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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申(下午3 时一5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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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鼓楼下的“老人俱乐部”。

  一过下午三点,照射到鼓楼东墙根的阳光,便显得格外宝贵,因为至多还有半个来小时,这冬日的阳光便不再具有暖意了。

  在鼓楼东墙根下“负暄”(晒太阳。)的老人们,一到这时辰,心情便不免沈郁起来。他们留恋带有暖意的阳光,不那么愿意,甚或很不愿意回到那属于晚辈统治的家里。即便在家里得到尊重和孝敬的老人,一想到又要同谈得投机、玩得默契的友伴分手,心里也怅怅的。

  胡爷爷自然是最怕 “老爷儿”(“老爷儿”,即太阳。)偏西的一位,因为“老爷儿”一偏西,便是“老人会”的散场,他拖著疲惫的脚步回家之后,见到的将是儿子那张冷漠的脸,儿媳妇那对白果一般的眼球,以及在饭桌上的这类遭遇:孙子将一块肉挟起来,对他说:“爷爷,给!”而儿媳妇将那块肉接过去,喂进孙子口中,假笑著说:“爷爷好吃素,爷爷要你吃!”他呢,便连自己挟一块肉吃的勇气也没了……

  胡爷爷同海老太太坐在一起,犹如小孩子嘴里含著一块几乎化成了薄片儿的糖果,舍不得让它消失一般,你一言我一语地竟相咂摸著这钟鼓楼边的往事,仿佛在这样一种炽烈的怀旧中,他们便能够让时间停住似的。

  咂摸得最久,并且百提不厌的,自然是那关于一百多年前的“豆汁姑娘”的传说。论起来,胡爷爷和海老太太还是那传说中有关人物亲友的后裔呢。

  胡爷爷的祖上,原是银锭桥畔那经营豆汁铺的老夫妇的近邻,老夫妇的独生女儿被恶贝子抢走的情景,胡爷爷祖上是亲见的,因此多年来讲起这段事,胡爷爷总用著权威的口吻。据胡爷爷说,那贝子自从被神秘地剜去双目后,惧怕连性命也失去,便放还了那被抢的姑娘。

  姑娘的父母,后来果然给她招进了一名白衣女婿,是个瓦工。庚子年间,那年老的夫妇都已去世,这对夫妇连同他们的五个子女,都成了“义和团”的团民。每当有人说那昔日被抢过的妇人,入“义和团”

  后当了 “红灯照”时,胡爷爷总要予以纠正:“不是红灯照,是蓝灯照。

  我爷爷当年跟他家熟得不能再熟,他家的豆汁我家随便喝,我家的芸豆窝头蒸得好,他家也随便拿;所以究竟是怎么个情景儿,得听我爷爷的——我爷爷说,义和团的女团民,只有那年轻没出阁的,才叫红灯照,结了婚的妇人就叫蓝灯照,还有寡妇们,叫青灯照。“后来呢?

  据胡爷爷说,“义和团”失败后,那瓦工被捕去杀了头,英勇牺牲了,那妇人便带著子女逃往了外地。究竟逃到了哪儿?他就说不清了,因为他爷爷没告诉他。不过,至今胡爷爷仍能到银锭桥畔,指认当年那家豆汁铺和他家祖上居室的位置——自然早已成为了别姓的住屋。

  海老太太呢,却是与那传说中的反面角色有亲缘关系。据说那恶贝子的一个庶出的妹妹,便是海老太太的姥姥。这样论起来,那被义士剜去双目的贝子,海老太太还该叫他舅姥爷呢。这种关系倒并未使海老太太在参与讲述那传说时有什么羞愧之感。因为据她说,那舅姥爷岂止是欺压府外的良民,就是府内,他也不仅是虐待奴婢,对海老太太的姥姥——他庶出的妹子,也是想骂就骂,说打就打的。因此,每当讲到她那舅姥爷在那个月黑夜里,门窗未动而双目被剜的情节时,她甚至比胡爷爷等人更觉解气,还每每要发一通 “恶有恶报”的议论。

  再说,与海老太太有亲缘关系的满清贵族及其后裔还很多,有的支持过辛亥革命,有的解放后成为政协委员,还有那论起来得叫她舅妈、表婶的,人家都成了共产党员了。因此,海老太太的亲戚关系里是既有坏蛋也有好人——这也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有的状况,不足为怪的。人们自然常向海老太太打听她那舅姥爷的下场,她总是凿凿有据地说:“出了那档子事没多久,他就得疯病死了。临死的时候,他直嚷:”烫!烫!“问他:”炕烫,火盆烫?“他说:”豆汁烫!豆汁烫!“敢情他总觉得有人端著热豆汁往他身上泼……”对这类描述,人们自然只是姑妄听之。

  那传说中笼罩著神秘色彩的侠义少年,他究竟从何方而来?又往何方而去?他何以能够不动门窗而潜入恶贝子寝室,从容地将其双目剜去?这些问题,胡爷爷和海老太太便只能同大家一样,凭著想象去猜测了——他们都失去了权威性。但几种传说的“版本”中,都有这个细节:在恶贝子双眼被剜的那天傍晚,那骑马的美少年,曾光顾过鼓楼大街上的 “北豫丰”烟庄。“北豫丰”烟庄的位置究竟在哪儿呢?

  这个问题,海老太太和胡爷爷以前就争鸣过,这天不知怎么搞的,聊著聊著,他俩又抬起杠来。

  海老太太说:“那”北豫丰“烟庄,就在如今”炊事用具供应部“

  那儿,门脸正对著烟袋斜街。买妥烟料的主儿,一迈出“北豫丰”的门坎,抬头就能望见烟袋斜街把口的“双盛泰”烟袋铺,那门口挂著好大的烟袋幌子——您忘啦?足有四、五尺长,底下坠著红布……“

  胡爷爷说:“那咋不记得?幌子上还箍著铜箍儿,小风过来不带晃摇的……可”北豫丰“蒂根就不在这鼓楼南大街上,它是在鼓楼东大街,如今”民康回民小吃部“斜对过……瞧您那点子记性!”

  海老太太便扬起嗓子说:“我记性差?凡我经过的事儿,拾起来全能全枝全叶的……我倒试试您吧——当年烟袋斜街里的 ”忠和当“,门脸在哪块儿?”

  胡爷爷脖子都直了:“街中间,庙对门,门脸朝北——我能忘了它?

  早年可没少跟它打交道!“他忽然回忆起,民国十三年夏天,紫禁城里建福官遭回禄,从钟鼓楼一带都能望见宫里的红光,后来内务府派了几十个库丁去收拾废墟。他当年不到二十岁,也是其中的一个。以往在库里干完活,出库房时,不但要脱光衣衫,还要双脚蹦过一条尺把高的长板凳,同时还得立即将双手一拍,叫喊一声,守候在那里的主管点了头,才让穿上衣衫回家。这是为了防止库丁将库中财宝藏在口中、手中、胯下、肛门和腋窝盗出。但到建福宫收拾火灾现场,一来露天作业,监督不便;二来人手不够,还另雇了一些力夫来应急,难于管理;三来当时皇室已然衰败凋蔽,威风早已不似当年;故而库丁和力夫们都有了可乘之机。在干活的过程中,他同别的库丁、力夫一样,也趁便拾了一些熔成团块的金银,偷偷藏在裤裆里,混出神武门以后,便赶紧到”忠和当“去当当——后来才知道是吃了大亏,原该拿到钱庄去的,可他只跟当铺打过交道,钱庄的门坎从来没有迈过……

  想到这里,他不由得考问海老太太:“您记性好,您该记得早先故宫里头著大火的事儿吧?……”

  海老太太不等他问完便用劲地说:“敢情(”敢情“与别的词语构成句子时,相等于”原来是“、”真叫是“、”可不是“……一类意思,单用时是一种表示充分肯定的语气词。)!那一年春上我出的阁,那场大火,记得是阴历五月十四晚半晌著起来的。第二天我跟我们掌柜的逛”荷花市场“,一进大堤,满耳朵听见的全是那大火的事……”

  海老太太一提起 “荷花市场”,胡爷爷便把那建福宫大火的事撂一边了。“荷花市场”!这四个字勾起了他多少既酸辛又甜蜜的回忆。他不由得又同海老太太一问一答地议论起当年的“荷花市场”来。海老太太在这话题中,同样也既回味到青春的乐趣,又反刍出人生的苦涩。

  所谓 “荷花市场”,是民国初年到三十年代末那二十几年里,在这钟鼓楼西南的什刹海出现的一种临时市场,每年从阴历五月初五开市,至阴历七月十五收摊。当时的什刹海前海遍植荷花,海西是一条颇宽的土堤,堤东是一片稻田,“荷花市场”的中心区便在这土堤之上,所谓“东边荷花西边稻,棚架半在水中泡”——市场的商棚,大都用杉篙木板扎搭,一半搭在岸上,一半搭在水中,上面或罩以席顶,或铺著可展可收的苇廉,当然也有因陋就简——覆以旧布缝缀的伞篷的。

  胡爷爷当年也曾一度在著名的“德利兴”棚铺中学徒,到那“荷花市场”中给人搭过棚架;而海老太太的掌柜的,得意时却是 “荷花市场”

  中携眷游逛的人物,潦倒以后,一度又在“荷花市场”中摆摊给人测字相面……

  胡爷爷和海老太太兴高采烈地回忆了一番“荷花市场”的盛时景象……那 “八宝莲子粥”,用糯米和上好粳米煮成,煮得腻笃笃的,盛在小碗里,中间混著鲜莲子、鲜藕、鲜鸡头米,上面再堆上雪花棉白糖、青丝红丝……小碗又搁在冰桶里,用那从窖中取出的天然冰块偎著,取出来的时候,凉飕飕的,称作“冰盏儿”,你说该有多么爽口!

  还有 “苏造肉火烧”,是拿花生油、鲜鸡蛋和细罗面烤成的,皮儿一层又一层,层层不乱,薄薄的皮儿下,露出里头的萝卜丝瘦肉末馅儿,一两算你两个,真勾人的 “哈喇子”(口涎。)!……吃的如是丰富多采,那些耍货 (玩具。)更让人眼花缭乱!上头泥塑、下头猪鬃扎脚的 “鬃人儿”,搁在铜盘子里,一敲盘边,它们就连转带舞,别提有多么逗哏;还有各式各样的风筝,“黑锅底”、“沙燕”、“蜻蜒”、“蜈蚣”、“孙悟空”、“美人”……都不稀奇,最有趣的是“蝴蝶送饭”——它附在大风筝之上,大风筝放起老高以后,把它挂在风筝线上,能眼见著自动升上去,上去老高了,拴著线香头的小爆竹一响,绷线震断,它那翅膀便能一合,“嗤溜”滑将下来——你说巧也不巧?……

  他们又回忆到当年“荷花市场”上售卖的几种灯:“荷花灯”,并不真用荷花制作,而是用高粱秸破蔑,圈成一个小西瓜大的圆圈,上面贴一圈用粉纸剪好压凹的花瓣,下面再贴一圈用绿纸剪成的六七寸长的流苏,中间点上一支小蜡烛,孩子们入夜后用一根小棍挑著,边玩边唱:“荷花灯,荷花灯,今儿个点了明儿个扔……”他们小时都点过,也都扔过的;“荷叶灯”,用真荷叶一张,当中插蜡烛,点上举过头玩;“河灯”,用一小块厚厚的圆木头,周围糊一圈纸,中间放一个泥捏的小油灯盏,点上后,搁进什刹海,任其漂流;最令人难忘的是“蒿子灯”,拔一棵青蒿,把许多点燃的线香头一一系在青蒿的枝叶间,手举根部,摇来摇去,在昔日昏暗的庭院里、胡同中,点点红星晃动著,袅袅香烟飘散著,引出正当青春年少的他们多少非分的幻想!……

  “啊,二位说时,不就是当年”雨来散“里的玩意儿吗?”一位一手提著鸟笼、一手揉著核桃、身板比他们硬朗的主儿,听他俩聊得起劲,凑过来搭话。

  “雨来散”?对!当年的“荷花市场”逢上下雨,自然散摊,所以确有“雨来散”的俗称。海老太太和胡爷爷一听见“雨来散”这仨字儿,心中顿时充满了无限的怅惘。“荷花市场”逢雨便散,人生呢?

  缘分呢?……唉唉,往事真不堪回首!

  那过来插话的,便是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他比胡爷爷和海老太太要小十来岁,对于他来说,“荷花市场”实在没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

  他记得那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在轿行里等著当随行的执事——他们丐帮中的小夥子常去干这个,当然轮不到他们打伞、打扇,只能是在执事行列的尾部打打旗。旗有几种:青龙旗、白虎旗、朱雀旗、玄武旗;他受雇时只能是打那绣著龟身蛇尾的“玄武神”的玄武旗,走在最后。那年夏天他天天去轿行等候,天天落空,也不知怎么搞的,那年夏天阔主儿们都不娶媳妇!于是他头一回跟著父辈去“荷花市场”

  搞“硬乞”。他把一个大铁钩子钩迸锁骨,拖著个坠铁球的铁链,从堤南走到堤北,竟然只有人指点观看,而并无人施舍一枚铜板!从那以后他就恨上了什刹海,每从湖边过,他总忍不住要往湖里啐一口痰!

  现在他听见胡爷爷和海老太太坐在那儿你一句我一句地赞美“荷花市场”,心中好不以为然,点出那“荷花市场”不过是“雨来散”之后,他又把右掌心的核桃揉得哗啦哗啦乱响,大声地说:“当年那什刹海有什么好的!别看海心里有那么点荷花装样子,海边上堆著多大一圈垃圾杂物?那住海边的人家,有的还见天地往里倒屎尿盆子,那股子味儿!打那里头窜出来的蝇子蚊子就别提有多少了!你们二位岁数都比我大,该比我早看见过”鼓楼冒烟儿“?……”

  胡爷爷和海老太太一听,一齐点头呼应:“可不是,有一回这鼓楼顶上蹿起一丈多高的 ”黑烟“,街面上的人都当是里头著火了,嚷的嚷,跑的跑……”“是有那么档子事儿!后来不是把那消防队都叫来了吗?

  消防队的人爬上去一细看,咳,闹了半天,哪是什么 “黑烟”,是成团的蚊子搅成了那么个“通天柱”!“

  “瞧,那时候咱们这块儿有多埋汰(脏、丑。)!说那路面是”无风香炉灰,有雨墨盒子“,真是一点也不假!”卢胜七突然焕发出一种忆苦思甜的热情,指著斜对面街上的店铺说,“要是当年,甭说别的字型大小了,就那”泰麟菜蔬商店“,那”和成楼生熟肉铺“,咱们敢进去吗?”

  海老太太接上去说:“敢情!自打日本人来了以后,那物价就光见涨不见落!我还记得日本人来了以后印的那票子,一边有个孔夫子像,一边有条龙,瞅著就跟豆纸(手纸。)似的,”毛“得厉害!……”胡爷爷抢著说:“可不!那是”华北准备银行“的票子,外号”小被窝“

  嘛。当年大夥不都这么说吗:“孔子拜天坛,十块当一元!”……再后来那国民党的“法币”,就更不能提了,日本投降以后,“光复”的头一年,一百块 “法币”还能买俩鸡子儿,过了没两年,一百块 “法币”

  合算只能买上一个煤球儿!那是些什么日子啊!……“

  说到这儿,恰好一辆长车身的 8 路公共汽车从他们面前的街道上驶过,海老太太便见景生情地接著进行新旧对比:“那时候打咱们这块儿出门有多难!都到民国多少年了,这街上才有了当当车(当当(音?a??)车:当年北京人对有轨电车的称呼。),那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踩铃儿,当当地响,真吵人!……”胡爷爷跟上去说:“可不,我记得司机踩出的那调调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没错吧?

  那当当车的车票倒不算贵,可左等右等,等得你脑门流油儿了,它才开过来;这也不怪它,铺的是单轨嘛,每到一站,这边的车先开到拐出的“耳朵”(一小段复轨。)上去候著,等那边的车开过来,错过去了,才能再从“耳朵”上拐出来,接碴儿朝前开……那车厢后头,时不时还总吊著几个蹭车的,瞅著真悬乎!那时候有话嘛——       “人力车,坐不起;当当车,等不起。”哪象今天这样,公共汽车、无轨电车好几路,车又大,来得又勤,想去西单、王府井、天安门、动物园……上车走人,多省事儿!……“说到这儿,胡爷爷脸朝著卢胜七,兴奋地问:”你说是不?“

  卢胜七却忽然沈默。因为胡爷爷关于当当车的话语,勾起了他最不愉快的思绪——远不仅仅是不愉快,说实在的,那是他最大的耻辱,也是他最大的困惑,并且还是他最大的恐惧……三十六年前,他曾被国民党特务所收买,就在这鼓楼的前头,去追打那些进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青年学生,而所获得的代价,不过是每打一个学生得到一个馒头……当游行队伍被冲散以后,有一个留长发的大学生跳到正在行驶的当当车后踏板上,一手Jm 著车门,一手散发传单。卢胜七在打红了眼的情况下,竟疯狂地冲向当当车,伸手去拉拽那大学生,企图把他拉下车来;没想到那大学生竟伸腿踢他,拼死抵抗,他便上去抱住那大学生的腿,生把那大学生从车上扯了下来;两人滚倒在地,扭作了一团,在几秒钟里,他俩的脸离得那么样地近,两人的眼珠几乎都要从眼眶里蹦出来——显然,他俩从此谁也忘不了谁了……可是后来也不知怎么一来,那大学生被人救走,卢胜七倒挨了几脚,疼得钻心——救护大学生的,好象倒并非是参加游行示威的人,而是几个路过的壮工。卢胜七站起身来骂了一阵,啐了一阵唾沫,便晃著肩膀领馒头去了。

  解放后,卢胜七隐瞒了他这段丑恶的历史,直到“文化大革命”

  当中,才被揭发出来。他确实是知罪认罪,他明白了,那当年散发传单的共产党人,不怕流血牺牲地同国民党英勇斗争,正是为了使他那样的乞丐不再过那不象人样的生活……可是他很快又陷于惊诧与困惑。有一天大街上开过某国家机关游斗“走资派”的大卡车,那最后一辆卡车上有个挂黑牌的 “黑爪牙”,那模样,似乎分明便是当年同他滚作一团的那个共产党大学生!这是怎么回事呢?当年国民党特务花一个馒头代价让他去打的人,怎么今天反倒被共产党自己 “打倒在地,还踏上一万只脚”了呢?……

  又过了几年,“四人帮”倒台了,卢胜七偶然去亲戚薛永全家串门,在垂花门那儿,他恰巧同住北房的张奇林打了个照面,张奇林倒没什么反应,他心里可怦怦乱跳——他觉得那人恰恰就是当年Jm 著当当车车门散传单的那位,也就是前几年让人给挂著黑牌子当“黑爪牙”游街的那位……他假作无意地问了一下薛永全,薛永全告诉他,人家眼下是国务院的正局级干部,说不定过两天就升副部长、部长!卢胜七那天没敢喝酒,背上直冒冷汗,出了薛家的屋,低著头一溜烟地快步窜出了院子,从此再不敢去那院串门……可他回家后几次细细回忆,又觉得跟薛永全住同院的那位张局长,似乎并不是当年那个同自己扭成一团的大学生,因为那大学生眉心有个如同黄豆般大的黑痦子,而张局长眉心却分明平平整整、乾乾净净……

  卢胜七的突然沈默,使胡爷爷和海老太太的谈兴受挫。吹来一阵小风,带来阵阵寒意。卢胜七晃著鸟笼,揉著核桃,踱了开去。胡爷爷和海老太太朝下棋的那一群望去,那一群倒还丝毫没有散摊的意思。

  当天的《北京晚报》已经开始发卖,他们有人已经买到了 《北京晚报》,并且已经根据晚报四版上的“星期棋局”《步步为营,稳健入杀》,摆上了林宏敏对邹正伟的残局,一步步地进行著复验……而那位前区商业局的吴局长,则正同身边的一位白髯老人同猜晚报三版上的“口字谜”。他很快便猜出 “一字四个口,五谷样样有”是 “田”字,但让 “奇形怪状一个口,口字隐约藏里头”给难住了……

  既然人家都没有走,海老太太也舍不得这就回家。太阳眼瞅著失去了那最后的火力,寒意一秒一秒地扩散著,她望著眼前的大街,只见依然是车水马龙、人头攒动,不禁想起早年的一首“京华竹枝词”:暮鼓晨钟不断敲,苦心婆口总徒劳。

  满城人竟功名热,犹向迷津乱渡桥。

  她既然熟记这首 “竹枝词”,想必是已 “看破红尘”,达到“顿悟”

  境界了吧?其实不然……

  胡爷爷尤其不愿回家,他是能在这鼓楼根多捱一会儿便要多捱一会儿。见海老太太吁出一口气来,他怕她这就要起身离去,便立刻找出个话碴来搭讪:“您那个院儿,许快给落实政策了吧?”

  海老太太叫他这么一问,心里得到很大满足,遂庄重地点头说:“可不。中央有精神嘛。中央圣明啊!如今的中央,事事讲个”理“

  字,能不拥护吗?……“

  其实,海老太太并非那个四合院的房主。胡爷爷不清楚这一点,仅仅根据前些时海老太太的某种口气,以及她那特殊的气派,便作出了这样的估计。他已经几次把她当作那四合院的房主同她对话,她竟默认了,并且渐渐地形成一种心理状态,就仿佛她真是那四合院的房主似的。

  海老太太父系祖上,据说属满族正白旗中赫舍里氏一支,当年也确是一个既富且贵的大家族。但自从她十来岁以后,她那个大家庭便处于迅速地分崩离析、潦倒没落之中。她出阁以后,夫家原是蒙军旗,公公和丈夫都在蒙藏院里挂职,倒还过了两三年小康生活;但因为后来公公去世,丈夫随即被蒙藏院裁员,去参与一桩投机生意又蚀了本,家道便一天天衰落下去;后来丈夫仅凭著家传的一本 《麻衣相术》,在什刹海、后门桥一带摆摊给人测字相面,勉强维持生计;不想日占时期丈夫又一命呜呼,她未曾生育,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她只好自谋生路——先到辅仁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女生宿舍当了几年传达,又到一个私立托儿所当了几年保育员。解放后那私立托儿所一直存在到一九五二年,才被政府接管。后来,她又转到另一个托儿所干了几年,才从那托儿所退休。她的一生基本上是清寒的,哪里来的房产呢?

  她现在所住的四合院,不过是当年她娘家堂兄弟一度拥有过的房产罢了。但解放后没几年,那堂兄弟也就将那所院子卖给了房管局,因为她同原来的房主有那么一种亲戚关系,又因为她是该院中居住历史最长的住户,长期形成由她代收代缴全院房租水电费的习惯,房管局有什么事也总是先找她联系,院里有什么事需同房管局打交道也总是由她出面;因而久而久之,人们总模模糊糊地觉得她似乎便是这所四合院的房主,逢到这几年北京市开始著手落实私房政策,不仅外院的胡爷爷,就是同院的某些住户,也以为海老太太属于应得到落实政策的房主之一。

  海老太太很喜欢人们这样看待她。比如此刻胡爷爷那样发问,她回答时,心里便充满一种自豪和喜悦。不过,她避免使用直接肯定的词句,因为她曾经捅过漏子,险些触犯法律,她不想越过 “雷池”,去重蹈覆辙……

  那是一九五二年,正当她所在的那个托儿所由私立转为公立的前夕,有一天她按著报纸上登的文章,向孩子们讲志愿军的英雄故事,讲著讲著,讲到一位英雄的牺牲,她因为确实感动,哭了起来。几个大孩子跟著哭了,有一个伶俐的小姑娘便走拢她膝前问她:“海阿姨,您干嘛哭了?”她便说:“我想著那当妈的,知道她儿子牺牲了,心里该多难过啊!”这话被那小姑娘传给了家长,传走了样:“我们海阿姨的儿子牺牲了,她心里难过!”家长觉得这事不能没有表示,送孩子时,便找到托儿所所长说:“你们这儿海阿姨的儿子,是个最可爱的人,最近不幸牺牲了,我们知道了心里非常难过,我们要当面向海阿姨表示我们的慰问!”托儿所所长是位民主人士,一位善良的老太太,她开头有点疑惑:“海阿姨不是无儿无女吗?”可后来一想,海阿姨来所后工作任劳任怨,人是很本分的,可能旧社会里她有过私生子,怕说出来找不著工作,所以以前隐瞒了;如今新社会了,这不但不能算什么问题,反倒说明海阿姨的身世格外令人同情;更何况她还将唯一的儿子,贡献给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事业……于是所长立即领著那家长去慰问海阿姨,别的一些家长闻知也纷纷涌了上去。开头,海阿姨支吾否认,所长认为她是出于羞涩和谦逊,越发慰问得动情而恳挚,后来,海阿姨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这慰问……

  事情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家长们纷纷送来慰问信、慰问品乃至于成束的鲜花。附近的小学校闻讯来请海阿姨去作报告,“哪怕讲一点海叔叔小时候的最小最小的小故事也成。”海阿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竟在自己心中迅速地塑造出了一个烈士儿子来。他随自己姓,叫海京生,他从小热爱劳动,是非分明,有一年冬天他路过什刹海,见一个小朋友掉进了冰窟窿,他便毫不犹豫地跑去救出了那小朋友来……开头,海阿姨的讲述还仅仅象冬天的枯树,并且她上台后总是显得非常紧张;后来,她的讲述变得枝繁叶茂,并且“台风”也越来越轻松自如,她常常率先被自己的讲述所感动,泣不成声……结果,连她自己也坚信确有过海京生这么一个嫡亲的儿子。

  报社来了位元记者,采访了她。随即关于英雄母亲和英雄儿子的报道见了报,还配发了她的照片。报道发表一周以后,便飞来了上千封信,无数的中小学生争先恐后地向她表示:“海妈妈,您失去了一个海京生,您却能得到千万个海京生!我们都是您的儿子!向英雄的妈妈致敬!”她在信堆面前既感到幸福,也感到恐惧……

  于是有关的部门里爆发了一场争论。有人拿著报纸,发出了疑问:这位英雄所在的部队,究竟是什么番号?为什么竟至今不将英雄牺牲的通知,寄给我们这个有关的部门?难道他们只注意通知家属,而忽略了向我们上报吗?也有人作出判断:肯定是我们工作中出现了疏忽和差错,弄丢了有关的通知单和材料,我们应当立即给海阿姨补发 “烈士家属证明书”,并向她赔礼道歉……有人主张立即去找海阿姨当面问个清楚,有人认为那样做会导致侮辱烈属的后果,触犯众怒……

  足足过了三个月,经过有关部门的仔细调查,才作出了最后的判断:并无海京生烈士其人,这位海阿姨是个骗子。怎么办呢?诉诸法律,以示儆戒?还是批评教育,以观后效?研究的结果,是认为这位海阿姨除了满足自身的虚荣心,似乎并无其他企图,而且她的种种表现,也并未造成什么不良后果——倒是倘若当众揭发出她来,反会使群众(特别是中小学生)思想混乱,所以,最后便决定将此事“静悄悄地解决”。

  有关部门正式找海阿姨谈话。头一个来钟头里,她怎么也绕不过弯儿来,看样子她确实不是 “负隅顽抗”,她是被自己心造的幻影控制住了。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倾诉著对她那“海京生”的母爱与悼念……

  后来她才渐渐回到现实。当她终于弄明白她确实并没有什么 “海京生”

  以后,她突然既不哭也不笑了,而是疑疑地发呆。

  她被严厉地训斥了一顿,并从那个托儿所调到了远在另一城区的另一托儿所。她在那一托儿所中渐渐恢复了往昔的正常面目,并渐渐地被人们所忘怀,那“海京生”在她心目中也渐渐淡化成一股轻烟。

  她再不敢那样大胆妄为地自娱了。但在一定的限度内,她仍然渴求著人们对她产生一种高于她本人实际情况的估计,她仍然时时坠入令她聊以自满的种种想象中。

  在北京的胡同杂院里,具有海老太太这种心态的人物,为数不算太少。

  海老太太退休以后,一个人生活十分寂寞,于是从娘家最小的亲弟弟那里,过继了海西宾为孙。海西宾四岁来到海老太太身边,如今已经二十四岁。海老太太打小对他溺爱,他从中学毕业,分到园林局当工人以后,虽说至今月月一发下工资,必及时送到海老太太手中,对海老太太不可谓不孝顺,但能够当面点出海老太太吹牛撒谎的,也就是海西宾一人。海老太太有时想起西宾的不留情面,未免暗自伤心。

  比如头几年海老太太的一对旧藤椅坏了,修理吧太费钱,扔了吧她又舍不得,便让海西宾把它吊到院门的门洞上方,海西宾对奶奶的支使,一般总是服从,奶奶让吊,他便搭个人字梯去吊。他在梯子上干活,奶奶在梯子下张望,这时住东偏院的荀大嫂路过,不由得问:“嗨,这椅子要不能使了,处理了算啦!您吊在这儿存著它干嘛呀?”海老太太使郑重其事地说:“这椅子哪能随意处理呀?您知道谁来坐过吗?康大姐坐过!”荀大嫂因为常看电视里的“新闻联播”,一听这话不免惊奇:“哟!康大姐来过咱们院呀?什么时候来的?我们家怎么一点信儿也没有?”荀大嫂自然是把康大姐理解为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同志,海老太太要的也是这个效果——其实,来过她家,坐过这藤椅的康大姐,只不过是海西宾他们单位的工会主席。当时海西宾忙著干活,没注意这个话碴,谁知几天以后,院里便传开了——尤其是詹丽颖,她到水管子那儿接水,逢人便议论说:“康克清康大姐来过咱们院,看望过海奶奶,看起来,海奶奶这个人不简单呢!”并且直接询问过海西宾:“你奶奶当年是不是参加过革命?后来一定挨了错误路线的棒子吧?

  原来跟我一个命啊——现在也彻底平反了吧?康大姐打算怎么安排她呢?“海西宾又急又气,脸涨得通红,声明说:”哪里哪里!根本没那么回事儿!“回到家里,他便批评海老太太说:”奶,您瞎造些个什么舆论啊!一个人往脸上贴金,能好看么?我看咱们实实在在地过日子,比什么都强!您要再胡编这号瞎话,我可就跟您分开过了——我害不起这份臊!“海老太太吓得缩起肩膀,脸色发白,哆哆嗦嗦地说:”我也没说啥啊,是他们在那儿猜度……西宾呀,你可不能跟我这么说话,我把你拉扯大,容易吗?“说著便掏手绢,抹眼泪,海西宾不得不又安慰她:”您别再瞎吹就行。您想您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我能离开您吗?

  就是个邻居,我也该照顾您呀……“

  这天正当海老太太和胡爷爷在鼓楼根下舍不得离开时,海西宾从外头骑车回家,路过那块儿,他刹住车踩著马路牙子,招呼二位老人说,“奶!胡爷爷!太阳没劲了,还不家里歇著去!”海老太太说:“这就家去!”胡爷爷也笑著点头:“就家去,就家去。”

  海西宾骑车走了,胡爷爷望著他那肩宽腰细的背影,艳羡地对海老太太说:“您真有福呀!西宾这孩子多懂礼!连我也沾上了他的孝心……”他想到自己的儿子儿媳妇,他们也曾带著孩子,逛完公园或是商场,打这鼓楼根附近走过,可他们要么根本就不拿眼皮儿夹他;要么看见了也装作没看见,根本不搭理;孙子倘若想叫他,儿子儿媳妇便会赶紧把孙子拉走,显然是怕周围的人们发觉,他这个糟老头子同他们那油光水滑的一家有著那么个关系。唉,如今这样的儿孙也不算稀奇,倒是海西宾那样的难得!可海西宾要跟上一辈的人物比,那孝心也还是淡多了……胡爷爷想到这里,禁不住对海老太太说:“要说孝子,你们院的荀兴旺,那可真是个大孝子。他没搬到你们院的时候,我就见过他。那是解放初,我在他们工厂门口的小饭铺烧火。每月荀兴旺他们厂里开支那天的晌午,他老娘总站在我们饭铺门口,等荀兴旺出来;荀兴旺拿著工资出来以后,立时就把他老娘领进饭铺,给他老娘叫上几个肉菜,再要上两个雪白的大花卷儿,坐在一边,瞅著他老娘吃——他自己不吃,他在工厂食堂吃窝头咸菜;老娘吃完了,他给完了钱,再留下自个儿抽叶子烟的钱,就把那剩下的所有的钱,都交给他老娘;他老娘把那钱用土帕子包起来,揣在怀里,稍歇一会儿,他就搀著他老娘,往家里去……我问过他:”你干嘛月月让你娘到我们这儿来吃上一顿?“他说:”你不知道,小时候娘牵著我讨口的时候,我就立下了这个誓,如今我月月能见著娘吃上一顿好的,心里头舒服!“……您瞧瞧!象荀兴旺这号孝子,如今好找么?”

  海老太太听罢也赞叹道:“跟那戏台上演的,也差不离儿啊!”说著站起身来,提起了马扎,用 “知足长乐”的口气说:“如今不指望荀兴旺那样的啦,能象我们西宾对我,也就凑合!”

  胡爷爷也站起身来,拾起小板凳,恋恋不舍地望著昏黄的夕阳,企图多少再延缓山下归去的速度,哺哺地续接著海西宾这个话题叨唠著:“敢情!你们西宾可有出息。有出息哇!中学一毕业就有了个好工作不是?一工作就见上了”中央首长“不是?……”

  海老太太听到这话,未免不快。不错,海西宾一九七五年中学一毕业就到了园林局,没工作儿个月他就见著过一次江青,那时候海老太太确实跟胡爷爷显摆过……可如今胡爷爷干嘛提起这档子事呢?真是哪壶不开提溜哪壶!海老太太便道了声 “明儿个见!”管自转身朝家里走去……

27

  “哪里哪里”。江青也是本书中的一个角色。

  在单位里,大夥都管海西宾叫“哪里哪里”。

  这外号的来历,便同他与江青的一次接触有关。

  海西宾那一茬的孩子,中学是在“文革”中上的。当时强调“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所以初中、高中都压缩成了两年,统共四年的中学生活里,因为:“不但要学文,还要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所以正经在课堂里上课的时间,归里包堆也就半年。当时实行春季入学、春季毕业。一九七五年春节前,海西宾糊里糊涂地就高中毕业了,因为他算独生子女,所以没有上山下乡,而且很快地分到了工作——他被分配到园林局系统,一开头,是在某公园里当花工。

  那所公园那时虽然久已不对一般群众开放,但某些获有特权的人物,却可以随时进入游览,因此公园内的花木设施,保养维护得倒比以往更加精心。就是小卖部,也时时货源充足,天天窗明几净。

  那年五月中旬一天的下午,公园领导接到电话通知,说“中央首长”过一会儿便要莅临公园游览,让他们赶紧准备一下。电话里虽然没说那“中央首长”是谁,公园领导却只当是江青要来——因为倘若能让江青满意,那么其他任何“中央首长”都不至于皱眉了——他立即进行了紧急动员,人们随即手忙脚乱地进行准备……公园里顿时充满了一种紧张而惶恐的气氛。

  海西宾原是花木组的,可是小卖部那天当班的售货员脸上正发“青春豆”,公园领导便临时把五官端正、白净斯文的海西宾换到了柜台里头——领导估计江青至多不过是从小卖部门前过一过,不会去买东西,所以觉得柜台里头安排个俊俏的小夥子就行;对于海西宾并无售货经验这一点,他当时完全忽略。

  来的果然是江青。

  不知为什么,那一天江青的心情似乎特别愉快。她当天的日程里,本来并无到这公园游览一项,只是因为在她下午的两个活动专案之间,尚有一些富裕的时间,并且在从头一个活动地点奔赴后一个活动地点的途中,恰好要路过这个公园,所以她兴之所至,嘱咐下面为她安排好这样一次小小的随喜。

  那一天气候宜人,杨柳依依,芍药灿灿,蝴蝶知趣地上下飞舞,小鸟活泼地叽喳鸣啭。江青在公园领导陪同下闲庭信步,面带微笑,言谈蔼然。转过芍药圃,穿过紫藤架,前面有株小叶枫,公园领导一见,心里 “咯登”一声,额上顿时冒汗——那树上有一大杈全然枯萎,还缀著些头年秋天的枯叶,花木组的人竟没有将它及时锯去,现在赫然映入了江青眼中,是可忍,孰不可忍?

  江青果然止步凝视,脸上的笑纹渐次消止。公园领导觉得全身血液变为了沥青,脚底下仿佛是个吸人的泥潭……偏这时一只小鸟落在了附近,啼叫得格外婉转清脆!

  江青微偏著头,凝视著那小叶枫的树冠,足足有两秒钟之久……

  最后,公园领导听见江青这样说:“满树翠绿,衬著一杈枯叶,倒显得分外别致。”

  公园领导如获大赦,激动得喉头抽动,晕晕乎乎地过了好一阵,才发觉自己已经随著江青折回。路过小卖部,江青忽然兴致勃勃地走进去,一直走到柜台前面。柜台里放著各式各样的点心,江青低头望望——谁也解释不清,可那分明是真的——她忽然高兴地说:“这些点心很可爱!多少钱一斤?”

  海西宾当时不满十七岁,他倒不象公园领导那么 “怵上”。他站在那里原不过是摆样子的,点心他一次也没卖过,所以江青这么问他,他便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多少钱一斤,标签上都写著呢。”

  海西宾这话一出口,公园领导几乎立即晕死。江青听了这么一句回答,果然生气,她训斥海西宾说:“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待顾客呢?亏得今天来的是我,还认得字。要是农村来的贫下中农呢?你让人家看标签,行吗?”

  海西宾脸红了,象面对著老师,他惭愧地点头。江青看到他那见腆幼稚的模样,忽而又微笑了,这时围随在江青身后的人们都听见江青对海西宾说:“小夥子,改了就好。这些点心,你一样给我称一点吧!”

  公园领导站在一旁,只觉得自己是死而复生。他心里暗暗祷告:“海西宾呀,你底下可别再惹出祸来呀……”

  海西宾拿起秤盘,拿起夹子,就要弯腰夹点心了,却忽然憨憨地问:“一点……一点是多少呢?”

  江青先是双眉一立,而后又突然拊掌发笑……公园领导在这紧急当口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了柜台,把海西宾推到了一边,自己亲自为江青称起点心来。他每样往秤盘里夹进两块,把秤盘放到台秤上以后,他哆哆嗦嗦地移动著码子,等秤标升起以后,他胡乱地报了一个斤数,又胡乱地报了一个钱数……江青自然早已抽身走开,由随员付了钱,收了包好的点心。事毕,公园领导立即奔出小卖部,去继续陪同江青——他惊叹那天的运气,江青竟并未因小卖部中的事故申斥追究他,而是心旷神怡地问:“听说你们这儿夏天有郁金香?”他忙趋身回答:“有,有,欢迎首长开花的时候来参观。”江青叹口气说:“想来啊,只是哪有那么多的时间……”

  公园领导一时来不及处置海西宾。海西宾被推开以后,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便走出了小卖部,可又不知该到哪几去呆著,于是懵懵懂懂地站在了一株松树下,下垂的两手勾在一起,凝固在了一个稍息的姿势上。

  江青又散了散步,便转身朝红旗轿车走去,偏偏海西宾又进入了她的视野。公园领导见海西宾如此不知趣——竟然呆立在江青上车的必经之路上,真恨得牙痒,他的精、气、神本已几乎耗尽,当他眼瞅著江青停下脚步,朝海西宾招手时,更感到大限已到,简直马上要瘫作一堆黄泥了……

  海西宾见江青朝他招手,本能地走拢过去。江青那天那时的心情真是格外地好,她拍拍海西宾的肩膀,脸上的表情简直只有“慈祥”

  二字方才般配,语气更是谆谆然好不动听:“小夥子,你的服务态度不行呀,业务上也不熟悉,你这样子怎么能为人民服务呢?要好好改进呀……”

  海西宾自然连连点头。

  江青又问他:“多大啦?”

  他答:“十七了。”

  江青感叹地说:“唉呀!这么年轻!真是初升的太阳呀,希望都在你们身上啦!”

  海西宾低著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又一次还阳的公园领导,这时真想替海西宾说几句感激“中央首长”勉励的话,可实在不便于代疱……

  江青意犹未竟,她又问:“初中毕业啦?”

  海西宾说:“我都高中毕业啦。”

  江青笑了起来,大发感慨:“啊呀,看不出你都高中毕业了,真了不起呀!你的文化水平,比我还高呢!我就没上高中!高中毕业生,那要算小知识份子啦!你才十七岁,已经是个知识份子啦!”

  就在这时候,海西宾说出了那句传诵至今的话:“哪里哪里……”

  事情过去七年了。回想起来,象做梦一样。事情发生的当天,海西宾的表现便被汇报到了上一级机关。一周后,有关机关专为该公园小卖部的“事故”发过一个通报,通报最后强调,除应对公园中的青年职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外,还应“及时地将不适宜在首长、外宾常到的地方工作的人员调开,以避免类似的事故再次出现。”通报发出的第二天,海西宾被调出了公园,分配到一个管行道树的绿化大队,他所在的那个绿化小队管理的街道,除非特殊情况,是与首长和外宾都无缘的。后来海西宾又调动过几次,但无论他调到哪里,有关他与江青接触的传闻,都先他而至,并且年轻的夥伴们都不叫他的名字,只叫他“哪里哪里”。

  海西宾虽然被调离了公园,那公园领导却常以江青同海西宾的交谈为例,来说明 “中央首长对青年园林工人的关怀与教育”,所以传到海老太太耳中后,便不免引以为荣,向胡爷爷等“老人会”的成员炫耀,便是那时期的常课。

  但很快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江青倒台了。一九七七年,掀起了揭发批判“四人帮”的高潮,当年公园中所发生的那一幕,理所当然地被判定为 “江青大搞特权的一例”。并且还有一位剧作家,由同院的韩一潭陪著,找到海西宾家中,说是打算创作一个有江青登场的剧本,请他提供素材。海西宾把他经过的那桩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剧作家很是失望,并且表示怀疑:“那正是江青一夥变本加厉迫害知识份子的时候,江青能用赞叹的口气提到知识份子吗?”海西宾不会撒谎,不会虚构,也不会隐瞒,他只能陈述事实,剧作家提出的质疑,他无法作答——当然他也知道江青一夥绝对是以压抑迫害知识份子为其特点的,院里詹姨的遭遇,便是活生生的一例,不过那天江青在他面前,确实是那样说的,他也确实答曰:“哪里哪里。”

  那位剧作家后来果然写了一出揭露“四人帮”的戏,里面有个角色虽然换了名字,分明就是表现江青。她在台上不时发出狞笑,每句话都仿佛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让观众恨得切齿。韩一潭、葛萍、詹丽颖,还有海老太太和海西宾,同被邀去观看了首场演出,他们都觉得那出戏不错,十分佩服剧作家的才能。海西宾看完骑车回家,一路上回味著戏里的场面,他感到戏里还缺少一点东西。究竟缺个什么?

  他想不透,更说不出。

  现在海西宾长大成人,渐渐能作比较深入的思考。他觉得剧作家真不该轻视、摒弃他所提供的素材。当然不一定把公园里的那档子事直接搬进作品。但是,江青一夥的作恶,从那档子事也可以反证出来——除了他们个人品质上的问题以外,也还有一些更深刻、更微妙的因素在起作用。从中其实可以引出更值得做戒的教训。

  有一天他便把这想法,同韩叔叔说了。韩一潭鼓励他说:“你想得这么深入,何不自己动手来写呢?现在象你这样的青年作家很多,你也二十出头了吧?既然遇上了这么清明的政治气候,你应当抓紧机会,立一番事业。现在成名成家不但不是罪恶,还受到鼓励。你看咱们院的年轻人,除了薛纪跃可能受家里条件限制,发展不大以外,荀磊和他那物件小冯,都奔著翻译家的目标去呢;张秀藻过几年准是个博士,最后一定当总工程师……就是人到中年的澹台智珠和詹丽颖,一个奔著表演艺术家的目标而去,一个起码也要争取评上个高级工程师,谁也不甘落寞……西宾呀,不要再”哪里哪里“啦,早一点确定好你的志向吧!”

  海西宾却微微一笑,淡然处之。上面要把他调回公园,说也算是对他落实政策,他谢绝了。搞街道绿化也很好嘛。绿化队里的工作也有技术高低之分,许多年轻人都抢技术高的工种,海西宾却主动提出来负责用大皮管子浇水这项又苦又累的非技术工作。连海老太太也说他“冒傻气”,他却平静地说:“奶,不能个个都去成名成家,都拣高枝儿站。我知道我这块料能有多大出息,我觉著我干现在这个就挺好。”

  有人断言: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其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富于进取心和竞争性。这话不知其统计学方面的依据是否充分,海西宾显然应被摒除在这一概括之外。不过,难道海西宾的那种对名利的超然态度,以及那种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其中不也沈淀著某种八十年代新一代才会出现的心态吗?

  海西宾的业余爱好是武术。

  海西宾打小就属于瘦弱型。到他工作以后,也还是属于书生型。

  他是直到一九七九年,才突然焕发出一种对武术的热情,开始练起来的。不明就里的人,或许会以为他是受《少林寺》一类影片的影响,或被李连杰那种武术明星所吸引,才迷恋此道的。其实不然。

  在当代北京城中,实际上存在著两个武坛。一个是体委主持的,运动员们常被选派参加各种正式的比赛,获奖者享有公开的荣誉,常常在电视萤幕上出现,有的更被请去拍电影,以某种武艺高超的银幕形象为人所津津乐道。另一个是民间自为的,每天清晨活跃于各公园、绿地,其中的佼佼者尽管几乎从不为宣传机构所知,但在北京市的武术迷心目中,往往比前一个武坛的明星,还有著更崇高更神圣的威望。

  当然,这两个武坛相互之间并无冲突,而且也不乏交叉重叠的例子。

  海西宾的习武,主要是受后一武坛的吸引。

  海西宾每天上班,必骑车经过月坛公园。有一天他路过得早,见一位老人正在树林中的一块平地上练 “地躺拳”,身段意态实在优美夺人,不禁刹车叫好,后来更爽性进到树林,饱览那老人练武。当天二人只淡淡交谈了几句,算不上真正相识。从那第二天起,海西宾天天起个大早,赶到月坛与那老人相会,渐渐相熟,又渐渐由旁观到求教,后来竟爽性拜那老人为师,习起武来。

  那老人名段雁勤,虽已年近八十,看上去却只有六十开外。

  段雁勤在民间武坛享有极高荣誉,他让海西宾先向晚他一辈的民间武术家学基本功,介绍海西宾认识了越来越多的师傅。基本功过了关,海西宾便一门又一门地学习起来。在月坛公园由雷慕尼教会了 “陈氏太极”,马长青教会了弹腿功;又到宣武公园拜 “花斑豹”富宝坤为师,学了几套形意拳;再到礼士路小花园拜许增繁为师,学会了原地转圈的 “八卦拳”,后来又到历史博物馆东侧,向打磨厂食堂做切糕的厨师杨起顺杨师傅,学了一套“白猿通臂拳”……几年下来,最后经过段爷爷指点,海西宾已然把所谓“内家”的“太极”、“形意”、“八卦”和“外家”的“查”、“洪”、“炮”、“花”等“长拳”都练到了相当的水平。

  海老太太叨唠他:“西宾呀,你练那玩意图啥呀?你可别练完了跟人家打架去,给我惹事儿!”

  海西宾一笑。他给奶奶惹过事儿吗?

  单位领导在大会上表扬他:“海西宾练就了一身硬功夫,同盗窃国家苗木的坏人面对面斗争,保护了国家财产,擒拿了犯罪的歹徒,他的思想行为,值得全局青年职工们学习……”

  海西宾喃喃自语:“哪里哪里……”北京市能有多少胆大妄为地趁著夜深人静,潜入苗圃偷窃苗木的歹徒呢?海西宾又能有多少次在值夜班时遇上他们的机会呢?而对付那些外强中乾的歹徒,又何用把武术练到这种程度呢?就算海西宾勇斗歹徒的精神值得局里的青年职工们学习,他那武术水平,一般人又怎么能、而且何必要向他去看齐呢?

  “”哪里哪里“是想上电影呢!那 《武林志》的导演是谁?怎么没把咱们的 ”哪里哪里“找去?他还拍不拍功夫片?咱们把 ”哪里哪里“

  献出去!“同伴们常这样拍肩推背地调侃他。

  他跟大夥一块儿嘿嘿嘿地笑。他上电影?天下还有比这更猾稽的事吗?拍成了,电影院门口准得排长队——退票!

  “”哪里哪里“是为姑娘们练哩!哪个姑娘不喜欢武艺高强的硬汉!

  何况咱们的“哪里哪里”并非五大三粗,而是“儒将风范”!“队里的技术员汪大哥甚至于当著姑娘们也这么打哈哈。

  对此海西宾保持沈默。他当然并无那样的动机,但确实收到了那样的效果。他常常接到偷偷递来的情书。有一次一个姑娘竟大胆地把情书通过邮局寄到他家。海老太太接到了信,因为老眼昏花,便请詹丽颖代读。詹丽颖打开信一看,没开读便笑得前仰后合……

  从此海老太太少不了对海西宾的盘问。海西宾总这么跟她说:“奶,您放心,准给您娶个跟我一般孝顺的。”

  目前海西宾已经有了一个意中人,正处于热恋之中。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这天,他一大早便骑车出去同她相会,下午四点来钟才转回家来——要不是为了赶著回家看四点零五分开播的电视节目“足球赛选播”,他也许还要同她多缠绵一会儿。她目前尚未向严厉的父母公开她的爱情,所以他们晚上还不能从容相会,而海西宾也还没作出把她带来见奶奶的决定。

  海西宾推车进了院子,刚把车抬过垂花门,便看见一个醉醺醺的汉子连哭带嚷地从薛家新房中冲出未,冲出几步后,又扭过头去骂:“你们他妈的诬赖好人。你们他妈的一窝子喇嘛才是贼!老喇嘛!小喇嘛!你们他妈的留点神,我他妈的跟你们没完!我非找人来把你们这喇嘛庙砸了不成!咱们走著瞧!”

  那醉汉是卢宝桑。随著他冲出薛家新房大吵大闹,院里一时淤满了人。薛家的两间屋子里自然涌出人来,詹丽颖和张秀藻也不禁出屋观望,海西宾身边又站过来了外院那澹台智珠的公公和荀大嫂。大家尽心情各异,但有一个感慨却是共同的:好好的一桩喜事,怎么弄成了这样!

  新郎薛纪跃,处在一种极度亢奋的情绪中,尽管旁边的人拼命拉住他,他还是挣扎著扑过去。他头发散乱,西装不整,喜花摇摇欲坠,声嘶力竭地嚷著:“卢宝桑,你甭走!你把雷达表交出来!要不咱们一块儿去派出所!……”

  卢宝桑却朝他欠著脚、耸著身子,大声地嚷:“谁他妈偷了表谁是三孙子!去派出所!去不著!不让走?姥姥(姥姥:北京俚语,意谓根本不可能,表示藐视。)!”嚷完,扇著肩膀,从海西宾身边一晃而过。

  海西宾当时产生了一种揪住他的冲动,却又抑制住了——毕竟情况不明、是非难辨。就在卢宝桑走出去的一瞬间,海面宾看到了站在人群中的殷大爷。啊,今儿个殷大爷也来薛家做客了……

  薛纪跃到底被人们连劝带拉地送回新房中去了。詹丽颖自然早已走过去向薛大娘细究根源。荀大嫂也过去同薛师傅说话——她倒先不打听来龙去脉,而是立即劝薛师傅往开了想:“凡有喜酒必有醉人,小小不言的事儿,过去了就当它仨葱俩蒜……底下咱们接碴热闹。走,我去帮你们张罗……”张秀藻退回了屋去,心思不能马上回到功课上,她不仅感到烦恼,而且为自己同这些人之间的相互不能理解,产生出一种淡淡的哀愁。她不久将搬到另一种环境中去,远离那粗鄙庸俗的一群,那是她的福气吗?可荀磊却是过去、现在,以及相当长的一段将来,都始终处于这样一种氛围之中,荀磊是怎么忍受下这一切的呢?……澹台智珠的公公目睹了邻居家的纠纷,联想到自家的内乱,心里发紧。他退回家中,在堂屋里踱来踱去,李铠和智珠怎么都一去不返呢?就连小竹,也好久不见踪影,他是该去寻觅他们,还是该淘米准备晚饭呢?……

  海西宾看见殷大爷的时候,殷大爷也同时看见了他。卢宝桑走后,他二人自然凑到了一起。殷大爷是段雁勤最得意的高徒,海西宾跟他学过一段 “大成拳”。据说殷大爷五十来岁的时候,他的 “大成拳”居全城民间武坛首位,有“隔山打老牛”的功夫。如今殷大爷家住南城龙潭湖一带,在那里挂牌正骨,声誉极高。殷大爷挨近海西宾以后,简单扼要地对他说:“出去的那位叫卢宝桑。现在弄不清他偷没偷薛家的雷达表。他现在又醉又浑。你要得便,出去远远地跟著他,盯著他点,看他都往哪儿去,干了什么。你只远远跟著就行,可不许惊了他,更不能动他。他要进了住家院子,你就回来。我等你的信儿。”

  海西宾跟殷大爷本有师徒之谊,再说薛家的事情也该管管,听了这话,便把车头掉转,又朝院外面去。那 “足球赛选播”的电视节目,他自然已经弃诸脑后了。

28

  新郎的哥哥终于露面。关于 “装车”和 “卸车”。院内的“水管风波”。

  北京现在还有多少酒馆?

  卖饭兼卖酒的地方不能算酒馆。必得是以卖酒为主,附带卖酒菜的地方,才能算酒馆。据老人们说,当年北京城酒馆颇多,而地安门外、鼓楼之前那二里长的街面上,不但酒馆的数量可观,其种类也相当齐全。

  北京市民现在不怎么喝黄酒了,而当年京师酒肆之中,“南酒店”

  却占相当的比例;店中出售 “女贞”、“花雕”、“封缸”、“状元红”……

  等不同流派的黄酒,同时也把“竹叶青”当作一种陪衬,附带出售;与黄酒相适应的酒菜则备有火腿、糟鱼、醉蟹、蜜糕、松花蛋……等物,另一种 “京酒店”,早期只供应雪酒、冬酒、涞酒、木瓜酒、干榨酒、良乡酒……后来渐渐加添上声名鹊起的汾酒、西凤酒、泸州大曲、贵州茅台……虽已名不副实,但老年人叫惯了,仍叫 “京酒店”;再后来因为又变化为主要出售北京郊区自产的“二锅头”,以“价廉物美”

  来维系住一批常客,所以倒也终于“”返璞归真“。这”京酒店“供应的酒菜,早年多是咸栗肉、干落花生、核桃、榛仁、蜜枣、山楂……

  夏季添加莲子、鲜藕、菱角、杏仁……似乎是以素食为主;后来渐渐素食减少,而变为咸鸭蛋、酥鱼、兔脯、驴肉……到了如今,则以 “小肚”(猪膀胱裹肉、粉。“肚”在这里读?u.)、猪蹄、各类肉肠和粉肠为主了。当年还有一种“药酒店”,现在北京市民常把黄酒叫“料酒”

  或“药酒”,但早年的“药酒店”,所卖的酒并非黄酒而是各种露酒,如玫瑰露、茵陈露、苹果露、山楂露……另外,如莲花白酒、绿豆烧酒、“五加皮”……一类的烧酒,也多在这种酒店中出售。这种酒店往往并不准备酒菜,沽酒者大都也是购回再饮。如今北京市民一般是不怎么喝露酒的,他们把黄酒、白酒、啤酒以外的带酒精饮料统称为 “色儿酒”,“色儿酒”中只有红葡萄酒一种受到欢迎。至于专门出售威士卡、白兰地一类洋酒的 “酒吧”,除了某些一般市民不能随意入内的大饭店中设置过外,市面上似乎始终阙如。

  当年的鼓楼前大街,义溜胡同附近有一家规模不小的酒肆。“义溜”

  其实是“一绺儿”的谐音,因为那胡同狭窄得两个人迎面相遇,必得侧身谦让才能通过,所以人称“一绺儿”。“一绺儿”在号称“大胡同三千六,小胡同赛牛毛”的北京城内,似乎本不值一提,但因为当年它附近有名的酒肆饭馆颇为不少,酒徒食客为抄近路常斜肩而过,故而名声颇著。从鼓楼前大街穿过“一绺儿”胡同,便可直抵那酒肆门前,门上挂著黑地金字大匾:“天香楼”。进了大门,迎面立柱上是一副对联:“四座了无尘事在,八窗都为酒人开”。当时有首“竹枝词”

  曰:地安门外赏荷时,数里红莲映碧池;好是天香楼上坐,酒阑人醉雨丝丝。

  这说的是夏天,其实冬季生意更好,又尤其是元宵节前后。“一绺儿”胡同南侧,挨著后门桥,有座火神庙,现在遗痕犹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每逢元宵灯节,据说庙中都要烧 “火判”,即将中空的泥塑神像,填以薪炭,燔火燃烧,不但使其体腹红透,而且还要“鼻头出火耳生风”。这自然要吸引无数的市民去观看,其中一部分在观览之余,便不免要到“天香楼”中痛酌一番。如今年过七十的北城市民,忆起当年景象,往往还能形容个淋漓尽致。海老太太和胡爷爷在鼓楼根下一边晒太阳一边聊天时,就不知把这话题炒过多少遍“回锅肉”。

  然而随著时代的变迁,北京饭馆的数量一度大大减少,酒馆一度濒于绝迹。到粉碎“四人帮”之后,饭馆的数量和种类才有所增添,酒馆也略有恢复。当然,旧时代里酒馆的繁多乃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生态,那一“传统”本不值得大力继承,但适当地向市民提供一点“随意便酌”的场所,开设一些管理得当的专卖酒类和酒菜、备有坐席的酒馆,看来也还是必要的。一九八二年年末的钟鼓楼一带,这样的酒馆出现了一家。它位于鼓楼后面、钟楼前方的钟楼湾胡同之中,是一所平房,叫 “一品香烟酒店”。里面设有四五张方桌、十多张方凳,除了供应各种烟酒而外,还供应煮花生米、拌海蜇皮、“小肚”、粉肠、茶肠、蒜肠、蛋香肠、午餐肠、茶叶蛋、猪头肉、拌粉丝……一类下酒菜。因为它的位置处于僻静的小胡同之中,所以光顾的酒客很少有偶然路过的生人,多是附近的居民或在附近上班的职工,售货员与酒客大半相熟,酒客之间也大半相熟,于是乎酒馆中常常充满了一种活泼而融洽的气氛。

  且说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那天下午四点多钟,海西宾骑著自行车,遵殷大爷之嘱追寻卢宝桑的行踪,结果是发现卢宝桑摇摇晃晃地钻进了 “一品香”。海西宾在 “一品香”门前下了车,把车支好、锁好,隔著玻璃窗朝里面望去。原来同院澹台智珠的爱人李铠早在里面,卢宝桑进去后立即看到了李铠,显然是大声地吆喝著,一溜歪斜地走了过去;李铠站起来扶住了他,显然是在颇为惊讶地询问……

  海西宾正犹豫著:要不要进到“一品香”去?忽然有人在叫他:“西宾!”

  海西宾转过头一看,是薛纪跃的哥哥薛纪徽,骑著辆自行车。迎面而来。

  薛纪徽本不打算下车。他那声招唤不过是一种礼貌的表示,但海西宾打个手势,让他下了车。海西宾问他:“你怎么这时候才来?”

  薛纪徽明显地疲惫不堪,简单地解释说:“加班。”

  海西宾便对他说:“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还加班?你们家乱套了!

  宴席上吵了起来,说是有人偷了你们家的雷达表……“说著用下巴指指 ”一品香“里头,”跃子怀疑是他干的,可现在也没掌握什么证据……

  反正我也闹不清,你快去吧!你去了,能顶大用。“

  薛纪徽莫名其妙,他朝“一品香”里望去,只看到了李铠,他心想:这怎么可能?一定是误会!不过,海西宾的表情语气,都使他感受到一种不祥,他便说了声:“好,我赶紧去!”说时抬腿上车,恨不能立刻到达。

  海西宾望著薛纪徽那宽厚敦实的脊背迅速远去,心中涌出了一股酽酽的同情。他蓦地回忆起前年夏天,胡同里一群小夥子都到什刹海边乘凉,不知怎么地大家夥哄著让他跟薛纪徽摔跤。当时他刚学会一点武术,总想找个机会比试比试,便也拿话挑逗,激得薛纪徽站起身来,向他应战。薛纪徽说:咱们也甭摔。我站在这儿,你就想法子把我撂倒吧。我要倒了,就算你赢。“说罢双腿微张,双手叉腰,挺起了厚笃笃的胸脯。海西宾使出了多种手段,又是掌推臂扳,又是腿勾腰顶,活象一条白龙缠磨一座铁塔,竟始终不能把薛纪徽撂倒。周围的小夥子们又叫又嚷,看得好不高兴。最后海西宾只好抱拳称服;”徽子哥,您说吧——我该输给您点什么?“薛纪微笑笑说:”“哪里哪里”,你给我跟大夥练套拳看看吧!“海西宾便练了套刚串下来的”陈氏太极“,练到”收式“,薛纪徽便带头鼓掌,大夥哄然叫好之后,薛纪徽说:”还是“哪里哪里”有功夫。我其实一点功夫没有。我的本钱不过就是敦实。“海西宾从此记住了这句话,他觉得,他需要向薛纪徽学习的,正是那可贵的 ”敦实“;而敦实绝不仅仅体现在那一身铁疙瘩般的腱子肉上,敦实,这主要是一种严肃认真地做人的态度……

  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薛纪徽是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出世的。

  一九五○年九月二十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那天傍晚,薛纪徽诞生在隆福寺的一间配殿中。来给薛大娘接生的是协和医院的一位助产士——要搁在解放前,薛永全是不敢到隆福寺东边的孙家坑胡同去请他的;当他知道把薛大娘送往医院已为时甚晚后,便提著医药箱赶到了薛大娘床前,顺利地接下了薛纪徽。他拒绝收费,并且说:“您以前来找我,我也会来的。在医院外头为产妇服务,我概不收费。”他是个基督徒,他说的是真心话。但薛永全仍然把这一切看作是共产党解放了北京所带来的福气。他跟薛大娘不满二十岁就结了婚,在生薛纪徽之前生过三个男孩一个女孩,都是请庙会上的喜婆给接的生。三个男孩有两个都是生下来还活著,可让脐带绕住了脖子,喜婆硬是解不下那脐带来,生瞅著给憋死了;有一个难产死在腹中;女孩子倒是顺产,却生下来刚仨月,就由隆福寺街上“修绠堂”书铺的掌柜牵线,送给了一个没有女儿的官宦人家,后来音讯全无。

  父亲感念共产党,感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所以给这唯一成活的男孩取名为薛纪徽。生下薛纪徽以后,薛大娘身体垮了下来,不久查出有肺结核,但是随著隆福寺大庙在解放后逐渐成为一所正式的大型商场,薛永全由一个喇嘛成为了商场中的正式职工,他家的经济状况空前好转,薛大娘到北池子“防痨协会”定期诊治,几年后终于痊愈。薛大娘身体康复以后,又生下了薛纪跃。三十多年过去,两个儿子都健壮地长大成人,并且如今都安家立业。薛永全夫妇按说该彻底地扬眉吐气。

  但是任何社会、任何家庭都不可能凝固在一种状态中。在流逝的时间里,社会生活中总是充满了矛盾冲突,作为个人,他在自己的命运发展中,总是既会有喜乐,也会有哀愁。

  薛纪徽十六岁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那时他刚上到初中三年级。

  他是学校中最早的“红卫兵”战士之一,他狂热地信仰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在 “大串连”中极大地开拓了视野,他厌恶 “打、砸、抢”,他为坚持 “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同其他 “红卫兵”

  战士爆发过激烈的争论,他同情那他认为仅仅是犯了错误而并非“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校长和党支部书记,他对“中央文革”越来越极端的过激言论感到困惑……然而这所有的一切,在他心灵上所刻下的印迹,对他人生观形成所产生的影响,都不如那期间他所目睹的“装车”、“卸车”的场面更富于刺激性和震撼力。

  什么叫“装车”和“卸车”?

  装卸的并非货物,车子也并非是载重卡车。

  在薛纪徽他们住的那条胡同附近,还有一条更整齐的胡同,胡同里有个保护得很完整的四合院,四合院里住著一位有身份的人物。当时该人不但已经年逾古稀,而且大脑已然软化;他身躯肥胖,腿脚极为不便,说实在的,早该谢绝一切邀请,不再外出活动。然而,在 “文革”打倒一大片的狂潮之中,不知怎么的,他偏幸存,并在“五一”、“十一”一类的盛典中,仍能接到上天安门城楼的通知。每到那一天,天安门城楼上的活动正式开始前四十分钟,便有一辆小轿车来接他,而附近的一些居民,便会默默地围成一个半径颇大的圆圈,来看有关人员和他的家属,如何将他装进车去。薛纪徽便是那围观者中的一员。

  小轿车的车门口径,于那臃肿的老人本已不适,加以他神情恍惚、屈身不便,因而每回有关人员和他的家属,不得不如同装载一件笨重而易脆的珍贵物品般大费周折。先是一个年轻人从那边车门进到车里,伸臂准备接应,然后再由三个人将那老人扶到这边车门,有的帮助他屈身,有的轻轻按下他的头颅,有的几乎是搂住他,将他往车门里运送。老人通过那车门,终于被塞进车里,往往要费去十几分钟,而这时在围观者的一片沈寂之中,老人所发出的生理性呻吟:“啊——啊啊——啊啊啊——”(他一定被挤压得极其痛苦),以及据说是那老人女儿的镇定而威严的指挥声:“慢点!慌什么!好,用劲!怕什么?甭怕他叫唤,用劲往里推!你那边用劲往里拉!别瞎拽他胳膊!托住他身子!爸,您叫唤什么?!这不就快坐进去了吗?……”那情景真是惊心动魄。

  小轿车开走了,围观的人们并不全都散去,有一部分留在那胡同口上,窃窃私议著。他们都摸准了规律,在“装车”这个节目结束的半个多小时以后,必定使会接演“卸车”这个节目。

  那位老人到了天安门城楼,还有一次快速卸装。他上了城楼,陪同他的人让在场的新华社记者在一份事先列印好的名单上,用铅笔在他的名字后面划上一个对钩,于是等他气息略平,使不等那活动结束,又把他装车运回家中。车子到了他家口,有关人员和他的家属,便又在他那位已经五十多岁的女儿指挥下,对他实行最后的“卸车”。“卸车”按说要比装车困难得多,但速度却总比“装车”要快,指挥者的声调也变得急促僵硬:“别怕!拽你的!从里头推呀!爸,您嚷什么?

  这不马上就下来了吗?好,快点架进去!快!……“

  那位老人自己对这样被人“装卸”是否心甘情愿,不得而知。他的女儿对此事的想法,却表述得明明白白——有一次“装车”时特别不顺,大约是老人的一个孙子忍不住说:“我看去不了就别去了吧!”

  担任现场指挥的那位女儿立时焦躁地驳斥说:“别去了?!晚上新闻联播里没了他的名字,他又明明没死,人家不得说他给打倒啦?告诉你说吧,只要有一回没上去,咱们留在北京的还好说,那外地的几窝子,立时就得让人欺侮个臭死!……”说著亲自猛力地将老人往车门里推,使老人发出了一声空前的惨叫。你也不能说那当女儿的手狠心冷,她声音打颤地叫著:“爸!”还当著众人流下了眼泪……这些话语传人薛纪徽耳中,这些情景映入薛纪徽眼里,他觉得生活给他上了极其丰富、极其深刻、也极其令他痛心的一课。

  每次“装车”、“卸车”的演出结束以后,过不了几个小时,附近一些单位架设的高音喇叭里,便会传来电台广播员那圆润洪亮的宣布名单的声音,当终于宣布到那位老人的名字的时候,薛纪徽常常紧紧地咬著他的牙关,心弦酸辛地颤动。

  他没有上山下乡。他那一届的学生,赶上了一次市内的分配,他分配到了现在的单位,先当搬运工,后来学会了开车,当了一三○卡车的司机。

  早在“四人帮”垮台之前,他就在心中否定了 “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政治实质有什么透彻、准确的认识,他只是从切身的感受中总结出了一点:这场“革命”不实在。

  那“装车”、“卸车”的场面,尤其给了他这样一个启示。

  他给自己立下了一个信条:他得实在。他痛恨虚伪甚于谬误。他对事物最严厉的批评是:“甭装孙子!”

  现在薛纪徽骑车赶赴弟弟薛纪跃的婚宴,他以极其疲惫的身心,面临著难以应付的局面。

  最能体谅他的,是父亲;其次也许是弟弟。但新娘子是否能体谅他呢?他今天为什么非得去加班呢?这对她来说,岂不是一种轻视吗?在她的一生中,这也许是她唯一一次担任主角的时刻,可是他这个大伯子却似乎偏偏觉得不必凑趣……还有母亲,没有比母亲更讲究吉利、更在乎面子的人了,纵使她对自己一贯是挚爱和引以为荣的,今天自己的表现,怎样耐心地解释恐怕也获得不了她的理解!她会问:“就算非加班不成,得晚来一会儿,那怎么一晚就晚到这个份儿上?”

  可以告诉她:半路上,让人把车给截住了——那也是北京市跑运输的车,司机急得头上冒汗,那地方前不著村后不著店,可他那车就是开不动了。他截著薛纪徽的车,苦苦地向他求援:“我截到你这儿,已经是十九辆了,要么根本不停,要么停下听两耳朵就冲我摆手……大哥,我可全仗著您了!”薛纪徽说服了车组的搬运工,下车去帮他检查,完了又躺到车子底盘下面帮他修理,费了老鼻子劲,才帮他修好……母亲听了这些会怎么说呢?一定会说:“你不能告诉他,你今儿个家里还有事吗?你不管,他就再遇不上帮忙的人吗?他说截了十几辆也不灵,你就信他的?他为了让你心软,总得往苦里说噢,你就那么心实!……”

  是的,他心实,他不能看著别人犯愁不管;他听不得那些撇下有难的人不管、自顾自地跑车的无情行径,他不能容忍自己因为要赶早回来参加跃子婚宴,便见义而不勇为……他图个什么?感激?表扬?私下的报答?公开的奖赏?都不是,他图的是问心无愧——他感到眼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部越来越少虚伪,越来越更实在,在这样一个扎扎实实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里,他更必须敦敦实实地对待国家,对待他人,对待自己……

  同海西宾的相遇,使他的精神负荷更其沈重。倘若婚宴一帆风顺,他的迟到不过是一般的缺陷;然而怎么会乱了套?什么雷达表?谁的?什么人偷了它?老李怎么会跟这种事沾边?……想到父亲的懦弱,母亲的迷信,弟弟的幼稚,他心里一阵酸痛——他们是多么需要他在场控制住局面啊!而在关键时刻,他却迟迟不到……

  快!快去!驱赶走每块肌肉、每根神经中的疲惫,重新抖擞起全身心的精、气、神,去实实在在地做一个称职的儿子、兄长和大伯子……

  薛纪徽到了新房门外,紧张的心弦稍有放松———切似乎都还正常嘛。新房中的宴请仍在进行,虽说不上笑语喧哗,倒也还算热闹。

  苫棚中传出炒菜的声音,飘散出蒜苗肉丝的味道。而且女儿小莲蓬带著油嘴圈儿,恰巧从新房中跳了出来,一见他便高兴地大喊:“爸!”

  又扭过身去通知里面:“奶奶!我爸来啦!”

  薛纪徽赶紧进屋,劈面便见著了母亲。

  此刻薛大娘心里真是酸苦辣咸俱全,唯独少去了甜味。雷达表丢失后的一场风波,引得原先的客人纷纷告辞而去,只剩下殷大爷还在。

  王经理等人告辞时尽管说了不少劝慰的话,到底让薛大娘脸面上无光。

  七姑是愤愤然、恨恨然而去的,而且临去时当著薛家人向潘秀娅撂下了这样的话:“我今儿个不回自个儿家了,我这就找你爹妈去;明儿个你们回门的时候,要还没把事情弄明白了,秀娅呀,你就先甭回这儿,你先跟娘家住著!”……薛大娘真是哭不得嚷不得争不得辩不得,而正在这时,偏又来了一茬新的客人,薛大娘要脸,她不愿让家丑外扬,少不得强颜欢笑,布置孟昭英赶紧收拾前茬婚宴的残局,重摆新宴——菜肴自然相对从简,端上来的不过只是木樨肉、摊黄菜、芹菜肉丝、蒜苗肉丝、红烧小黄鱼、菠菜炒粉丝……薛师傅讪讪地向新来的客人解释著:新娘子累了,暂时在那屋歇著,呆一会儿准来给大家点烟敬酒;薛纪跃是真地醉了,他傻笑著,胡乱地应答著人们的祝贺与调侃……他们商场的团干部杨及光,完全是出于好心,即席为薛纪跃朗诵了宋朝秦观的一首 《鹊桥仙》词:“……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但在那样一种场合和气氛中,有谁听得懂他嘴里吟出的句子呢?他试图把最后两句展开议论一下,可是谁又能有听他讲解的耐心呢?在一阵乱哄哄的碰杯劝酒声中,他也只好作罢……

  薛纪徽和母亲面对面站住。薛纪徽等待著母亲的质问、申斥、唠叨、埋怨……然而母亲并没有一句话,只是疑疑地望著他,那眼里充盈著无尽丰富的哀愁、烦怨、渴求、期待……薛纪徽的心针刺般发疼了。

  新房中的宴客们并不清楚薛纪徽是才刚到来,薛大娘和薛师傅出于面子也并不当众盘问薛纪徽为何姗姗来迟;薛纪跃在酒醉后失去了逻辑思维,见到哥哥只是拿起酒杯嚷著:“哥!咱俩干一杯!”……所以薛纪徽竟顺利地渡过了第一道难关,迅速地在新房中同大家达到了协调;他自己稍觉难为情的,只是他的衣衫对比于其他的人,未免显得寒碜——他实在来不及再回趟自己的家,换上一身鲜亮的礼服。

  在席面上应酬了一会儿,他便出屋进到苫棚,打算了解一下所谓雷达表被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孟昭英果如他所料,正在苫棚中帮厨。薛纪徽原来作好了被母亲、弟弟乃至于父亲埋怨的思想准备,对孟昭英却完全放心,难道她还会责难他吗?他万没想到,偏偏是孟昭英,一见到他便毫无保留地发泄出了全部怨气。她不顾路喜纯在场,先是顿著脚埋怨:“你还知道来哩!你乾脆别来不更痛快!小莲蓬病死了你也不管是不是?我累死了你才痛快是不是?我是你们家的苦力!

  童养媳也比我强!我还活著干嘛?乾脆一头撞死拉倒!“说著她竟激动地抽泣起来。

  薛纪徽慌神了。他不知该怎么安慰她。他忽然洞察了她的贤淑辛勤和她在见到他以前的拼命克制。他的良心在一阵阵地抽搐。他为那么多人都考虑到了,偏忽略了她!这心地善良的、用全身心爱他的妻子!

  他也顾不得那对他来说全然陌生的路喜纯在场,走过去从后面抱住了孟昭英那抖动的肩膀。沙哑地说:“是我不好!你回家再骂我吧……

  我知道你实在不容易,难为你上上下下忙活了一天……“孟昭英用手绢堵住鼻子,抽噎得更加厉害,他只得疼爱地抚摩著她那浑圆的肩膀,劝慰地说:”行了行了、行了……我都明白。生活就是这样,谁也不容易……都得互相谅解才成……我以后再不会撇下你一个人了,重担子咱们一块儿挑……“

  路喜纯别过头去,给煮好的鹑鹌蛋剥皮。鹌鹑蛋是荀大嫂送过来的,她建议先给新娘子吃上几个,压压惊。

  薛纪徽见孟昭英稍趋平静,便抓紧询问:“那雷达表是怎么回事儿?我在胡同里遇上了西宾,他说咱们这儿刚才闹了一场……”

  孟昭英突然又激动起来,把肩膀一晃,甩脱开薛纪徽的叫手,既委屈又鄙夷地说,“鬼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敢情早先一直保密,瞒著我——哼,谁稀罕哩!我算什么?听使唤就行了呗!人家可是金枝玉叶,腕子上有了不锈钢的,还嫌不够派头,给预备著雷达镀金小坤表哩!要不是我跟这儿碍事,早拿出来给戴上了!……说是跟那五斗橱抽屉里搁著,人家路师傅给上 ”四喜汤“,说那 ”汤封“也在抽屉里头,拉开一看,”汤封“跟表都没影儿了!这就闹腾了起来!……说是宝桑挨著那抽屉坐,准是他偷了,要搜人家。宝桑能让搜吗?闹得个天翻地覆!……宝桑也不是东西,满嘴胡吣,把路师傅也给伤了……新娘子这会儿还跟你妈那屋哭呢,我这眼泪值几个钱?你快去吧,可别让你弟妹委屈大发(这里”发“读作?a.”大发“,过了限度的意思。)了!……“

  薛纪徽本想这就去见见新娘子,想法子调解一下。听了孟昭英后几句话,却又不能立时挪脚离去,只得拉过孟昭英一只手来握住,揉搓著说:“别这样,别……凡事想开点,都能闹清楚的……一家子人,还是要谅解著点,要团结……”

  在新房隔壁,薛师傅和薛大娘的住室中,亲友们都已回避,摆宴的桌子上杯盘狼藉,也不及收拾;潘秀娅坐在床边,心里比孟昭英更委屈、更烦怨,她眼泪汪汪,撇著嘴角,随著低头揉搓衣角,原来落在头发上的五彩纸屑,不断地飘到膝上……薛纪跃的大姑和詹丽颖一左一右地坐在她身边,劝慰著她。大姑笨嘴拙腮,詹丽颖粗声大气,都不得要领。

  潘秀娅只觉得自己是受了骗。什么雷达表?真有吗?真为我买了,怎么不早让我戴上?怎么那么巧,一拿“汤封”,就连雷达表也飞跑了?

  更可气的是,敢情薛纪跃他爹当年是个喇嘛庙里的喇嘛!喇嘛不就是和尚吗?和尚不是不许结婚吗?不是不许吃荤吗?……这下可好,自个儿嫁到了个喇嘛家!传到单位里去,人家非拿我开心不可!光凭这一条,就得白踩咕 (又说成“踩祸”,糟蹋的意思)我一顿!大嫂也是,你给介绍的时候,怎么不把这一点弄个清楚?薛纪跃就更不象话,你干嘛隐瞒?还有,你不能吃鱼,见鱼就吐,究竟是个什么毛病?……

  怪不得你没见上我几次就说你 “愿意”!……七姑走了,生是给逼走的——十六道菜刚上到十二道,就把汤端上来了,准是事先跟那大师傅串通好的!那是个什么大师傅啊!“大茶壶”的儿子!恶心!还有那个什么宝桑,真现眼!没准确实给我买了块雷达表,没准真让他给偷走了。你说我怎么就那么倒楣!薛家净是这号亲戚!将来还得了吗?动不动就来足撮一顿!谁供得起?还顺手牵羊!那个什么殷大爷也够呛,阴阳怪气的,会点穴!说是薛纪跃他爹当年的把兄弟,我看准也是个喇嘛!我真嫁到个喇嘛庙里来了!妈呀!这可怎么得了啊……

  想到这里,潘秀娅爽性捂脸痛哭起来。

  詹丽颖搂住她,摇晃著她,劝慰她说:“咳!你遇上的这些个事算得了什么?一点小小的误会!一点小小的损失!你们这些年轻人,身在福中不知福!我象你这么大的时候才惨呢!打成了 ”右“!那什么滋味?下放!劳改!批斗!检查!……你这点挫折算得了什么!快别流”自来水儿“了,听你詹姨的话,洗洗脸,整整头,抻抻衣服,喷喷香水,高高兴兴,活活泼泼,重上喜宴!……”

  詹丽颖的话语并不能解除潘秀娅心中的疑虑,但她的一片热心肠毕竟还是能给人温暖的,潘秀娅在她的臂弯中稍趋平静……这时小竹突然跑了进来:“詹姥姥,您在这儿!我爷爷替您盖了戳子——您的电报!”说著递给她一个薄薄的封套。

  詹丽颖双眉一耸,接过来顾不上道谢,立即拆开看那电文,只见有六个字:兄病速来惠娟惠娟是她爱人的亲妹妹。詹丽颖这一惊非同小可。她立即置新娘于不顾,也不跟那大姑解释一声,捏著电报便头也不回地奔回了自己家中。她坐到自家床上,又把电文看了两遍,发了半分钟楞,便猛地倒在床上,把枕巾扯过来,下意识地把枕巾一角塞进嘴里嚼著。

  “兄病速来”!什么病?难道……她忽然想到年初爱人来探亲,她煮好元宵给他吃,他曾说过:“咽起来觉得自己是只北京填鸭……”他的食管是不是那时候就有了问题?而且他明显地日渐消瘦!……太可怕了!她整天都干了些什么啊!为别人的事瞎忙!却偏偏对自己的爱人掉以了轻心!她还觉得别人都是悲剧性人物哩——嵇志满可怜,慕樱孤单,薛家失窃,新娘子委屈,韩一潭优柔寡断,澹台智珠力不从心……可闹了半天最大的悲剧是在自己身上!偏偏在这政治上得到彻底解放、事业上出现发展前景、家庭即将团圆的时刻,袭来了阴森森的病魔!这袭击一定急促而猛烈,否则不会由惠娟署名来电——啊!

  会不会已经……!人们在那种情况下,总还要仅仅说 “病”而不说……的!

  詹丽颖猛地坐了起来,她把那封电报紧紧地攥在手心里,心乱如麻。她该怎么办?啊,她必须立即行动,刻不容缓!

  对了,她得立刻去打电话——往四川打长途,找惠娟,找爱人单位的领导……她还得立刻给本单位领导打电话请假。她不能等到明天,她今天就该搭晚车走;要么,她就该立即去弄到一张明天或后天的飞机票……

  她急匆匆地跑出了屋子,刚往垂花门冲了几步,又突然扭回身,朝张奇林家奔去;奔到门前她就使劲地用手指头弯敲门上的玻璃,还一边叫著:“于大夫!我用用您家的电话!”她突然发现了门上的锁——原来唯一留在家中的张秀藻刚刚出去——她急恼之中不禁把那门锁用力地拨弄了一下。她又转身大步朝院外走去。刚出垂花门,一个瘦小的男人迎著她说:“詹姨,您瞧这是什么事儿——打了水不管回水,水管子冻上了,我们可怎么办?”她一反常态,听也不要听,绕过对方身子,一径冲出了院门。出了院门,扑面一阵冷风,她才意识到忘记了戴围脖,并且没有锁屋门,但她并不转去,而是义无返顾地奔向了公用电话……

  在詹丽颖离开了新娘子以后,薛纪徽才进那屋去,同新娘子见了面。他诚恳地说:“让你受委屈了!我们确实有不周到的地方,尤其是我,不该现在才来……可是,小潘,时间长了你就明白,我们一家子都是实秤人,不会亏待你的……咱们团结起来,实实在在地过日子,不好吗?表丢了,咱们可以再买一块;谁得罪了谁,咱们可以赔礼道歉……遇事干嘛往窄处想呢?生活的路,宽得很嘛!小潘,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和事,没有现成的幸福,全靠想得开,靠相互谅解,靠争取,靠奋斗……唉,我也说不好,反正,你心领就是了!……”

  潘秀娅毕竟是个本性淳朴的人,她对生活,对人和事,本无过分的苛求,听了大伯子这番恳挚的话语,她停止了抽噎。

  孟昭英端了一碟鹌鹑蛋进来,连筷子一起递到潘秀娅手中,对她说:“吃吧。外院荀大婶送给咱们家的。特为你煮的。吃了补精神。要嫌淡,我给你拿盐去!”

  薛纪徽和潘秀娅都抬眼望著孟昭英,两个人心里都挺感动。薛纪徽更觉得孟昭英心地仁厚。她仅仅是冲自己最贴心的丈夫发泄心中郁结的浊气,在其他人面前,她还是竭诚地尽她的义务。难道他今后不该加倍地怜爱她么?……

  小院中的生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住在同詹丽颖一墙之隔的那间东屋的小两口回来了。两个人都是街道工厂的工人,身材都瘦小单薄。

  在这个四合院里,他们的收入最少,负担却最重——他们每月得分别给双方的老人五块钱,此外,他们的儿子才三岁多,平时搁在姥姥那儿,因此还得多给姥姥三十块钱。他们象许多类似的北京市民一样,过著一种把每一分钱都算计得极其精细的生活。他们屋里只安了一个六瓦的小日光灯,而且尽量做到能不开就不开。他们绝对不吃零食,从未见过他家来过客人,更不消说从未请人来他家吃过哪怕是一碗炸酱面。

  每月他家的电表顶多只走一个字,逢到海西宾来收水电费,他们一听说因为总电表中有多出的度数,需得各家均摊补齐,便会一遍又一遍地诅咒 “偷电的耗子”;因为除了张奇林家,其余各家都合用一个水龙头,由一个水表显示总用量,他们在用水上倒不那么节约;但是倘若别的人家洗衣服用水量大了,或者冬天放完水不及时回水,使水管上冻,不得不在烧热管子的过程中浪费掉一部分自来水,因而使得各家水费均摊额上升时,他们也总要久久地生气、抗议、痛心……

  这天他们上完早班,拿著工会发的电影票到圆恩寺电影院看完《真没有想到》和《心灵的呼声》两部短片,回到家里,便分头张罗家务——男的叫梁福民,他提著水桶去水管那儿接水;女的叫郝玉兰,她坐在小厨房里,把入冬前买来的储存白菜,耐心地一棵棵倒腾著重新码过。他们小厨房里有一口水缸,能盛四桶水,为怕万一上冻把缸撑破,每天他们只往里面盛两桶水;他们储存了一百斤一级菜、二百斤二级菜,为了保证能吃一冬,他们逢到晴和的日子,便耐心地把一棵棵白菜都拿到院里晾晒,并且每隔三两天,郝玉兰都要把它们重码一遍,不但绝不允许那白菜“烧心”,就是菜帮子,也尽量不让它坏掉……

  他们生活上的节俭,主要集中在吃上,同许许多多的北京市民一样,他们具有所谓 “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精神”;他们穿得并不坏,屋里的家具和床上用品也并不比别家逊色,而且也购置了十二寸黑白电视机——尽管一般情况下他们并不使用它,只在有特别好的节目和把儿子接回来时,开上那么一阵;平日晚上他们宁愿骑车去厂里看俱乐部的彩色电视——至于对他们的儿子,他们花钱却相当大方,让儿子穿戴得漂漂亮亮自不必说,偶尔还买回昂贵的广柑和巴拿马香蕉,让孩子得意地站在院心里美滋滋地享受……两个月前他们有过一次壮举:带孩子去香山看了一次红叶,据郝玉兰对詹丽颖说,他们光吃冷饮就花了八毛钱!回来时他们一家三口全都红光满面,对生活感到十二万分的满足。

  但是这天他们却陷入了烦恼。梁福民在水管子那儿提水,水管子竟冻住了!显然,这是因为薛家这天用水量极大,一大早便将水井下的阀门打开,因为要随接随用,又仗恃著中午比较暖和,便一直没有关掉阀门回水,谁想下午四点钟一过,气温一分一秒地迅速往零度下降,待梁福民来接水时,便出了问题!

  梁福民跑回厨房,对郝玉兰说:“水管子上冻了。我可没精神去烧开它。凑合著用缸里的剩水吧!”郝玉兰生气地说:“缸里只剩个底儿,烧了开水就焖不了米饭,哪能凑合?都是薛家自私,光顾他们方便!

  今儿个他们也不知用了几吨水,下月咱们还得为他们掏水钱!甭跟他们客气,找他们家去!让他们把水管子给烧开!“

  梁福民抹不开面子,光是怄气,并不动窝。他叹口气说:“今儿个也不知是怎么的了,水管子上了冻,我跟詹姨说,她那么个热心人,忽然比那水管子还冷,根本不搭理我,扭头走人了……”郝玉兰便停止码白菜,站起身来,气恼地说:“敢情他们各家刚才家里都有人,都把水提足了,所以不著急……你这个 ”杵窝子“(在家里气壮,出了家门在社会上懦弱无能的人。),你不敢去找,我去!”说著拍拍围裙,甩著手走出小厨房。刚迈出去,恰可好薛大娘从新房出来,郝玉兰气呼呼地冲著薛大娘说:“嘿!你们家得负责啊!你们光顾自个儿得用,打开水管子不给回水,这会儿冻得梆梆硬,让我们到哪儿接水去?”

  薛大娘这天遇上的窝心事本已一大笸箩,新房中所接待的第三茬客人酒饭都已消耗到一半,可新娘子还没露面,客人们不免七嘴八舌,纷纷要求新娘子“下凡”一见。薛大娘脸上堆笑,心中叫苦,正出得新房,要去那边屋里撞撞大运——看新娘子是否已经回心转意,能够重返新房把局面应付下来,不曾想刚迈出门坎,斜刺里却杀出了个郝玉兰!

  薛大娘一楞。闯入她眼廉的郝玉兰,瘦小乾枯,小鼻子小眼,本不标致,再加上怒容满面,双手叉腰,出言不逊,顿使她从胃里泛出一股秽气。薛大娘在这天里本是立誓任凭什么海鬼夜叉来捣乱,也一律要好言好语相待的,在郝玉兰这突然袭击面前,却一时失去了控制。

  特别是她想到院里别家对跃子的喜事都送了像样的礼品:张局长和于大夫他们是一个自动压水的热水瓶,海老太太和海西宾他们是一个带哨嘴的搪瓷“叫壶”,詹丽颖和慕樱合送的是一套香港出的化妆用品,澹台智珠家送的是一个白瓷观音,韩编辑和葛老师送的是一听上海金鸡饼乾,荀师傅家送的不止一样,最值钱的是一盏有机玻璃座子的台灯……唯独梁福民和郝玉兰,只拿了一卷一九八三年的电影挂历来敷衍——薛大娘知道,那挂历是他们厂子里发给他们的……

  薛大娘一口气堵在喉咙口,不能不吐出来。她用训斥晚辈的口吻对郝玉兰说:“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没瞅见我们家正在办红喜吗?什么事儿不能好好地商量?干嘛那么横鼻子竖眼的?”

  郝玉兰却觉得是薛大娘亏待了她家。她不知道,她跟梁福民清晨五点半骑车去上班以后,薛大娘也曾捧著喜糖来找过他们,见门锁著,只得退回,还曾跟孟昭英说:“小梁小郝他们有小小子,得多给他们点喜糖,下午他们回来,我要忘了你给我补上!”……郝玉兰此刻面对著愠怒的薛大娘,心想你们家办红喜有什么了不起!抠门儿大仙!得了我们一份崭新的挂历,连张糖纸也没让我们见著!稀罕你呢!咱们 “人穷志不短”,喜糖不要你的,上了冻的水管子可得给咱们乖乖地烧开!

  两个邻居便在那么个心理背景下,你一嗓子我一嗓子地争吵起来。

  海老太太闻声赶来劝架。她站到薛大娘和郝玉兰当中,倚老卖老地说:“都给我少说两句吧!再往下你一嘴我一嘴的,跟当年护国寺庙会里头 ”年儿“耍把式、”仓儿“说相声差不离啦!当年 ”天元堂“的”黑驴张“卖眼药,也没象你们这么吆喝过!成啦成啦,薛大妹子你该忙活什么快忙活去吧!小玉兰你这嘴也真太不饶人,什么不得了的事儿,值当你脸上这么白一块红一块的!不就是要打水吗?走,我带你去于大夫家,先跟她那儿打两桶……啊,锁门了,那也用不著犯难,让福民到我那儿先匀一桶去使,不就结啦!……”

  薛纪徽和孟昭英闻声出了屋,薛大娘转身劈面见著孟昭英,一腔怒气和幽怨又冲著媳妇发泄起来:“啊,我跟这当院让人踩咕,你倒一边躲著受用去了!你把那水管子一打开就撒手走人,连眼皮儿也不往那边夹一下,眼下水管子冻上了,你算痛快了吧?什么时候公鸡下蛋,石头开花,你许才能生出个良心来!”

  薛大娘气头上把话撂得这么重,薛纪徽心都蹦到了嗓子眼儿,他想孟昭英这下还不得跟婆婆锅铲对汤瓢地大干一场。连海老太太和郝玉兰也惊呆了。几个人都禁不住把目光集中到孟昭英身上……

  孟昭英本也一股气顶到了脑门上,可她看到婆婆那满脸抖动的皱纹,看到婆婆耳边那在寒风中抖动的几根白发,心中忽然闪电般划过一个念头:二、三十年后,我也不就这样了吗?谁也不容易啊!可怜婆婆一大早起来就跑出跑进,可遇上的净是窝心的事!……想到这儿,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不但并不针锋相对地还击,反而跨上一步去,搀住薛大娘说:“妈,您别生气,是我不好,我这就烧水管子去……妈,您保重,您可千万别气出病来……”

  薛大娘在惊讶中清醒过来,她望著媳妇,只见媳妇两个眼圈塌陷著,灰黑灰黑!婆媳二人的手接触到了一起,象阴阳极般突然紧紧地攥住,两个人鼻子都酸了,薛大娘的老眼里涌出了泪花……还有什么说的!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她们更该将心比心?还有谁比她们更该相依相靠?

  郝玉兰在薛家婆媳的这种表现中突然感到难堪。她扭身走回自家厨房,只见梁福民在那里捧著一个纸包发楞。梁福民见她回来,便说:“回来得好!你也太错怪人了!瞧,小莲蓬送来的,她说是她妈嘱咐她的,一瞅见咱们回来,就给咱们送来……还说她奶奶说了,咱们家有小小子,所以要多给点!”郝玉兰接过那纸包,摊在案板上一看,是包喜糖,真不老少,净是带金银纸的,光 “酒心巧克力”,就有六、七块之多!她心里一阵阵往上窜著惭愧……

  薛纪徽立即去取劈柴,好把冻住的水管子烧通,路喜纯对他说:“大哥,您让我去。我能让它通得快点。”薛纪徽这才注意到他。他感到惊奇,因为一般来帮厨的“红案”都不会有这样的热心肠。他见路喜纯有著一张善良而质朴的面容,不知那双眼睛是让油烟熏著了,还是落入了烟灰被使劲揉擦过,显得异样地红肿……他感动地对路喜纯说:“咱俩一块儿去吧,你有什么巧法子,教给我点,以后再冻住了,我也好依法行事儿。”

  路喜纯下到水井里操作,薛纪徽蹲在水井边上给他打下手,两人合作得很顺当……

  正当梁福民和郝玉兰在小厨房里越来越感到尴尬时,海西宾给他们提来了一桶水,对他们说:“我奶让我给你们送的,用吧!”

29

  老编辑被一位“文坛新人”气得发抖。

  去敲韩一潭家门的人,并不是当天 《北京日报》“寻人”广告里的那个“诗疯子”。葛萍开了门,一看见那人,便不禁笑著说:“呵,稀客稀客,今天刮了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来人四十岁出头,头上戴著花格呢鸭舌帽,身上穿著烤花人字呢大衣,大衣里露出银灰色的纯羊毛围巾,脚下是一双美国乃基公司出品的“蛋饼纹”厚坡底运动鞋,打扮得既考究而又潇洒。

  韩一潭一见他进来,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但也只得站起来招呼他。

  来人却大有 “宾至如归”的气派。他笑嘻嘻地说:“是西北风把我刮来的,六七级。”说著把帽子、大衣、围巾脱下,转了转身子,没找到衣架,便把那三样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到了空著的沙发上,自己要往饭桌边的折叠椅上坐。葛萍忙过去把他那三件衣装捧起来,请他坐进沙发,对他说:“你这些高级服装,我先给你搁里屋大床上吧!”

  来人便坐进沙发,见韩一潭还站著,反朝他打了个 “请”的手势,韩一潭也便坐进茶几另一边的沙发。

  韩一潭问他:“怎么样?最近忙著弄什么呢?”

  来人却只顾打量韩家的房间,指点著说:“老韩;该革新一下啦——进门的地方置个衣架嘛!窗户底下,添个长沙发……里外屋之间,如果不挡屏风,至少应该挂个门廉,不要让客人看见你们的床铺……”

  韩一潭说:“我哪能那么讲究?不象你,有那么多稿费!”

  来人一个劲摇头!“哪里哪里,我到手的也有限,最近推上去的那个电视剧,我们是三个人署名嘛,三一三十一,你想能有多少?”

  葛萍给他端来一杯热茶,搁到茶几上。他勾著脖子看看,问:“花茶?绿茶?红茶?乌龙?”

  葛萍说:“就是一般的花茶。”

  来人笑著说:“你该多准备几种。国外主人招待客人,总是发问:Coffee or tea?Which do you prefer ? (英语:咖啡还是茶?你喜欢哪一样?)客人点了什么,才给什么……”

  葛萍一拍巴掌:“呵!咱们中国人可没那么多讲究!”

  来人继续对他们说:“如果来的客人不止一个,有人要了咖啡,有人要了茶,有人说什么也不要;你该给咖啡的给了咖啡,该给茶的给了茶,那什么也不要的人,按中国待客的规矩,总也得给他杯咖啡或茶,可要是你给端过去了,人家就会不高兴——”

  葛萍惊奇地问:“那为什么呀?”

  来人耸起眉毛说:“你不尊重人家嘛。人家说不要就不要。有那中国人,到了外国人家里,人家问他喝什么,他说不渴,不喝,其实是客气话,他心里是想喝的,等著人家给他倒——因为在中国你说不渴不喝人家也总是要给你倒水的。结果,人家就只给要的人倒,不给他倒,他只好乾渴著,忍著……人家就是尊重你的个人意志嘛!主人问客人:”味道好不好?“你说:”唉呀,不好!真不好!“主人会很高兴,因为你说了实话,坦率;如果你说客气话:”好,真好!“可喝了几口就不喝了,人家又会生气,因为你不真诚……”

  葛萍不免问他:“你是刚出国口来还是怎么著?知道得这么清楚!”

  来人端起茶来,呷了一口,叹声气说:“我?哪就轮著我了呢?我还不是听×××说的,昨晚上我刚在他家喝了 ”人头马柯涅克“,那酒名气不小,其实不如”峨塔自兰地“!”

  韩一潭就知道他的“包袱”要在这时候抖落,他与其说是炫耀关于西方社会的社交习俗,不如说是宣告他目前深入文坛所达到的程度。

  他所说到的×××,是文坛上眼下极红的作家之一,刚从国外访问归来,韩一潭虽然早就跟×××认识——那时候这位元来客还不知道跟哪儿窝著呢——但始终没有达到与其促膝共饮什么“人头马柯涅克”

  的地步。现在的文坛就是这样让你眼花缭乱——闪光的金子和如同金子般闪光的碎玻璃片,比 “文革”前的十七年都有成几何级数的增长。

  葛萍毕竟单纯一些,她坐到折叠椅上,面对著来客,同他对谈起来。来客既然提到×××,她便很自然地问及他对×××一篇新作的评价,对方欣然作答——不过,先引用了若干著名评论家的意见,有的还并不是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言论,而是:“上星期我到他家,他正好刚看完×××的那一篇,他也是先问我印象如何……”以及:“……他让我别给他传出去,他呵呵地笑著说:”传出去,人家又该说我定调子了!“……”葛萍竟坐在那里,如聆佛音。

  韩一潭皱著眉,只觉得耳膜刺痛,闷闷地抽烟。

  这位来客有一个响亮的笔名,叫龙点睛。算起来,韩一谭跟他认识也有六、七年了。他头一回来韩一潭家,是一九七五年年底,戴著个栽绒双耳帽,穿一身朴素的中山装。韩一潭一听他是从工厂来的,又说是刚开完支部会,便自然而然地对他肃然起敬。他拿出一卷诗来,毕恭毕敬地说:“请韩老师给我改改!”韩一潭当时就看了他那十几首诗,主题都是 “捍卫革命样板戏”,以当时的标准而论,写得相当 “有激情”,而且也比较生动、形象,只是不够洗练。韩一潭看完,便在灯下一首一首地给他讲自己的印象,肯定他的优点,提出修改的建议……

  送走他后,第三天便接到了他的来信和改好的诗,信中说:“因为参加”支农小分队“,马上要奔赴农业第一线,来不及当面倾诉我的感激之情了……几首诗请您全权修改并予以处理……您现在、将来、永远都是我的老师,我将永远在您的亲切指导下,为繁荣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事业,贡献出我的一切力量!”

  这以后他们常来常往。尽管韩一潭几次把他的诗推荐出去,几次都未能发表出来,他却毫无怨言,每次见到韩一潭总是说:“您千万别对我失去信心!我就算是块顽石,有您的耐心辅导,也总能琢成个砚台的——哪怕是只配给小学生描红模用的砚台!”

  一九七七年,他一首十二行的短诗终于经韩一潭力争在刊物上发表了出来。第一回见到自己的作品印成了铅字,那激动的心情真难以形容,他那灵感的闸门,在油墨的香味启动下猛地打开了,于是乎诗情如黄果树大瀑布般地奔泻不停,到一九七九年,他发表的短诗已达二十七首。进入一九八○年后,他及时地意识到:凭著写诗闯入文坛远比凭著写小说闯入文坛费力而迟慢,于是他 “试著写起小说来”,而在这一年里,他也就发表出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

  他认识的编辑自然不止韩一潭一个了。他出入于若干编辑部。他出席了某些文学方面的座谈会。因此他不那么经常去韩一潭家了。这也都不足为奇。

  但是他变了。对于韩一潭来说,他的变化不是渐变而是突变。一九八○年深秋,有一天龙点睛来到了韩一潭他们单位,韩一潭恰好在一进楼的走廊头上遇上了他。龙点睛戴著个米黄色的鸭舌帽,穿著件上海“大地牌”的新风雨衣。尽管韩一潭颇有一段时间没见著他了,但那天劈面遇上还是很高兴的。韩一潭刚想问他怎么这时候跑来了?

  并想领他到自己所在的那间办公室坐坐,没想到龙点睛却只是淡然对韩一潭点了个头,连第二句话都没有,只是直截了当地问:“你们主编在哪间屋?”

  韩一潭一楞,但也本能地将主编的办公室指给了他。他便绕过韩一潭,径直地朝主编办公室走去了。

  没有“伏笔”,没有“铺垫”,弄得韩一潭毫无思想准备,尴尬不堪。回到自己办公室,韩一潭心神不定,他想:或许龙点睛同主编谈完,还是会到自己办公室来的,哪怕仅仅是敷衍一下。然而龙点睛却并没有来。

  不用韩一潭说他的坏话,龙点睛在文艺界很快成了一个名声不雅的人物——当然主要是在文艺界的 “下层”,即一般的编辑和一般的作者心目之中。大家都说他是一分才能九分钻营,两分写作八分活动,三分成绩七分吹嘘。但由他署名或有他署名的作品却源源不断地发表出来,品种由诗歌小说而散文评论,而电影和电视剧本。还有人说他是“客厅作家”——即他几乎每晚都要涉足于一个客厅,当然不是韩一潭家里这种没有衣架和长沙发的客厅,而是文艺界领导或权威,主编或副主编,导演或副导演,文坛明星或新秀……的客厅,他从那里获得最新精神、最新消息、最新题材、最新技巧、最新动向和最新行情,难怪他能保持那么丰盈的灵感和那么丰盛的创作,也难怪有那么多人主动来找他合作或请他“联合署名”……

  到了这一九八二年的春天,他已由工厂调到了一个文艺单位,挂著工作人员的名,享受著准专业作家的待遇,并且在一次文艺界的大型茶话会上,穿著一身极其合体的棕色西服,走拢了韩一潭所在的那张圆桌;韩一潭别过脸去,不想主动理他,韩一潭他们那刊物的主编却主动伸出手去,同龙点睛握手,没想到龙点睛只把手同主编碰了一碰,连第二句话都没有,只是直截了当地问:“×××同志在哪桌呢?”

  ×××同志是当时在场的身份最高的人物。主编心里一定很不痛快,可是不得不指给他:“在那边头一桌。”而龙点睛便头也不点一下地径直朝“那边头一桌”昂然而去了……

  没想到这天龙点睛却出乎意料地飘然而至,并且脱去大衣以后,显露出一身外国年轻小夥子打扮的衣装——上身是粗花呢的猎服,下身是有意做旧的牛仔裤——仪态万方地坐在沙发上,就仿佛他昨天才来过一样,轻松自如,谈笑自若。

  葛萍这两年里虽然也听韩一潭以贬斥的语气议论过龙点晴,但她毕竟并无切肤之痛,而且总觉得韩一潭对人未免求之过苛,加上龙点睛光临后似乎仍同以往一样亲热随和,便傻乎乎地同龙点睛热烈交谈。

  龙点睛在交谈中信口举例:“……比如苏联电影《湖畔奏鸣曲》,就标志著道德题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勃兴……”

  葛萍便不免问:“什么?什么奏鸣曲?”

  龙点睛于是挑逗性地反问道:“《湖畔奏鸣曲》都没看吗?《白比姆黑耳朵》呢?《秋天马拉松》呢?电影资料馆经常放嘛!老韩怎么就不把你带去看看呢?”

  葛萍便埋怨地说:“他呀!什么时候能想著我呢!再说他自己好象也不那么容易看上。他们那个编辑部呀,一点儿油水没有!”

  龙点睛又说:“其实苏联电影值得一看的也并不多。倒是象美国迈克尔·西米诺导演的 《猎鹿人》、义大利索菲亚·罗兰主演的 《义大利式婚礼》……真不应当错过!昨天我见著影协的头头们,还跟他们呼吁来著……”

  韩一潭实在听不下去了,便把烟头往烟缸里一捻,截断龙点晴的高谈阔论,开门见山地问他:“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

  龙点睛也便开门见山地回答:“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来把我的稿子拿走。”

  韩一潭一楞:“你的稿子?我这儿现在没有你的稿子呀!”

  龙点睛点头:“对。我现在没稿子搁你这儿。我说的是七年前的那几首诗,写在一摞信纸上的,我自己用”骑马钉“钉在一块的……”

  韩一潭更加吃惊:“你要那个干什么?那歌颂”革命样板戏“的吧?

  难道现在还有用?“

  龙点睛坦率地说:“不光是歌颂”革命样板戏“,还批判了”右倾翻案风“。现在对我当然没有用,可丢在外头终究是块心病。”

  韩一潭心里一震。他说:“其实那不算什么问题。那时候不止你一个人写了那种东西,我们刊物上就发过不少,有的相当知名的诗人也写过,我还编过哩。那时候有时候的具体情况嘛。你何必把这事放在心上?何况你的还不过是手稿,并没有发表出来。”

  龙点睛越发坦率:“如果发表出来了,那倒也就算了。不过既然没发表出来,我何必还让它飘在外头呢?你给我找一找吧,我要收回。”

  韩一潭望著龙点睛,心里打颤。他费好大劲才抑制住了心里的厌恶感。他嗓音发涩地说:“七年了。我也不知道把你那稿子搁在哪儿了,还有没有……”

  葛萍在他们说前几句话时,去厨房提开水壶去了,这时走回来给他们的茶杯添水,她觉得韩一潭不该怕麻烦,便发话说:“稿子?这十来年咱们什么时候扔稿子?你那书架底下的柜橱里,不全是稿子吗?

  小龙当年的那稿子,准就在那里头……“

  龙点睛忙高兴地说:“嫂夫人真是治家能手,色色精细!老韩,就劳驾你给我找一找吧!”

  韩一潭心里要多别扭有多别扭。他坐著不动,问龙点睛:“对你来说,要回那稿子就那么重要?”

  龙点睛以一种推心置腹的口气说:“老韩,我瞒你干什么?我现在到了这个份儿上,还不得为自己争取一个最好的前景?看起来我这人才能有限,出点小名,挣大把的稿费,不算难;可要想独立创作,写出名篇,得奖走红,恐怕没多大希望。我的发展前途,说到头,还是当个文艺官僚的可能性最大。别看我比你资历浅,可是跟你比,我有三方面的优势:有党票——这是政治优势!虽说我是”文革“中入的党,可经得起调查;我不是 ”造反派“头头,没参加过 ”打、砸、抢“,象我这样在”文革“中入党的人多了,能都不算数?我还有作品——这是业务优势,”内行领导内行“,我够不上后头那个 ”内行“,总够得上头里那个”内行“吧!我今年才四十出头——这是年龄优势!总起来说,我符合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的提干条件,我看我没有道理错过这个机会!”

  韩一潭脸色发白,哆嗦著给他补充:“你还有更大的优势——能走上层路线……”

  龙点睛欣然赞同:“对。我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我——我可以迅速及时地反映情况、汇报动向、提供建议、跑腿张罗……老韩呀,你其实早就在他们眼皮底下、鼻子眼前工作,可你这人,吃亏就吃亏在死性上,一点儿也不活泛……”

  韩一潭冷笑著说:“既然你有这么多的优势,又何必在乎几首没有发表出来的诗稿呢?就是你当年发表出来了,你这么多的优势,也足以把它抵消得乾乾净净嘛!”

  龙点睛爽性把话说到底:“当然!当年发了也就发了。可既然没有发出去,我也就没有必要让它再存留在这个世界上。我现在既然有这么多的优势,那我就爽性让自己更完美一点——我要一点渣儿也不留!”

  韩一潭瞪著他说:“我要是不给你呢?我要是找出来,给上面送去呢?”

  龙点睛满面不屑的笑容:“那对你有什么好处?而且那对我来说也只不过是一点小小的麻烦,不难排除的!你拦不住我上去,我上去了,即使不报复你,你能安心过日子吗?……咳,说到底,我对你算是摸透了,你根本就做不出那样的事来,要那么做,你韩一潭就不是韩一潭了……”

  在一旁的葛萍直到此刻,才意识到她的爱人正被人极其残酷地侮辱和蹂躏,但她的醒悟为时已晚。

  韩一潭突然跳起来,冲进里屋,扑到书架前,跪在地上,使劲拽开两扇橱门,把里头的一叠叠稿件疯狂地往外抛撒,一边狂乱地叫喊著:“你拿走吧拿走吧拿走吧!……”

  葛萍吓得心惊肉跳,她赶紧过去惶急地劝阻他:“一潭!你别这样!

  你干嘛?别激动!……“

  可是龙点睛极其冷静,他走过去,弯腰细心地辨认著,他竟很快认出了他那一摞手稿,并且立刻抓到了手中。他把手稿塞进裤兜,从床铺上抓起他的大衣、围巾和鸭舌帽,从容地微笑著说:“老韩!嫂夫人!别生气嘛!我不过是开开玩笑……我这么块料,能当什么文艺官僚?就算在我们那个破单位当上了主任什么的,又怎么能管到老韩这儿来?我不过是想把这几首破诗,拿回去当个纪念罢了……快别激动!

  小心身体!我先回避,改日再来负荆请罪!“

  说完,他竟抱著大衣,拿著围巾和鸭舌帽,径自飘然而去……

  可怜的韩一潭!他当了一辈子老黄牛般的编辑,三十年来提出了无数次的入党申请,兢兢业业,本本分分,却遭此一劫,心力交瘁!

  葛萍费了好大力气,才把韩一潭扶到床铺上和衣而卧,使他在假寐中平静下来;望著扔满一地的稿件,以及龙点睛在散乱的稿纸上所留下的“蛋饼纹”脚印,她不禁眼泪夺眶而出……

  居然又有人来敲他家的屋门!葛萍简直要晕倒过去。她走到外屋门边,烦躁地问:“谁呀?”她决定不管谁来,一律要严拒门外。

  “姓荀的住在这儿吗?我找荀磊同志!”她听见门外的人这样说。

  “错了错了!”她近乎粗暴地回答说,“荀家住在东边那个小院!

  你跑我们这儿来干什么?“事后回想起来,她感到愧疚,她干嘛对这位无辜的陌生人发泄她的满腔怒气呢?

30

  以往一帆风顺的人也终于遇上了顶头风。

  杏儿在厨房里拌饺子馅。荀兴旺坐在厨房里的一把藤椅上,抽著叶子烟,同她说话。

  饺子馅是茴香鸡蛋的。杏儿一边搅合著一边往里洒精盐,她说:“爹说过,他跟您都口重,别人觉著齁咸的东西,爹跟您吃著正可好。”

  荀兴旺微微点头。他咬著烟斗,喷出的烟雾罩著他那棱角分明的脸庞。不知为什么,杏儿受不了枣儿抽烟卷的气味,可荀大爷抽烟斗的这气味,她一点也不讨厌。

  杏儿请求说:“大爷,您再讲点您跟俺爹的事,俺听不够呢!”

  荀兴旺想了想,才慢慢地说:“你爹水性比我好。那时候还没你磊子哥,没你,我跟你爹刚进厂不久,逢到礼拜天,就骑车到远处玩去。

  那高碑店水闸跟前,水深四丈七,闸上有个人,不小心把手表掉底下了,我跟你爹潜下去,帮人家捞。我下去没多大工夫就眼睛发酸、耳朵发紧,只见著底下净是打上游冲下来的水泥构件,露著钢筋钩子,挺让人发怵……我没找著表就浮上来了。你爹可是过了好一阵才从水里钻出来。嘿,他那胸脯可不象我那么大起大落,光咧著嘴乐,手里举著人家那块表……你说他能耐不能耐?“

  杏儿滗著馅里冒出的水儿,听得出神。她觉得能听荀大爷给她讲爹的这些事儿,是她这回进城最大的快乐。

  荀兴旺在这种零碎的回忆中,心灵也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慰藉。他又想出一段,沈静地说:“我们哥俩进了厂,开头都当木工。你爹可比我手笨。我头一天就打出了个四脚八叉的长板凳,扛著去办公室给厂长看;他忙活了一天,还对不上榫儿,急得满头冒出豌豆大的汗珠子……可他有股子强劲儿,晚上他不睡觉,偷偷地又跑去干,第二天他那板凳也对出来了……”

  杏儿听得咯咯地笑,一双眼睛成了弯弯的月牙儿。

  荀兴旺又说:“我们哥儿俩都喜欢鲜亮好看的摆设。记得我们哥儿俩都娶了媳妇以后,从工棚里的临时住房往排房的宿舍里搬,两人一人一条扁担,一头是被窝卷衣服什么的,一头是个玻璃大盆景——是打东便门外头的白桥小市上买的,半米见方,里头是玻璃烧的菊花,买下的时候才花了两块来钱——你娘跟你磊子哥他妈,跟在我们哥儿俩的挑子后头走。那时候你娘怀里抱著个包袱,你大妈手里抱著个娃娃——还不是你磊子哥,是你莲大姐……”

  杏儿不禁问道:“那盆景咋都不见了呢?”

  荀兴旺感慨地说:“咳,还不是你们小孩子们淘气,给打坏了……

  你们倒都忘了,我还记得真著哩!……“

  杏儿和荀大爷在厨房里这么聊著,荀磊和冯婉姝却在荀磊屋里谈论著完完全全不同的话语。

  冯婉姝手里拿著本翻开的杂志,她刚看完那上面慕樱的文章,不由得问荀磊:“她就住你们里院?你见过她?”

  荀磊说:“照过面,点过头,可没说过话。她看上去文文静静的,没想到却有这么激进的观点。她的观点你接受吗?”

  冯婉姝思考著说:“她这文章写得挺漂亮,富于雄辩。可她这 ”屋子里“、”田野上“、”山顶上“的比喻,其实是站不住的。爱情,这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是一个人和景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风景,对于物品,我们可以这样做——比如看腻了小桥流水,我便去欣赏高山大河;用腻了这只茶杯,我可以乾脆把它砸碎了事……总之,有了更好的,自然可以立即舍弃旧的取用新的;可是,怎么能这样来对待另一个人呢?爱人,或者说爱过的人,不是一件穿旧了的衬衫,可以象脱衣服那样一脱一扔了事。人家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条活鲜鲜的命,有著一个具有同样价值的灵魂;既然爱过,相互享受过,那么,即便现在不爱了,不想维系原有的关系了,也必须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尽应尽的义务……”

  “按你这么说,夫妻任何一方单方面提出离婚,都是不道德的了?

  即使一方爱情已经消失,也应当继续尽夫妻间的义务?……“荀磊争辩说。

  “我当然不是那么个意思。”冯婉姝打著手势,寻找著最恰当的表述方式,“一件衬衫,甚至不脏不破你也可以弃之不顾,可是一个活人,尤其又是爱过的人,缔结过法律关系的人,即使你觉得他脏了破了,你也必须慎重……啊,这样说不合适,不是对方脏了破了,而是双方的关系上有了裂痕,痛苦的裂痕……那么,我认为,适当地克制自己的反方向感情,更多地为对方著想,做出恢复原有感情的努力……便都是应当遵循的道德标准,或者说,都应当自己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最起码的人格要求……”

  “可是倘若克制不住、恢复不了呢?那么到头来不是还得离异?

  而拖拖拉拉的离异,会给双方——尤其是被动的一方,造成更大的痛苦啊!“荀磊显然是同意冯婉姝的见解的,不过,他觉得要使这见解成立并胜过慕樱的观点,还必须从多方面对其进行锤炼……

  荀大嫂这时候从薛家回到了自己家中。自从听到那边吵闹起来,跑去劝解,她已经几去几回,这次她送去了鹌鹑蛋,回来对荀师傅说:“薛师傅老两口真可怜!新娘子闹别扭离了席,再也不回新房,闹不好没准还赌气回娘家——这可怎么了啊!没有比他们老两口更重脸面的了,要是闹大发了呀,薛师傅倒好说,薛大娘指不定会怎么著呢!

  我看她这就快晕死过去了……“

  荀师傅从嘴里取出烟斗,认真地说:“那新娘子究竟是闹个什么?

  要是一心想著那块小坤表,以为是老薛他们诓了她,那——乾脆咱们先拿出钱来,让磊子这就给他们再买块来,让她先戴上,不就结啦?“

  荀大嫂一楞。可她立刻也就从老伴脸上,看出了他的心思。他准在想:如今的这号新媳妇,真够呛!你究竟嫁的是人,还嫁的是表?……

  可他也准在想,老薛老两口不容易!当年老薛在隆福寺里当喇嘛,逢上阔人家有丧事去念经,一大早去,上午三遍,下午两遍,天黑才散,他管吹那两米来长的“刚咚”,你当是轻松的事儿?也分不著多少的钱,还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拆了东墙补西墙,捱过一天算一天!……好不容易熬到解放,又撑过了那乱烘烘的 “文化大革命”,正经八百地给跃子办喜事儿,偏遇上了这么糟心的事儿!咱们能眼见著撩开不管么?……

  荀大嫂便说:“你这主意不错。可咱们今儿个手头有那么多活动钱么?头几天不才把你这仨月挣的存了死期?”

  荀师傅说:“把活期摺子里的全提出来,不够,乾脆就破了那死期……”

  荀大嫂说:“银行也得干哪!人家准得说你们这不是瞎折腾吗?刚存上死期,没三天又后悔!……说不定还得让单位开证明,才让破……”

  杏儿这时便说:“大爷!大妈!不就是一块坤表吗?多少钱?五百够不够?俺先搁上,有了再还俺就是!”

  荀大嫂说:“哟!哪有让你掏钱的理儿!你大爷这本是管闲事!我们管下来不成问题,就是今儿个银行快关门了,折腾证明什么的来不及……”

  荀大爷却说:“就先用上杏儿的,明儿个我给杏儿补上。你去悄悄把老薛请来,我让他给磊子形容一下,那表究竟什么模样儿,好让磊子依著葫芦画个瓢——我的意思,是先让老薛一人知底,先甭让薛大嫂知道,跟他们家别的人就说,那表让咱们给找著了。”

  荀大嫂一拍巴掌:“对,就说是我打门洞里拣著的——显见是那顺手牵羊的临出门害了怕,给扔在那旮旯里了!”

  荀大嫂便去请薛师傅,杏儿去取出了三百块钱,荀师傅叫出了荀磊和冯婉姝。

  偏这时候,那错找到韩一潭家的人,被葛萍指点到了荀家,敲著他家的门。

  荀磊去开了门。门外是一个年纪比他大不了太多的年轻人。瘦高个儿,瘦长脸儿,皮肤黑黑的。

  来人一见荀磊便说:“你就是荀磊吧?找著你真不容易!你在家,这太好了!”

  荀磊把他让进自己屋,请他坐定,问:“您是——”

  来人忙对他自我介绍:“我姓赵,我是出版社的编辑。你不是给我们寄了一部译稿吗?”

  “对。”荀磊自信地望著他,心想,总算有结果了——大概是来通知我已被录用,或者已由他们送专家审阅过,有些地方还要请我再加修订……

  冯婉姝闻声进了屋。她也确估这编辑是来报喜的。荀磊翻译那本书的全过程她都清楚,并且是他们两人一块儿到邮局寄出的——他们确信:不走后门,不拉关系,不靠取巧,不凭侥幸,而全以荀磊敏锐而适时的选题、通达而流畅的译笔、必要而准确的注释,便能使这部译稿被出版社欣然采用。

  但那编辑带来的却是噩耗——他从提包里取出了那本墨绿色布面精装的原著,和荀磊那一大摞抄录得整整齐齐的译稿,以同情的口吻宣布说:“我们编辑部主任,让我写封信,通过邮局退给你;可是我觉得还是应当自己亲自来一趟……”

  荀磊两颊的血色顿时消失了。他自从考上这个部门,各方面都一帆风顺,他自己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几年他颇有点 “娇生惯养”,包括院里邻居们对他的赞誉和钦慕,实际上是促使他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如同玻璃般晶莹坚硬——然而同时也蕴含著可怕的脆弱。

  他不禁颤声地问道:“难道是这个选题不合适吗?”

  冯婉姝抢上去说:“说实在的,这个选题再好不过。目前国外这种”非小说“的纪实性作品,不仅进入了”畅销书“行列,专家们往往也予以很高评价。这本书对国内几个方面的人员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我要是你们出版社,我一定抓住不放……”

  那位赵编辑一望而知,这位姑娘是荀磊的物件,她跟荀磊是“两位一体”,便对她说:“你们事先不同出版社打招呼,也不了解一下各有关出版社的选题计划,自己认准了就开译,译完了就寄出去——这气魄和勇气我很佩服——可这其实是很冒险的。因为象这类翻译书,我们一般是早在去前年就订好了今年的约稿、编发、出版计划,外稿是很难挤进来的……不过即便这样,你们的选题也还是命中了靶心——这本书属于无论如何应当及时翻译介绍过来的,哪怕是挤掉原来计划里的选题,也该把它安排进去……”

  “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用呢?”荀磊觉得胸膛里象梗著一根筷子。他很久没有这么烦躁过了。

  “难道是嫌译笔不行?你们可以找专家鉴定嘛!”冯婉姝激动地说,“你们找不到,我可以帮你们找!”

  赵编辑说明了真相:“我们主任并没看译稿,他不敢说这部稿子译得不好,那他凭什么行使了否决权呢?说穿了吧,他是看了我提供的关于译者的材料——他说:”二十二岁?不行,太年轻了嘛!“——他仅仅是凭著一种思维习惯,就枪毙了这部稿子。就这么简单。他不相信二十二岁的人能翻译好这本书。或者说。即使你翻译得不错,他也觉得还轮不到由你来翻译这本书。这样的书他不能让你这种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夥子来署上译者名字。就是这么回事儿。这原是编辑部内部的事儿,似乎不该跟你们说。可咱们是一代人。我觉得不能不明不白地把稿子退给你,我想我还是该来一趟,在退稿的同时把我个人的态度亮清楚——我认为我们主任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论资排辈的思想,是不对的,是扼杀翻译人才的,也是对”四化“不利的……可我眼下无能为力。我跟他争也没用,因为我在他眼里也是轻若鸿毛的——我也还不到三十岁,而且,并非持有正式文凭的大学毕业生,我不过是个”工农兵学员“而已。”

  赵编辑一番坦率的表白,使荀磊心里淤积著越来越多的愤慨。年轻竟成了他成功的障碍!这怪诞的打击让他如何承受?他一时哑口无言。

  冯婉姝不平则鸣,她高声说:“你们主任叫什么名字?我去找他当面辩论!再不然,我就到出版局去告他!哪有这么压制年轻人的!再说,难道仅仅因为译者年轻,这个选题也就弃之不顾吗?”

  赵编辑苦笑著说:选题他倒不想放弃。对了,他还让我在写退稿信时跟你撇谎呢——说我们早已将此书列入选题,已经联系好译者,所以不得已将你的译稿“璧还”。其实他是在命令我给你退稿的同时,才布置我去找×××约稿,请他来翻译这本书的。这位×××先生你们当然知道,资历辈分都是过硬的——“

  “可他未必能翻译好这本书!”冯婉姝截断他的话说,“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在大学里当党委副书记的时候,他是系里的副主任——学问不用说是有的,人也很好,可他自从三十多年前从国外回来,几乎再没有出去过。他所熟悉的,是古典的英语,或者说是五十年代以前的英语,对于这本书里所反映的生活、情绪,以及这本书所使用的当代英语,他肯定不如荀磊熟悉!”

  “他自己也这样说。”赵编辑证实,“主任不让我告诉他,已经有人拿出了译稿。所以我只拿了原书去。他说他看过这本书了,他不喜欢,而且他最近身体不好,如果动手来译,起码要译上一年,我们再印上一年,等书出来,已经是一九八五年了,而这本书的参考价值,到那时恐怕起码得打七折……你们看,主任迷信他,他却并不领情!”

  荀磊和冯婉姝不禁冷笑著摇头、叹气。

  赵编辑便给他们打气:“不过,好在现在出版社很多,”东方不亮西方亮“,你们不妨再拿到别的地方试试,象我们主任那样的人物固然到处都有,可毕竟也有开明的领导,敢于起用、支持新人。碰巧了,也许他就从此把你荀磊推上译坛,使你成为新时期的傅雷!”

  荀磊正想把胸中淤积的情绪倾吐一下,忽然听见父亲从厨房中高声呼唤自己:“磊子!”

  他便只好朝赵编辑道声“对不起”,赶紧去厨房。

  厨房里不仅坐著父亲和杏儿,还有薛师傅。

  父亲的脸色不知为什么很难看,荀磊还没进入情况,便听父亲闷声闷气地质问自己:“怎么叫唤你几次,你都不出来?”

  杏儿一旁为他解释:“磊子哥不是来了客(读qie)吗?您叫的时候,他们正聊著,没听清楚也不为怪……”

  父亲嘴里咬著烟斗,并不谅解他,“噗噗噗”地喷了几口烟,依旧闷声闷气地对荀磊说:“你架子就那么大?见了你薛大爷,叫唤一声都不会?”

  薛师傅忙说:“磊子一进来就冲我点头……”说时荀磊已经叫了一声“薛大爷!”他便笑著说:“这不,院里的孩子们就数磊子懂礼,您可别冤屈了他!”

  偏这时候冯婉姝探进个头来招呼著:“荀磊!你来!”

  荀师傅威严地咳嗽一声,命令荀磊说:“你给我站住!”

  冯婉姝吃了一惊,她一吐舌头,头缩回去了。

  薛师傅便亲热地招呼荀磊说:“磊子过来,坐我身边!你大爷有话给你说——是这么回事儿,你爹你妈真是如来的心肠,见我们家为著一块外国坤表闹炸了窝儿,给我们想了个救急的法子,还得让你劳动一趟……”

  薛师傅向荀磊形容那丢失的瑞士雷达镀金小坤表的款式时,冯婉姝把赵编辑送出了院门。当她回到荀家,进入厨房时,她发现荀师傅脸色仍旧阴沈,便过去解释说:“大爷,刚才来的是出版社的编辑,关系著荀磊的事业,所以我们多说了一会儿……”

  荀师傅冷冷地说:“事业!你们那事业就那么了不得?……我当过兵,我当兵的时候,就从来没想过要当总司令。能那么想吗?……”

  荀磊赶紧给冯婉姝递眼色,冯婉姝便不再说什么。

  薛师傅道谢著辞去了,他还要赶回婚宴,去把替他临时张罗的荀大嫂换下来。荀磊说了声:“爸,我去买啦!”也便出屋。冯婉姝赶紧过去跟杏儿说:“咱俩这就开始包吧!”杏儿心里忽然非常可怜冯婉姝,便亲热地说,“来,俺杆皮儿,你包,俺俩合包的准好吃——不让有一个下锅散馅的!”

  荀师傅噙著烟斗,走出了厨房,到自己屋里,坐到沙发上,靠著,想心事。他想起前些日子,磊子和小冯在他跟老伴面前,叽叽喳喳地议论著什么 “事业”。小冯说起外国从前有个大人物——对了,说的是法国的名叫拿破仑的那么个皇帝——说过那么一句话:“一个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个好士兵!”磊子跟小冯对那话简直崇拜得不行。老伴觉著新奇,跟他们打听,磊子跟小冯就你一句我一句地掰开了揉碎了解释给她听。老伴听了光是乐:“哟,要是当兵的都成了总司令,那谁还能指挥谁呢?”荀师傅听了心里却老大的别扭。他当年为什么去当兵?不当兵,不投共产党,他就得饿死!他当年为什么去打仗?不打败那国民党反动派,穷人就翻不了身!他从来没想过他要有什么个人的事业!他想过当总司令吗?他连争取当连长的想法也没有过。当他进入工厂以后,时常有师弟问他:“你怎么打完仗就回家了呢?你要留在部队,现在说小了不也得闹个正团级?”那倒不假,当年一块儿参军,后来留在部队的,如今都有当上正师级的主儿呢;不过他荀兴旺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他在战场上是个普通的士兵,在工厂里是个普通的工人,如今他在后门桥那块儿是个普通的修鞋匠;他的血和汗流得正当,他为国家和群众出了力,他自己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他从来没为亏心事睡不著过觉,他自己看重自己,也得到了周围人们看重。

  象他这样生活,有什么不好呢?……可磊子和小冯他们,分明是不满足了。他们一天到晚踅摸著什么 “事业”,总想拔尖儿,出人头地……

  当然他们倒也不是光为个人打算,听他们议论的那些个“事业”倒也都是国家需要的;他们也不是想使奸耍滑,去坑蒙拐骗,他们好学习,好钻研,肯下苦功夫,敢干大事情……难说谁是谁非;但他们跟自己,分明已经是两套心思!唉,看起来,倒是杏儿那样的孩子,心思更跟自己贴近……

  荀兴旺的估计并不准确。在厨房里,两个姑娘一边包著饺子,一边聊天,当冯婉姝把荀磊惨遭不公正的退稿一事告诉给杏儿以后,杏儿竟比冯婉姝还要激动,她诚心诚意地说:“印那么一本书,得要多少钱?他们不给印,把稿子给我,俺跟枣儿给磊子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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