心,甚至趴到地上,搜寻柜橱下面,终于从柜橱下蛛网密布的角落里,找到了那首小诗。最后那首小诗被发表了出来,给作者极大的鼓舞,在首次成功的激励下,那作者的创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又陆续发出了许多短诗,组诗,目前竟俨然成为所在省份的一颗文学新星。

  当记者问到韩一潭从这桩事中总结出什么经验时,韩一潭风趣地说:“我的经验教训是——必须去买一方镇纸,压住我桌上的每一篇稿纸,不让它们被风刮跑。”他那办公桌上,后来果真出现了一方铜制镇纸……张奇林读完有关韩一潭的报道,不禁感叹地说:“各行各业部需要韩一潭这种伯乐啊,我们局里要多几个韩一潭,事情就好办多了嘛!”

  当时他的女儿张秀藻在一旁咯咯咯地笑了:“爸,您知道吗?韩一潭就住在咱们院里!”张奇林吃了一惊:“邻居?”张秀藻笑得更凶了:“爸,您的官僚主义真够可以的!韩一潭就住咱们前边西小院里,您到现在才知道!”

  那篇报道的功效,首先是编辑部每天的诗稿暴增,而且来稿要么在信封上就写明是寄 “韩一潭同志亲收”,要么就在里面附上给韩一潭的信;其实报道见报前,韩一潭已经不看自发来稿了,编辑部新分来了两个 “工农兵学员”,自发来稿后来由他们处理——他们却聪敏地把所有附有写给“敬爱的韩老师”信件的诗稿,看也不看地都送到韩一潭的案头,用那镇纸镇住;而当韩一潭把径寄他而实在无暇过目的诗稿转给他们时,他们又总是任其积压,因为编辑部早就对作者声明了嘛—— “来稿勿寄私人,以免延误”。这话换个角度说,就是 “凡寄私人,延误勿赦”。这种情况,自然是成百上千纯朴的自发投稿者们想象不到的。

  那篇报道的功效还不止于此。报道发表后的半个月,一天傍晚,韩一潭同葛萍正在吃晚饭,忽然澹台智珠的公公把一个年轻人带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韩编辑,葛老师,你们的亲戚打东北来啦!”

  他俩朝那年轻人望去,大吃一惊——他们并无那样一位亲戚。后来他们弄清楚了,那年轻人并未自称是他们的亲戚,只是说他要找 “韩伯伯”,澹台智珠的公公看那年轻人带著行李,说话带东北口音,遂误以为他是他们家从东北来的亲戚。

  韩一潭忙撂下饭碗,迎上去问那年轻人:“你找我吗?”

  年轻人反问:“您是韩一潭韩伯伯吗?”

  韩一潭点头:“对,我就是。”

  年轻人把手里提的旅行包一撂,伸出两只手来,抓住韩一潭的右手,紧紧握住,眼里竟涌出了泪花:“韩伯伯,我可找著您了!”

  韩一潭有所憬悟,他忙问:“你从哪儿来?你找我有什么事?”

  就是一般的亲戚,见著韩一潭也不会那般亲热,年轻人弯腰拉开旅行包的拉锁,取出了一个大塑胶包来,透过包装,可以看出里头全是又大又整的干蘑菇。他把那一大口袋干蘑菇搁到饭桌上,就毕恭毕敬地招呼葛萍说:“您是师母吧?师母您受累啦!”

  葛萍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发楞。

  韩一潭心里说不出来是高兴还是恼怒,他对这事态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不由得再一连串地问:“你是文学青年吧?你是怎么找到我这来的?你从哪儿得著我家地址的?你是不是想请我给你看稿子?……”

  不一会儿也便全都弄清。他是东北一个县里的文学青年。他酷爱诗歌。他自然早就尝试著给报刊投稿,从《诗刊》和《人民日报》的副刊,到他们地区的刊物和报纸副刊,全都投过,但一首也未被刊登,并且几乎一律石沈大海……关于韩一潭的那篇报道自然给予了他极大的鼓舞,他说他读时流出了热泪——看来绝不是说谎,他感到他在 “黑暗王国”中看到了 “一线光明”,所以毅然投奔韩一潭来了。下了火车,他先找到编辑部,传达室告诉他编辑部的人这天都外出听报告去了——这也是事实;他便要求传达室的人告诉他韩一潭的家庭地址,传达室的人犹豫了好久,经不住他一再恳求,最后告诉了他,所以他现在才好不容易地找了来……

  葛萍出于一种女性的同情心,问他:“你还没吃晚饭吧?”

  他坦率地说:“找不著韩伯伯,我什么也吃不下呀。”

  葛萍便请他吃饭,菜不够了,便下厨房为他去现炒了一大碟鸡蛋。

  韩一潭请他坐到茶几边的沙发上,问他:“你带了些作品来吧?”

  那年轻人便拖过他那沈甸甸的旅行袋来,“嗤溜”一声拉开整个拉锁,从里面取出了一叠又一叠的诗稿来,一边往茶几上放,一边介绍他的创作说:“这是我的《抒情诗一百首》,这是我的组诗 《泥土的爱》,这是我的抒情长诗《天空颂》,这是我的叙事诗《草原上的普罗米修斯》的第一部,这是我的诗剧《爱琴海的波涛》……”

  全部取出以后,他那诗稿足有一尺来高。

  韩一潭望著那一尺来高的诗稿,仿佛自己被宣判了重刑,惊惶得说不出话来。

  “韩伯伯,您一定要给我审阅,给我发表!您一定要指导我,扶植我!”年轻人恳挚地呼吁著。

  葛萍端来了炒好的鸡蛋,请年轻人坐到饭桌那里去吃晚饭。年轻人并不推辞,坐过去吃了,他显然非常之饿,吃得狼吞虎咽。

  葛萍对那一尺来高的诗稿,一时倒没大注意,她对年轻人说:“你慢慢吃。不够还可以来点速食面。”又趁便问:“你北京都有什么亲戚呀?”

  年轻人边吃边答:“除了韩伯伯和您,我在北京没亲戚啊。”

  韩一潭心往下一沈,葛萍还没大明白,她又问:“那你这回是干什么来呀?出差办事吗?你住哪个招待所呢?”

  年轻人反倒露出吃惊的神色,他宣布说:“我就是找韩伯伯来的呀。

  我打算先在这儿住一个月,然后……“

  葛萍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她慌忙再问:“你有工作吗?你哪个单位的?”

  年轻人若无其事地说:“有哇。我是县农机局修建队的。我们那单位的领导全是些个”土老帽儿“,懂个啥呀?他们不支持我搞文学创作,还打击我——”

  韩一潭忍不住跟上去问:“你来北京,跟单位里请假了吗?”

  年轻人把嘴一撇:“请假?我根本不”勒“(理)他们!”

  葛萍著起急来:“你这怎么行呢?你这不成了”盲流“了吗?”

  年轻人吃完最后一口饭,用手背抹抹嘴唇说:“我不发表出作品来,绝不回去!”

  韩一潭心里长毛,一时不知该怎么把这位闯入者打发出去。

  葛萍又问:“你家里知道你来北京的事吗?”

  年轻人说:“咋不知道。我吵了一架才出来的。”

  葛萍责备他说:“你怎么能这样?你爸你妈现在该多著急啊!”

  年轻人笑了:“我爸我妈?我爸我妈早就没啦!”

  葛萍愕然:“那你跟家里什么人吵?”

  年轻人忽然激动起来:“跟谁?跟我老婆!她是个庸俗不堪的小市民!对诗歌简直一窍不通!诗盲!典型的诗盲!我跟她现在完完全全没有一丝一毫的共同语言!我早就提出来跟她离婚,她死不答应,简直是我的一副镣铐!韩伯伯,您想想,带著镣铐跳舞,该有多难?我写出这些诗来,容易吗?每一行,每一字,都是我红玛瑙般的血、白铱金般的汗啊!现在我算痛快了,让她在那发散著酸白菜气息的小窝里哭泣吧!”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葛萍连连摇头:“啧啧啧……你怎么能这样!你们有了孩子啦吧?”

  年轻人昂起下巴:“孩子?谁是我的孩子?”说著朝茶几上一尺来高的诗稿一指:“这才是我的孩子!她也给我生了一个女儿,那是肉,我要的是灵——是诗!我后悔当年不该结婚,不该要所谓的孩子。从文学史上看,多少诗人因为结婚形成悲剧啊,普希金,陆游……我一定要砸烂那世俗的镣铐,做一个插翅飞翔的自由自在的缪斯!……”

  韩一潭、葛萍面面相觑。这一对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知识份子,在家中还没遇上过如此棘手的局面。

  韩一潭只好冒著惹怒对方、招来不测的风险,严肃到紧张地步地说:“年轻人,你这种不跟单位请假就擅离职守的行为,我们不能支持。

  你应当赶快回去。我们屋子很小,而且我们也不留人住宿,所以,你今晚还是另找地方去住吧——我们附近有个鑫园浴池,晚上接待过夜的旅客,你如果钱不够,我们可以负担。你最好明天一早就坐火车回去——“

  那年轻人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能相信自己的处境,他瞪圆了眼睛,气冲冲地问韩一潭:“你是韩一潭?!”

  韩一潭楞了一楞:“怎么了?”

  “你原来是这么个人!”年轻人气愤地说,“报上把你吹成一朵花!

  原来你这么粪(假货,不中用的意思。)!什么伯乐!什么“沙里淘金不惮烦”!骗人!伪君子!“他确实感到上当受骗了,这个世界,怎么充满了如此多的陷阱!他激动地拍著桌子说:”这是怎么搞的?如果你们根本不想发现千里马,那干什么登那狗屁文章骗人?!“

  葛萍吓坏了。她觉得家里来了个精神病患者。她家从来是安谧、宁静的。她家从无逸出常轨的事。今天怎么竟出现了这种局面!

  韩一潭很狼狈,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眼前这位年轻人从???说起。他一时竟口吃起来:“你你你怎么这样不冷静!你冷冷冷静一点!

  你应该懂得,文学创作并不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无论如何,你不应擅离职守,抛弃家室,这么样地跑到北京来……而且,就算你有的作品达到发表水平,也不可能马上给你刊登出来。你知道吗,一般的文学刊物,周期都是很长的,拿月刊来说,现在是三月,这一期一月里就把稿子发到工厂去了;这一期印出来的时候,四月那一期已经看校样了,五月的那一期稿子已经发去排字了,六月的大体上已经编好了,七月的已经开始著手编了……你的稿子以最快的速度录用,编进六月那一期的可能性也不大,恐怕最早也要七月那一期才能刊用了;你看,即使能用,最快也还要等三、四个月,你难道真地就在北京那么等著吗?如果要印成诗集,出单本的长诗,那至少要等一年以上才能见书……这还说的是马上录用,如果你达不到水平,那就等多久也没用……你还是回去吧!“

  年轻人万万没想到他所面临的世界是这般冷酷,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但他丝毫不减自信,他宣誓般地说:“我选择的这条道路,我走定了!三、四个月怕什么?一年两年怕什么?我就是不发出作品不罢休!我向诗坛宣战!不登上诗坛,我死不瞑目!”

  韩一潭目瞪口呆,不由问:“那你怎么生活呢?在北京你住哪儿呢?钱花完了你拿什么吃饭呢?何况北京市也不允许”盲流“的人在这里呆著不走……”

  “怎么生活?”年轻人突然爆发出一阵轻蔑的笑声,“我来找”辛勤的淘金者“,我以为他关心的是金子,闹半天他满脑子庸俗的垃圾——”怎么生活?“对于诗人来说,除了作诗,还有什么生活可言呢?

  我宁愿流浪街头,拣香烟盒子当纸,拣火柴棍当笔,也要写诗。我是决不再回那个让我想起来就作呕的单位,再不进那个充满酸白菜气味的小窝了!啊啊啊——你别再问我,我告诉你吧,我能在北京生活下去,我知道你所说的那个生活的意思——你的意思不就是挣钱吗?在你们看来,挣钱,吃饭就是生活;那么,好,我告诉你,我会理发,我可以买一套理发的工具——那点钱我还有,我每天到自由市场去,给那些摆摊的农民理发,我不但能挣出吃饭的钱来,我还能挣出买稿纸的钱来的。韩编辑!你别那么看著我,我不会向你借钱的!告诉你吧,没有你,我照样能发表作品,能出名,咱们走著瞧吧!“

  局面僵在了那里。韩一潭毕竟心软,他望望那一尺来高的诗稿,叹口气说:“你既然找到我这里来了,我就挑著看看吧——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水平,而且,文学这个东西,又尤其是诗,究竟怎么算好,怎么算坏,其实是很难说的……另外,希望你一定谅解我,你拿来这么多诗,我实在是无法一一拜读的。我每天都要上班,编辑部里做不完的事,常常还要带回家里,用业余时间做……”

  年轻人看韩一潭拿起了他的诗稿,打算看,气平了一点,便说:“行行行,您忙,我谅解。您挑著看看吧!”

  韩一潭摘下眼镜,凑拢年轻人的稿子,仔细一看,心里不禁一动。

  那叠稿子装订得极其工美,光封面上的美术字标题就一定耗费了不少精力,里面的诗一行行全用印刷体书写,一点涂改也没有。的的确确,那诗稿凝聚著年轻人 “红玛瑙般的血”和 “白铱金般的汗”。但是他首先读到的那个诗剧《爱琴海的波涛》,“序诗”的一开头四行就让他莫名其妙:当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把凯撒大将从睡梦中惊醒,当飘忽、氤氲、靉叇的狂飙,把爱琴海从摇篮中震惊……

  韩一潭不禁皱眉对年轻人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写呢?罗马大将凯撒,是纪元前的人物,而巴黎圣母院好象是纪元后十二世纪才有的,前后差了一千多年,那钟声怎么可能听见?更何况一个在西欧,一个在南欧……既然”飘忽“,怎么可能是”狂飙“?而且,”氤氲“、”靉叇“这些词太生僻,更不必堆砌……”

  年轻人不以为然:“我写的是诗,又不是历史,又不是中学的作文考卷,我怎么不能这样抒发我的感情?”

  韩一潭放下这一叠,取出另一叠,一边说:“写诗,也要从你熟悉的生活出发,你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一个县城,何必非去写希腊、罗马呢?”

  年轻人忙指著他手里的那一叠说:“这就是写我熟悉的生活嘛,我在内蒙插过队!”

  韩一潭一看,这回是叙事长诗 《草原上的普罗米修斯》。前面是长诗的目录,第一章是 “月夜的维纳斯”,第二章是 “山谷中的阿波罗”,第三章是 “毡房中的安娜·卡列尼娜”,而第四章竟是 “马背上的阿童木”!他没敢把目录看完,更不敢往里翻——他过目的荒唐之作多矣,但这位年轻人的大作,真可谓“更向荒唐演大荒”!

  “韩伯伯,”年轻人对他恢复了尊称,期望地盯住他,恳求地说,“您给提出不足之处吧,意见越尖锐越好!”

  韩一潭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他只好搁回这一叠,再抽出那最底下的一叠来,这回的这一叠是 《抒情诗一百首》,他随便翻到一页,阿弥陀佛,这回总算摆脱了洋神洋人的纠缠,诗句颇为晓顺流畅……但是,啊呀,怎么似曾相识?头两句好象是李瑛的,中间几句好象是艾青的,末尾两句又好象是舒婷的……

  正当韩一潭一筹莫展时,葛萍和詹丽颖进屋来了。葛萍感到事情不对头以后,便盘算著怎么对才能打发走这个半疯的文学青年。去报告派出所,似乎还不值当,找居委会,恐怕一时又说不清,想来想去,还是只得求邻居协助;但全院除了收房租水电费而来他们家串过门的,似乎仅有詹丽颖一人。于是,当年轻人还在发泄他的不满时,葛萍便溜出了屋子,去找詹丽颖,求她来想法子把那年轻人打发掉。詹丽颖一听葛萍的描述,立即甩著大嗓门说:“这还得了?一分钟也不能让他在你们那里呆下去!你们太善良了,你们准知道他就是个写诗的吗?

  现在什么怪事没有!搞不好他是个诈骗犯、抢劫犯、流窜犯!你们一对书生,他要真的下手作案,你们手无缚鸡之力,岂不遭殃!走!我去帮你们轰走他!“说著便站起来随同葛萍直奔他们家。

  詹丽颖一进屋,还没把那年轻人打量清楚,便粗声大气地说:“嘿!

  小夥子,你哪来的?这么晚了,原来根本不认识,你怎么能总在这儿呆著?你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首都北京,治安是抓得最紧的。行啦,你快走吧,要不,等派出所民警来了,那你可就想走也走不了啦!“

  年轻人被詹丽颖的气派镇慑住了。他也搞不清她是什么人,见她那阵式,只感到恐慌。于是他便主动把所有诗稿都放回他那只旅行包,拉上拉锁,气急败坏地说:“我走我走,我现在总算知道北京,知道诗坛,知道所谓的 ”淘金者“是什么玩意了!”他一跺脚,很快地出了屋,并且出了院。

  韩一潭、葛萍还没回过劲来时,詹丽颖却自得其乐地拊掌哈哈大笑起来。

  从这以后,韩一潭回到家中,一听见脚步声朝他家那个小偏院走来,便如同惊弓之鸟。他嘱告单位传达室的同志,务必不要再把他家的地址,随便告诉来访的人。甚至每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他也变得敏感而紧张,常常通话好一阵了,确证对方的身份并非文学青年,这才承认自己就是韩一潭。

  再过一阵,他开始接到骂他的信。来信的文学青年质问他为什么不但不给回信,而且还“贪污”了他们的诗稿?其实他一开始是尽量回信的,但后来回不胜回,即使他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吃不睡不做任何别的事,他也回不完每天接到的雪片般的来信。开头凡寄给他个人的诗稿,他都自费给作者寄回,后来形势发展到他实在无力负担,如果一律自费退回,那他每月的伙食费全部用上也还不够。后来他把寄给他私人的诗稿也混在编辑部的退稿中,由公家 “邮资总付”,尽管编辑部里并没有人发出微词,他自己却总觉得不好意思;再以后,他才任寄给他个人的信稿积压起来,结果就招来了怨恨和辱骂。

  记者又一次来找他,说要专为他写篇 “淘金者续篇”,把他吓坏了。

  他哀求那位记者万万不要再给他增添烦恼和恐惧。

  到了秋天以后,寄到编辑部让他“亲收”的稿件和附有写给“敬爱的韩老师”信件的稿件,才渐渐少了起来。

  有一个星期天,女儿女婿带了外孙子来,大家聚餐,葛萍烧出的一盘菜很受欢迎,女儿挟起菜里的大蘑菇问:“妈,这蘑菇哪儿买的,真好!”葛萍说:“咳,春天那会儿,一个年轻的诗歌作者硬搁在咱们家的……”

  韩一潭一听,只觉得嗓子眼里发噎,他埋怨道:“原来你让我们吃的是这个——我怎么能收他的东西!”

  葛萍辩解说:“谁愿意要他的东西呀!那天他走的时候,咱们不是都忘了把这包蘑菇退还给他了吗?他走了以后,我把这包蘑菇往碗柜里一扔,后来简直忘得一乾二净,前几天收拾碗柜,才又发现。我倒也想过,该给他退回去,可他地址呢,你记得吗?我总不能把它扔了吧,上好的蘑菇,扔了让邻居发现,不得说咱们家抽疯?再说,确实是他自愿送的,你毕竟也还给他看了几首诗,提了点意见嘛……”

  韩一潭摇头说:“你当教师的人,怎么说出这么没原则的话来?看过人家的诗,提过意见,就该受礼吗?何况他那个人根本不正常,无论如何你不该让我们吃他这蘑菇的……”

  葛萍心想自己操劳半天,好容易烧出这么个菜来,却遭此批评,实在扫兴,便赌气地说:“你坚持原则,你别吃!”

  女儿便插话说:“爸,你行了!你坚持原则,我见识过!你就一辈子那么坚持原则吧!”说完挟了一个蘑菇,喂到儿子嘴中:“来,吃蘑菇!蘑菇好吃!”

  女儿的脸色很难看。韩一潭低下头,心里发堵。他的脸不由得变成了猪肝般颜色。

  “你坚持原则,我见识过!”女儿这话,象锥子一样刺伤了他的灵魂。

  ……那是一九六八年。女儿十七岁,临高中毕业,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在那“红色风暴”之中,他们一家三口全部迷迷瞪瞪。韩一潭诚惶诚恐,唯求自保。葛萍庆幸自己教的只是一、二年级的学生,免受五、六年级学生的胡闹式“冲击”。女儿不是“红卫兵”,却也还算不上“黑崽子”,又不敢当“逍遥派”,每天到学校里去参加运动,完全是随波逐流。但毕竟年轻幼稚,“近朱者则言赤,近墨者则道黑”……

  有一天中午,女儿回到家中,大家围桌吃饭时,忽然散布了一些听来的关于江青的传闻和坏话。韩一潭和葛萍都吓坏了,两人异口同声,严厉地斥责了女儿一番,弄得三个人全部没吃饭就丧失了食欲。葛萍那天要参加一个区里的批斗会,提前走了,剩下韩一潭和女儿两人。

  韩一潭不知怎么的,心里越想越发毛。那时候他家隔壁住的还不是澹台智珠一家,而是一个工厂里的“造反派”头头,韩一潭总觉得女儿的 “恶攻”一定已被隔壁听去。况且他心里也确实感到女儿的 “恶攻”

  罪孽深重,万万不能容忍。他想出路只有一条——争取“坦白从宽”。

  于是乎……他竟带著哭哭啼啼的女儿,去到派出所“自首”!

  现在连他回想起来,也觉得简直不象人世间能有的事!倘若这事发生在别人身上,如今写成小说,写成叙事诗,写成回忆录,把稿子交给他看,他一定会提出意见,“请不要胡编乱造!你这情节缺乏合理性!”

  然而,那竟的的确确是真的!

  而且,还有更其令人难以相信的细节——他是骑著自行车,把女儿驮在车后,去到派出所的。他骑著车,女儿坐在后头!他为什么要骑车去?为的是快一点到达派出所?快一点葬送女儿?女儿当时怎么不逃走?怎么竟顺从地坐到了车架子上?怎么虽然呜呜咽咽感到万分委屈,却又跟他一起到了那派出所?

  一九六八年。记住那一年。确确实实出现了那么一件极其怪诞、极其荒谬的事。他,和他亲生的、唯一的女儿。那一年他已经三十九岁,而女儿才刚刚十七。

  那时候的派出所是什么状况?一百个派出所可能出现一百种状况。“砸烂公检法”嘛。原有的政策可以完全抛到一边。他的女儿进入派出所以后,会是什么命运?从逮捕法办到交给革命群众 “游斗”,从被活活打死到被迫自尽,全都可能!当然,韩一潭把女儿主动送去,心里想的确实是哀求 “从宽”,能不能训斥一顿便罢?能不能开一两次批判会便放她“过关”?能不能只是“文斗”而不要“武斗”?……

  真象做梦一样。偏他们去的那个派出所里净是好人。当时派出所似乎军管了。在一间接待室里,有两个穿军装的人。他们不动声色地听完满头流汗的父亲那语无伦次的 “自首”,不动声色地望著抖成一团的犯有“恶攻”罪的女儿,最后竟连一句训斥也没有,只是互相对望了一眼以后,一前一后地说:“行啦行啦,回去吧,回去吧,以后注意就行啦!”“去吧去吧,别来啦,别来啦!”

  事情出乎韩一潭意料,就那么了结了。他再用自行车把女儿驮回了家中。他望著与邻居相隔的那一堵墙壁,心里踏实了许多。女儿却哭得喘不过气来,她到这时才体会到刚才所发生的一切所包含著的凶险。她之所以得以逢凶化吉,完完全全是出于一种不近当时情理的偶然。

  从此女儿对韩一潭失却了敬爱。而且这种感情与年龄的增长恰成正比。早在“四人帮”倒台前韩一潭就恳求过女儿的宽恕,女儿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宽宥了他,但要想使女儿象对母亲那样地对他微笑、注目、说话、扶持……却不再可能了。甚至当他五十岁那年因病住院,女儿来医院探望时,也只是例行公事般地问问他:“好点吗?吃什么药?打什么针?伙食还好吗?”全无一点亲热感,就仿佛她是受什么人委托,而不得不来应付差事的一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

  大悲哀。这种大悲哀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体味到。这是由他的生活道路所决定的。

  他一九二九年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他父亲是个沈浸在往昔的“故都春梦”之中,而实际上却“劫后桃花”般凋敝沈沦的小职员;祖父一死,大家庭分崩离析,父亲更其潦倒——因此他高中未及毕业,便去当了一名文书。解放后,他报考了华北革命大学,那实际上是个短训班性质的学校。当时各行各业急需干部,“革大”及时地把各种各样的干部输送到有关的部门,韩一潭被分配来当了一名编辑。

  他一当便是三十年,编辑部的头头换了好几茬儿,他却在历次的“改朝换代”中都被留用了下来。

  他成了编辑部里资历最深的编辑,主要的原因,在于温驯。听命于领导,一丝不苟地照办,开头似乎还不过是出于他的天性;后来,经过目睹一个个“带刺儿的”、“搞独创”的同事在政治运动中被打下去,他的驯顺无争更大程度是基于人生经验的宝贵积累。领导要发配合“三反”、“五反”的诗,他便去挑这方面的诗;领导急需补发几首配合“肃反”的诗,他便连夜去组稿,并且不仅组来了诗,还组来了相应的漫画;领导说可以根据上面的精神,显示一下他们“鸣放”的姿态,他便挑出几首颇具“大鸣大放”气派的来稿,请领导审处;领导说现在要 “吹响”反右“的号角了”,他便很快组来了 “反右”的 “阶梯诗”;领导说该赶快出一个“大跃进民歌专辑”,他便一口气读了六千首,精选出三十首;后来到了 “三年困难时期”,领导说现在大家生活艰苦,诗歌无妨轻松一点,他便组编了《夏夜圆舞曲》、《欢快的溪流》、《红叶,红叶,你真美》、《山村闻笛》……等一批颇让读者眼目一新的短诗、组诗,有的还被作曲家谱曲,广泛流布;再后来领导说“不能任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泛滥了”,他便退回上述诗歌作者的无数来稿,写信恳劝他们 “跟上时代的步伐”,于是他又发现了一批更新的作者,发表了他们一系列的“革命化”作品;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整个编辑部彻底垮台前夕,他还编发了一首工人业余作者所写的《铁帚横扫 “三家村”》。经过两年左右的 “斗、批、改”,三年左右的 “干校”生活,一九七三年编辑部一恢复,新领导首批调回的老编辑里,便有他在内。为什么?除了知道他好使用外,也看重他对情况的熟悉——某个作者是怎么个来历,过去曾出现过哪些作品,引起过何种反应,编辑部遇到某种情况过去是怎么处理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领导只要提出,他便可以立即答复,犹如一具活的资料库。从那以后到一九七八年,他编的诗歌从内容上看,可以说几乎在不断地拐直角:抒发“同党内走资派斗争到底”的“战斗豪情”;颂扬工人民兵在“四·五”

  事件中“打得好”;讴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来就是好”;鼓吹 “亿万人民奋起反击 ”右倾翻案风“”;欢呼 “大快人心事,粉碎 ”四人帮“”;“缅怀革命老前辈,丰功伟绩永不忘”;在“四·五精神”的召唤下,展望光辉灿烂的未来;为“十来个大庆”而“百灵般欢唱”,宣布 “”凡是“,这不是唯物论者的语言”;欢唱 “喜迎 ”老包“到垄头”:隆重推出《爱富歌》……

  主编更叠,人事沧桑,有的撤职流放,有的抱惭而退,有的去而不返,有的转一圈却又回来……周围的同事也常常来来去去,然而总有那么几个老编辑 “江流石不转”,长满青苔般地锈在那里,韩一潭便是其中之一。

  除了听话,驯服,可充 “活资料库”,他业务上内行、熟稔,也是公认的。说句公道话,他是颇具艺术眼光的。同一内容的诗歌,他总能精筛细选,严格地淘汰掉那些缺乏艺术气息的,辛苦地淘沥出那些艺术性较高的;并且极善于加工,有时让他缩一句、换一字,便立奏点铁成金的奇效,作者佩服,主编满意,他自己也引以自豪。

  但是他自己却从不写诗。他甘当一个实实在在的编辑。对于那些当著编辑,却醉心于写诗,想把编辑这个岗位当块跳板,伺机跳入专业诗人圈子的同事,他内心里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可以容忍猫头鹰,容忍豚鼠,却不能容忍蝙蝠。

  不知不觉之中,他已两鬓苍苍。“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他已经习惯了一种恬淡平和、有所遵循的生活。过去他自然也有过惶恐,有过游移,有过失落感,但那都只是暂时的。比如“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的头两个月,忽而“造反派”“揭竿而起”,昔日的领导威风扫地,令他不知该皈依 “叛军”还是该奋起 “保皇”;忽而又进驻了“工作队”,使他庆幸自己未随“游鱼”也未近“走资派”;忽而“工作队”又被押上了批斗台而 “造反派”又 “一分为二”,你砸我打,惊心动魄……但好在这一切都不过有如疾风过境,很快形势也就明朗:“中央文革”是最高权威,紧跟“两报一刊社论”便无差池,他觉得自己又有所遵循了,便兢兢业业地当起“顺民”来。那一时期他所订阅的《红旗》杂志上,划满了他悉心捧读留下的一道道红线……

  不知怎么搞的,这几年他内心里却又浮起了惶恐和失落感,冷静想来,实在是因为这几年涌现在他眼前的斑驳世态,撞击著他心扉的汹涌思潮,令他实在应接不暇,难以消化,而又无所遵循……

  一个年龄既轻、资历既浅的作者,居然可以出版《×××选集》,而且在扉页上登出照片、手迹,这是“文革”前所不可想像的,当年知名如秦牧、杨沫、郭小川、杜鹏程……谁能这样出书呢?哪里印过他们的照片呢?并且,这种年、资两匮的作者,居然还被各地请来请去,坐飞机,住宾馆,发表演说,游山逛水,甚而派往国外,扬名他洲……入情吗?合理吗?

  答录机,流行曲,李谷一,苏小明;喇叭裤,登山褛;男高跟,披肩发;铁臂阿童木,银耳珍珠霜;白兰牌洗衣机,雪花牌电冰箱;“我是日立宝宝”,“领导世界新潮流”;“胡风同志作了书面发言”,《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选》;落地式定时十六寸电风扇,梅花形淡红色镶花大吊灯,大型明星 “美人头”挂历,精印法国印象派画家画集;“万元户”买汽车,“个体户”雇工人;梅花鹤翔桩,海灯二指禅;“深圳最新豪华住宅——高嘉花园——即日开始发售……可迁移内地亲属入住……”,“Fm 屋奇应丸——主要成分:人参、牛黄、麝香、熊胆——功效卓著,群众信赖……香港付款,内地取货……”唉,真是“资讯大爆炸”,可让韩一潭如何禁受得起!什么对?什么错?什么好?什么坏?什么只能一时?什么能够长久?什么沾而无碍?什么务必远离?

  天下从此多事。韩一潭从此多忧。而对这种世态,夜深人静时,辗转反侧中,他心头竟时时泛起一种酽酽的怀旧情绪……

  可是生活毕竟还是安定的,而且他家同别的家庭一样,近一二年也开始走向了 “电气化”。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那天下午,当他坐在沙发上翻阅当天的《北京日报》时,他的爱人葛萍便在厨房中开动洗衣机洗衣服。洗衣机开动后的声响固然大了一点,但听来也还是愉快的。葛萍开了洗衣机,回到屋中,坐到案前批改学生的作文,心情也颇为怡悦。

  韩一潭读报读到了广告栏中的那一则 “寻人启事”,不由惶惑起来——又是一个东北青年,“离家赴京并带大量自写诗稿”,奔谁而来?

  真令人不寒而栗。

  他不禁呼唤爱人,“葛萍,糟糕,咱们一定得注意——”

  葛萍只顾批改作文,并不搭理他。

  韩一潭便大声地读出那“寻人启事”来,把其中最富威胁性的句子,重复了两遍。

  葛萍这下紧张了:“是么?怎么好呢?这回,咱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进到屋里!”

  “是呀,是呀,”韩一潭说,“他要再拿出蘑菇什么的,咱们一定要马上退还他,坚决不能让他往咱们桌子上搁!往窗台上搁也不行!”

  两个人议论了一阵,有备无患,以逸待劳,总算渐渐松弛了下来。

  葛萍改出了三四本作文,韩一潭连当晚东铁匠营俱乐部由中国评剧院一团戴月琴、李德琪主演《狐仙小翠》的广告也浏览到了,厨房中的洗衣机也停了下来。这时,忽然有人用手指敲著他们屋门上的玻璃。

  两口子不由得惊悚地朝门外望去,依稀是个男子汉的身影,心里便一齐发出悲鸣:“糟糕!果然来了!”

  可怎么办呢?

23

  一个小流氓朝钟鼓楼下走来。凶多吉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许多成年人来说,仿佛不过是昨天的事。由于这场长达十年的动乱扭转,切断了大量过去正在发展中的事态,所以,当动乱过去,人们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接续以往的线索时,往往不得不把这十年暂时当作一个空白,就仿佛时间到了一九六六年夏天突然冻结,而到了一九七六年秋天,才又复苏似的。前几年报纸上时常把实际早已超过三十五岁、乃至逼近五十岁的作家称作 “青年作家”,便是一例,因为人们——包括他们自己——都觉得他们的实际生命,需要从实际年龄中扣除掉一个“十”。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出生的人,到一九八二年却已经整整十六岁,并且经历了他个人生活史中的幼年、童年、少年等阶段,而开始向青年时代演进。他们静悄悄地生长著。

  现在那其中的一个,便在鼓楼前的大街上从南朝北走。

  他的名字叫姚向东。和他同龄的人之中,有许许多多的向东,卫东,立东,颂东(还有卫彪、学青之类,不过都迅即改掉了)……在他们上幼稚园的时候,阿姨教给他们 “打倒叛徒内奸大工贼”的歌谣;在他们小学快毕业的时候,老师又给他们讲刘少奇爷爷的丰功伟绩。

  在 “开门办学”的日子里,他们参加 “迈社会主义步,堵资本主义路”

  的活动,老师为提高他们的觉悟,组织他们看电影 《青松岭》,回来开会批判电影中那个搞 “自搂”的钱广;而在初中毕业的前夕,“分数挂帅”的浪潮汹涌澎湃,老师为了让他们尽可能考上 “重点高中”,锻炼作文的能力,又组织他们看了电影 《柳暗花明》,回来写观后感,批判极左路线对农民合理愿望的粗暴践踏……原来社会向他们灌输 “爱情”

  和 “金钱”是羞耻的观念;如今社会上充斥著无处不见的 “爱情”,并且通过对“万元户”的宣传,使他们懂得了钱越多越光荣的道理……

  小小的年龄,贫乏的经验,尚未发育完全的中枢神经系统,承受如此巨大的、频密的、戏剧性的大转折,他们会产生一些什么问题,出现一些什么心态,导致一些什么后果?似乎我们的教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一时都还来不及进行细致的专题研究。在我们的社会生态群落中,不管你对他们这一茬人忽视还是重视,反正他们无止息地生长著、活动著。

  话说姚向东穿著一件米黄色的羽绒登山服,双手插在登山服的斜兜里,咽著唾沫,百无聊赖地从南往北走。

  他是被从家里轰出来的。起因,便是他穿在身上的那件登山服。

  姚向东的父亲,六十年代末从部队转业到区级机关当保卫干部,对姚向东一向是管束得很严的。在姚向东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向他灌输著“长大参军当兵”的意识;母亲是机关的打字员,自然也盼著姚向东快快长大,快快入伍,她为姚向东缝制了仿国防绿的小军装,衣领上还缀以红布仿制的领章,自然还有小小的军帽,帽子上别著真正的红五星帽徽——是姚向东父亲从老战友那里,特意为儿子要来的。

  一直到十来岁左右,姚向东内心里充盈著这样的优越感、自豪感和自信心——“我爸当过解放军,我长大了也要当解放军!我爸有的是老战友,只要我长大,我爸一句话,我就能当上兵!”

  姚向东刚上小学的时候,放学的路上,遇见过小流氓抢帽子的场面——一个戴著国防绿军帽的中学生在人行道上走著,突然一个小夥子骑著车飞快地窜来,经过那中学生身边的一瞬间,伸手抓走了他头上的绿军帽;中学生叫喊时,骑车的人已然拐进了前面的街巷中,不见踪影。这惊心动魄的场面,即使姚向东隐隐觉得抢帽子的人真 “盖”

  (“盖”、“盖了”、“盖帽”、“盖了帽啦”,都是了不起的意思。),又使他进一步意识到一切与“国防绿”有关的东西的珍贵。

  可是姚向东上到小学四年级以后,周围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流氓们不再抢国防绿军帽了,并且中学生们也都渐渐不以穿绿军制服、戴绿军帽为时髦。少年儿童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流行穿一身蓝——蓝制服、蓝裤子,配一双雪白的球鞋,仿佛那便是“帅”

  字的体现。冬天,开始时兴戴栽绒帽子,穿皮茄克——没有真皮的,人造革的也凑合。小流氓们又抢开了栽绒帽子。又一个冬天,栽绒帽子过时了,剪羊绒帽子方兴未艾,小流氓们的抢劫目标又一次转换。

  到一九八二年的这个冬天,登山服开始流行。似乎再没有人盼望著参军当兵。功课上有点希望的,盼望著考上大学。象姚向东这号小学毕业后没能考上重点中学,初中毕业后又没能考上重点高中,而功课又越来越差的少年,既不再艳羡入伍当兵,考大学又明摆著毫无希望,毕业后更势必要待业家中,心中便不免茫茫然,没著没落。

  对于儿子的管教,姚向东父母倒也一直没有放松,尤其是父亲,见到儿子不争气的表现,除了一顿急风暴雨般训斥,气急之时,甚至脱下鞋子,用鞋底乱抽乱打——往往要做母亲的一边遮拦,一边哭喊,方才罢休。教子无效,方法不妥固然是一个因素,而本身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的不理解不适应,牢骚满腹,苦闷难遣,当著儿子讲怪话,却又不许儿子说怪话;儿子提出问题,回答不了,便拿儿子撒气;对儿子讲的道理越来越抽象、乾瘪……是令儿子不服管教的更主要的因素。儿子在父母的面前,渐渐变得虚伪。

  姚向东所在的那个学校,是所“非重点”中学,老师们——尤其是班主任——工作还是相当努力的。一方面,他们花大力气把一部分尚有学习积极性的学生调动起来,让这些学生在题海中苦航,争取能爆出冷门——考上大学,既为学生们自己争气,也为学校争光,倘若这样的学生逐年增多,那么,他们这所中学便有希望进入“重点”的行列;另一方面,他们也想尽各种办法把姚向东这号的“后进生”管束起来,让他们在校内不至于吵闹,在校外不至于被派出所拘留。不过,由于教育从来不是万能的,而他们对姚向东这号学生的管教又未免失之于粗糙,姚向东在老师们面前,也渐渐变得虚伪。

  这天中午,临到吃饭的时候,姚向东母亲才发现,儿子身上穿的那件登山服,并不是她给他买的那件Em 纶棉的,而俨然是羽绒的——尽管颜色很相近,衣兜和风帽的样式也相差不多。她不禁问道:“怎么回事?你这衣服哪儿来的?”

  姚向东满不在乎地说:“跟同学换著穿的。”

  母亲训斥说:“哪有换著穿的道理?人家这件是羽绒的,比你那个贵上一半,你给人家穿坏了,咱们怎么个赔法?你那件 Em 纶棉的穿著不是一样暖和?干嘛非追求时髦?”

  偏这时候姚向东父亲从里屋走了出来,一听,一看,不禁怒火中烧,姚向东原有一件棉袄,是用父亲过去的军棉袄拆洗改做的,姚向东套著蓝制服穿了几天,便吵著要换件登山服,说什么:“现在谁穿这样的破棉袄?我们同学个个都有登山服!”当时虽然生气,倒也没有发作。确实,如今中小学生穿登山服的很多,家长们似乎都挺有钱,有的更给孩子买真正的皮茄克穿。比起来,自己和姚向东他妈大概是家长中最穷酸的——两人都在事业单位,干拿工资,没有一点外快,负担又重——双方都得按月给老人寄钱,姚向东的姐姐刚从幼儿师范毕业,分到幼稚园工作,还没转正,仅能自给自足;这么个经济情况,姚向东吵闹著要买登山服,他母亲自然只能是给他去买件Em 纶棉的,没想到这小子现在越来越不知足,竟把同学的羽绒登山服弄来穿在自己身上,这简直是贪得无厌!

  姚向东父亲一见姚向东穿著别人登山服的那副赖相,便忍不住大喝一声:“不要脸!你给我脱了!”

  母亲忙上去拦住他,劝慰说:“你的血压!你先别急,慢慢给他讲道理!”又扭头冲著姚向东说:“还不快跟你爸认错!吃完饭,你就去跟人家换去,听见了吗?”

  姚向东觉得母亲是在护著自己,有恃无恐地坐到饭桌前,嘟嚷著说:“什么不得了的!我们净换著穿。”说著便拿起了筷子……

  父亲一见,越发怒不可遏,使劲一顿脚,宣布说:“你别吃饭!我这个家不养你这号少爷!你滚!”

  姚向东便站起来,耸耸肩膀,转身走出了家门,对于背后传来的父亲和母亲那纠缠在一起的喊叫声,几乎是完全无动于衷。

  姚向东一通儿瞎转悠。在什刹海前海小花园里,他挤到亭子边听了听戏——那里常有一些市民聚集清唱京剧,姚向东感兴趣的自然不是京剧本身,而是那些拉琴、唱戏的人那种逗哏的模样;又到什刹海前海的冰面上,霸道地“借”一个同龄人的冰鞋,溜了一阵野冰;忽然感觉饿得难受,便下意识地来到了鼓楼前的大街上。

  鼓楼前的大街,即地安门外大街,从南到北分布著不少的饭馆。

  从历史上看,北京著名的饭馆,大部分布在南城,又尤其是前门外一带,除所谓“四大兴”——“福兴居”、“万兴居”、“同兴居”、“东兴居”——而外,如煤市街的“致美斋”,大栅栏的“厚德福”,陕西巷的“醉琼林”,韩家潭的“杏花春”等等,也都颇为著名;当然西城、东城也有一些数得上的饭馆,西单一带曾有包括 “大陆春”、“新陆春”、“同春园”、“淮阳春”、“庆林春”、“鹿鸣春”、“四如春”、“方壶春”

  在内的所谓“八大春”;西四南有“同和居”,西华门外有“万福楼”,东城隆福寺街有“福全馆”,东四北有“同和楼”;北城一带,据说清末民初烟袋斜街内的“庆云楼”,白米斜街内的“庆和堂”,什刹海畔的 “会贤楼”,都曾盛极一时。到了一九八二年年末,南城、西城、东城的饭馆虽有不少变化,一流的大饭馆仍保留了不少,而北城,又特别是钟鼓楼一带,除鼓楼边上的 “马凯餐厅”和银锭桥头的 “烤肉季”

  较为著名而外,大都沦为一般。不过,虽然如此,那鼓楼前大街上饭馆的种类却颇为齐全。过去有人把本世纪初的北京饭馆分成几类:只卖包子、饺子、馄饨、馅饼、米粥之类的切面铺;只卖猪肉、羊肉菜肴的“二荤铺”;标榜“应时小卖,随意便酌,四时佳肴,南北名点”

  的小馆子;供应小型宴饮的中等饭庄;饭店、酒楼、会堂合为一体的大饭庄;经营西餐的 “番菜馆”;总计七种。除后两种暂付阙如外,前五种在如今的鼓楼前大街上都还存在,并且每种之内又还有所变化。

  十六岁的姚向东自然绝不会知道,也不会探究鼓楼前大街上饭馆的盛衰增减,但是,由于他感到饿了,所以,当他无目的地从街南朝街北走去时,他的嗅觉却有意识地捕捉著从那些饭馆中逸出的气息。

  在这条大街最南头,马路东边十字路口拐角处,有一家门面颇大,品种颇全的国营小吃店,还有一家门面极小、专卖“褡裢火烧”的个体小吃店。按说姚向东既然肚子饿了,搜索出他衣裤兜里的所有“钢崩儿”(金属分币。)来,还是能从那两家买到足以果腹的食品的,但姚向东此刻却没注意到它们——他走在大街西边,西边十字路口拐角处是新开张不久的 “天津狗不理包子铺”,大约刚有一屉三鲜馅包子出笼,从那包子铺里飘散出好一般诱人的暖烘烘的香气。姚向东不由得登上包子铺面前的台阶,隔著门玻璃朝里面望去。呵,怎么那么多的人,坐著的还没吃上,背后已经站著等座儿的人,饭桌上堆满盘子、筷子,也没人及时地收拾。从饭堂深处飘出一阵阵象雾一样的白气,好闻真是好闻,可谁有耐心进去排队买票、等座儿?何况把兜里的钱全掏出来,说不定还买不下二两——姚向东想到这儿,叹了口气,跳下台阶,继续朝前走。

  往前,过了 “光明药店”和 “长青轻纺服务部”,有个 “露明园馄饨馆”,里头人倒不多,姚向东却吹著口哨管自走了过去。他可不稀罕馄饨。他想吃正经的炒菜,怎么才能弄到一张 “钢铁”(“钢铁”,指印有钢铁工人形象的五元人民币。)呢?如果能弄到一张“团结”(“团结”,指印有各民族大团结图画的十元人民币。),那就更 “盖帽儿了”。不知不觉他已经走过了白米斜街,走过了“虹光服装店”和“北京文物商店收购部”,并且走过了后门桥,来到了 “合义斋”饭馆门前。正当他朝饭馆大门走去时,忽然传来了一声尖脆的呼唤:“小拽子!”(在这里“拽”要读??a?;“子”读如英文字母“Z ”。)

  那自然是叫他。姚向东扭过头去一看,原来是同班同学,外号叫“阿臭”的,骑著辆亮闪闪的二六小女车,捏闸停在了马路边。

  姚向东便走拢去同阿臭搭话。

  阿臭是个圆脑袋、圆身子的胖小子,戴著一顶剪绒帽子,穿著一件式样新颖的皮茄克。他咧开大嘴,依旧尖脆地问:“小拽子!你他妈的跟这儿踅磨什么啦?”

  “小拽子”即姚向东,一把抢过阿臭的剪绒帽子扣到自己头上,喜出望外地说:“你丫挺的,管他妈什么闲事!你这他妈是到哪儿 ”拍婆子“去?”

  阿臭伸手去够小拽子头上的帽子,小拽子躲闪著。阿臭不满地说:“你他妈的骗了”小羊子“的这身衣服还不够,又他妈的跟我犯贱来了,还我!我他妈的还有事呢!”

  小拽子便趁机要挟说:“我他妈的还没吃饭呢,你丫挺的管我饭钱,我就还你帽子!”

  两人的对话实在不雅,略作记录,以存资料,兹不再赘。总之,在一种既粗野又亲昵、既蛮横又义气的交谈授受之中,小拽子终于归还了阿臭的帽子,而阿臭也终于借给了小拽子一元钱。

  阿臭这绰号的来历,是因为其人爱放屁。小拽子呢?所谓 “拽子”,是北京新俚语中;对一手一足萎缩的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的称谓。早在小学时,姚向东因为曾跟在一位这样的残废人身后,把那人走动的姿势模仿得惟妙惟肖,故而在一群男同学的哄笑声出,获得了小拽子的绰号,后来竟一直沿用到高中。

  对于当代青少年中污言鄙语的消除清扫问题,人们很少作过专题研究。大都采取了两种简单的办法,一是对污秽鄙下的语言实行回避和禁止,一是灌输以规范化的文明语言。这当然也能取得一些表面效果,但究竟不是治本之方。

  姚向东上小学的时候,原是很听老师和家长的话,不骂人,不说脏话的。但儿童在成长期中,对于语言本身,也有一种游戏的兴趣。

  姚向东记得,他上一年级时,同学之间私下里就流行著这样一首“歌谣”:结巴磕子赶大车,一赶赶到核特哥,核特哥,是你哥,你哥是我大拇哥!

  “结巴磕子”是 “口吃者”的意思,“结巴磕子赶大车”这一句还勉强有讲,其余几句完全没有意义,不过是追求一种节奏和音韵上的快感。本来,儿童文学工作者,以及老师和家长,是应当抓住儿童们的这个特点,因势利导,编出内容优美生动而又琅琅上口的歌谣,以满足孩子们的这种快感的;不幸的是,姚向东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净教他们一些政治性极强而念起来索然无味的“革命儿歌”,其结果是,孩子们因厌弃课堂上强灌的,便在课下 “反其道而行之”,自编自诵起越来越多的 “地下儿歌”。开始,这类 “地下儿歌”还只不过是单纯的音节和韵脚游戏,如:biaji biaji bia,摔个大马趴(“马趴”是脸朝下摔倒。)!

  马趴没摔好,摔个仰巴脚(“仰巴脚”是屁股著地摔倒。)!

  医生来看病,真是不高兴,打了biaji 针,吃了biaji 药——看你以后还闹不闹!

  后来,由于社会上庸俗因素的渗入,这类“地下儿歌”便渐渐糟糕起来,而老师、家长们往往满足于儿童和少年表面的听话,驯服,对于存在著另一个儿童和少年们独自相处的世界,以及在那一世界中存在著另一套语言和另一套做派,长期予以漠视。结果,当少年人肩膀渐渐展宽,嗓音渐渐变粗,胆量也渐渐变大,开始公然当著大人们“撒野”时,老师和家长才慌了神儿,可是到那时候再来扭转,分明已属“亡羊补牢”。

  语言不美的另一个心理根源,便是自尊心的匮乏。姚向东从小就看惯了戴高帽子游街一类的“揪斗”场面,被“揪斗”者的尊严自然扫地委尘,那些气势汹汹的斗人者在他眼中也并无尊严可言——龇牙咧嘴,声嘶力竭,粗暴蛮横,不顾体统……姚向东那颗小小的心不禁暗暗自问:我长大了,是当被斗的,还是当斗人的呢?当然要当那斗人的!为实践这个愿望,在小学三年级时,就曾在一次“批斗大会”

  的游戏中,让同伴们“把三反分子阿臭押上来”;然后他便掳袖伸拳,模仿著斗人的“造反派”头头那架势,把“阿臭”一顿乱斗,最后横眉立目地宣布,“……现行反革命,帽子拿在群众手中!”一九七六年以后,家长、老师本应在重建孩子的自尊心方面花大力气,但在时代的大转折中,姚向东的父亲尚不能使自己的心理保持平衡,又哪能去顾及孩子的心理卫生?而对孩子的点滴咎错也暴跳如雷,乃至连骂带打,只能是使姚向东原已十分脆弱的自尊堤防,全然崩塌。老师在考试制度的重大变化面前,不得不把分数和升学率当作一个最实际的追求目标,逢到姚向东这号学生的粗言秽语和调皮捣蛋,便也只是简单地予以弹压,而在情急之中,又难免施以讽刺——“瞧你那副小流氓样儿!”焉知这样一来,姚向东的自尊不但更荡然无存,还增添了一种“心理反馈”——“小流氓就小流氓,真当给你们看看,怎么著?!”

  结识小流氓,原是容易的事。公共厕所、溜冰场、游泳池、邮局门口倒换邮票的人群,足球场入口外等候退票的人丛……都是小流氓们经常群集出没的所在。姚向东的堕落,便开始于厕所中递来的一支烟、溜冰场上的一次蓄意冲撞、游泳池畔的借用“鸭蹼”……而他最初的不法行为,也便是跟著 “哥儿们”到邮局门口和足球场外,用 “花纸头”(假邮票)和废球票骗取了一块钱以内的“赚头”,然后一气吃了五个冰激凌,闹了两天肚子。

  就在这一九八二年的夏天,他曾混进一个小院,捧出一盆碧绿青翠、两尺来高的山影,一溜烟地跑到什刹海后海边上,将那盆山影 “咕咚”一声抛入了水中。他并不需要那盆山影,他毁灭一个美好的事物,仅仅是为了赢得“哥儿们”的喝彩。

  ……此刻他拿著“阿臭”给他的一元钱,晃著肩膀进到了“合义斋”。照例是客满,不过等座的还不算多。他一眼望到了最近那张桌子当中的一个热气腾腾的砂锅,浮面上漂著一簇簇油星,露出一些豆腐块的棱角。他想自己就该买那样一个砂锅来吃。但随即他也就发现,围在那桌旁吃饭的,不是别人,竟是班主任王老师一家!没错,那年纪大的娘儿们准是王老师的老婆,那两个学生模样的一男一女,准是王老师的儿子女儿。他们倒都挺美的,正用瓷勺儿舀那砂锅里的热汤喝……

  他的眼光同王老师的眼光接触上了。王老师比他还要尴尬。老师最怕学生看见自己吃、喝、拉、撒、睡。而姚向东对老师的神圣感的第一次幻灭,便是二年级时他的班主任老师有一天突然当众到痰孟边呕吐——原来老师也会肚子疼,也会生病,也会呕吐,也会出丑……

  “王老师!”姚向东富于挑逗性地率先招呼了老师。

  王老师仍旧尴尬,脸涨得通红,仿佛一个当众被人抓住的小偷。

  姚向东觉得很吃惊,也觉得很有趣。在他呼唤了王老师以后,王老师的老婆孩子全部扭过脖子来望著他,目光里全带出老大的不愉快。王老师迟疑了几秒钟,才点点头呼应说:“姚向东啊!你……来吃饭哪?”

  “不,”姚向东乘巧地回答,“我家来了客啦,我妈让我来买点下酒菜回去……”

  “啊,那好,你买吧,买吧,买吧……”王老师满脸笑容,格外亲热地说。

  其实在这个地方,姚向东买什么本用不著他的批准,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姚向东格外谦恭起来。他对王老师连连点头,这才朝买酒菜的柜台走去。

  王老师的爱人一边咀嚼著,一边对王老师夸赞说:“你这学生还很懂礼貌嘛!”

  王老师伸手去挟菜,自得地说:“其实,这还是个后进的哩……”

  姚向东并没听见这两句话,可他总觉得王老师在扭头望著自己。

  他本不需要什么酒菜,可是他还是花八毛钱买了一个小拼盘,申明“带走”,让服务员给他包了起来。

  出得饭馆,姚向东才感到后悔。他需要的是砂锅豆腐,而不是什么乾巴巴的下酒菜!他信步穿过了马路,在后门桥东南侧,有一家没写字号的饭馆,他推门走了进去,那里正卖牛肉汤面。姚向东肚子里咕咕直叫,顾不得再加挑拣,他搜索出衣袋里的全部零钱,买了一碗牛肉汤面,然后把那包“下酒菜”一古脑儿全扣在了面条上;其实那“下酒菜”也不过是些牛肉片儿,还有一撮煮花生。他呼噜呼噜吃得飞快。因为碗里堆的东西太多,面汤溢了出来,顺著塑胶桌布流下了一道小小的瀑布,待他发觉,已经为时过晚——牛肉汤把他身上那件羽绒登山服下摆污染了一大片。姚向东于惊讶痛惜中骂出声来。

  这件羽绒登山服,是班上的班主席杨强强的。说来也怪,姚向东这么个后进生,偏跟杨强强那么个共青团员混得不错。杨强强父母都是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演员。杨强强初中时功课本来不错,谁想考高中时作文跑了题,没能考上重点学校,倒成了姚向东者流的同学。王老师把杨强强跟姚向东安排到一个座位,原是让杨强强帮助姚向东,可姚向东并没感觉到杨强强对他有什么帮助。杨强强只是劝他看一些课外书。姚向东看不下去。杨强强借他的那本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他还没看到卫国战争爆发,就再也看不动了。杨强强借他《三国演义》,他看著吃力,坦率地说:“看这字书,不如看小人书。”杨强强便对他说:“我有全套《三国演义》小人书,四十八本。”姚向东要看,杨强强说:“不外借。要看,跟我到家坐著看。”姚向东跟著去了杨强强家,杨强强端出个纸匣子来,果然是全套“三国”小人书,那还是杨强强的父母“文革”前给他哥哥买的,一直珍藏到如今。姚向东每次去看两三本,看得津津有味。杨强强是唯一几乎不叫姚向东外号的男生。

  跟姚向东他们一块儿聊天时,杨强强自己不带脏字,但对姚向东他们嘴里的 “他妈的”、“丫挺的”,却也从不指摘,老师管束姚向东时,总说:“不许你这样!”“不准你那样!”老师让杨强强帮助姚向东,杨强强总从正面说:“你干嘛不这样呢?”“你那样不好吗?”比如在杨强强家看小人书看得入迷了,杨强强便会说:“你歇会不好吗?”“你干嘛不作几道几何题呢?”姚向东非要抄杨强强的作业,杨强强也就让他抄,只是说:“你至少弄懂一道,不也好吗?”便不多不少只给姚向东讲上一道。杨强强真随和,真不让人讨厌。班上选班主席的时候,王老师看上的本是一位女生,结果姚向东突然积极为杨强强竞选,全部男生都投了杨强强的票,加上一部分女生也拥护杨强强,杨强强便当上了班主席。

  姚向东的父母或许会以为,今天姚向东穿在身上的这件羽绒登山服,是姚向东诈骗来的。真的不是。昨天放学后去杨强强家,姚向东跟他杀了一盘军棋,玩得挺痛快;临走的时候,姚向东实在觉得杨强强这件登山服比自己那件帅,心里痒痒,便提出来:“咱们换著穿一天吧!”杨强强也就点头答应了。就这么穿回了家。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可是这件登山服让“丫挺的”牛肉汤给染了。真熬淘(“熬淘”,读作 a? ?a?,败兴、倒楣的意思。)!要是别人的,也就管他去,可杨强强对自个儿真不错,起码,那四十八本的“三国”小人书,别人舍得拿出来让你看个够吗?

  姚向东出了清真面馆,心情要多坏有多坏。真想跟迎面走来的人吵上一架。吵架有的是理由,“你他妈干嘛照(”照“,就是拿眼睛看 (带有挑衅)的意思。)我?”这就可以纠缠到底。可迎面来的是个解放军,四个衣兜的。团级?师级?红帽徽,红领章,那曾是姚向东小小心灵朝夕向往的。现在当军官得先上军官学校,又得凭“分”。“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儿。”姚向东没这个命根儿,他真倒楣!

  清真面馆旁边是个信托商店—— “益民信托商店”。它如今在北京市越来越有名气,快跟东华门大街的“中昌信托商店”齐名了。姚向东盲目地钻了进去。这里卖各种家具,堆著好多弹簧床和双人折叠沙发床。新来了一批电镀衣架,衣架顶上可以安灯泡,兼当落地灯。姚向东对这些东西自然毫无兴趣。啊,也卖衣物——登山服!羽绒的!

  衣袖上还有带拉链的小兜!真帅!那兜是装什么玩意的?还有黑底金字的标签,都是英文字母,也不知啥意思,也许杨强强认得出来,他英文行……唉呀,四十五块钱一件!够贵的!要是能有那么一笔钱,把它买下来,那就好了,可以拿著去找杨强强,“哥儿们!我把你的登山服弄脏了,咱们好汉做事好汉当!瞜兮瞜兮(瞧一瞧。这其实是外来语。民国初年,一些北京市民模仿英美人说look,后又由 ”瞜客瞜客“

  转音“瞜兮瞜兮”。)——赔你的!比你那还帅!怎么著?“官盖了”

  (“官盖了”是“盖了帽了”的最高形容格。)吧?“

  姚向东在一种难以譬喻的惆怅心情中出了信托商店,继续朝北走去。啊,帽儿胡同。杨强强就住在帽儿胡同里——那里有一片文化部盖的宿舍楼,中央实验话剧院的人分了不少单元。去找杨强强吗?就这么著去?那多丢人现眼!姚向东边想边横穿过了马路。先离帽儿胡同越远越好!就这样,他懵懵懂懂地走拢了位于这条街尽西北角的 “马凯餐厅”。餐厅里窜出一股奇特的香味。姚向东痛感自己并没有吃饱,他下意识地推门走了进去。楼下只卖速食,楼上有雅座卖炒菜。他在楼梯口看了下菜牌,那些菜肴尽管他几乎都没尝过,但光看名目也就足令他流涎三尺:

  去骨东安鸡 油焖大虾

  炸黄雀肉片 松鼠鱼

  红烧海参 红烧狗肉

  酸辣鱿鱼片 溜嫩鳝丝

  他更感到——如果兜里有张“钢铁”或“团结”该有多好。但他现在已经几乎一文不名。他拖著脚步走出了 “马凯餐厅”,一口接一口地咽著唾沫。

  他朝钟鼓楼跟前走去。他也不知道自己目的何在。他脑中浮现出了那盆碧绿的山影。

24

  婚宴上也会有惊险场面。信不信由你。

  第三轮热菜端上来了。

  一盘桃仁鸡丁,是按“仿膳”的规格烹制的——路喜纯怕薛家一时找不到核桃,自己特意用塑胶袋装来了三两核桃仁——搁到桌上时,热油还在滋滋地响;一盘香酥鸭,在鸭嘴里,路喜纯还插上了一朵用胡萝卜刻出的玫瑰花,并且陪衬上了几片芹菜叶;一盘松鼠鱼,鱼虽然不算太大,但鱼背上的刀口和浇汁都足以证明制作的 “地道”;一盘栗子白菜,栗子大而黄,白菜肥而青,与前三样相配,虽素净而照样引人流涎。

  这四盘一定定,本是专门来挑眼的七姑反倒头一个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哟——多气派,多喜幸,我们秀丫一进门就遇上这么个”红案“,真是福气不浅哪!”

  薛师傅听了这话,心里高兴。他望著那条色、香、味俱佳的松鼠鱼,更是感慨万千。他想起小的时候,家里过年,桌子当中也有一条鱼,也浇著热腾腾的汁液——不过那鱼本身只是一条不能吃的木头鱼!

  家里穷哇,买不起鱼,却又不愿失去“年年有余”的吉兆,所以就用了那么个法子。当时周围的穷邻居们,几乎家家都那么 “吃鱼”,据说是从江浙一带传来的习俗。木鱼当年 “吃”过后,洗刷乾净,挂起来,第二年春节时还用。薛师傅当年“吃”过的那一条,在他出生之前便已存在,直到他进隆福寺当了喇嘛,才不再“吃”它。后来那木鱼不知被家里哪位兄姊弟妹继承了,想必不会保留至今……薛师傅忽然想问问薛纪跃的大姑妈,大姑妈不在眼前——她仍在隔壁屋中主持那边的婚宴;而薛纪跃大姑妈的二闺女和女婿,已然带著两个孩子告辞而去,虽经薛师傅和薛大娘一再挽留,由于那女婿态度格外坚决,到底还是先走了,连这难得的松鼠鱼也没来得及尝上一尝……薛师傅只听得耳边新媳妇甜甜地召唤:“爸,您吃这鱼!”他挟起一块腮边肉,郑重地搁进嘴里,细细地咀嚼中,品味出了人生那最微妙的滋味……

  潘秀娅在这闹嚷嚷的婚宴上尽管感到头脑有点发闷,心里倒一直满溢著幸福与自豪。特别是她所在的那个照相馆的同事们曾一度到场致贺——他们强调刚吃过饭,肚子里再装不下东西,虽经主人一再劝让,只是每人喝了一盅喜酒,或坐或立地嬉闹了一阵,便告辞而去——那位如今以 “开眼技术”高超而在照相业当中小有名气的教授之子,也随同到场。潘秀娅想起自己对他曾经存在过的想法,想起他和他那知识份子家庭对自己的客气的拒绝,想到他的婚事至今似乎仍然没有著落……不知怎的,竟当著众人,端起一杯白酒,扬著嗓子对他说:“来,咱俩干上一杯!”他慌了,失去了平时的气派,连连摆手讨饶:“白酒可不行,我一点儿也不行……我喝葡萄酒吧!”周围的人一齐起哄,哪容他弃白就红?到底逼得他紧眨眼、慢皱鼻地同潘秀娅对干了一杯白酒。潘秀娅从中得到了一种极大的满足,她差一点把心里的这个想法说出来——“你是该开开眼喽……”

  第三轮热菜消耗得也很快。卢宝桑刚嚼完一大块香酥鸭腿,又集中全力向松鼠鱼进攻。潘秀娅发现身边的薛纪跃吃得很少,而且根本不往鱼盘子伸筷子,以为他是觉著鱼少,善意地留给别人吃,便主动给他挟了一大块鱼肉,放入他面前的盘中,劝他说:“你也吃点,味儿真叫不错!”这镜头落入卢宝桑眼中,卢宝桑赶紧用胳膊时一捅汗淋淋的王经理,冲王经理挤挤眼,用当年庙会上“拉洋片儿”的腔调唱著说:“你往那边瞧来往那边看,那边的小两口真不善——”

  薛纪跃在那盘松鼠鱼端上桌时,便禁不住从胃中泛出一阵阵恶心。

  那松鼠鱼的头被炸得焦褐油亮,鱼眼爆突,鱼嘴微张,使他蓦地联想到当年在兵团中当炊事员时,为那水泡子中捞起的鱼剖肚的情景——那些鱼从口腔到肛门,贯穿整个鱼肠,全长著整条的寄生虫……他真希望那盘松鼠鱼快一点让大家收拾乾净,眼光尽量不去同它接触。谁知潘秀娅竟偏偏把他回避不及的东西,巴巴地挟进了他鼻下的盘中。

  他本能地一惊,身子往后一仰,胃里头翻江倒海,恶浪直往食管里涌,耳边再听见卢宝桑那浪声浪气的聒噪,加以已然半醉的王经理随之发出的嗄哑粗鲁的笑声,便顿失控制,“哇”的一声呕吐起来……

  这一吐,破坏了整个婚宴的气氛,引起了一场可想而知的混乱。

  最感到刺心的是薛大娘。她从潘秀娅惊诧的表情,七姑责难的眼光,以及与宴请亲友扫兴的反应中,感受到一种奇耻大辱。她一面慌忙让大侄子薛纪奎把薛纪跃扶出去刷衣、漱口,一面朝每一个人急促地解释著:“我们跃子原没这个毛病,他可是万年没往外吐过东西,他兴许是稍微有点儿醉了。往常喝酒他可从没出过这号事儿,这可真是一时的岔子……”虽然她一再地解释,七姑却耸起眉毛,当著众人质问起潘秀娅来:“他以前跟你说过,他那胃有毛病吗?你们登记之前,检查过身体吗?他那胃怕得照个片子,检查一下吧?你原来真是一点儿也不清楚他那胃有毛病?”这串问题一出来,薛师傅和薛大娘忙在一旁作答:“跃子胃蒂根(蒂根,与”压根“一样都是根本的意思。)没有毛病啊!他这可真是一时吃岔了……”婚宴上的气氛,竟突然紧张起来。

  潘秀娅倒没把薛纪跃的突然呕吐看得那么严重,她不认为他的胃一定有什么毛病。她低头检查著自己西服上装的下摆,她觉得薛纪跃呕吐时把秽物溅到了自己衣裳上,这是此刻最令她不快的一个因素——啊,还好,衣服、裤子上似乎都没沾上秽物。可是,啊呀!高跟鞋上,却分明有著令人恶心的斑点!她立即试图弯下腰去搽拭,但手头又无任何可供擦拭的东西。她的脸涨得通红,嘴不知不觉中噘起老高,在婚宴中头一回显得不快与烦躁。

  孟昭英在极度疲惫中,强打精神来收拾残局。她内心里尽管腻烦透顶,表情上倒还保持著浅浅的微笑,嘴里一边不断地安慰著大家:“没事儿,没事儿,跃子弟喝几口热茶解解酒准好……瞧,这不几下就拾掇好了吗?大家夥接碴儿吃香喝辣吧……”她手脚也确实麻利,几下便擦净了桌子,扫净了地面,并且及时地将卫生纸递给了潘秀娅,让她得以擦拭溅在高跟鞋上的污点……

  薛纪奎扶著薛纪跃回到了屋里。薛纪跃坦率地对大家说:“我没啥!

  我没喝醉,我的胃也没毛病,我就是讨厌那鱼——我不吃鱼,也不乐意见著鱼……“

  “好?——您不喜欢,咱来包园儿 (把剩下的东西全包下叫”包园儿“。),让您眼不见为净……”卢宝桑闻声站起,将整盘鱼端到自己面前,顿时就著盘子大嚼起来。连身旁的王经理也觉得他未免失礼,推著他膀子劝他:“我说兄弟,你消停点行不?”

  七姑却觉得这件事不能就此了结。不吃鱼,忌讳鱼,这还了得?

  “鱼”就是 “余”啊!没有富余,难道受穷?她立即问潘秀娅:“你们搞物件的时候,他说过这一条吗?这可是大毛病,不该瞒人哪!”

  潘秀娅不及回答,席面上顿时又发生了变化——又来了许多贺喜的人,有与薛家有关系的,也有原先想不到竟会露面的,有的确实是专程而来,大多数看得出不过是顺脚兼顾——他们或是逛完北海公园而来,还带著半大不小的孩子;或是将去百货公司采购物品,手里拎著空的提兜……有的来客薛家认识而潘秀娅全然陌生,也有的来客只有潘秀娅认识而其余全然不知其身份;甚至有的薛家也仅有一人认识,而其余成员并不熟悉。因为是错杂而入,所以有的也来不及向大家介绍。屋子小,坐不下,有的便只是站一站,喝上一杯递到手中的酒,有的随便尝一两口菜,有的仅只是接过一块由新郎或新娘剥去包装的喜糖……真是乱哄哄、闹嚷嚷,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在这混乱的场面中,出现了姚向东。

  姚向东本是偶然走进这条胡同的。他进胡同不久便发现了这家婚事——院门口贴著大红喜字,院门旁支著许多辆自行车,地面上布满鞭炮残屑,院门里飘出诱人的气味——其时路喜纯正为蒸好的米粉肉揭锅,香味甚浓……

  恰好来了一群贺喜的人,嘻嘻哈哈地朝院里涌去。姚向东当机立断,混入其中,很快便达到了婚宴的最前沿。

  开头,姚向东还有点紧张,他恐怕有什么人突然攥住他的胳膊问:“你是谁?你干什么来了?”进了屋子,他缩在屋角,心里怦怦跳得好响。但几分钟后,他便看出,人们之间仿佛并不全部认识,而且也没有谁会来盘问自己,心里渐渐踏实。

  卢宝桑这时候已经有六分醉意。他突然想再喝一点啤酒,伸手去取身后的啤酒瓶,发现啤酒早已喝光,不禁顿感扫兴。正当主人与众多的贺喜者应酬时,他突然大喊一声:“他妈的啤酒还有没有?!”王经理忙拉住他,劝他说:“算啦算啦,咱俩凑合著喝麦精露吧。”说著给他和自己各斟了一杯 “麦精露”,卢宝桑端起来喝了一口,脸上五官皱成一团,他一边骂著:“他妈的,什么破玩意儿!是人喝的吗?”一边顺势揪过恰好站到身边的姚向东,站起身来,不由分说地把那杯子凑拢姚向东唇边,硬往姚向东嘴里灌起“麦精露”来。姚向东原以为是自己引起了怀疑,魂儿差点飞出了躯壳。喝了几口“麦精露”后,才知道是对方半醉,而自己被认定为客人中的一员,不觉暗喜。他两眼朝卢宝桑身后的五斗橱望去,那最上头的两只抽屉,关得不那么严实,把他的心搔得痒痒难熬,那里头会有什么东西?他想起有一回在厕所里蹲坑聊天,一位 “小佛爷”(“佛爷”,即扒手)所公布的 “经验”

  ——在举行婚礼的人家,那新五斗橱上边的抽屉里,往往搁著来贺喜的客人所赠的“份子钱”,不消说大都是“钢铁”和“团结”;今天他倘若随手捞上几张,便足够他买下信托商店里的那件登山服来……

  卢宝桑强灌完姚向东,脚下踉踉跄跄没站稳,他转过身来,敲敲桌子,用更大的声量吼了一声:“啤酒!”因为屋里声浪嘈杂,他这一吼竟然仍无反应,使他内心更感空虚;他便朝屋外走去,王经理站起来拦他,无效;他几步便挤出了屋门,钻入了苫棚,直逼到路喜纯面前。唯有在路喜纯面前,他内心里才感到充实——因为他今天明明白白是被伺侯的,而路喜纯明明白白是伺候人的。

  路喜纯满头大汗,累得两眼发粘,可心情却处于最怡悦的状态。

  他为自己的手艺受到主客一致称赞而感到自豪。他特别注意七姑的反应。他知道,倘若连七姑都不得不发出赞叹,那么他今天的劳动便的的确确是创造了一种美。三轮热菜上过,美的高潮已经过去,他为婚宴所准备的第四轮热菜不再以华美取胜,而是三样实惠的下饭菜肴:米粉肉、红炖牛肉、蒜苗肉丝,以及“曲终奏雅”的拔丝苹果。在第三轮热菜和第四轮热菜之间,他该把一大缸精心烹制的“四喜汤”亲自端上去——按北京民间喜宴惯例,他把那汤往桌心一放,主人便应立即奉献红纸包裹的 “汤封”(里面一般是偶数张的贰元钞票,少者两张,多者至八张,十张),而送亲的七姑之类人物,便应在这时起立告退。他想:自己实在不是为了“汤封”而来,是否当场辞掉“汤封”

  呢?但倘若执意不收 “汤封”,主人也许反倒会不愉快起来,看来还是只好放下……或者,这“四喜汤”是否在四轮热菜全上过之后再往外端呢?因为他很愿意让七姑见识见识他的拔丝苹果。他所提供的拔丝苹果将不仅保证能拔出长长的、透亮的糖丝,而且,每一块炸出的苹果都将闪烁著金子般的光泽……那时,七姑又将发出怎样的惊叹呢?

  正当路喜纯在那里盘算著这些时,卢宝桑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路喜纯一见他便问:“宝桑,你怎么这就醉了?我还有四菜一汤没上呢!”

  卢宝桑抱怨地说:“他妈的连一口啤酒也没有了!真他妈的差劲儿!

  啤酒都不给预备足了,“抠门大仙儿”(“抠门大仙儿”形容人吝啬得出了奇。)!“

  路喜纯提醒他说:“啤酒不还是你给买来的吗?不是人家”抠门儿“,是买不著嘛。”

  卢宝桑这才恍然。不过,他心里郁著一股闷气,非发泄不可,他一巴掌拍到路喜纯脖子后头,吆喝著:“你丫挺的,好好伺候咱们!”

  又伸手抓起汤钵中的大汤勺,舀起一勺汤就往嘴边送。路喜纯抢过汤勺,勺里的汤一半泼在了地上;路喜纯把另一半倒回汤钵,搁稳勺子,端起汤钵的两只耳朵,躲开身子,好言好语地劝慰卢宝桑说:“你八成是醉了!宝桑,你来足撮一顿我没意见,你也难得这么个口福。可你也别太没个模样了,要让人家看得起自个儿,先得自尊自重——回屋吧,你前头走,我后头进去上汤。这汤够多的,你到席面上再盛到你那碗里,慢慢地喝!”

  卢宝桑悻悻地瞪著路喜纯,不挪脚,路喜纯犹豫著。这时孟昭英来了,她对路喜纯说:“大拨客人走了,光剩下坐席的几个,我看你就把汤送上去吧。你能歇歇,我也能松口气儿。”

  路喜纯便端著汤钵朝宴席而去。

  这时薛师傅和薛大娘正把大拨的客人送至院门,席面上突然冷清起来——只剩下新郎新娘、七姑、薛纪奎、王经理、殷大爷几个;薛纪跃二姑妈的大儿子,以及他们售货组的组长佟师傅,当时也随大拨客人告辞离去。人稀了,新房中的物件“水落石出”般凸现出来,只见各处都搁著杂乱而花哨的礼品,其中不少是廉价而无实用价值的“样子货”,如粗糙的仕女形塑胶花瓶,描金涂银、然而杯口欠圆的处理陶瓷盖杯,图案奇突的 “外转内”亚麻枕巾 (其实是擦食具的抹布)……

  等等。自然都是成双成对的,有的歪搁在五斗橱、床头柜上,有的摊放在床铺和茶几上,倒也五彩斑斓,蔚为奇观。路喜纯端著那一钵汤迈进门坎以后,眼中所见,便是这么个情景。

  薛师傅和薛大娘送完客回来,见路喜纯正要上汤,慌忙回到座位。

  他们都很重视宴席中的这一环节,这意味著婚宴从饮酒到吃饭的转折,而女家送亲人员,将到此告退,儿媳妇从此便正式成为了这个家庭中的一个稳定的成员。

  路喜纯待二位老人坐定,这才郑重地把汤钵放到桌心。他搓著手,诚恳地说:“今儿个我是尽了最大的力了,我弄得的这些个玩意儿哪一样不地道,不可口,诸位多多包涵。这汤是 ”四喜汤“,怎么个四喜?

  夫妻恩爱这是一喜,上下和睦又是一喜,邻里友爱也是一喜,还有咱们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更是最最要紧的一喜。希望大家夥趁热多喝,喜上加喜!“

  路喜纯一番话说得满席喝彩赞叹。薛大娘后悔包好的“汤封”里只放了十二块钱,真是薛家命里该著有福,遇上了这么个好“红案”!

  她想跟薛师傅临时商议一下,是不是再给这小夥子往红包里添上四张贰元的?七姑本来把厨师上汤视为最大的恨事,及至听了路喜纯那么一番话,竟也欢笑起来。新郎新娘对视了一眼,心里漾起蜜般的波纹……唯独只有一个人并不领情,那便是从苫棚踅回宴席的卢宝桑。

  他见满屋的人都以感激、赞赏的眼光望著路喜纯,心里好生嫉妒,便借著酒劲,斜著眼睛,哑著嗓子命令路喜纯说:“给我盛汤!”

  略喜纯没理卢宝桑,他只是劝薛师傅、薛大娘和七姑先尝他烹的这钵 “四喜汤”,新娘便给公婆盛,而新郎随即便给七姑盛。当三位老人呷了一口汤,齐声赞“鲜”时,其余的人方开始用自己的瓷勺去舀汤。这时卢宝桑用五个指头盖住自己的碗,一捏一提一顿,搁到了路喜纯面前,青筋暴突地又一次命令他:“给我盛汤!”

  路喜纯仍然没理卢宝桑。这时新郎新娘开始给路喜纯敬酒,感谢他今天的辛劳,其余的人都随声呼应;薛纪跃将斟满白酒的酒杯,朝路喜纯递去;路喜纯刚要接过那酒杯,卢宝桑突然气不忿地伸手将薛纪跃手中的酒杯一打,酒杯“乒”地掉在了桌上,洒了一桌子酒。卢宝桑身边的王经理正待劝阻他 “不要胡来”,卢宝桑却已经冲著路喜纯大声喊了出来:“你他妈的跟这儿卖什么好儿?你的老底儿我最清楚!

  你爹是“大茶壶”!你他妈的是“小茶壶”!“

  薛纪跃和潘秀娅听不懂这话,但一见路喜纯的脸色,也便慌了神儿——路喜纯竟仿佛被人重重地朝胸口打了一拳,脸上的血猛地飞散了,变得煞白煞白,嘴唇哆嗦著,脖子上的筋暴起老高……

  几位上了年纪的人,却一下子听明白了卢宝桑的话。旧社会下等妓院里的杂工,俗称 “大茶壶”,是社会最底层最让人瞧不起的下等角色——他不但要伺候嫖客,还要伺候妓女,除了为他们收拾房间床铺,跑腿买烟卷零食,还经常要提著个裹有棉花套的大茶壶,去给各屋续水,“大茶壶”的称谓便由此而来。几位上了年纪的人原不必相信卢宝桑的话,但路喜纯在卢宝桑嚷出那话后的反应,却又使他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判断:这个能烹出如此鲜美可口的“四喜汤”的小夥子,竟果真是个“大茶壶”出身!薛师傅心中只是遗憾,薛大娘除了遗憾还有一种迅速膨胀的不快,七姑顿时把对路喜纯的好感驱赶走了一大半,她心里嘀咕著:“好呀,你们薛家真够大意的,你们找了个什么人来掌勺啊!菜做得好又怎么样呢?”大茶壶“的儿子可万万不能让他接近这婚嫁酒宴呀!”想到这儿,她竟至于立即感到反胃。

  路喜纯此刻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在痛苦地痉挛。他是在父母去世之后,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世的。解放前父亲是天津一家下等妓院里的杂工,而母亲当年竟是一个卖入娼门的妓女!那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恰是提供有关情况的一个关键人物。那是在他母亲去世不久,他彻底成为一个孤儿时,卢胜七作为他父母的老相识,并且作为他父亲生前的同事,来他家看望他,一边喝著他沏的茶,一边慢慢他讲给他听的。卢胜七那回来看他确实出于好意,给他提来了一捆富强粉挂面,临走还给他留下了五块钱。正是从那次谈话中,路喜纯知道了“大茶壶”意味著什么。他想起小时候有一回在外头淘气,汗淋淋地跑回家中,渴得不行,尖著嗓子问父亲要凉白开喝,他伸手指著桌上的茶壶,没嚷 “凉白开”,而是嚷著,“茶壶!大茶壶!”正在喝酒的父亲竟不但没递给他那茶壶,还突然伸手重重地打了他一巴掌,使他小小的心灵深受刺激——他很长时间都困惑不解,父亲虽是个粗人,脾气不好,对他却一贯是怜爱依顺的,他那回并未犯什么错误,为什么父亲竟动手打得他脸蛋肿起老高?更奇怪的是,母亲一贯是护持他的,有回父亲不小心把他绊倒在地,母亲为此叨唠了父亲足足有一个钟头;可是当父亲这一巴掌甩在他脸上以后,母亲却并未如他所期待的那样,把他搂进怀中,数落父亲,反倒配合父亲似的,暴躁地把他臭骂了一顿,说他一天到晚就知道瞎跑胡玩,“人嫌狗厌”……待父母双亡之后,卢胜七来过,他才恍然。啊,“大茶壶”——这三个字里包含著父母多少血泪与屈辱!怪不得班主任请父亲去学校 “忆苦思甜”,父亲不是一般地拒绝,而是闷声闷气地说:“甭拿我开心!”他的那些遭遇,可怎么讲得出口哇?他的苦,只能就著烧酒,咽进心底,深埋起来!啊,父亲!你这曾提著大茶壶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的父亲,我爱你!我也爱我那同样被知根知底的人所瞧不起的母亲!母亲啊!你脸上的那些皱褶,你额头、太阳穴、脖子上所掐出的那些 “紫红的花瓣”,你那粗哑的嗓子里冒出的那些鄙俗的语汇,都掩不住你心底的善良与温厚;你同父亲在解放后才结合,你们好不容易生下我来,在对往事的缄默中含辛茹苦地抚养我成长,这恩情,这心意,我该怎样地报答?啊,亲爱的双亲,你们的所谓“不名誉”,是那个远去的社会强加给你们的,我不承认!谁敢污辱你们,我一定不把他轻饶!……

  心里翻腾著钢水般的愤懑,路喜纯用全身心恨著卢宝桑,他的拳头捏得格格作响,指甲简直就要嵌入掌心,看样子他就要挥出那钢浇铁铸般的拳头,直奔卢宝桑的下巴了。卢宝桑面对著这样一个路喜纯,酒醒了一大半,背上沁出了一片冷汗,可是为了防备对方那狂暴的一击,他本能地用双手掌住了餐桌的桌沿,倘若路喜纯那一拳飞将过来,他便下决心把整个桌面掀起朝路喜纯扣过去……这形势在座的每一个人一瞬间都洞若观火,哑然中都感到心脏堵到了嗓子眼儿……

  路喜纯的拳头就要挥起来了。在这千钩一发的当口,他的眼睛的余光扫到了新郎和新娘——薛纪跃缩起了脖子,潘秀娅依偎到了丈夫的胳膊上,两人的眼里充满了恐怖与绝望……

  路喜纯忽然转身消失于屋门之外。事后追忆起来,包括卢宝桑在内,谁都说不清他是怎么突然一下子就跑开了的。

  足足几秒钟过去,屋里的人才回过神来。薛师傅不由得颤声斥责卢宝桑说:“宝桑,你真不象话!”薛大娘揉著胸口呼应说:“宝桑,你瞎闹什么?”薛纪跃一反这以前的懦弱萎缩,激动地指著卢宝桑说:“你足撮一气还不够,还在这儿胡说八道,你走人!”七姑“各打五十大板”地尖声评论说:“这是怎么回子事哟?瞧你们请来的这些个人!”……

  卢宝桑见路喜纯消失了,忽然又蛮横起来。他想我反正左右不是人儿了,乾脆闹它个天翻地覆,我的双手既然没有离开桌沿,趁势将饭桌掀它一掀,岂不痛快?想到这儿,他便龇牙咧嘴地吼了一声:“走人就走人!”随著这一声吼,他的双手眼看就要完成那掀桌子的动作,桌边的人全部站了起来,几乎同时发出了惊呼;可是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人抢上一步来到他跟前,伸出右手两根手指头朝他身上点了一点,他便突然翻著眼睛,面条般瘫了下去;王经理忙顺势扶住他,让他瘫靠在了五斗橱上。

  那走拢卢宝桑身前,伸出两根指头对他“点穴”的,便是薛师傅的结拜兄弟殷大爷。在此之前,他在宴席上一声不吭,几乎被同桌的人们忽略。他的这一点,使与宴的人们又受到一次刺激。潘秀娅一时间以为卢宝桑被他点死了,吓得紧偎在薛纪跃怀里,乾哭起来。

  殷大爷却两手互相掸掸说:“不碍的,他一会儿就能回过来。回过来他准就老实了。”又不慌不忙地回到座位上,招呼大家说:“喝汤吧。

  再喝几口汤,我看就盛上饭吃饭吧。“

  七姑吁出一口气来,她扯平衣襟,准备告辞,可一看潘秀娅那余悸未消的可怜相,又犹豫起来,她能就这么著撇下秀丫走开吗?……

  在屋外苫棚里,路喜纯坐在小板凳上,双手抱头,把头埋向大腿,闷声闷气地哭泣著。孟昭英在他身旁弯下腰,搜索著心里所能想出的最温存的话语,劝慰著他。可孟昭英怎知道此刻路喜纯心里所翻腾著的思绪?路喜纯本是条硬汉子,他很少哭泣,他本来是完全可以通过狠狠地揍卢宝桑一顿,以泄他心中的愤懑的,可是他在拳头就要飞出之际,忽然意识到他今天对更多的人所承担的义务。他所为何来?不为“汤封”,不为赞誉,为的是创造美,并将这美无私地奉献给这个举行婚礼的家庭,以及他们的亲友……不错,他出身低贱,他的父亲,当年的确曾是“大茶壶”,他的母亲,当年的确曾是“窑姐儿”,即使在解放后,翻了身,过上了人的生活,这样的身世经历也不便于公开地 “忆苦思甜”。这是多么大的悲哀!那远去的社会不仅将屈辱刻在了他父母心中,更波及到了他这一代!可是他要强,越是从这种屈辱中诞生,他越是要自尊自重。他不堕落!他不消沈!他要在自己那平凡的岗位上,正正派派地为这个社会贡献出自己的汗水;他要在这种施展自己技艺的义务劳动中,认认真真地为普通的群众奉献出自己精心创造出的美来……可是他竟遭到了这般残酷的污辱!为了使这举行婚宴的一家不至于陷入丑恶混乱的漩涡,他只得强咽苦果,抽身回到这里,可是他必须痛痛快快地排泄出胸中淤积的悲苦和愤懑。啊,他,一条硬铮铮的汉子,竟闷声闷气地抱头痛哭起来!他哭,不是怨恨父母给他留下的屈辱,而是更加痛惜父母的早逝,他也为自己长期不理解父母而感到愧疚……

  孟昭英回到屋里,报告大家说:“人家路师傅为了成全咱们,躲一边去忍气吞声,小夥子够有多好!”并提醒薛大娘说:“妈,还不快给人家送上”汤封“,安慰安慰人家!”

  薛大娘便让薛纪跃拉开五斗橱抽屉,取出“汤封”来——她在开宴前用红纸包好,搁在了薛纪跃放瑞士雷达牌小金表的那只抽屉里。

  薛纪跃过去开抽屉时,她趁便征求薛师傅意见:“再给他添上八块吧,我看他怪不容易的!”

  薛师傅没来得及回答,便听见薛纪跃一声异样的惊呼:“唉呀!金表跟”汤封“全都没啦!”

  满屋的人——瘫在五斗橱下的卢宝桑除外——全都又一次陷于惊诧之中。

25

  行政处处长对别人的告发哑然失笑。

  眼看就到两点半了,接张奇林去机场的小汽车居然还没有到,于大夫又一次打电话到机关,值班员说傅善读确实已乘车出发来接,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还没抵达?真让人著急!

  张奇林已经穿妥了西装、皮鞋和大衣,双手背在身后,在客厅里踱过来踱过去。飞机四点钟起飞,现在离起飞仅仅只有一个半钟头了。

  就算小汽车立即到达,立即坐上出发,路上总得半个来钟头,进到机场,办出境手续,托运行李,接受检查,穿过隔离区,到达候机厅,进入飞机舱,最快也总还要四十多分钟,所以现在真是一分一秒地接近了误机的临界值。一贯遇事沈著镇静的张奇林,此刻在踱步中也明显地流露出焦躁与烦怨。

  傅善读今天是怎么一回事呢?自从张奇林主管这个局以来,同傅善读接触中,一直感到他这人办事妥帖精细,很可信用。难道傅善读今天的反常,同中午接到的那封告发信有一定关系?想到这里,张奇林不由得往墙上一瞥——那幅洛玑山为他“却乏走笔”的山水画已经按照他的吩咐,由女儿张秀藻取下收起,现在墙上只留下一块长条的白痕。傅善读为洛玑山搞房子,图的是什么呢?就为图他那同一构思多次复制的 “作品”吗?洛玑山贪得无厌地弄房子,又图的是什么呢?

  他除了画画儿,还想当“二房东”吗?张奇林感到困惑。他深感世界上的事物之间是一个复杂的网路结构,只盯住一个“网结”是不足以知人论事的,必须把握住一组矩阵网路,才能作出近似判断……然而那封告发信所揭发的实际仅仅只是一个 “网结”,有关“网路”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傅善读会不会是故意晚来,以回避我的询问?可不管他怎样晚来,从这里开往机场的一路上,我在汽车中总还是要问到他的;即使我问完还不足以作出判断,问一问心理上总能平衡一点……

  张秀藻被于大夫派往院门外了望——尽管这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于大夫还是让她去,她也驯顺地去了。当她走到外院时,她的眼光不由得朝东边小偏院瞥去——那四扇屏门半开半掩,似乎透露出无限的神秘。冯婉姝一定来了吧?她同荀磊此刻在做什么?一起听音乐,还是一起看书?张秀藻并不嫉妒,但感到一阵阵酸辛的怅惘。她想,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令人痛苦——你爱他,他却不爱你。她觉得那种原来爱过、后来不爱了的情况,究竟还比这种境遇好些,因为心中总还有可供细细咀嚼的甜蜜的回忆……要不是身后突然来了一个莽撞的少年,急匆匆地撞了她一下,从她身边头也不回地大步朝院外走去,她也许还会伫立在那里,继续任自己的感情涨潮……那少年穿著一件米黄色的登山服,双手插在斜兜中,仿佛喝醉了酒的模样,不消说,又是薛家婚宴上的食客。薛家怎么净是这种大叫大嚷、粗鲁无礼的亲友呢?撞了人家,头也不回,连声道歉也不会,径自晃著肩膀大步流星地走了,真不害臊!……张秀藻还未挪步,又听得身后人声嘈杂,原来是薛师傅和薛大娘在送一群客人,她赶忙快步走出了院门,闪到了一边。到了院门外她想起她,那了望的职责,便把手搭在眼上,朝胡同口望去,胡同口那边冷清清的,并没有什么小汽车的影子……

  于大夫一看腕上的表己指示著两点半,便对张奇林建议说:“乾脆叫辆出租汽车吧。这个老傅,办的什么事!出国任务他都敢给你耽误,还说给安排房子哩!这种人!”说著抓起了电话。可就在她拨出租汽车总站的电话号码时,傅善读气咻咻地到了。

  于大夫还未来得及开口埋怨傅善读,傅善读却先一叠声地谢罪:“怪我,怪我,怪我……不该让小王从美术馆那边过来,谁想得到今天那儿偏出了车祸呢?到了地安门,偏又遇上个大红灯……”说著便主动去提旅行箱,又问张奇林:“你还有几件行李?咱们这就开路!”

  张奇林见傅善读来了,心里安定下来。一个半小时里,足能办完登机的一切事宜。由于整个身心的陡然松弛,他忽然感到要小解一次。

  于是他对傅善读说:“你来了就好。稍安勿躁,我方便一下再走。”

  傅善读劝止说:“到机场再方便吧。机场厕所乾净。”

  于大夫也说:“看把你裤子溅脏了——鞋底更不用说,唉,我们这个厕所啊!”

  张奇林却憋不住。他想了想,便沈著地脱下大衣,又进到里屋,套上一条平时穿的裤子,换上一双平时穿的鞋,走了出来,笑著说:“瞧,我这样就保险了。”说完竟出门而去。

  傅善读被张奇林这举动惊住了。一位马上就要上飞机出国访问的局长,如此费劲地去上胡同里的公共厕所!于大夫也感到今天的事态真是触目惊心,她抓紧机会对傅善读说:“你瞧瞧,老傅!什么事儿!

  还把我们窝在这儿,这么著上厕所!上这种厕所!你亏心不亏心啊!“

  傅善读赌咒发誓地说:“于大夫,我确确实实给你们预备好两个单元了。要不,送完老张回来,咱们先坐车去看看房子?看著老张上个厕所都这么艰苦,你以为我心里好受?”

  张秀藻本来心不在焉,随傅善读进屋以后,她本能地提起爸爸的一个小手提箱,只等著一齐再往院外走。她的脑海里,鲜明地浮现著的,仍是东外院的四扇屏门——可是当张奇林上厕所的举动呈现在眼前以后,她的心仿佛被敲击了一下,脑海里的四扇屏门倏地淡化开去。

  虽然爸爸身影消失了,但那上身穿著笔挺的西装,下身却套著一条旧裤子,脚上临时又换成一双旧鞋的古怪形象,却仿佛牢牢地粘在了她脑中……啊,爸爸!她忽然觉得自己的爸爸非常可爱,一个能这样坦然无怨、心平气和地去胡同里简陋的公厕方便的爸爸,该是一个多好的爸爸!爸爸在她眼前有过许许多多的举动,也许,今天的这个貌似微不足道,甚至有些滑稽的举动,恰恰最能在她的心目中树起牢固的威信——作为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威信。

  张奇林却完完全全仅是为了解决一个生理上的需求。他从胡同公厕回来,动作紧凑地洗了手,脱掉了旧裤子,换上了皮鞋,又穿上大衣,然后便操起桌上的公事包,说了声:“走吧!”大家便一齐朝院外走去。出了垂花门,穿过狭隘的大门洞,来到街上,把行李放进了汽车后箱,张奇林和于大夫都坐进去以后,傅善读招呼张秀藻说:“上车吧!”张秀藻笑笑说:“我不去机场了。”张奇林和于大夫也都在车里说:“她早说好不去了。孩子大了,她有她的事了。”于是傅善读麻利地钻进了前座,把门一撞,车子便开动起来。张秀藻朝车子挥了挥手,车子开远了,她看看手腕上的表——两点三十八分。

  张秀藻返身走进了院门,来到四扇屏门旁边。她忽然觉得听到了荀磊和冯婉姝的笑声,还有朦朦胧胧的、似有若无的音乐作为陪衬,她的心仿佛被紧紧地捏了一把。在一种惘然若失的精神状态中,她恹恹地朝里院走去。刚到垂花门边上,忽然从垂花门里走出了詹丽颖和一位有点谢顶的、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张秀藻同詹丽颖对笑了一下,便错肩而过。詹丽颖那粗大的嗓门正甩著这样的话语:“……好哇!演过了 ”贵妃醉酒“,下头就该演 ”凤还巢“了嘛!……”张秀藻也无心去听詹丽颖在说著什么,只是觉得她这人未免有点聒噪……再往里走,路过薛家苫棚时,她感觉到似乎有男人的哭声——那是一种闷住的低沈而浑厚的悲声,使她非常惊异。谁呢?怎么能在办喜事时哭呢?她并无细加探究的欲望,但她感受到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她想,在这立体推进、交叉互感的生活中,她还是应当理智,应当坚强,而不能让心中那隐秘的爱湖冲决堤坝,淹没掉她的事业心……于是,当她回到家中以后,她洗了个脸,轻轻地哼著歌儿,毅然地坐到了书桌旁,打开了专业英语课本和笔记……

  张奇林乘坐的小汽车开过了鼓楼,从鼓楼东大街直奔东直门。张奇林和于大夫坐在后座上,傅善读坐在前座上。当张奇林沈吟著考虑如何就那封信的内容询问傅善读时,于大夫已经就即将搬去的新居向傅善读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从卫生间澡盆的规格一直问到了窗外是否已经植上了树、植的什么树。傅善读扭过身子,双手扶住座椅靠背,热情地一一作答……

  小汽车眼看出了东直门,开上了通往天竺机场的公路,时间不多了,张奇林便打断于大夫和傅善读的交谈,郑重其事地说:“老傅,我要正式地同你谈谈。”

  傅善读显然并无思想准备,他显得有些吃惊:“正式?”

  张奇林望定扭过身来的傅善读。这是一位典型的 “老总务”,不知为什么,张奇林觉得到处管行政事务的干部都有著同样的风度、同样的表情——尽管他们外貌上往往差异很大。老傅身材瘦小紧凑,两眼却炯炯有神,不说话时,薄薄的嘴唇闭得很紧,一开口说活,嘴唇果断地掀动著,腮上的一个伤疤,仿佛也在一动一动,说出的每句话似乎都有著足够的统计数位作为后盾,不容辩驳。

  张奇林决定开门见山。他说:“今天中午我接到了一封群众来信,检举了你,而且也牵扯到我……”于是他几乎是把那封信逐字重述了一遍。

  于大夫原不知有这回事,听了大吃一惊。她才明白张奇林为什么让把家里挂的那幅画取下。这是张奇林他们单位的事,她当然不好插嘴。不过在这么个小汽车里,时间又这么紧迫,张奇林一下子把问题端到傅善读面前,会不会弄成个尴尬的局面?她心情紧张地望著傅善读,既怕他怫然色变,也怕他无地自容……她心里不免埋怨张奇林:这问题就不能搁到回国后再往外端吗?

  出乎张奇林和于大夫意料,傅善读听完那封告发信的内容,竟是哑然失笑的样子。他极其轻松——甚而还挟带著几分愉快地说:“信上说的完完全全都是事实。只不过没把事实说全就是了——我这回 ”卡“

  出来的住房不是一套而是两套,嘿嘿,我还想再 “卡”出第三套来呢!“

  张奇林愕然。傅善读见张奇林现出那么个难看的表情,便以一种安慰的语调说:“你从来没直接管过分房子的事,没深入过这个领域,难怪你听见风就是雨。其实,对于我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来说,那信上说的事儿,不过是我们这一行的日常生活……”

  张奇林不得不承认,傅善读所驰骋的那个领域,对他来说,只是一堆抽象的模糊的概念。局里的“分房委员会”不由他抓。固然局党组要讨论通过住房上给予特殊照顾的中年知识份子名单,但他们所讨论的只是人而不是房——他们只作出应当优先给谁分配住房的决定,至于实际安排,那就是傅善读他们的事了。

  张奇林问:“你是怎么卡掉中年知识份子住房的?这关系到落实党的知识份子政策,你怎么敢这么干?”

  傅善读笑嘻嘻地反问:“咱们局哪一位该给房的中年知识份子没得著房?”

  张奇林一想,也确实没有来告这种状的。似乎每一位分房名单上有名的人都分到了住房。他想起那封告发信上的措词,也并不是说傅善读卡掉了谁应得的整套住房,而只是说他“卡掉了您局中年知识份子的居住面积”。

  傅善读见张奇林发楞,便进一步说明:“咱们局的住房来源,一是接受统建房的分配,一是自盖自分。先说第一种,统建房有不同的规格,都号称三间一套,有五十平米的,也有三十平米的;都号称两间一套,有三十平米的,也有二十三平米的;有全是南窗的,也有全是北窗的,自然也有各种两面开窗的;有的大而粗,有的小而精;有的房子好地段差,有的房子差地段好;有愿把三间一套换成一个两间一套、一个独间一套的;有愿把楼房换成平房的……我们管这摊事的,说实话,确有以权谋私的角色;不过,也是实话——我们搞所谓的倒换,主要还是为本单位著想。比如说,这回一共分给了咱们统建房二十八个单元、一千一百三十二平米,除去可以倒的旧房不算,按说可以安排二十八户入住;可是我不能就这么著死板地安排,比如说,给你们家,我就不能安排成一个三大间单元,而要安排两个两大间的单元,这样,我手里的房子就不够分了。也不光是你家,这类需要变通的例子还有,比如有的该分房子的人家,婆媳实在不合,我要尽心为他们服务,就该把一个两大间的单元,尽量换成两个独间的单元,于是乎我就要同别的单位的同行联系——我不去联络他们也会主动找上门来,我们之间——往往也不是双边,而是三边、四边,半公开地进行倒换;倒换的结果,比如这回我手里的状况,就挺让人满意,凡该安排住房的我全安排了,还多出两套来——怎么多出来的?自然是因为我卡掉了一些住户的米数,不过那米数极其有限,也就一、二平米,三、四平米而已,但我积少成多的结果,便多出了两个单元来;少了米数的住户也许还得到了另外的好处,比如阳台大,层次好,采光足……你说我坑害了谁呢?我完完全全是一片好心!……”

  张奇林怀疑地问:“你这个好心我还不完全明白,那洛玑山跟咱们单位毫无关系,你怎么能让他住进一套呢?这总是违反原则的吧?”

  傅善读起劲地掀动著嘴唇,振振有辞地说:“那洛玑山不过是借住,我并没有给他住房证,算不上违反了什么原则。咱们给他提供方便,他给咱们帮忙,这实际上是一种协作嘛……”

  张奇林大惑不解:“协作?一个单位和一个私人协作?”

  傅善读只觉得张奇林迂腐无知,他不禁调侃地说:“你这个官僚主义者!”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刚才说了,咱们局的住房,一靠统建统分,一靠自盖自分。盖房子你当跟搭积木那么容易?地皮问题,设计问题,材料问题,施工力量问题……头疼的事多了!你以为那洛玑山不过是有几管毛笔的等闲人物?咱们局这回盖宿舍楼的水暖设备,要没洛玑山帮忙,能那么顺当地到手吗?”

  张奇林觉得傅善读越说越象“天方夜谭”,不禁问道:“他还兼营水暖设备公司?”

  傅善读笑了:“你真能开玩笑!他自然只会画那么两笔画儿!可现在哪个宾馆、招待所不想要他的画儿?都抢著请他去画,房子没盖起来,要多大的画儿,挂在什么部位,早都跟他定好了……所以他能替咱们说情,从宾馆工地匀出点过剩的水暖设备来。咱们欠了人家的情,借套富余的单元给他用用,还不应该吗?……”见张奇林仍然瞪著眼睛,傅善读又补充说:“你放心,这里其实并没有什么不乾不净的事情。

  那水暖设备都是按官价转让、接收的,手续完备,洛玑山从中没拿一分钱的“回扣”。“

  张奇林仍对洛玑山反感:“他自得一套住房,还不算拿 ”回扣“吗?

  而且人家说他象这样的住房已经弄到了三套,也太贪得无厌了!“

  傅善读却不以为然:“他的情况我太清楚了。别看他名声在外,他那个单位可根本不拿他当回事儿,说他年轻,资历浅,还不够照顾的份儿,分给他的住房,就是那么个又小又窄的单元。他上有老,下有小,家里根本摆不开画案,他也是逼得没有办法,才这么弄了三个单元——你以为是什么大三间的单元?三处我都去过,一处在塔式楼的第十五层,是个独间的,他当了画室,他说他不能总是到宾馆里去画订货,他想静下心来搞一点真正的创作,所以得有个自己的画室;再一处是个半地下室,他安排他老母和女儿住,以减少自家的拥挤;第三处就是我借给他的,也不过是个两间的单元,他布置出来会会客,藏一点书和美术资料,如此而已。说实在的,以他现在的这个水平,如果到国外去,他能混得满不错嘛!买一栋楼住住,搞它一座带花园的别墅,怕都不是什么难事,可人家并没有那么个想法,能忍心说他贪得无厌吗?……”

  张奇林听了傅善读一番话,暂且无言。他心里思忖著:即便傅善读所说的全是真情实况,看来这里面也还是有一定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恐怕是住房修建、分配体制本身的问题。人们合理的物质需求,社会上人们之间互通有无的交换关系,看来采取压抑的办法、遏制的办法,终究只能是造成更多的矛盾和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消耗。十年前,按规定农民不许贩卖花生米,但城市居民们还是几乎家家都有花生米——一个地下的花生米供求网顽强地存在著。现在爽性允许农民贩卖花生米,让花生米供求网公开化、合法化了,供求双方的身心都得以免除多余的耗损,生活不是变得更明朗更轻松了吗?什么时候城市住房问题也能摆脱人为的脚枷,把解决的步子迈得更清爽、更迅捷呢?……

  傅善读见张奇林的表情渐渐由严峻而温和,便主动地说:“老张,你还没问我:你那另一套卡出来的单元,派了什么用场呢?告诉你吧——分给了你们新任命的技术情报站站长庞其杉。原来 ”分房委员会“

  认为他的“分数”不够,他还得再等上一阵子才行,可是我手头多出这么一套以后,马上就把他安排了——他一上任就住进了新房,工作能不安心吗?你看,那封告状信其实倒是封表扬信——我欢迎部纪律检查委员会赶快来检查,越检查,我越心安理得哩!“

  张奇林笑笑说:“你这只是一面之词。我看纪委会一定会来检查的。

  我想检查的结果,也许不会仅限于简单地确定一下是非……“他忽然想到他出发前让家里人取下了洛玑山的那幅山水条幅,想到条幅取下后墙上留下的一长溜白痕,忍不住又说:”不过,那个洛玑山把一个构思画来画去地重复,毕竟不高明……“

  傅善读仍旧为洛玑山辩护:“中外古今,画家重复一个题材的例子多的是,不信,你看看齐白石留下的画儿,有多少虾米,多少菊花?……”

  于大夫见他俩的谈话越来越轻松,也便不再紧张。她朝车窗外望望,提醒他们:“行啦行啦,等老张回国以后你们再抬杠吧。看,到天竺机场啦!”

  小汽车拐进了机场专用车道,不一会儿,又飞快地旋上了候机室前的回旋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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