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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洪流中的兴奋和疑惧

  从农村回到学校,立刻就置身在一种火热的气氛之中了。校园里,在临时搭起的篾席上,在每一座建筑物的墙上,在宿舍的走廊里,到处都是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的矛头大抵是指向业已倒台的旧北京市委、校党委以及各系总支的。在第三学生食堂,开辟了内部大字报栏,揭批彭、罗、陆、杨和其他大人物。不过,这个内外界限很快就打破了。人们十分兴奋,三五成群热烈地议论着。聂元梓的大字报是5月25日贴出的,从贴出到广播,几天之内,留校的师生已分成两派。当我们回校时,胜负早已分晓,保陆平的一派消沉了,支持聂元梓的一

  派则兴高采烈,四处演讲,向刚返校的听众介绍其光荣的战斗经历。

  我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受周围气氛的感染,我也异常兴奋。一向在台上指手画脚的校领导突然被打倒了,虽然派进了工作组,但学校仍处于准无政府状态,常轨不复起作用。列宁曾把革命称作人民的盛大节日,当时确是一派过节的景象。革命意味着暂时的权力空白,人民一向受着严格的管束,现在突然没有家长了,成了无人管束的孩子,洋溢着乍获自由的喜气。大字报所揭露的一些大人物的隐私千奇百怪,匪夷所思,也令我大开眼界。另一方面,我心中又有强烈的隐忧乃至恐惧。事实上,早在半年以前,报上发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种忧惧就已经开始。我不知道高层斗争的内幕,但是,对文艺作品和学术文章作出极端牵强附会的解释和臆测,据此在政治上提出吓人的指控,不能不使我有兔死狐悲之感。和常轨一起,常识也被打破了,如果说常轨的打破使人解放,常识的打破却使人迷惘了。魔鬼已从瓶中放出,它将施怎样的魔法,所有的人心里都没有底。

  怀着这种矛盾的心情,我天天在大字报栏前流连,贪婪地读着,惊讶着,激动着。北大是一座大字报的森林,我一头扎了进去。有一天,我在一张大字报上突然看见了郭世英的名字,并用红墨水打着一个可怕的叉叉。那张大字报列数校党委的罪状,其中之一是包庇反动学生郭世英。我的头脑一下子痴乱了。当时的感觉是,当我在大字报的森林里漫游时,不期而看见其中的一棵树上吊着我的朋友。我立刻逃离大字报区,漫无目的地在校园里乱走,心中充满不祥的预感。

  返校后不久,北大发生了六一八事件。由于这个事件的主要发生地点是我住的38楼前,我目睹了全过程。6月18日上午,哲学系若干学生把本系的“黑帮分子”揪来,在楼门口的台阶上进行批斗。所谓“黑帮分子”,在哲学系是指北大社教中的右派,我们的年级主任陈老师亦在其列,在学校和其他各系则是指当权派。事情发展得极为迅速,别系的学生纷纷效仿,揪来了他们系或校一级的“黑帮分子”。在学生宿舍楼里,只有38楼的楼前有高台阶,很适合做“斗鬼台”。那些兽性发作的学生把厕所里装便纸的铁丝篓拿来,套在被斗者头上,又朝他们头上脸上浇黑墨汁和红蓝墨水,逼他们下跪,拳脚相加,斗毕押往校园游街。在这场暴行中,活跃着我们班一个同学的身影。我在一旁无言伫立,一阵阵冷颤,为人的丑恶而震惊。

  六一八事件后,工作组要求大家对事件进行讨论,吸取教训。新的一轮辩论掀起,有三派意见。一派说是革命事件,好得很,理论根据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派说是反革命事件,有反革命分子在其中捣乱,甚至有黑后台。一派说是错误事件。我持第三种意见,出发点仍是常识,觉得这种侵犯和侮辱人身的行为与革命反革命都不相干,纯粹是刑事犯罪。这场辩论没有结果,很快就转为对工作组的性质展开辩论。由于工作组倾向于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激进分子便贴出大字报,说工作组推行反动路线,已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必须赶走。正当自发的辩论热火朝天而又相持不下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来到了北大,7月25日和26日,连续两个晚上在东操场举办万人辩论大会。名曰辩论,实际上已有定论,便是肯定六一八事件,驱逐工作组。

  这两场辩论大会对我震动极大,使我第一次对文革产生了明确的怀疑。人们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仰,对江青也怀有相当的敬意,我也不例外。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江青的历史和个人品质,对这个突然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红角的第一夫人充满好奇。然而,第一次目睹她的公开表演,我不禁目瞪口呆。最令我吃惊的,一是她的飞扬跋扈,把工作组长张承先像孙子一样地辱骂,二是她的公报私仇,当着万人之众抖搂家庭私事。在第二场辩论会上,形势已经明确,支持工作组的人不再有发言权,台上站着北大附中“红旗”的中学生,其头目彭小蒙是一个伶牙俐齿的女孩,做了一个火药味浓烈的发言。江青为之助威,高喊:“谁不革命,谁就走开!”群情激愤之时,康生又火上浇油,厉声宣布:“张承先不只是反动路线,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反动路线!”话音刚落,彭小蒙等举起皮带抽向张承先,而台上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皆作壁上观。在作总结发言时,江青越说越激动,一声“我要控诉”,便开始详细数落张韶华如何利用毛岸青患有精神病而与之同居,张韶华的母亲又是一个多么坏的女人,说到最后,声嘶力竭地叫喊:“我们家没有这么个儿媳妇!我们不承认有这么个儿媳妇!”会场上立即响起呼应的声音:“把张韶华揪出来示众!”张韶华当时是北大学生,幸亏她早已逃匿,不在现场,暂时躲过了一劫。

  辩论会之后,当天晚上,我在日记里记下了江青、康生的表现,也记下了我的不解和反感。在那段时间里,我仍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陆续记下了许多困惑。随着运动向前推进,不断有人遭殃,这些日记就成了我的心病,后来是我第一批毁掉的文件。

  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学生一样,我以天真的热情接受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我的心目中,他不啻是一个神,甚至偶尔想到毛主席也有普通人一样的生理活动例如排泄,便感到不可思议,仿佛是一种亵渎。现在人们会觉得这种想法太可笑,但我曾与人交流,发现当时有过与我同样闪念的大有人在。我对毛不完全是迷信,也有真正心悦诚服的成分。文革前期,他的一些未发表谈话传抄出来,不胫而走,我读后真心折服于他的天才。尤其是他抨击现行教育制度摧残人才的谈话,何其痛快淋漓,简直像是说出了我们这些受压抑学生的心声。因此,虽然我对文革常有想不通的地方,也仍是强迫自己从正面理解和适应。报刊上出现的一些醒目口号,例如“触及灵魂的革命”,“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关心国家大事”,在我这个小资眼里被赋予了一种浪漫色彩,也诱使我努力顺应这场运动。我感觉到了理解和适应的困难,便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对自己说:这场运动既然是史无前例的,其发展进程必然会不断地出乎我的想象,是我这样思想一贯偏右的人所难以接受的,我必须自始至终对自己的右的倾向保持警惕。于是,在我写的第一张大字报《关于当前运动的若干问题》中,我特别强调了这场运动的主要危险始终是右倾。我心里清楚,这个论点丝毫没有某种政治分析作为根据,其实只是我的不自信心理的隐晦表达而已。那时已有许多外地学生来京串联,我惊讶地发现,他们争先恐后地阅读和抄写这张大字报,并在上面写满了赞同的批语。我还写过一张题为《造反有理,夺权有理》的大字报,时间大约在1966年九、十月间,由于开头引用了从民间小报上看到的朱德的一句话,结果整篇文章被误传成了《朱德同志讲话》。不久后,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延安、成都都收到过这个标题的传单,内容正是我的大字报。我忘了具体写些什么了,大约不外是说夺权才能使造反成正果罢,是逻辑上的推演。我在文革中写大字报很少,这是主要的两张,都是所谓理论思考,虽然没有伤害具体的人,但多少也起了煽风点火的坏作用。现在我提及这一点倒不是要忏悔,而是想说明当时的总体氛围,我不属于极少数能够超越这种氛围的先知先觉者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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