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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校门外的世界

  在运动初期,哲学系的情形比较特殊。全校和各系的当权派都相继垮台了,阵势大乱但显得比较有生气,唯独在哲学系,由于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是响当当的左派,原来的当权派仍基本控制着局面,反倒显得沉闷。系里要求全体学生以班组为单位,坐下来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由于我们的年级主任陈老师恰巧是北大社教中的右派,这给了若干曾借小凳子事件向他和班干部发难的人以机会,他们便以一贯正确的左派自居。我们被关在宿舍里,人人必须对年级里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表态。原来的班干部,尤其是那位班长,被迫一次次做沉痛的

  检查。听着人们没完没了地唠叨鸡毛蒜皮的陈年琐事,一方恬不知耻地夸为光荣历史,另一方痛心疾首地给自己上纲上线,我感到荒谬和愤懑,只能以沉默抗议。透过窗户可以看见校园一角,外面的世界生气勃勃,越发衬托出寝室里的死气沉沉。左派们频频使用当时社论中的用语,命令每个人“触及灵魂”,我在笔记本上恨恨地写道:“你们的灵魂当然不必触及,也无法触及,因为你们根本没有灵魂。”红卫兵运动兴起后,这些人又率先给自己套上红袖章,神气活现,所做的事却仍是关起门来纠缠班级破事。我忍无可忍,写了一首题为《搅乱哲学系》的梯形诗,抄成大字报贴出来,讽刺哲学系的红卫兵不过是戴着红袖章的小老头,呼吁打破班级界限,到社会的大风大浪中去。贴出不一会儿,上面就写满了批语,指责我形左实右、仇恨红卫兵等等,宣布要和我辩论到底。我再贴出一首诗,满意地赞许:“瞧这群激动的小老头,现在总算有了一点儿生气。”

  八一八接见红卫兵之后,社会上沸腾了起来。作为一个对政治内幕一无所知的学生,我的革命热情也被煽动了起来。所谓革命热情,其实并无具体的目标,只是一种想要投身到沸腾中去的渴望。我心目中的榜样是马雅可夫斯基,我想象自己像他那样写出许多革命诗篇,抄成大字报,然后被转抄到红卫兵的笔记本上,传遍全国。然而,在现实中,我自己连红卫兵也不是,班上的红卫兵组织被那一伙自封的左派把持着,因而备感压抑。八一八后不久,北京学生开始到全国串联,我和几个比较亲近的同学商议结伴出行,某一个左派立即在我们寝室门外贴出告示,宣称倘若狗崽子胆敢外出串联,他们一定要把我们从火车站揪回,决不留情。在红卫兵极端分子的语汇中,狗崽子是指出身不好的人,其实我们都不够格。他们所骂的,一是图道,他的父亲是西藏贵族,但同时也是在文革中受保护的国家级领导干部,另一是班长,他的家庭出身不过是小业主罢了。有趣的是,许多年后,这两人是全年级官运最旺的,分别为副部级和正部级,远非那些孜孜于争夺班级权力的人所能企及。

  我们是直到十一月份才走出北京的,那时候大串联在全国已成燎原之势,班上那些左派也早走得不见人影。我们一行六七人,包括班长、图道和图道的弟弟晋美,还有一个正在北京串联的名叫许凤的上海中学生,是一个容貌清秀、性格爽快的姑娘,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我很喜欢图道,他在印度和西藏度过童年,从小受佛教熏陶,心地慈悲善良,接人待物有一种优美的平和风度。由于他始终以一种正直的立场和健全的常识看待班级里的纠纷,因此深遭左派们嫉恨。他对我十分友好,有时我因年少无知而口出狂言,他也总是予以宽谅。和他在一起,我感到无比踏实。大串联期间,乘车不要钱,见车就可以上,但每一趟列车都塞得满满的,超员何止一两倍,闷罐子货车也常常用来载人。每到一地,当地有接待站安排食宿,一般是在机关、学校腾出的空屋里打地铺。当时毕竟年轻,倒也不觉得苦。我们选择的是西行路线,第一站西安,折道去延安一趟,然后到成都。一开始,我们怀着关心国家大事的热情,把主要精力用于到大学看大字报,但很快发现情形大同小异,而我们实际上做不了什么事。

  到达成都后,中央宣布停止大串联,要求学生立即回自己的学校。我和晋美决定上峨眉山一趟,然后再回北京。图道不想去,在成都等我们。许凤特别想跟我们去,我也很愿意带这样一个漂亮的旅伴,但晋美坚决反对,认为一个上海姑娘肯定会是一个累赘。出发那天,天蒙蒙亮,趁许凤还没有醒,我们就悄悄动身了。晋美健步如飞,我紧紧跟随,整个行程只用了三天。第一天,乘汽车到山脚下,登上半山腰的洗象池。第二天,登上金顶,那天阳光明媚,脚下四周是无边无际的金色云海,云海里闪出一枚指环形的彩虹,人称佛光,据说是峨眉山极著名又极难得一见的景致,却被我们不期而遇。第三天,飞跑着下山,穿越积雪的原始森林,鞋子被雪水浸透了,衣服被汗水浸透了,当天回到成都。这是我第一次攀登大山,为了跟上晋美的节奏,一路连滚带爬,而他好像仍嫌我娇气,下了一句“毕竟是一个上海人”的断语。我对他这个旅伴却很满意,他像图道一样寡言,但更有一种深思的潜质。留宿金顶的那个夜晚,他勤勉地阅读散落在僧房里的文献,并向临时充当招待的僧人请教。我们在串联中结下的友谊延续了多年,我分配到广西,他去内蒙插队,我们一直通信。我知道他在农村表现积极,做了许多好事,例如用自己的钱为生产队买猪种。有一回,他写信说,他有一个秘密,暂时还不能宣布。我立刻猜想他有了心上人,事实却是他即将被批准入党,但这件事最后告吹了。后来我们断了联系,直到有一天,我在《参考消息》上惊诧地读到,他在美国,成了达赖的发言人。

  从峨眉山下来后,我们便打道回府,唯有班长决定从成都出发开始步行串联。他说到做到,走了小半个中国,许多天后脏兮兮地回到学校。这人身上有一种超常的克己品质,意志十分坚强。其表现一是极能吃苦耐劳,刚学游泳时,他的姿势非常别扭,却每次都以这别扭的姿势坚持游一千米以上。二是极能忍让,无论左派们怎样纠缠他的小是小非,他都只作自我批评,我和他住同一寝室,从未听见他私下里有半句怨言。毕业后他分配在某省一个最贫穷的乡里,没有任何权力背景,而能在官场稳步上升,除了机遇之外,他的坚忍品质必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1967年上半年,我还曾两次外出串联。与第一次不同,这两次可以算是组织派遣的。那时候,北大已成立以聂元梓为首领的新北大公社,我是这个组织的群众成员。反对聂元梓的那一派叫井冈山,人数很少,但气势很凶。根据后来的传闻,毛泽东在接见聂元梓时劝她去上海避一避风,她便带了若干人奔赴上海。她的一员干将是孙蓬一,此人一向对我友好,邀我参加。我们住在上海一栋旧式小洋楼里,也是打地铺,小楼里一派繁忙景象,但我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插不上手。孙蓬一交给我和历史系一个学生一项任务,让我们去无锡工厂调查两派斗争,然后写出支持造反派的文章。我和那个同学在调查后觉得造反派毛病很多,结果写了一组批评造反派的文章,印成传单散发了出去。当时孙蓬一不在,他回来后看到传单,脸色陡变,勒令停止散发。孙绰号大炮,容易冲动,文革未结束便被当做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暴死狱中。

  从上海回来后,闲着没事,历史系另一同学对中学的文革运动感兴趣,约我一同研究。我们一起走访了若干所中学,留在记忆中的只有三个镜头。一是西郊一所中学,好像是六十七中,造反派头头叫奚小明,一个军干子弟。这是很特别的,军干子弟一般都站在联动立场上,而他是反联动的。他很矜持,一副思想家的派头,而最使我难忘的是那个围着他转的女孩,唧唧喳喳说个不停,全是崇拜他和体贴他的话语,实在令我艳羡。二是八一学校,这是一所军干子女聚集的学校,我们去时正看见叶剑英的小女儿被校革委会扣留,通知叶办来人把她领走。三是联动头目牛皖平家里,他刚获释放,慰问者川流不息,而他始终沉默不语。

  五、六月间,四川传来武斗消息,北大一些学生去那里支持造反派,我也跟着去了,分在简阳县。当时北京的学生到外地,只要是支持造反派的,都打着首都红代会的旗号,我们也如此。既然新北大公社是首都红代会的成员组织,这样做也算符合事实。在一般人心目中,首都红代会是毛主席的嫡系部队,威望很高。因此,我们到达后,当地造反派声势大振,很快就占据了绝对优势。在两派发生冲突时,我曾被对立派短暂绑架,混乱中摸走了钱包。我们驻扎在简阳中学,那里有一支精悍的文艺宣传队,四川姑娘的美丽使我心醉神迷。我单独下到该县禾丰公社,作为首都红代会代表在集会上发表演讲。离开简阳时,送别的场面十分壮观,造反派倾城出动,车站前是人面的海洋,人们唱着歌,哭着,我们每个人胸前被别上几十枚毛主席像章,臂上被套满红袖套。有一个天使一样可爱的小姑娘,她蹦蹦跳跳地拉着我的手,车启动时哭得特别伤心。回北京后,她给我寄来了信和照片,照片上的她像一朵清晨带露的鲜花。我还和禾丰初中的孩子们通信,他们回信说,大家争相阅读我的信,结果只好油印几百份,人手一份,许多对立派的孩子哭了,说不该围攻这么好的红代会哥哥。在这次串联中,我没有看到真正的武斗,只看到了那些被卷入政治大潮的外省青少年的无比天真的热情,这种热情很容易被引向残酷的自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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