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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原罪与忏悔

  现在我来追叙一下郭世英在1963年5月之后的情况。

  他被从与我对弈的象棋盘旁带走以后,直接进了拘留所。据说他当时火冒三丈,要动手打人,结果是用刺刀押送进去的。在短暂的监禁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6月的一天,家人收到了他从监所寄来的信,后来郭平英在给我的信中抄录了这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在这里谈出了全部心里话以后,眼睛突然亮了起来,这一变化来得那样突然,我一个

  人在屋子里又笑又哭,只觉得自己变轻松了。”他还说:“以前我们大家在欢笑中团聚的景象一次又一次地浮到我的眼前,一次次我在泪眼蒙胧中看见爹爹的笑,妈妈的笑……这一切是曾被我破坏了的,但我一定要把它们争取回来。你们知道,我是爱你们的,这爱一直偷偷地藏在心里。现在我集中了一年半对你们的感情,它不是文字能表达的,也不是眼泪能发泄的。我只是真心希望你们好,希望你们快活。”由这些话判断,促使他发生突然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对父母的爱和负疚感,是与家人团聚的渴望。世英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对父亲又十分敬爱,他曾向我叹息:“我活着有什么用,能把我的生命加给我父亲就好了。”事实上,在以前因为离经叛道而与家庭关系紧张的时候,他的确已经常常感到负疚了,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因此,入狱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最好机会。至于在思想实质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从这封信上还看不出来。

  处理决定很快就作出了,让他去农场劳动。在成行之前,1963年暑假里,他曾来北大一次,我因为回沪度假,没有见到。他让陈老师转告我,说我们一定有机会再见面。陈老师还说,郭世英大大地变了,我见了会大吃一惊的。1964年除夕之夜,我们寝室的同学正在聚餐,忽然听见有人喊:“郭世英来了!”随即我看见他站在寝室门口,原先的长发已换成短短的平头,脸胖了,黑了,变年轻了。他用清澈的目光看着我,微笑着说:“把我忘了吧?”我傻坐着,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一股欢乐的暖流涌遍全身。在当晚举行的年级联欢会上,他感情饱满地唱了一曲他父亲作词的《人民的领袖万万岁》。1965年春节期间,他从农场返京探亲,又来学校看我。那天夜晚,我们在街上散步很久,他错过了回城的末班车。他对我谈在农场的感受,说:农场的组织太严密,有一个牢固的体系,个人对此毫无办法;如果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搞一个生产队,一定很有意思。他还告诉我,农场有一个姑娘追求他,他必须小心维持平衡,很难办。我问他今后的打算,他说对棉花感兴趣,想研究植棉。果然,在农场劳动两年之后,遵照他自己的意愿,他的学籍从北大转到了农大,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学农的道路。当时我正在农村参加四清,中间暂时回校时,我们曾约在北海公园见面。我们还时不时通信,他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66年1月,信中邀我去他家,不久后我和图道一同去了一次。这是我们在文革前见的最后一面。

  我保存着世英给我的全部信件。这些信表明,他确实在非常诚恳地清算自己的过去,剖析“反动”思想的根源,渴望走上新路。在农场期间写的几封信里,就充斥着这样的内容。如同可以预料的,他把根源归结为个人主义。所谓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这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论调之一,他终于也接受了。不过,他看出个人主义是建立在狭隘的个人式的实践基础之上的,因此,要战胜个人主义,就必须改变实践基础,投入到全面的社会实践中去。这就和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到工农中去的指示挂起钩来了。他在信中摘录了一段日记,其中把自己与麦贤德、焦裕禄这些榜样人物进行对比,说他们思想的出发点是人民怎样,从不问“我”怎样这种问题,自己思想的出发点却是“我”怎样,即使为人民服务,也觉得这是“我在为人民服务”,失去了“我”字,就一切都没有意义了。造成这个区别的原因在于不同的实践,基于这一认识,他衷心地呼喊:“到工农中去,滚他一身泥巴!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个性自由曾是他最崇尚的价值,现在还要不要呢?他找到了一个思路来说服自己。他说,过去他把共产主义等同于个性发展,认为个性发展应成为社会的动力和目的,现在他认识到:“人性论的提出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而在共产主义提阶级社会中的理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也就是说,个性自由作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范畴,不能用来解释阶级已经消灭的共产主义。什么能解释呢?他极佩服当时刚发表的毛泽东的一段论述,大意是说在阶级消灭后仍有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斗争。他据此得出结论:共产主义也不是个性绝对自由发展的社会,个人与社会之间仍会不断产生矛盾。

  现在我重读这些信,多少感到悲哀。如果世英只是在探讨理论问题,当然很正常,他的思考中还不乏闪光之处。但是,实际上他是在一种被迫接受的原罪意识的支配下进行这些思考的,忏悔者的身份业已预先规定了思考的路径。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不肯口是心非,也不肯敷衍了事,一定要用自己的头脑把问题真正想明白。这使他的忏悔显得不是盲目的改宗,而是理性的选择。然而,唯其如此,就更可哀怜。他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一种强烈的精神本能,这种本能驱使他追求个性的自由和独立思考的权利。他的思考可能会并且事实上也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当他现在用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性论等理由否定个性自由时,他不只是在批判自己确实犯下的错误,而更是在否定自己的精神本能。在貌似自觉的自我革命下面,隐藏着的正是不自觉的对自身精神能源的压制。当然,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世英身上,凡是有比较强烈的精神本能的知识分子无不是如此,我也不例外。区别只在于,在他身上这种本能格外强烈,已造成严重的后果,因而必须施以格外努力的压制。在中国当时的语境中,知识分子是有原罪的,真正被判为原罪的正是这种精神本能,而所谓思想改造就是与之进行斗争的漫长过程,改造的成效则体现在能否成功地将它削弱乃至扼杀。回头想一想,多少人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耗费在与自己的精神本能作斗争上了,而他们本来是应该让它结出创造的果实的。

  不用说,上面这些都是我现在的认识。由于我一向比世英正统,因此,当时我不但由衷地为他的转变高兴,而且在他旁边起劲地喊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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