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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响了我一生的人

  然而,寒窗苦读的日子并没有开始。不论我对即将开始的生活怎样想象,我都不会想到,我在这里会遇见一个人,他不但改变了我在北大的生活,而且影响了我的一生。

  到校第一天,就有消息灵通的同学对我说,郭沫若的儿子在我们班。北大是高干子女云集的学校,这没有什么。见到郭世英是在两天后,各班分组讨论系副主任的入学教育报告。那个报告乏味透顶,郭世英并没有听,他来校时正好碰上讨论。人们挤挨着坐在寝室里,一

  个接一个发言。郭世英也发言了。他坐在双层床的下铺,微低着头,长发下垂,眼睛凝视着地面某处。他的声音深沉而悦耳,话音很低,有时几乎听不清,仿佛不是在发言,而是在一边思考一边自语。他说的大意是,从高三开始,他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许多书。哲学的宗旨是追求真理。一种理论是不是真理,必须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检验,对马克思主义也应如此。结果,从追求真理出发,他走向了怀疑马克思主义。为此他陷入了苦恼之中,离校休学了。在休学期间,他想明白了问题之所在。马克思主义是有阶级性的,离开了阶级观点,单凭抽象思维,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

  在发言时,他的脸上始终凝集着深思的神情,他的语调诚恳而富于感染力。发言结束后,寝室里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我心中有一种深深的感动。打动我的与其说是他发言的内容,不如说是由声音、神情、说话方式造成的整个氛围。当时我并不真正理解他的话,我相信别人更是如此,在座的还没有人想到要自己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因而对他的问题和苦恼都是隔膜的。然而,正因为如此,我格外鲜明地感觉到,眼前的这个人属于一种我未尝见过的人的类型,其特征是对于思想的认真和诚实,既不愿盲从,也不愿自欺欺人。这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精神性的人。

  后来通过交谈,我知道了世英的大致经历。他中学上的是北京有名的干部子女学校一零一中学,在学校里,他一直是三好学生、模范共青团员,被誉为高干子弟的表率。同级不同班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另一个是将门之子孙经武,因为思想反动受批判,而世英扮演的是批判会上主将的角色。但是,到快毕业时,他开始反省自己,进而否定了自己的过去,从此与这两人有了密切来往。离开一零一中后,他进外交学院上学,因为思想问题而不能在这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继续读下去,休学一段时间,然后转学到了北大。

  进入北大后,世英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精神平静时期。他在入学讨论会上的发言表明,他试图调整自己的方向,尽量与主流思想靠拢。可是,这一努力并不成功。时过不久,他的业已觉醒的思想者本能不再能忍受当时的政治和教育环境,冲突在所难免,内心十分痛苦。从第二学期初开始,张鹤慈和孙经武经常在我们寝室的门口出现了。1963年5月,东窗事发,他们三人被捕。世英没有上完一年级,就离开了北大。

  刚开学时,世英总和一个名叫李建智的同学在一起,李也是一零一中毕业的,喜欢画画,他们俩经常携着画夹到校园里互画人像素描。不多天,李因查出肺结核休学,我顶替了他的空缺。世英是一个离不开朋友的人,他显然喜欢我,而我又深深地被他吸引。只要他在学校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们住同一寝室,早晨一同漱洗,一同上食堂。去教室上课,往返路上,他骑自行车,我就坐在后座上。我们还常常一同逃课,躲在寝室里看书或闲聊。晚上熄灯后,我们会在盥洗室里逗留一会儿,他压低嗓音向我发表各种感想。他对我基本上无话不谈,后来成立x以后,他以及张、孙写的作品,他也都拿给我看。因此,对于导致他后来惨死的那个x小团体的情况,我可以算是一个相当知情的人。

  在语文课的一篇作文里,世英写道:“我什么话都对周国平说,不知道这是因为他小,还是因为他能理解人。”语文老师在“因为他小”旁边打了一个问号,批道:“小怎么是理由呢?”他有所不知,其实小还真是一个原因。我是全年级年龄最小的,而且样子比年龄又小许多,进大学后仍在长个儿,临毕业还常被人误当做中学生。有一回,我进一家旧书店挑了几本书,付款时,收款的老头好奇地问我是哪个中学的,突然瞥见我的校徽,立刻叫起来:“快看,这么小就上北大了,还买这么多书!”正在架前挑书的几个女中学生都回头看我,使我既害羞又得意。世英对我的喜欢的确有怜小的因素,跟张、孙谈到我时总把我昵称作小家伙。其实,所谓“能理解人”也和小有关,因为小,不通世故,心地单纯,又敏于感受,因此在全班同学为求政治上的进步而与世英拉开距离时,我独能对他怀着同情的理解。不过,真正说来,我是崇拜世英的,这是一个少年对一个富有魅力的青年的情不自禁的崇拜。他比我大三岁,现在想来,当时也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孩子而已,但在那时的我眼里就算一个大人了。他的外表就非常帅,身高一米七八的个儿,体格匀称结实,一张轮廓分明极具个性的脸,很像一张照片中的青年马雅可夫斯基,经常穿一件中式对襟布褂,风度既朴素又与众不同。当然,更令我折服的是他的精神素质,除了思想上的真诚之外,他又是一个极善良的人,对朋友一片赤忱,热情奔放,并且富有幽默感,顽皮而善于说俏皮话。我是在最容易崇拜一个人的时候遇见他的,然而,即使在已经度过了大半生的今天,我仍然敢说,他是我今生今世遇见的最具人性魅力的一个人。

  我在北大一共生活了六年,其中,上学仅两年,农村四清两年,文革又两年。在这六年中,我与世英有两段密切的交往,一是大学一年级,另一是文革中直到他去世。当我回顾我的北大岁月时,与世英的交往无疑是其中最难忘也最重要的篇章。我完全有理由说,我从这一交往中学到的东西,远比哲学系全部课程所教给我的更多,当然也更本质。如果没有世英,我相信我仍能凭借自己的悟性走上后来走的路,但是,因为青春期播下的种子比较单薄,这条路上的风景会逊色得多。对于我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郭世英就意味着我的大学时代,而文革就意味着郭世英之死。因此,我在这一部分中不免要经常谈到郭世英,不过将限于主要谈他对我的影响。我不想在这里讲述他的全部故事,那应该是另一本书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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