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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是老师的宠儿

  在某一个节日,我去我女儿的幼儿园看孩子们表演。有的节目只有少数孩子上场,演出时,其余孩子都睁大眼睛注视着,眼中射出羡慕的光芒,我的女儿和另一个小女孩情不自禁地在场下做起了节目中的动作。我默默看着,意识到在孩子们眼里,被老师选中是何等的光荣。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在这方面遭到的挫折。上小学不久,有一次我被老师选中参加节日的演出。那是一个表演唱,演出时,几个孩子围成一个圈,一边唱“康玲玲康玲玲骑马到北京”,一边转圈子作骑马状。那天我特意穿了一双新皮鞋,不争气的是,刚走了几步,鞋带就

  松了,我弯身系鞋带,别人只好也停下来。我怎么也系不上,老师便上台来帮我系。一会儿另一只鞋的鞋带又松了,节目再次被打断,老师又上台,但不是帮我系鞋带,而是拉着我的手把我带下了台。从此以后,演节目再没有我的份了,每逢节日会演,我就深感自卑。

  我也曾经为不能加入少先队而伤心。那时候入队必须满九岁,三年级时班上建队,大多数同学在同一天戴上了红领巾,我因为不够年龄而被排除在外。那一天放学后,我走在街上,周围都是红领巾,我的胸前空空的,感到特别羞愧,甚至不好意思回家见我的姐姐,因为她也是红领巾。当时少先队有一个规定,队员在街上迎面相遇要互敬队礼,每看见这个情景,我心里就羡慕得不得了。那一年的时间过得格外慢,好不容易盼来了入队的一天,才觉得能抬起头来了。我无比自豪,戴着红领巾一口气跑回家,满以为父母和姐姐也会表示惊喜,不料他们毫无反应。

  这类事情在我现在看来当然小得不能再小,但在一个孩子眼里却是十足的大事。我一再发现,孩子对于荣誉极其敏感,那是他们最看重的东西。可是,由于尚未建立起内心的尺度,他们就只能根据外部的标志来判断荣誉。在孩子面前,教师不论智愚都能够成为权威,靠的就是分配荣誉的权力。我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在相当程度上也许可以溯因于小时候极少分配到荣誉。孩子越是年幼,就越迷信老师的权威,这是一个无法省略的阶段。我这样一个看破身份的人,当年还不是把老师的宠儿视为英雄。

  当时班上同学中,我最佩服的两个人,一个是中队长郁华,一个是大队长陈心田。郁华是一个听话的小姑娘,学习很用功,经常受老师表扬,虽然长相平常,在我眼里却是一尊小偶像。课余活动跳集体舞时,一个打扮得像洋娃娃的班上年龄最小的女生总喜欢找我,但我看不上她,心里念着郁华,可惜郁华又看不上我,她多半是找陈心田。陈心田是全校学生第一人,班上男生女生都崇拜他。他脸上有一对小酒窝,模样很可爱。他倒不是小绵羊型的学生,凭着强烈的优越感,他时而会对老师耍脾气。有一回,他发很大的脾气,把大队长标志摔在地上,表示辞职不干了,老师只得好言劝慰,越发增添了他的威风,使我们都相信缺了陈心田就办不成少先队。

  毕业那一年,陈心田背着老师玩了一个大游戏。他把班上多数男生组织起来,给每人封职,自己当军长,其余人依次为较低的职务,直至连长排长。惟独一个年龄最大的男生,功课不好,擅长打架,却被他封为总司令。当时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现在想来,他这一着颇有心机,用虚名稳住这个男生,又用这个傀儡镇住众人,他自己就可以放心做实际上的司令了。官职明显是根据与他关系的亲疏分配的,等级又一目了然,很快就引起了矛盾。于是,他宣布撤消原来的任命,大致按照军队机关的职务重新任命,诸如科长、参谋之类,不易看出官职大小,用这个办法基本平息了风波。那些日子里,他的家变成了司令部,上门请示汇报的人川流不息。我远非他的亲信,不管他怎么玩花样,我的职务都不大,对此我心里是清楚的。和我要好的两个男生也都任职卑微,于是我们决定自己成立一个秘密组织,同时继续潜伏在陈心田的组织中。至于潜伏在那里做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我记得我好几次心怀鬼胎地爬上陈家小木楼梯,试图去刺探情报,结果总是在请示了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之后,一无所获而归。这个游戏占据了我们几乎全部的课外兴趣和时间,终于被老师发现,勒令终止。

  我最要好的小学同学叫黄万春,我们性格相近,都好静。在班上,他也是一个没有风头可出的学生。他出的唯一一次风头是,陆老师在课堂上批评他不用功,接着说如果他用功,会是全班成绩最好的。放学后,我们常在一起做作业,然后画画、看小人书、下象棋。活动地点基本上在我家里,去他家要趁他母亲不在,因为她太爱整洁,规矩太多,不欢迎别的孩子。受他外婆的影响,他有一点儿信佛,向我传授心得说,如果在马路上丢失了东西,只要默诵阿弥陀佛,就一定能找回来。我听了试过一下,却无效。我有另一种迷信心理,走有图案的马路时特别小心不踩线,觉得踩了就不吉利。快毕业时,黄万春没有报考中学,因为他的父亲准备接全家去香港。毕业后的那个暑假里,我们都感到依依不舍。有一天,我带他去看我已经考上的那所中学,假期里关着校门,我俩隔着篱笆朝里窥看,看见操场和操场尽头的一排教室,相视惊叹真大啊,其实那是一所很普通的中学。我最后一次去他家里,看见一个戴黑边眼镜的斯文男子,正在忙碌地收拾行装。那是他的父亲,全家日内就要动身了。他家楼下有一个制造麻将和筷子的小作坊,他经常从那里得到一些象牙或塑料边料,在我眼里全是宝贝,这时他都慷慨地送给了我。我揣着这些宝贝,在街角和他挥手相别。后来我们一直通信,他去纽约读大学后,我们仍通过他在香港的家人互转信件,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才断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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