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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根据尼康诺·莱茵纳神父的指示,客厅里搭了个圣坛;三月里的一个星期天,奥雷连诺和雷麦黛丝·摩斯柯特在圣坛前面举行了婚礼。在摩斯柯特家中,这一天是整整一个月不安的结束,因为小雷麦黛丝到了成熟时期,却还没有抛弃儿童的习惯。母亲及时把青春期的变化告诉了她,但在二月间的一个下午,几个姐姐正在客厅里跟奥雷连诺谈话,雷麦黛丝却尖声怪叫地冲进客厅,让大家瞧她的裤子,这裤子已给粘搭搭的褐色东西弄脏了。婚礼定于一月之后举行。教她学会自己洗脸、穿衣、做些最简单的家务,是费了不少时间的。为了治好她尿床的毛病,家里的人就要她在热砖上撒尿。而且,让她保守合欢床上的秘密,也花了不少工夫,因为她一知道初夜的细节,就那么惊异,同时又那么兴奋,甚至想把自己知道的这些细节告诉每一个人。在她身上是伤了不少脑筋的。但是,到了举行婚礼的一天,这姑娘对日常生活的了解就不亚于她的任何一个姐姐了。在噼哩啪啦的花炮声中,在几个乐队的歌曲声中,阿·摩斯柯特先生牵着女儿,走过彩花烂漫的街头,左邻右舍的人从自家的窗口向雷麦黛丝祝贺,她就挥手含笑地表示感谢。奥雷连诺身穿黑呢服装,脚踩金属扣子的漆皮鞋(几年以后,他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穿的也是这双皮鞋),在房门前面迎接新娘,把她领到圣坛前去--他紧张得脸色苍白,喉咙发哽。雷麦黛丝举止自然,大大方方;奥雷连诺给她戴戒指时,即使不慎把它掉到地上,她仍镇定自若。宾客们却惊惶失措,周围响起了一片窃窃私语,可是雷麦黛丝把戴着花边手套的手微微举起,伸出无名指,继续泰然自若地等着,直到未婚夫用脚踩住戒指,阻止它滚向房门,然后满脸通红地回到圣坛跟前。雷麦黛丝的母亲和姐姐们生怕她在婚礼上违反规矩,终于很不恰当地暗示她首先去吻未婚夫。正是从这一天起,在不利的情况下,雷麦黛丝都表现了责任心、天生的温厚态度和自制能力。她自动分出一大块结婚蛋糕,连同叉子一起放在盘子里,拿给霍·阿·布恩蒂亚。这个身躯魁梧的老人,蜷缩在棕榈棚下,捆在栗树上,由于日晒雨淋,已经变得十分萎靡,但却感激地微微一笑,双手抓起蛋糕就吃,鼻子里还哼着什么莫名其妙的圣歌。热闹的婚礼一直延续到星期一早晨,婚礼上唯一不幸的人是雷贝卡。她的婚事遭到了破坏。照乌苏娜的安排,雷贝卡是应当在这同一天结婚的,可是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星期五收到一封信,信中说他母亲病危。婚礼也就推延了。收信之后过了一小时,皮埃特罗·克列斯比就回省城去了。她的母亲却在星期六晚上按时到达,路上没有跟他相遇;她甚至在奥雷连诺的婚礼上唱了一支歌儿,这支歌儿本来是她为儿子的婚礼准备的。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打算回来赶上自己的婚礼,路上把五匹马部累得精疲力尽,可是星期天半夜到达时,别人的婚礼就要结束了。那封倒霉的信究竟是谁写的,始终没弄清楚。阿玛兰塔受到乌苏娜的盘问,气得痛哭流涕,在木匠还没拆除的圣坛前面发誓说她没有过错。
  为了举行婚礼,阿·摩斯柯特先生从邻近的城市请来了尼康诺·莱茵纳神父;由于自己的职业得不到奉承,这老头儿总是阴阴沉沉。他的皮肤是浅灰色的,几乎皮包骨,圆鼓鼓的肚子很突出,他那老朽的面孔所显露的与其说是善良,不如说是憨厚。他准备婚礼之后就返回自己的教区,但他见到马孔多居民一切无所顾忌的样子就感到惊愕,因为他们虽然安居乐业,却生活在罪孽之中:他们仅仅服从自然规律,不给孩子们举行洗礼,不承认宗教节日。神父认为这块土地急切需要上帝的种子,就决定在马孔多再留一个星期,以便给行过割礼的人和异教徒举行一次洗礼,让非法的同居合法化,并且给垂死的人一顿圣餐。可是谁也不愿听他的。大家回答他说,他们多年没有教士也过得挺好,可以直接找上帝解决拯救灵魂的问题,而且不会犯不可宽恕之罪。
  尼康诺神父讨厌在旷地上继续布道,决定竭尽全力建筑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教堂,有圣徒的等身雕像和彩绘玻璃窗,以便罗马来的人也能在无神论者的中心地区向上帝祈祷。他拿着一个铜盘,四处募捐。人行慷慨布施,可是未能满足他的要求,因为教堂要有一个大钟,此种钟声能使淹死的人浮到水面。他向大家苦苦哀求,甚至嗓子都哑了,疲乏得骨头都酸痛了。
  一个星期六,他估量捐款甚至不够做教堂的门,就陷入了绝望状态。星期天,他在市镇广场上搭了个圣坛,象失眠症流行时那样,拿着一个小铃铛,跑遍了所有的街道,招呼人们去参加旷地弥撒。许多人是出于好奇而来的,另一些人是由于无事可干,还有一些人唯恐上帝把他们藐视神父看做是冒犯他自己。就这样,早上八点钟,全镇一半的人都聚在广场上,尼康诺神父朗诵了福音书,声嘶力竭地恳求大家捐助。弥撒结束时,在场的人己经开始四散,他就举起手来要大家注意。
  “等一下,”他说。“你们马上可以得到上帝威力无穷的确凿证明。”
  协助尼康诺神父做弥撒的一个孩子,端来一杯浓稠、冒气的巧克力茶。神父一下子就把整杯饮料喝光了。然后,他从长袍袖子里掏出一块手帕,擦干了嘴唇,往前伸出双手,闭上了眼睛。接着,尼康诺神父就在地上升高了六英寸。证据是十分令人信服的。在几天中,神父都在镇上来来去去,利用热腾腾的巧克力茶一再重复升空的把戏,小帮手把那么多的钱收到袋子里,不过一个月工夫,教堂的建筑就已动工了。谁都不怀疑尼康诺神父表演的奇迹是上帝在发挥威力。只有霍·阿·布恩蒂亚不以为然。有一天早上,一群人聚在离栗树不远的地方,参观另一次升空表演,他一个人仍然完全无动于衷,看见尼康诺神父连同坐椅一起升到地面上头以后,他只在自己的凳子上微微挺直身子,耸了耸肩。
  “Hoc\est\simplicissimum(注:拉丁语--这很简单。这个人发现了物质的第四种状态。”)霍·阿·布恩蒂亚说。“Homoistestatum\guartum\materiaeinvenit.”
  尼康诺神父一举手,椅子的四条小腿同时着地。
  “Nego,”神父反驳说。“Factum\hoc\existenltiam\DeiProbat\Sine\dubio.”(注:拉丁语--我否认。这个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上帝的存在。)
  大家这才知道,霍·阿·布恩蒂亚的鬼活其实是拉丁语。尼康诺神父终于发现了一个能够跟他交谈的人,决定利用这种幸运的情况,向这个精神病人灌输宗教信仰。每天下午他都坐在栗树旁边,用拉丁语传道,可是霍·阿·布恩蒂亚拒不接受他的花言巧语,也不相信他的升空表演,只要求拿上帝的照片当作无可辩驳的唯一证明。于是,尼康诺神父给他拿来了一些圣像和版画,甚至一块印有耶稣像的手帕,然而霍·阿·布恩蒂亚加以拒绝,认为它们都是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手工艺品。他是那么顽固,尼康诺神父也就放弃了向他传道的打算,只是出于人道主义感情继续来看望他。这样,霍·阿·布恩蒂亚取得了主动权,试图用理性主义的诡谲道理动摇神父的信仰。有一次,尼康诺神父带来一盒跳棋和棋盘,要霍·阿·布恩蒂亚跟他下棋,霍·阿·布恩蒂亚拒绝了,因为据他解释,敌对双方既然在重要问题上彼此一致,他看不出他们之间的争斗有什么意义。尼康诺神父对于下棋从来没有这种观点,但又无法把他说服。他对霍·阿·布恩蒂亚的智慧越来越惊异,就问他怎么会捆在树上。
  “Hocest\Simplicicissimum,(注:拉丁语:我是疯子)他回答,“因为我是个疯子。”
  这次谈话之后,神父担心自己的信仰遭到动摇,就不再来看望他了,全神贯注在教堂的建筑上。雷贝卡感到自己又有了希望。她的未来是跟教堂的竣工有关系的,因为有一个星期天,尼康诺神父在她们家中吃午饭的时候,曾在全家的人面前说,教堂建成以后,就能隆重而堂皇地举行宗教仪式了。“最幸运的是雷贝卡,”阿玛兰塔说。因为雷贝卡不明白她的意思,她就天真地微笑着说:
  “因为你可以拿自己的婚礼为教堂揭幕啦。”
  雷贝卡试图阻止这样的议论。她认为建筑进度很慢,教堂最快十年才能竣工。尼康诺神父不同意她的看法:因为信徒们越慷慨,他就越能作出乐观的估计。雷贝卡心中不快,饭也没有吃完,而乌苏娜却赞成阿玛兰塔的想法,答应捐助一大笔款子。加快工程进度。尼康诺神父声称:再有这样一笔捐款,教堂三年就能落成。从那一天起,雷贝卡就不跟阿玛兰塔说一句话了,因为她确信,妹妹心里想的并不象嘴里说的那么单纯。“算啦,我没干更坏的事,”那天晚上她俩之间发生激烈争论时,阿玛兰塔说。“起码最近三年我不必杀死你。”雷贝卡接受了挑战。
  知道又延期了,皮埃特罗·克列斯比陷入了绝望,但是未婚妻最后向他证明了自己的坚贞。“你啥时候愿意,咱们可以离开这儿,”她说。然而皮埃特罗·克列斯比并不是冒险家。他没有未婚妻那种冲动的性格,但是认为妻子的话应当重视。接着,雷贝卡采取了更加放肆的办法。不知哪儿刮来的风吹灭了客厅里的灯,乌苏娜惊异地发现未婚夫妇在黑暗中接吻。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慌乱地向她抱怨新的煤油灯质量太差,甚至答应帮助在客厅里安装更加可靠的照明设备。可是现在,这灯不是煤油完了,就是灯芯卡住了,于是乌苏娜又发现雷贝卡在未婚夫膝上。最后,乌苏娜再也不听任何解释。每逢这个未婚夫来访的时候,乌苏娜都把面包房交给印第安女人照顾,自己坐在摇椅里,观察未婚夫妇的动静,打算探出她年轻时就已司空见惯的花招。“可怜的妈妈,”看见乌苏娜在未婚夫来访时打呵欠,生气的雷贝卡就嘲笑他说。“她准会死在这把摇椅里,得到报应。”过了三个月受到监视的爱情生活,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每天都检查工程状况,对教堂建筑的缓慢感到苦恼,决定捐给尼康诺神父短缺的钱,使他能把事情进行到底。这个消息丝毫没使阿玛兰塔着急。每天下午,女友们聚在长廊上绣花的时候,她一面跟她们聊天,一面琢磨新的诡计。可是她的估计错了,她认为最有效的一个阴谋也就失败了;这个阴谋就是掏出卧室五斗橱里的樟脑球,因为雷贝卡是把结婚的衣服保藏在橱里的。阿玛兰塔是在教堂竣工之前两个月干这件事的。然而婚礼迫近,雷贝卡就急于想准备好自己的服装,时间比阿玛兰塔预料的早得多。雷贝卡拉开衣橱的抽屉,首先揭开几张纸,然后揭起护布,发现缎子衣服、花边头纱、甚至香橙花花冠,都给虫子蛀坏了,变成了粉末。尽管她清楚地记得,她在衣服包卷下面撒了一把樟脑球,但是灾难显得那么偶然,她就不敢责怪阿玛兰塔了。距离婚礼不到一个月,安芭萝·摩斯柯特却答应一星期之内就把新衣服缝好。一个雨天的中午,镇长的女儿抱着一堆泡沫似的绣装走进屋来,让雷贝卡最后试穿的时候,阿玛兰塔差点儿昏厥过去。她说不出话,一股冷汗沿着脊椎往下流。几个月来,阿玛兰塔最怕这个时刻的来临,因她坚信:如果她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最终阻挠这场婚礼,那么到了一切幻想都已破灭的最后时刻,她就不得不鼓起勇气毒死雷贝卡了。安芭萝·摩斯柯特非常耐心地千针万线缝成的缎子衣服,雷贝卡穿在身上热得直喘气,阿玛兰塔却把毛线衣的针数数错了几次,并且拿织针扎破了自己的手指,但她异常冷静地作出决定:日期--婚礼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办法--在一杯咖啡里放进一些鸦片酊。
  然而,新的障碍是那么不可预料、难以克服,婚礼又无限期地推迟了。在雷贝卡和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的婚期之前七天,年轻的雷麦黛丝半夜醒来,浑身被内脏里排出的屎尿湿透,还发出一种打嗝似的声音,三天以后就血中毒死了,--有一对双胞胎横梗在她肚子里。阿玛兰塔受到良心的谴责。她曾热烈祈求上帝降下什么灾难,免得她向雷贝卡下毒,现在她对雷麦黛丝之死感到自己有罪了。她祈求的并不是这样的灾难。雷麦黛丝给家里带来了快活的气氛。她跟丈夫住在作坊旁边的房间里,给整个卧室装饰了不久之前童年时代的木偶和玩具,可是她的欢乐溢出了卧室的四壁,象有益健康的和风拂过秋海棠长廊。太阳一出,她就唱歌。家中只有她一个人敢于干预雷贝卡和阿玛兰塔之间的纷争。为了照拂霍·阿·布恩蒂亚,她承担了不轻的劳动。她送吃的给他,拿肥皂和刷子给他擦擦洗洗,注意他的头发和胡子里不止虱子和虱卵,保持棕榈棚的良好状态,遇到雷雨天气,还给棕榈棚遮上一块不透水的帆布。在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她学会了用粗浅的拉丁语跟霍·阿·布恩蒂亚谈话。奥雷连诺和皮拉·苔列娜的孩子出世以后,给领到了家里,在家庭仪式上命名为奥雷连诺·霍塞,雷麦黛丝决定把他认做自己的大儿子。她做母亲的本能使得乌苏娜吃惊。奥雷连诺在个活上更是需要雷麦黛丝的。他整天在作坊里干活,雷麦黛丝每天早晨部给他送去一杯黑咖啡。每天晚上,他俩都去摩斯柯特家里。奥雷连诺和岳父没完没了地玩多米诺骨牌,雷麦黛丝就跟姐姐们聊夭,或者跟母亲一起议论大人的事。跟布恩蒂亚家的亲戚关系,巩固了阿·摩斯柯特在马孔多的威望。他经常去省城,已经说服政府当局在马孔多开办一所学校,由继承了祖父教育热情的阿卡蒂奥管理。为了庆祝国家独立节,阿·摩斯柯特先生通过说服使得大部分房屋都刷成了蓝色。根据尼康诺神父的坚决要求,他命令卡塔林诺游艺场迁到偏僻的街道,并且关闭小镇中心区另外几个花天酒地的场所。有一次,阿·摩斯柯特先生从省城回来,带来了六名持枪的警察,由他们维持社会秩序,甚至谁也没有想起马孔多不留武装人员的最初的协议了。奥雷连诺欢喜岳父的活力。“你会变得象他那么肥胖,’--朋友们向他说。可是,由于经常坐在作坊里,他只是颧骨比较凸出,眼神比较集中,体重却没增加,拘谨的性格也没改变;恰恰相反,嘴边比较明显地出现了笔直的线条--独立思考和坚强决心的征象。奥雷连诺和他的妻子都得到了两家的深爱,所以,当雷麦黛丝说她将有孩子的时候,甚至阿玛兰塔和雷贝卡都暂时停止了扯皮,为孩子加紧编织两种颜色的毛线衣:蓝色的--如果生下的是男孩;粉红色的--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几年以后,奥雷连诺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想到的最后一个人就是雷麦黛丝。乌苏娜宣布了严格的丧事,关闭了所有的门窗,如果没有极端的必要,决不允许任何人进出屋子;在一年之中,她禁止大家高声说话;殡丧日停放棺材的地方,墙上挂了雷麦黛丝的厢片,照片周围加了黑色缎带,下面放了一盏长明灯。布恩蒂亚的后代一直是让长明灯永不熄灭的,他们看见这个姑娘的照片就感到杌隍不安;这姑娘身着百褶裙,头戴蝉翼纱花巾,脚上穿了一双白皮鞋,子孙们简直无法把照片上的姑娘跟“曾祖母”本来的形象联系起来。阿玛兰塔自动收养了奥雷连诺·霍塞。她希望拿他当儿子,分担她的孤独,减轻她的痛苦,因为她把疯狂弄来的鸦片酊偶然放到雷麦黛丝的咖啡里了。每天晚上,皮埃特罗·克列斯比都在帽上戴着黑色丝带,踮着脚走进屋来,打算悄悄地探望雷贝卡;她穿着黑色衣服,袖子长到手腕,显得萎靡不振。现在要想确定新的婚期,简直就是亵渎神灵了;他俩虽已订婚,却无法使关系往前推进,他俩的爱情令人讨厌、得不到关心,仿佛这两个灭了灯、在黑暗中接吻的情人只能听凭死神的摆布。雷贝卡失去了希望,精神萎顿,又开始吃土。
  丧事开始之后过了不少时间,刺绣的人又聚在长廊上的时候,在一个死寂的炎热天,下午两点正,忽然有个人猛力推开了房屋的正门,使得整座房子都晃动起来;坐在长廊上的阿玛兰塔和她的女友们,在房间里咂吮手指的雷贝卡,厨房里的乌苏娜,作坊里的奥雷连诺,甚至栗树下的霍·阿·布恩蒂亚--全部觉得地震已经开始,房子就要倒塌了。门槛边出现了一个样子非凡的人。他那宽阔的肩膀勉强才挤过门洞,粗脖子上挂着一个“救命女神”像,胳膊和胸脯都刺满了花纹,右腕紧紧地箍着一个护身的铜镯。他的皮肤被海风吹成了棕褐包,头发又短又直,活象骡子的鬃毛,下巴显得坚毅,神情却很悒郁。他的腰带比马肚带粗一倍,高统皮靴钉了马刺,后跟包了铁皮;他一走动,一切都颤抖起来,犹如地震时一样。他千里拎着一个相当破烂的鞍囊,走过客厅和起居室,象雷霆一样出现在秋海棠长廊上,使得阿玛兰塔和她的女伴们把针拿在空中都呆住了。“哈罗!”--他用疲惫的声音打了个招呼,就把鞍囊扔在她们面前的桌上,继续朝房子深处走去。“哈罗!”他向惶恐地探望室外的雷贝卡说。“哈罗!”--他向全神贯注干活的奥雷连诺说。这人哪儿也没耽搁,一直走到厨房才停了下来,结束了他从世界另一边开始的旅行。“哈罗!”--他说。刹那间,乌苏娜张着嘴巴发楞,然后看了看来人的眼睛,才“噢唷”一声,抱住他的脖子,高兴得又哭又叫。这是霍·阿卡蒂奥。他回家时也象离家时一样穷困,乌苏娜甚至不得不给他两个比索,偿付租马的费用。他说的是两班牙语,其中夹了许多水手行话。大家问他到过哪儿,他只同答:“那儿。”在指定给他的房间里,他悬起吊床,一连睡了三天,醒来以后,他一口气吃了十六只生鸡蛋,就径直去卡塔林诺游艺场,他那粗壮的身抠在好奇的娘儿们中间引起了惊愕。他请在场的人听音乐、喝酒,全都记在他的账上,并且跟五个男人打赌,说他们加在一起也无法把他的手扳到桌上。“不行,”他们相信自己动不了他的手,就说。“因为他身上有魔镯。”卡塔林诺不相信他那神奇的力气,就拿十二个比索跟他打赌,说他搬动不了柜台。可他把柜台从地里拔了起来,举到头上,并且将它放在街上。为了搬回柜台,需要十一个男人。
  在兴味正浓的时候,他让大家参观他那异乎寻常的男性器官,上面刺了蓝色和红色的各种文字。他周围的娘儿们都兴致勃勃,他就问她们谁能多给点钱,一个最有钱的女人给了他二十个比索。接着,他主张拿他抽彩,每张彩票十个比索,看看谁能把他抽到。这个价格是大得惊人的,因为最红的女人一夜才能挣到八个比索,然而大家都同意了。十四张彩票写好之后,都放在一顶帽子里,大家开始抽--每个女人抽一张。最后只剩两张可能抽中的了。
  “每人多给五个比索,”霍·阿卡蒂奥向两个幸运的女人说。“我就让自己在你们之间平分。”
  他就是以此为生的。他充当一名水手,跟其他同样离乡背井的人一起作过六十五次环球航行。那天夜晚在卡塔林诺游艺场里跟他睡觉的女人,把他赤身露体地带到舞厅里给大家参观,他的身体--从面孔到脊背、从脖子到脚后跟--每一平方英寸都刺了花纹。
  霍·阿卡蒂奥几乎不跟家里的人来往,他白天睡觉,夜晚都在妓馆区度过,在少有的情况下,母亲让他坐在家中的桌子旁边时,他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尤其是他谈起自己在遥远地区的那些冒险经历。他遇到过船舶失事,乘着舢板在日本海上漂泊了两个星期,拿中暑死去的同伴的尸体充饥--人肉好好地用盐腌透、晒干,比较粗硬,有点儿甜味。在一个晴朗的晌午,轮船在孟加拉湾航行时,船员们杀死了一条海龙,在它的肚子里,他们发现了十字军骑士的钢盔、钮扣和武器。在加勒比海,他瞧见了维克多·雨果(注:维克多·雨果,法国议会的瓜德罗普岛代表,曾同英国人进行过海盗式的战争。古巴作家阿列科·卡尔宾蒂耶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就是描写他的。)海盗船的怪影:船帆被致命的飓风撕成了碎片,横桁和桅杆都被海蟑螂咬坏了,轮船仍然驶往瓜德罗普,但却永远迷失了航向。乌苏娜在桌边马上哭了起来,仿佛读了望眼欲穿的信似的,在这些信里,霍·阿卡蒂奥谈到了自己浪迹天涯的冒险遭遇。“咱们这儿有这么大的房子嘛,儿子,”她叹息地说。“而且咱们还把那么多的东西扔给猪吃!”但她怎么也不明白,吉卜赛人带走的这个孩子,已经成了一个野人,一次能吃半只猪崽,猛然呼出一口气就能使花儿枯萎。家里其他的人是有这种感觉的。对于他吃东西时打响嗝的习惯,阿玛兰塔无法掩饰自己的厌恶。阿卡蒂奥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出身秘密,对霍·阿卡蒂奥所提的问题只是勉强张张嘴巴,霍·阿卡蒂奥显然力图取得这青年的好感。奥雷连诺打算让哥哥忆起他俩同住一室的那些时光,恢复童年时代的亲密关系,可是霍·阿卡蒂奥把一切都忘到了九霄云外,--海洋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已经占据了他的脑海。只有雷贝卡一人第一个眼就被击中了。那天晚上,霍·阿卡蒂奥经过她的卧室门前时,她觉得,皮埃特罗·克列斯比跟这个壮汉相比,不过是穿着漂亮的文弱书生;这个壮汉火山爆发似的声音,整座宅子都能听到.她打算利用各种借口跟他相见。有一次,霍·阿卡蒂奥不知羞耻地注意打量她的身姿,说道:“你完全成了个娘儿啦,小妹妹。”雷贝卡失去了自制,又象往日一样,开始贪馋地大吃泥土和墙上的石灰,而且拼命咂吮指头,以致指头上出现了茧子。有一回,她呕吐出了绿色的液体和死了的水蛭。夜里,她不睡觉,哆哆嗦嗦,仿佛患了热病,狂烈挣扎,一直等到天亮时房子震动,霍·阿卡蒂奥来到。有一次午睡的时候,雷贝卡再也按捺不住,就走进了霍·阿卡蒂奥的卧室。她发现他只穿着裤衩躺在一个吊床上,这吊床是用粗大的船索悬在梁上的。他那粗壮、裸露的躯体把她吓了一跳,她想后退。“对不起,”她抱歉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这儿。”可她说得声音很低,不想吵醒别人。“到这儿来吧,”他说。她听从地站在吊床跟前,浑身直冒冷汗,觉得自己五脏六腑都缩紧了,而霍·阿卡蒂奥却用指尖抚摸她的脚踝,然后又抚摸她的小腿,最后又抚摸她的大腿,低声说:“唉,小妹妹,唉,小妹妹。”接着,一种异常准确的、飓风似的强大力量把她拦腰抱起,三两下脱掉了她的衣服,就将她象小鸟儿一样压扁了;这时她作了非凡的努力,才没有一命呜呼。她刚刚感谢上帝让她生在人世,就由于难以忍受的疼痛加上不可思议的快感而失去知觉,同则在吊床上热气腾腾的泥淖里挣扎,这片泥淖犹如吸墨纸吸去了她体内排出的精髓。
  三天之后,他们在晚祷时结婚了。前一天,霍·阿卡蒂奥前往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的商店。这意大利人正在教齐特拉琴,霍·阿卡蒂奥甚至没有把他叫到一边去,就向他说:“我要跟雷贝卡结婚了。”皮埃特罗·克列斯比黯然失色,把齐特拉琴交给一个学生,就宣布下课。屋子里满是乐器和自动玩具,他俩单独留下以后,皮埃特罗·克列斯比说:
  “她是你的妹妹呀!”
  “这不要紧,”霍·阿卡蒂奥说。
  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拿洒了薰衣草香水的手绢擦了擦脑门。
  “这是违反自然的,”他解释说。“此外,也是法律禁止的。”
  让霍·阿卡蒂奥生气的,与其说是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所讲的理由,不如说是他的苍白脸色。
  “我不在乎自然,”他说。“我把一切都告诉你,是让你别为自己操心,也别向雷贝卡问些什么。”
  但是,发现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眼里的泪水之后,他缓和了下来。
  “现在,”他用另一种口吻向他说,“如果你真喜欢这个家庭,那么阿玛兰塔就留给你。”
  尽管尼康诺神父在礼拜日布道时当众宣布,霍·阿卡蒂奥和雷贝卡并不是兄妹,但是乌苏娜根本就不原谅他俩的婚姻。她认为这种对她不尊重的婚姻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就在那一天,在新婚夫妇从教堂回来的时候,她就禁止他俩跨进她家的门坎。在她看来,他俩等于死了。于是,新婚夫妇在墓地对面租了间小房子,住在那儿,除了霍·阿卡蒂奥的吊床,没有其他任何家具。在新婚之夜,藏在新娘鞋子里的蝎子把她的一只脚给螫了,雷贝卡说不出话来,但这并没有妨碍夫妇俩丑恶地度蜜月。邻居们对他俩的叫声十分惊愕,这种叫声一夜吵醒整个街区八次,午睡时吵醒邻居三次,大家都祈求这种放荡的情欲不要破坏死人的安宁。
  只有奥雷连诺关心年轻的夫妇。他给他俩买了一点家具,给了他们一点儿钱,直到霍·阿卡蒂奥恢复了现实感,开始耕耘同他的房子毗连的一块荒地。至于阿玛兰塔,她始终克制不了对雷贝卡的仇恨,虽然生活给了她梦想不到的快乐。乌苏娜不知如何洗刷家里的耻辱,可是按照她的愿望,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每星期二继续在他们家里吃午饭,宽宏大量地忍受了自已的不幸。为了表示对这个家庭的尊重,他仍在帽子上戴着黑带子,高兴地赠送乌苏娜一些外国礼品,如葡萄牙沙丁鱼或者土耳其玫瑰果酱,借以表示自己对她的忠诚;有一次,他甚至赠给她一张漂亮的马尼拉披巾。阿玛兰塔对他既殷勤又温存。她猜到了他的意思,抢先剪掉了他的衬衫袖口上绽开的缝线;为了庆祝他的生日,她在一打手帕上绣了他的简写姓名。每逢星期二,午饭之后,当她正在长廊上刺绣的时候,他都陪着她,尽量使她快活。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一贯把这姑娘看做一个小娃儿,但他在她身上发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她不够雅致,然而却有不寻常的见识和潜在的温情。谁也不会怀疑,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会向阿玛兰塔求婚的。的确,在一个星期二,他就要求她嫁给他了。她没中止自己的活儿,等耳朵发烧过了之后,才象成年人那样,给自己的嗓音加上一种平静和稳定的调子。
  “当然罗,克列斯比,”她说。“但要等咱们彼此更加了解以后,过急不好嘛。”
  乌苏娜给弄得糊里糊涂。她虽尊重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但是怎么也闹不明白,从道德观点来说,他的决定不知是好是坏,因为他跟雷贝卡早就订过婚,而他俩的婚事是可耻地告终的。最后,她把他的求婚当成了既成事实--未作任何评价,因为谁也不赞同她的疑虑。家中唯一的男人--奥雷连诺表示神秘、断然的意见,只是加重了她的混乱。
  “现在不是考虑结婚的时候。”
  这句话的含义是乌苏娜几个月以后才理解的,不仅就结婚来说,而且就其他任何事情来说(只有战争除外),它都是奥雷连诺那时能够表达的唯一真实的见解。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一连串不可捉摸的、难以避免的偶然事件如何使他到了这个地步。雷麦黛丝之死使他受到的震动,比他担心的事情还小一些。她的死在他心中引起的狂乱感觉,逐渐溶化成了孤独的、消极的失望感,就象他决定不再跟女人来往时的那种感觉,他一头扎进工作,但是保持了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的习惯。在这座充满哀悼气氛的房子里,夜间的交谈增强了两个男人的感情。“再结婚吧,奥雷连诺!”岳父向他说。“我还有六个女儿,任你挑选一个。”有一次,在选举之前不久,马孔多镇长公务旅行回来,对国内的政治局势非常忧虑。自由党人准备发动战争。由于当时奥雷连诺时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的观念十分模糊,岳父就向他简单地说明了两党之间的区别。他说,自由党人是共济会会员,是坏人,他们主张绞死教土,实行自由的结婚和离婚,承认婚生子和非婚生子的平等权利,并且打算推翻最高政权,把国家分割开来,实行联邦制。相反地,保守党人直接从上帝那儿接受权力,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家庭道德,保护基督--政权的基础,不容许国家分崩离析。奥雷连诺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同情自由党人有关非婚生子权利的主张,但他不明白的是,由于双手都摸不到的东西,为什么需要走上极端、发动战争。他觉得岳父过于热心了,因为选举期间,在这毫无政治热情的市镇上,他的岳父竟调来了一个军士率领的六名带枪的士兵。士兵们到了这儿,就挨家挨户没收猎枪、砍刀、甚至菜刀,然后向二十一岁以上的男人分发选票:写有保守党候选人姓名的蓝票和写有自由党候选人姓名的红票。选举前一天--星期六,阿·摩斯柯特先生亲自宣读了一项命令:从午夜起,在四十八小时内,禁止出售酒类,如果不是一家人,还禁止三人以上聚在一起。选举之前没有发生事故。星期天上午八时,广场上安了个木制的投票箱,由六名士兵守卫。投票是绝对自由的,奥雷连诺自己就相信这一点,因为他几乎整天站在岳父身边,没有看见任何人多投一次票。午后四时,咚咚的鼓声宣布投票结束,阿·摩斯柯特先生给投票箱贴上了他署名的封条。晚上,跟奥雷连诺玩多米诺骨牌时,他命令军士撕去封条,统计选票。红票跟蓝票几乎相等,可是军士只留下十张红票,加多了蓝票。然后,他们给选票箱贴上新的封条,第二天拂晓,就把它送到省城去了。
  “自由党人就要发动战争啦,”奥雷连诺说。阿·摩斯柯特先生甚至没从自己的筹码上拍起眼来。“如果你以为原因是偷换选票,那就不会发生战争,”他说。“因为选票箱里留下了一些红票,他们就无从抱怨了。”奥雷连诺明白反对党的处境是不利的。“如果我是自由党人,”他说,“我就会由于这种选票的把戏发动战争”岳父从眼镜上方瞥了他一眼。
  “哎,奥雷连诺,”他说,“如果你是自由党人,你就看不到掉换选票的事了,即使你是我的女婿。”
  引起全镇愤怒的不是选举结果,而是士兵们拒绝归还收走的刀子和猎枪。妇女们请求奥雷连诺向岳父说说情,哪怕把菜刀还给她们也成。阿·摩斯柯特先生十分机密地向他说,士兵们已经运走了没收的武器,拿去当作自由党人准备打仗的物证。这种说法的可耻使奥雷连诺吃了一惊。他没吭声,可是有一天晚上,格林列尔多·马克斯和马格尼菲柯·维斯巴尔跟其他几个朋友谈论菜刀的事情时,问他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他一分钟也没犹豫。
  “如果非要是个什么人不可,那我宁愿做一个自由党人,因为保守党人是骗子。”
  第二天,根据朋友们的嘱咐,他去见阿里吕奥·诺格拉医生,借口是治肝病。奥雷连诺根本就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样撒谎。阿里吕奥·诺格拉医生是几年前来到马孔多的,随身带着一箱无味的药丸;他有一句谁也不懂的医学名言:“以毒攻毒。”
  其实,诺格拉只是个冒牌的医生。从平庸的外表看来,他是个不走运的医生,实际上是个恐怖分子。他那高高的护腿套遮住了五年苦役中脚镣留在脚踝上的伤疤。他在联邦主义者的第一次暴动之后被捕,但他穿上自己最讨厌的衣服--教士的长袍--逃到了库拉索岛(注:在西印度群岛)。在他长时间的流亡之后,加勒比海群岛的政治流亡者把一些愉快消息带到了库拉索岛,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他就坐上一条走私纵帆船,带着一些药瓶到了列奥阿察,瓶子里装的不过是用纯糖做成的药丸,而且他身上还有他亲手伪造的莱比锡大学毕业证书。在列奥阿察,由于绝望,他甚至痛哭了。流亡者们曾把联邦主义者描绘成就要爆炸的火药桶,但在选举之前模糊的幻想中,联邦主义者的热情冷却了。这个伪装的医生由于失败而感到沮丧,现在只想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宁静地度过余年,所以就隐居马孔多了。在市镇广场旁边的一座房子里,他租了一个狭小的房间,房间里摆满了小药瓶;他已在这儿住了几年,靠绝望的病人为生一-这些病人用尽了一切办法,只好在糖球里寻求安慰了。阿·摩斯柯特是个有名无实的镇长时,医生的煽动本领还没表现出来。他把一切时间用于回忆往事,并且跟气喘病进行斗争。对他来说,临近的选举是引路的线索,可以帮助他重新找到颠覆活动的纽结。他跟镇上缺乏政治经验的年轻人联系,并且展开了秘密的、不懈的挑唆活动。阿·摩斯柯特先生认为,选票箱里出现许多红色选票是出于年轻人特有的轻率,但这些选票却是诺格拉按照计划让自己的学生们去投的,想让他们自己看看选举不过是无耻的把戏。“有效的是暴力,”他向他们说。奥雷连诺的大多数朋友热衷于消灭保守制度,但他们不敢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奥雷连诺,担心的不仅是他跟镇长的亲戚关系,还有他那难以捉摸的孤僻性格。何况大家知道,奥雷连诺根据岳父的嘱咐投了蓝票。所以,只是在一种偶然情况下,他表露了他的政治观点,而且纯粹由于好奇,他才跨出了这疯狂的一步--去找医生治疗他没有的疾病。在猪圈一样肮脏的小房间里,蛛网密布,洋溢着樟脑气味,他看见了一个骸蜥似的衰朽老头儿,他的肺部呼吸时发出咝咝的声音。老医生什么也没问,就把奥雷连诺领到窗口,检查他的下眼皮内部。“不是这儿,”奥雷连诺依照别人给他的嘱咐说,然后用指尖按住肝脏,补充道:“我感到这儿痛,痛得睡不着觉。”于是,诺格拉医生借口室内阳光太强,关上了窗子,言简意赅地向他说明,爱国者的义务就是杀死保守党人。在几天之中,奥雷连诺都在衬衣口袋里带着一只小药瓶。每两小时,他都拿出药瓶来,把三枚药丸倾入手心,一下子将它们投到嘴里,然后在舌头上慢慢地溶化。阿·摩斯柯特先生笑他相信“顺势疗法”,而参加密谋的人却承认他是自己人。马孔多所有老居民的儿子几乎都卷入了阴谋,虽然其中没有一个人清楚地知道,他们面临的究竟是什么行动。然而,医生刚向奥雷连诺吐露了这个秘密,他立即退出了阴谋。尽管奥雷连诺当时相信消灭保守制度是必要的,但是医生的阴谋却使他不寒而栗。阿里吕奥·诺格拉是个人恐怖的信徒。他的计划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协同一致地同时大肆谋杀,一下子消灭所有的政府官吏和他们的家庭,尤其是他们的男孩子,从而彻底铲除保守主义的根苗。阿·摩斯柯特先生、他的夫人和六个女儿当然都在名单之内。
  “你不是什么自由党人,”奥雷连诺甚至面不改色,向他说道,“你只是一个屠夫。”
  “那么,”医生同样平静地回答他,“把药瓶还我。你再也不需要它了。”
  奥雷连诺半年以后才知道,医生认为他是一个很不适于干事的人,温情脉脉,性格消沉,喜欢孤独。朋友们担心他把阴谋泄露出去,试图吓他一下。奥雷连诺叫他们放心,说他不会向任何人透露一句;可是那天夜里,朋友们前去暗杀摩斯柯特一家人时,他却在门口把守。阴谋分子见他下了决心,就不敢动手,只好不定期地推迟了计划的执行。正是那时,乌苏娜跟儿子商量皮埃特罗·克列斯比和阿玛兰塔的婚事,儿子回答他说现在不是考虑这种事情的时候。已经整整一个星期,奥雷连诺怀里藏着旧式手枪,监视着自己的一伙朋友。现在,午饭以后,他都去霍·阿卡蒂奥和雷贝卡那儿喝咖啡,他俩已把自己的家稍微整顿好了一些;下午六时以后,奥雷连诺都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每天早上,早餐的时候,他都跟已经成了高大青年的阿卡蒂奥聊天,发现这小伙子对于战争显然不可避免而日益高兴。他在自己的学校里也染上了自由主义的热病;在他的学校里,除了刚会说话的小孩儿,还有年岁比老师还大的高个子。他高谈阔论地说:应当枪毙尼康诺神父,把教堂变成学校;应当宣布恋爱自由。奥雷连诺竭力抑制他的激烈情绪,劝他谨慎小心。可是阿卡蒂奥却对他冷静的规劝和健全的想法充耳不闻,当众指责他性格脆弱。奥雷连诺只好等待。十二月上旬,乌苏娜终于惊惶不安地冲进作坊。
  “战争爆发啦!”
  其实,战争已经进行了三个月。全国都处于战时状态。马孔多只有阿·摩斯柯特先生一个人及时知道了这个消息,但他甚至避免把它告诉自己的妻子,直到奉命进入这个市镇的军队突然来临。士兵们是在拂晓之前悄悄地进来的,带着骡子拉的两门轻炮,把指挥所设在学校里,宣布下午六时以后为戒严时间。他们在每座房子里都进行了比前次更严厉的搜查--这一次连农具都给拿走了。他们从房子里拖出诺格拉医生,把他绑在市镇广场的一棵树上,未经审讯就将他枪决了。尼康诺神父试图用“升空”的奇迹影响这帮军人,可是一个士兵却拿枪托敲他的脑袋。自由党人的激烈情绪消失了,变成了无声的恐怖。奥雷连诺脸色苍白,神秘莫测.继续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他明白,阿·摩斯柯特先生虽然拥有市镇军政长官的头衔,但又成了有名无实的镇长。一切都是指挥警备队的一个上尉决定的,他每天早上都想出一种新鲜的特别税,以满足公共秩序保卫者的需要。他的四个士兵从一户人家拖出疯狗咬伤的一个女人,就在街道中间用枪托把她打死了。市镇被占之后过了两周的一个星期天,奥雷连诺走进格林列尔多·马克斯的住所,象往常一样温和地要了一杯无糖的咖啡。他俩单独呆在厨房里的时候,奥雷连诺用他从来没有过的威严口吻说,“叫朋友们准备吧,咱们要去打仗啦。”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不相信他的话。
  “用什么武器?”他问。
  “用他们的武器,”奥雷连诺回答。
  星期二夜晚,在不顾一切的大胆行动中,二十一个三十岁以下的人,在奥雷连诺的指挥下,拿着菜刀和利器,出其不意地袭击了警备队,夺取了枪支,在广场上枪决了上尉和打死女人的那四个士兵。
  就在那天夜里,广场上还传来行刑队枪声的时候,阿卡蒂奥被任命为马孔多的军政长官。那些已有家室的暴动者几乎没有时间跟妻子告别,就让她们听天由命了。黎明时分,在摆脱了恐怖的居民们欢呼之下,奥雷连诺的队伍离开马孔多,去同革命将军维克多里奥·麦丁纳的部队会合,据最近的消息,他的部队正向马诺尔移动。在离开之前,奥雷连诺从一个衣橱里把阿·摩斯柯特先生拉了出来。“别怕,岳父,”他说,“新政府说话算数,保证您和全家的人身安全。”阿·摩斯柯特先生好不容易才闹明白,这个脚穿高统皮靴、肩挎步枪的暴动分子,就是经常跟他玩多米诺骨牌玩到晚上九点的女婿。
  “奥雷连诺,这是发疯,”他说。
  “这不是发疯,”奥雷连诺说。“这是战争。别再叫我奥雷连诺;从现在起,我是奥雷连诺上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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