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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不听课的学生

  哲学系六二级有两个班,共五十名学生。其中,有四个学生是基本不听课的,即一班的曹秋池和方小早,二班的郭世英和我。我们经常逃课,一般是那种和别的系合上的公共课,逃了不易被发现。学校有规定,旷课多少节就要开除,所以最好不被发现。小课逃不了,我们便不约而同地找一个偏僻的角落坐下,在课上看自己的书。世英喜欢在上课时写东西,有时是诗和随感,有时是对课堂情形的冷眼旁观式的描写。我们总是选择邻近的座位,他写了常递给我看,有时我也回应他,互相用纸片交谈。

  在一节辩证唯物主义课上,我正埋头看书,突然听见老师喊我的名字。我条件反射地站起来,脱口问道:“干什么?”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则气得半天说不出话。他终于压住怒火,命我坐下,又喊起另一个同学,让那个同学回答他刚才提的问题。原来是课堂提问,但我完全没有听见。

  一定是有人告状,系里出面干涉了。有一天,担任年级主任的陈志尚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给我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年级学生周国平上课从不听讲,屡教不改,希望加强教育。”署名是“系总支办公室”。陈也是上海人,对我一直颇为友好,这时也有些生气了,责备道:“你看看,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总不听,现在叫我怎么办?”接着好言劝告:“同学们对你们四个人意见很大,说你们成了特殊人物。当然,你们接受能力强,可以比别人多学一点。问题是要有个轻重缓急,重点要学好马列主义。”

  其实问题不在于所学的是马列主义还是非马列主义,而在于从教学内容、方法到整个教育体制的僵化。大学教育的主旨本应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而在我们的课堂上只是灌输,所灌输的还未必是知识,至少知识含量甚低,多半是教条和废话。我相信,任何一个智力活泼的学生,即使他强迫自己,也无法做到认真对待那些内容贫乏的课程。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凡是有一点儿天赋的学生,最好的办法是以尽量少的精力对付课程,给自己留出尽量多的自学时间。现在我鼓励在校的学生向教育争自由,其实是有自己往日的经验为根据的。

  北大当然有冯友兰、朱光潜这样的有真学问的教授,但我们低年级学生没有轮上听他们的课。在当时的环境中,他们即使上课,恐怕也不能自由传授自己的学识。上我们的心理学课的程乃颐是一位一级教授,一个瘦小的老头,总是用喉音讲话,边讲边打嗝。我相信他只在应付我们,在心理学课上一会儿谈论如何防治阿米巴疟疾,一会儿劝告我们吃东西要慢慢咀嚼,以免消化不良。在任课老师中,我喜欢听张世英的课,他当时是讲师,教西方哲学史中德国古典哲学部分。他显然对所讲题目真正下了功夫,用那一口带浓重湖北音的普通话讲得条理十分清楚,废话也少,内容比较厚实。课堂上废话多多乃是常规,方式则各异。那个教党史的老讲师据说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后来脱党,面对阶梯教室里的上百名学生,他一边抚摩八字须,一边大谈自己的光荣历史。这堂课说过的,也许他忘了,下堂课又会说。作为一个鲜明特色,提到毛泽东时,他从来不像当时约定俗成的那样称毛主席,总是称毛泽东同志,以表明自己的平等身份,这倒不乏可爱。我最受不了的是形式逻辑课,其内容本来十分简单,一看就懂,却讲个没完。任课的李副教授是一个矮胖子,一根皮带松垮地系在大肚皮上,上课时经常下意识地提裤子,引得同学们窃笑。他出版过几本小册子,已小有名气,又常在杂志上发表论后期墨家的文章,所以每课必讲后期墨家。这说明他多少还是做一点研究的,比不做研究的多数教员好一些。使我难以忍受的是他讲课的方式,那样地无穷重复,废话成灾。在一堂课上,我忍无可忍,写了一首题为《献给逻辑课》的诗——教授用枯燥的语言讲述着枯燥的课程,每一种空洞的教条要重复讲十几分钟。

  “所谓直接推理是这样的一类推理,这样的一类推理特点有这样一些。

  “特点有这样一些,就是这样的一类推理,这样的一类推理就是直接推理。

  “我们的形式逻辑对于直接推理所要研究的就是有关直接推理的道理。

  “研究直接推理的道理其主要作用就是使我们能够懂得有关直接推理的道理……”

  够了,敬爱的形式逻辑,请不要把理智嘲弄,最有逻辑的头脑也会被折磨得发疯!

  请原谅我把这首毫无诗意的诗抄在这里,它本身由连篇废话组成,但我丝毫没有夸大,实际的讲课情形就是如此。如果你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感到难受,就可以体会我在课堂上的心情了。

  然而,大多数同学是专心听课的,并且多么认真地记笔记。上课时,你可以看见许多手在不停地写,生怕漏掉老师说的每一个字。他们又把几乎全部课余时间用来互相核对笔记,精心整理,然后重新誊写。这些笔记的唯一用处是供考试前背诵,然后就被彻底遗忘。考试当然是必须应付的,不过我自有办法。多数课程有讲义或教科书,如果没有,我就借来同学的笔记,临考前通读一遍,列出提纲,这大约只需要两三星期的时间。我的短期记忆力很好,一般都能记住要点,顺利应试,得到好的成绩。考完当然也忘了,和别的同学殊途同归,不同的是我把成本降到了最低限度,赢得了大量自由时间。

  哲学系低年级开自然科学基础课,第一学期是高等物理。考试前,我也是把讲义通读了一遍,列出二三十个我有疑问的地方,去向老师讨教。那是一位中年男子,不久前妻子移情别恋,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他显得很憔悴,脸上刻满了皱纹。看了我的问题清单,他忽然感慨万分,用一种低沉悲凉的声调向我讲述起了他的学生时代。他说,上大学时,他和我一样,也很聪明,目空一切,不听老师讲课,现在他不行了,已经一事无成。他还说,我的确很聪明,我提的这些问题,别人提不出来,希望我的未来比他好。听着他说这些话,我感到十分内疚。他显然知道我不好好听他的课,这使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他的不幸是由我造成的,我怀着沉重的心情走出了那间灯光暗淡的斗室。考试时,我解答得很顺手。世英坐在我旁边,拉了拉我的衣角,我心领神会,把试卷挪近他。不过,他抄得不很高明,得了三十几分,而我得了七十几分。这个成绩在全年级是名列前茅的,绝大多数同学都不及格,而世英的成绩还不是最低的。这件事似乎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多次对我说,我不应该学文科,而应该学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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