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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是什么,这重重叠叠的脚印(2)
  小路翻了一下身,睡熟的油乎乎的脸,看着令人害怕,但他的鼾声却停了。鼾声的停止突然使我不适应起来,以为他是憋住了气,年轻轻就要过去了,忙下床用手去试他的口鼻,却是哼儿一声鼾声又发动了,气得我拉下床头上的一双绣花鞋放在他的鼻前,让鞋臭熏死他!
  金莲小绣鞋是小路白天收集到的,还有一双麻编鞋———小路是有收集鞋的癖好的。当车行到毛家庄,正好一列火车也停在那里,分散在石坡上的山民就把门户打开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忙不迭地提着篮子从便道上往下跑。篮子里装着苹果、核桃和五味子,涌在车窗外“ 同志,同志”,殷勤叫卖,像河岸上的一群鸭子。五味子是一嘟噜一嘟噜的,颜色可人,但味道不好。当我们在品尝山货时,小路是不见踪影了,一会儿他从一家矮屋里出来,就笑嘻嘻地提着这两双鞋的,宗林叫道:你这嫖客,有爱破鞋的癖好?小路说,你不懂,这里边哲学上和美学上的学问大哩,西行的路上如果能收集到一些从未见过的鞋就是本人最大的得意了!
  一路上,小路果然是收集到了两大纸箱的鞋。这些鞋当然多是各地的旅游点上的商品,他们在出卖风俗,冬夏四季的都有,老少男女的都有,也有各个民族的,逮的就是像小路这样的文化人的好新奇。那些脸蛋两团红肉的胖女人信誓旦旦地说:就这一双了!小路刚一转身,摊位下面又取出了一双摆在那里。两箱鞋分别在邮局打成包裹寄回了,我打击着他:最大的收藏是眼睛收藏,凡是拿眼见过了就算已经收藏过了;丝路是什么,就是重重叠叠的脚印,那该是走过了多少鞋?!
  三天之后,我真的是把我的一双鞋和一颗牙丢掉在了路上。牙是严重的睡眠不足上火发炎而疼痛的,半个脸已经肿起来。这使大家十分紧张,因为任何一个人犯了毛病,行程计划将被打乱,沿途没有口腔专科医院,甚至像样的综合医院也没有,疼痛又使我耗费了忍耐能力,终于在一个小镇上被一位游窜的牙医拔掉了。这位牙医同时是卖老鼠药的,那一个大塑料盘里一半放着干硬的老鼠尾巴,一半放着发黑发黄的牙齿。他让我张开了嘴,黑乎乎的手伸进去摇动着所有的牙,当确定了病牙后,在牙根上涂了点什么药膏,然后手一拍我的后颈,牙就掉下来了。我把我的牙没有丢在那一堆牙齿中,牙是父母给我的一节骨头,它应该是高贵的,便抛上了一座古寺的屋顶去。鞋是在家时略有些夹脚,没想到在古浪跑了一天,脚便被磨破了,血痂粘住袜子脱不下来,好不容易地脱下来了,夜里被老鼠又拉进了墙角的洞里。路还长远,还得用脚,这鞋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穿了,但鞋还未到破的程度,我并没有把它扔进河里,也未征询小路要不要收藏,只是悄悄将它放在路边。在我们老家的山区,路边常会发现一些半旧不新的草鞋或布鞋,那是供在山路上行走的人突然鞋子破了再勉强替用的。我继承了老家山民的传统,特殊的是我在鞋壳里留下字条:这鞋没有什么污邪,只是它对我有些夹脚,如你的婚姻。
  用棉纱包扎了我的脚,穿上了新袜和柔软的旅游鞋,我是走过了兰州周围的各县。我个头矮,穿上白色的旅游鞋,显得个头更矮了,但凡经过村镇,竟总有人瞧着我,小路问:我们这小伙怎么样,帅吧?回答的却是:鞋好。这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山上无树,黄土深厚,沿路的洋芋都开了花。钻进了一条有着无数的陶窑的土沟,一抹夕阳照来,整个沟坡的高高下下的田如一团巨大的石团被刀片胡乱地削过一样,在一派金黄色里闪亮。一群羊在沟底游移,牧羊的孩子坐在地上,脚手四乍,做着无聊的杂技。有老头和一头毛驴从坡垴处往下走,他双手抄在身后拉着毛驴的牵绳,路又如一条绳把他牵了过来。毛驴的额上有红的带子,是整个山沟最鲜艳的色彩,老头在吼着野调,漏齿的牙使口语不清,好不容易听明白了,吼的是:地里种的洋芋蛋,街上走的红脸蛋,炕上坐的糖乎蛋。我等着老头走近了问糖乎蛋是啥?他指了指路前一个没有长草的坟堆。这使我莫名其妙,又看了看坟堆,原来坟堆前垒着的不是一堆胡基,而是坐卧着一个人。人已经老得不像个人了,嘴皱得如婴儿屁眼,眼角糊着眼屎。这么老的人孤零零坐在坟前做甚?上前问:你老在这儿干啥?老人说我看我新房哩。又问你老多少高寿了?老人说活得丢人了,丢人了,九十二了阎王爷还不来领么。老人对生死的心态令我们惊叹,我要背他回坡下的村去,他硬是不肯,便掏了百元钱塞在他的怀里,我们便往沟畔我们要拜访的那户人家去。这人家在一处圆土峁下,五间的砖房与所有的人家土墙土屋顶不同,砖房的两边又各安了大木格窗,再加上刷黑的钉着大黄铜泡钉的大门,山峁如卧虎,这门窗就是卧虎的眉目了。主人的门前虽未有公路,他却是沟外镇子上的一支长途货运车队的车主,足迹和车辙终年在家乡与乌鲁木齐之间往复,那鼻子高耸的老婆也就是在酒泉的一个歌舞厅里认识而带回来的———他强调她不是坐台的小姐,是服务生。我们就坐在客厅里烧罐罐茶(用玉米棒芯儿在铁火盆里架火,将陶壶装满了砖茶在那里煮沸,然后一一倒在小陶杯里),北方没有新鲜茶,但陈茶这么熬出石油一样黑汁来,却是另一种味道。问起这么多年搞长途运输有没有出什么危险,他说这当然有啦,彭加木是死在罗布泊的,余纯顺也是死了,他在沙漠上就看见过已经被晒干的现代人的尸体,他们是科学家或探险人,只是和大自然作斗争,运输车队却装着货,还得防那些强盗哩。他说他在一个夜里经过觉金山,突然前边有人挡车,他才要停下来,蓦地发现前边不远还有一个人提着一根木棒,立即明白遇上坏人了,刚踩了油门,挡车的那人就扑上车门外的脚踏板上,并已拉开了车门。他是一手把握着方向盘,一手斜过去紧拉车门扶手,两人就那么对峙着。亏得他脑子清楚———他说,我的长处是越在紧急时脑子越清白———就将车往崖根靠,既要靠近崖根,又不能把车碰在崖根,车就离崖根半尺宽,强盗便被挤伤了掉下去,然后一口气将车开下了山,才发现拉车门的那只手皮肉都拉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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