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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第一个感到战争的空虚。作为马孔多的军政长官,他跟奥雷连诺上校在电话上每周联系两次。起初,他们在交谈中还能断定战争的进展情况,根据战争的轮廓,能够明了战争处在什么阶段,预先见到战争会往什么方向发展。尽管奥雷连诺上校在最亲密的朋友面前也不吐露胸怀,然而当时他的口吻还是亲切随和的,在线路另一头马上就能听出是他。他经常毫无必要地延长谈话,扯一些家庭琐享。但是,由于战争日益激烈和扩大,他的形象就越来越暗淡和虚幻了。每一次,他说起话来总是越来越含糊,他那断断续续的字眼儿连接在一起几乎没有任何意义。面对这样的情况,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只能难受地倾听,觉得自己是在电话上跟另一个世界的陌生人说话。
  “全明白啦,奥雷连诺,”他按了按电键,结束谈话。“自由党万岁!”
  最后,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完全脱离了战争。从前,战争是他青年时代理想的行动和难以遏制的嗜好,现在却变成了一种遥远的、陌生的东西——空虚。他逃避现实的唯一处所是阿玛兰塔的缝纫室。他每天下午都去那儿。悄姑娘雷麦黛丝转动缝纫机把手的时候,他喜欢欣赏阿玛兰塔如何给雪白的衬裙布打褶子。女主人和客人满足于彼此作伴,默不吭声地度过许多个小时,阿玛兰塔心里高兴的是他那忠贞的火焰没有熄灭。但他却仍不明白她那难以理解的心究竟有什么秘密打算。知道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回到马孔多之后,阿玛兰塔几乎激动死了。然而,当他左手吊着挎带走进来的时候(他只是奥雷连诺上校许多闹嘈嘈的随从人员中间的一个),阿玛兰塔看见离乡背井的艰苦生活把他折磨得多么厉害,荏苒的光阴使他变得多么苍老,看见他肮里肮脏、满脸是汗、浑身尘土、发出马厩气味,看见他样子丑陋,她失望得差点儿昏厥过去。“我的上帝,”她想。“这可不是我等候的那个人呀!”然而,他第二天来的时候,刮了脸,浑身整洁,没有血迹斑斑的绷带,胡子里还发出花露水的味儿。他送给阿玛兰塔一本用珠母钉装钉起来的祈祷书。
  “你真是个怪人,”她说,因为她想不出别的话来。“一辈子反对教士,却拿祈祷书送人。”
  从这时起,即使在战争的危急关头,他每天下午都来看她。有许多次,俏姑娘雷麦黛丝不在的时候,转动缝纫机把手的就是他。他的坚贞不渝和恭顺态度使她受到感动,因为这个拥有大权的人竟在她的面前俯首帖耳,甚至还把自己的军刀和手枪留在客厅里,空手走进她的房间。然而,在这四年中,每当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向她表白爱情时,她总是想法拒绝他,尽管她也没有伤他的面子,因为,她虽还没爱上他,但她没有他已经过不了日子。俏姑娘雷麦黛丝对格林列尔多·马克斯的坚贞颇为感动,突然为他辩护,而以前她对周围的一切完全是无动丁衷的——许多人甚至认为她脑了迟钝。阿玛兰塔忽然发现,她养大的姑娘刚刚进入青春期,却已成了马孔多从未见过的美女。阿玛兰塔觉得自己心里产生了从前对雷贝卡的那种怨恨。她希望这种怨恨不要让她走向极端,而把俏姑娘,雷麦黛丝弄死。接着,她就把这姑娘赶出了自己的房间。正好这个时候,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开始厌恶战争。他准备为阿玛兰塔牺牲自己的荣誉(这种荣誉使他耗去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说尽了好话,表露了长期压抑的无限温情。但他未能说服阿玛兰塔。八月里的一天下午,阿玛兰塔由于自己的顽固而感到十分痛苦,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打算至死都孤身过活了,因为她刚才给坚定的术婚者作了最后的回答。
  “咱们彼此永远忘记吧,”她说,“现在干这种事儿,咱们都太老啦。”
  就在这天下午,奥雷连诺上校叫他去听电话。这是一次通常的交谈,对于停滞不前的战争毫无一点作用。一切都已说完以后,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朝荒凉的街道扫了一眼,看见杏树枝上悬着的水珠,他就感到自己孤独得要死。
  “奥雷连诺,”他在电话上悲切地说,“马孔多正在下雨呵。”
  线路上沉寂了很久。然后,电话机里突然发出奥雷连诺上校生硬的话语。
  “别大惊小怪,格林列尔多,”对方说,“八月间下雨是正常的。”
  很久没有看见朋友的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对异常生硬的回答感到不安。可是过了两个月,奥雷连诺上校回到马孔多的时候,这种模糊的不安变成了惊异,几乎变成了恐惧。对于儿子的变化,乌苏娜也觉得吃惊。他是不声不响回来的,没有侍从,尽管天气很热,还用斗篷裹着身子;随同他来的是三个情妇,他让她们一块儿住在一间屋子里,大部分时间他都躺在一个吊床上。他难得抽出时间来看战情电报和报告。有一次,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前来向他请示一个边境城镇的撤退问题,因为起义部队继续留在那里可能引起国际纠纷。
  “别拿鸡毛蒜皮的事来打扰我啦,”奥雷连诺上校回答他。“你去请教上帝吧。”
  这大概是战争的紧要关头。最初支持革命的自由派地主,为了阻挠土地所有权的重新审查,跟保守派地主签订了秘密协议。在国外为战争提供经费的那些政客,公开谴责奥雷连诺上校采取的激烈措施,然而这种作法似乎也没有使他担心。他再也不读自己的诗了,这些诗约有五卷,现在放在箱子底儿给忘记了。夜晚或者午休时,他都把一个情妇叫到他的吊床上来,从她身上得到一点儿快乐,然后就睡得象石头一样,没有一点忧虑的迹象。那时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心烦意乱,永远失去了信心。最初,他陶醉于凯旋回国和辉煌的胜利,俯临“伟大”的深渊。他喜欢坐在马博罗①公爵的肖像右方——这是他在战争艺术上的伟大导师,此人的虎皮衣服曾引起成年人的赞赏和孩子们的惊讶。正是那时,他决定不让任何人(甚至乌苏娜)接近他三米远。不管他到了哪儿,他的副官都用粉笔在地上画一个圆圈,他站在圆圈中心(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站进圆圈),用简短而果断的命令决定世界的命运。枪决蒙卡达将军之后,他刚一到达马诺尔,就赶忙去满足受害者的最后愿望。寡妇收下了眼镜、手表、戒指和女神像,可是不许他跨进门槛。
  “你不能进来,上校,”她说。“你可以指挥你的战争,可是我的家是由我指挥的。”
  ①马博罗(1650一1722),英国将军,1704年在德国西南多瑙河畔的布伦亨村击溃法国军队。
  奥雷连诺上校丝毫没有表示自己的恼怒,但在他的随身卫队抢劫和烧毁了寡妇的房子之后,他的心才平静下来。“提防你的心吧,奥雷连诺,”格林列尔多·马克斯当时警告他。“你在活活地烂掉。”大约这个时候,奥雷连诺上校召开了第二次起义部队指挥官会议。到场的有各式各样的人:空想家、野心家、冒险家、社会渣滓、甚至一般罪犯。其中有一个保守党官员是由于逃避盗用公款的惩罚才参加革命的。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战斗,在这群形形色色的人中间,不同的信念将会引起内部爆炸,但最惹人注目的却是一个阴沉沉的权势人物——泰菲罗.瓦加斯将军。这是一个纯血统的印第安人,粗野、无知,具有诡谲伎俩和预见才能,善于把他的部下变成极端的宗教狂。奥雷连诺上校打算在会议上把起义部队的指挥统一起来,反对政客们的鬼把戏。可是泰菲罗·瓦加斯将军破坏了他的计划:在几小时内,就瓦解了优秀指挥官的联合,攫取了总指挥权。。这是一头值得注意的野兽,”奥雷连诺上校向自己的军官们说。“对咱们来说,这样的人比政府的陆军部长还危险。”于是,平常以胆怯著称的一个上尉小心地举起了食指。
  “这很简单,上校,”他说。”应当把他杀死。”
  刹那间,这个建议超过了他自己的想法,他感到不安的倒不是这个建议多么残忍,而是实现这个建议的方式。
  “别指望我会发出这样的命令,”他回答。
  他确实没有发出这样的命令。然而两个星期之后,泰菲罗将军中了埋伏,被大砍刀剁成内酱,于是奥雷连诺上校担任了总指挥。就在那天夜里,他的权力得到起义部队所有的指挥官承认以后,他突然惊恐地醒来,大叫大嚷地要人给他一条毛毯。身体内部彻骨的寒冷,在灼热的太阳下也折磨着他,在许多肩里都使他睡不着觉,终于变成一种病症,他原来醉心于权力,现在一阵一阵地对自己感到很不满意了。为了治好寒热病,他下令枪毙劝他杀死泰菲罗·瓦加斯将军的年轻军官。但他还没发出命令,甚至还没想到这种命令,他的部下就那么干了,他们经常超过他自己敢于达到的界线。他虽有无限的权力,可是陷入孤独,开始迷失方向。现在,在他占领的城镇里,群众的欢呼也惹他生气,他觉得这些人也是这样欢迎他的敌人的。在每一个地方,他都遇见一些年轻人,他们用他那样的眼睛看他。用他那样的腔调跟他说话,对他采取他对他们的那种怀疑态度,而且把自己叫做他的儿子。他觉得奇怪——他仿佛变成了许多人,但是更加孤独了。他怀疑自己的军官都在骗他,他对马博罗公爵也冷淡了。“最好的朋友是已经死了的,”当时他喜欢这么说。由于经常多疑,由于连年战争的恶性循环,他已困乏不堪;他绕来绕去,实际上是原地踏步,但却越来越衰老,越来越精疲力尽,越来越不明白:为什么?怎么办?到何时为止?在粉笔划的圆圈外面,经常都站着什么人:有的缺钱;有的儿子患了百日咳;有的希望长眠,因为对肮脏的战争已经感到厌恶;但是有的却鼓起余力,采取“立正,,姿势,报告说:“一切正常,上校。”然而,在绵延不断的战争中,“正常”恰恰是最可怕的:表示毫无进展。奥雷连诺上校陷入孤独,不再产生什么预感,为了摆脱寒热病(这种病一直陪他到死).他打算在马孔多找到最后的栖身之所,在住事的回忆中得到温暖。他的消极情绪是那么严重,有人报告他自由党代表团前来跟他讨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时.他只是在吊床上翻了个身,甚至没让自己睁开眼睛。
  “带他们去找妓女吧,”他嘟哝着说。
  代表团成员是六个穿着礼服,戴着高筒帽的律师,以罕见的斯多葛精神忍受了+一月里灼热的太阳。乌苏娜让他们住在她家里。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呆在卧室内秘密商量,晚上则要求给他们一个卫队和一个手风琴合奏队,并且包下了整个卡塔林诺游艺场。“别打搅他们,”奥雷连诺上校命令说。“我清楚地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十二月初举行的期待已久的谈判用了不到一个小时,虽然许多人都以为这次谈判会变成没完没了的争论。
  在闷热的客厅里,幽灵似的自动钢琴是用裹尸布一样的白罩单遮住的,奥雷连诺上校的副官们在钢琴旁边用粉笔划了个圈子;可是上校这一次没有走进圈子。他坐在他那些政治顾问之间的椅子上,用毛毯裹着身子,默不作声地倾听代表团简短的建议。他们要求他:第一,不再重新审核土地所有权,以便恢复自由派地主对自由党的支持;第二,不再反对教会势力,以便取得信徒们的支持,第三,不再要求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权利,以便维护家庭的圣洁和牢固关系。
  “这就是说,”在建议念完之后,奥雷连诺上校微笑着说,“咱们战斗只是为了权力罗。”
  “从策略上考虑,我们对自己的纲领作了这些修改,”其中一个代表回答。“目前最主要的是扩大我们的群众基础,其他的到时候再说。”
  奥雷连诺上校的一位政治顾问连忙插活。
  “这是跟健全的理性相矛盾的,”他说。“如果你们的修改是好的,那就应当承认保守制度是好的。如果我们凭借你们的修改能够扩大你们所谓的群众基础,那就应当承认保守制度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结果我们就得承认,将近二十年来我们是在反对民族利益。”
  他打算继续说下去,可是奥雷连诺上校用字势阻止了他。“别浪费时间了,教授,”他说。“最主要的是,从现在起,我们战斗就只是为了权力啦。”他仍然面带微笑,拿起代表团给他的文件,准备签字。
  “既然如此,”他最后说,“我们就无异议了。”
  他的军官们极度惊愕,面面相觑。
  “原谅我,上校,”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柔和地说。”这是背叛。”
  奥雷连诺上校把蘸了墨水的笔拿在空中,在这个大胆的人身上使出了自己的威风。
  “把你的武器交给我,”他下了命令。
  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站起身来,把武器放在桌上。
  “到兵营去吧,”奥雷连诺上校命令他。“让军事法庭来处置你。”
  然后,他在声明上签了字,把它交还代表团,说:
  “先生们,这是你们的纸儿。我希望你们能够从中捞到一些好处。”
  过了两天,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被控叛国,判处死刑。重新躺上吊床的奥雷连诺上校,根本就不理睬赦免的要求。他命令不让任何人打扰他。行刑的前一天,乌苏娜不顾他的命令,跨进他的卧室。她穿着黑衣服,显得异常庄严,在三分钟的会见中始终没有坐下。“我知道你要枪毙格林列尔多,”她平静地说,”我没有法子阻止你。可我要给你一个警告:只要我看见他的尸体,我就要凭我父母的骸骨发誓,凭霍·阿·布恩蒂亚死后的名声发誓,对天发誓:不管你藏在哪儿,我都要拖你出来,亲手把你打死。”在离开房间之前,她不等口答就下了断语:“你那么干,就象是长了一条猪尾巴出世的。”
  在漫长的黑夜里,正当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想起自己在阿玛兰塔房间里度过的那些黄昏时,奥雷连诺上校却挣扎了许多个小时,企图凿穿孤独的硬壳。自从那个遥远的下午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以后,命运给他的唯一愉快的时刻是在制作小全鱼的首饰作坊里度过的。他发动过三十二次战争,破坏过自己跟死神的一切协议,象猪一样在“光荣”的粪堆里打滚,然而几乎迟了四十年寸发现普通人的生活是可贵的。
  他就这样一夜未睡,弄得精疲力尽;黎明,距离行刑只有一个小时,他走进了回室。“滑稽戏收场啦,老朋友,”他向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说。“趁咱们那些酒鬼还没枪毙你,咱们离开这儿吧。”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无法掩饰这种行为使他产生的蔑视。
  “不,奥雷连诺,”他回答。“我宁肯死,也不愿看见你变成一个残忍的暴君。”
  “你不会看见的,”奥雷连诺上校说。“穿上你的鞋子,帮助我结束这种讨厌的战争吧。”
  他这么说的时候,还不知道结束战争比发动战争困难得多。为了迫使政府提出有利于起义者的和平条件,他需要进行一年血腥、残酷的战斗;而让自己的人相信接受这些条件的必要性,又需要一年的工夫。他的军官们不愿出卖胜利,发动了起义;他镇压这些起义,残酷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甚至不惜依靠敌人的力量坚决粉碎这些抵抗。
  他决不是当时一个比较出色的军人。他相信他终归是为自身的解放、而不是为抽象的理想和口号进行战斗(政客们善于根据情况不断变换这些口号),所以充满了热情。就象以前为了胜利而坚定不移地作战一样,为失败作战的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指责了奥雷连诺上校不必要的蛮勇。“不用担心,”奥雷连诺上校微笑着说。“死亡比想象的困难得多。”对他来说,确实如此。他相信自己的死期是预先注定了的,这种信心给了他一种神秘的免疫力——在预定的期限之前不死;这种免疫力使他在战争的危险中不受伤害,使他最终能够赢得失败——赢得失败比赢得胜利困难得多,需要更大的流血和牺牲。
  奥雷连诺上校在将近二十年的战争中,曾经多次回到他的家里,可是,他那经常的匆忙状态,卫队簇拥的神气样儿,几乎具有传奇色彩的荣誉光环(甚至乌苏娜对这种光坏也不能漠然视之),终于使他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上一次来到马孔多的时候,他为三个情妇租了一间房子,只抽空应邀回家吃过两三次饭)跟家里的人相见。俏姑娘雷麦黛丝和战争中期出生的孪生子几乎不认得他。阿玛兰塔怎么也无怯使哥哥的形象和传奇勇士的形象一致起来;前者是在制作小金鱼的工作中度过青年时代的,后者却在自己和其他的人之间设置了三米的距离。然而,停战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大家以为奥雷连诺上校很快就会回到家里,重新变成一个得到亲人喜爱的普通人,长久蛰伏的亲“人感情也就复苏了,而且比以前更加强烈。
  “咱们家里终于又有一个男人啦,”乌苏娜说。
  阿玛兰塔第一个认为她们已经永远失去了他。停战之前一个星期,他回到了家里:没有侍从,只有两个赤足的勤务兵走在前头,把骡子的鞍俸和翰具以及一小箱诗篇放在廊上——这是奥雷连诺上校往日那种堂皇的行装中唯一剩下的东西;他走过阿玛兰塔房间旁边的时候,她叫了他一声。奥雷连诺上校仿佛想不起在他面前的是谁。
  “我是阿玛兰塔,”她看见哥哥归来感到高兴,亲热地说,并且让他看看缠着黑绷带的手。“瞧吧。”
  奥雷连诺上校就象那个遥远的早晨一样微微一笑,当时他被判处死刑以后回到了马孔多,第一次看见了这个绷带。
  “可怕,”他说,“时间过得多快啊!”
  政府军不得不在宅子前面设置警卫。奥雷连诺上校是在讥笑和唾骂声中口到马孔多的,有人指责他为了较高的售价故意拖延战争。寒热病使他不住地发抖,腋下的脓疮又发作了,六个月以前,乌苏娜听到停战消息的时候,就打开和收拾了儿子的卧室,在各个角落里烧起了没药,以为儿子回来之后就会在雷麦黛丝破旧的玩具中间安度晚年了。其实,在过去的两年中,他已经算清了一生的账,甚至谈不上什么晚年了。他经过乌苏娜拾掇得特别仔细的首饰作坊时,没有发现钥匙是留在锁孔里的。而且在这房子里,时光造成的细微而令人难过的破坏,也没引起他的注意,任何一个记性很好的人,在长久离开之后,看见这些破坏都是会震惊的,可是任何东西都没引起他心中的痛苦:墙上剥落的灰泥,角落里凌乱的蛛网,弃置不顾的秋海棠,白蚁蛀坏的木梁,长了青苔的门框,一怀旧之情给他设置的这些诡谲的陷阶都没使他掉进去。他坐在长廊上,用毛毯裹着身子,也没脱掉靴子,仿佛是顺便到房子里来躲雨的,整个儿下午都瞧着雨水落到秋海棠上。乌苏娜终于明白。她无法长久把他留在家里。“也许还要去打仗。”她想,“如果不是打仗,那就是死。”这种想法是那么明确、可信,乌苏娜认为它是一种预兆。
  傍晚,吃晚饭的时候,奥雷连诺第二右芋拿面包,左手握汤匙。他的孪生兄弟霍·阿卡蒂奥第二呢,左手拿面包,右手握汤匙。两人动作起来是那么协调,仿佛不是面对面坐着的两兄弟,而是一种巧妙的镜子装置。孪生兄弟知道他们两人完全相似,就在那天想出这种表演来欢迎奥雷连诺上校。可是奥雷连诺上校什么也没看见。他对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疏远,甚至没有注意到赤身露体经过饭厅的俏姑娘雷麦黛丝。只有乌苏娜一人敢于把他从沉思状态中唤醒过来。
  “假如你又要走,”她在晚餐时说。“你起码应当记住今儿晚上我们是什么样子。”
  奥雷连诺上校这时明白,乌苏娜是唯一识破他精神空虚的人,但他并不觉得奇怪。他多年来第一次直勾勾地盯地她的面孔。她的皮肤布满了皱纹,牙齿已经磨损,头发枯萎、稀疏,眼神显得惊恐。他拿她跟老早以前那天下午的乌苏娜比较了一下,当时他曾预言热汤锅将要掉到地上,结果真的掉下去粉碎了。片刻间,他发现了半个多世纪日常的操劳在她身上留下的擦伤、茧子、疮痪和伤疤,这些可悲的痕迹甚至没有引起他一般的怜悯。于是他作了最后的努力,在自己心中寻找善良的感情已经发霉的地方,可是找不到它。从前,他在自己的皮肤上闻到乌苏娜的气味时,起码还有一点羞涩之类的感觉,而且经常觉得他的思想和母亲的思想息息相通,但这一切都被战争消灭了。甚至他的妻子雷麦黛丝,在他心中也只剩下一个陌生姑娘模糊的形象,这姑娘在年龄上是相当于他的女儿的·他在爱情的沙漠上邂逅过许多女人,他和她们在沿海地带撒下了不少种子,但是他的心里却没留下她们的任何痕迹。通常,她们都在黑夜里来找他,黎明前就离去,第二天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使他想起她们,剩下的只是整个身体上某种困乏的感觉。能够胜过时间和战争的唯一的感情,是他童年时代对哥哥霍·阿卡蒂奥的感情,但它的基础不是爱,而是串通。
  “对不起,”他抱歉地回答乌苏娜的要求。“战争把一切都葬送啦。”
  次日,他就忙于消灭自己留居人世的一切痕迹。在首饰作坊里,他没碰的只是没有他个人烙印的东西;他把自己的衣服赠给了勤务兵,而将武器埋在院子里,悔悟的心情就象他父亲把杀死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的标枪埋藏起来那样。他留给自己的只是一支剩了一发子弹的手枪。他想取下客厅里长明灯照着的雷麦黛丝的相片时,乌苏娜才阻止他。“这相片早就不是你的啦,”乌苏娜说。“这是家中的圣物。”停战协定签字前夕,家里几乎没有留下一件东西能够使人想起奥雷连诺上校时,他才把一小箱诗篇拎进面包房,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正在生炉子。
  “拿这个生火吧,”说着,他把一卷发黄的纸儿递给她。“这种旧东西容易引火。”
  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是个寡言、随和的人,从不违拗任何人,甚至她自己的孩子,可她觉得奥雷连诺上校叫她做的是一件违禁的事。
  “这是重要的纸儿嘛,”她说。
  “不,”上校回答。“这都是为自个儿写的。”
  “那么,”她说,“你自个儿烧吧,上校。”
  他不仅这么做了,甚至用斧头辟开箱子,把木片扔到火里。几小时前,皮拉·苔列娜来看过他。奥雷连诺上校多年没有跟她见过面,一见她就觉得诧异,她变得又老又胖,笑声也不如从前响亮了:但他同时也感到惊讶,她在纸牌占卜上达到了多深的程度啊!“当心嘴巴,”——这是皮拉·苔列娜提醒过他的,于是他想:前一次,在他名望最高的时候,她的这句话难道不是对他未来命运的惊人预见吗?在跟皮拉·苔列娜见面之后不久,他竭力不表露特殊的兴趣,问了问刚给他的脓疮排了脓的私人医生,心脏的准确位置究竟在哪儿。医生用听诊器听了一听,就用蘸了碘酒的棉花在他胸上画了个圈子。
  星期二——停战协定签订的日子,天气寒冷,下着雨。奥雷连诺上校五点以前来到厨房,照常喝了一杯无糖的咖啡。“你就是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出生的,”乌苏娜向他说。“你张开的眼睛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他没理会她,因为他正在倾听士兵们的脚步声、号声、断续的命令声,这些声音震动了清晨岑寂的空气。经过多年的战争,奥雷连诺上校虽然应当习惯于这样的声音了,可是此刻他却象青年时代第一次看见裸体女人那样感到膝头发软、身体打颤,他终于掉进了怀旧的圈套,心里朦胧地想,如果当时他跟这个女人结了婚,他就会是个既不知道战争、又不知道光荣的人,而是一个无名的手艺人,一个幸运的人了。这种为时已晚的、突然的痛悔败坏了他早餐的胃口。早晨七点,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带着一群起义军官来到他这儿的时候,他显得比平常更沉默、更恨郁、更孤独。乌苏娜试图把一件新斗篷披在他肩上。“政府会咋个想呢,”她说。“他们会以为你连买件斗篷的钱都没有,所以投降嘛。”他没接受斗篷,已经到了门口的时候,看见从天而降的雨水,他才让她把霍·阿卡蒂奥的旧毡戴在他的头上。
  “奥雷连诺,”乌苏娜向他说。“如果你在那儿发现情形不妙,你就想着自己的母亲吧,答应我啊!”
  他向她茫然一笑,发誓似的举起手来,一句话没说就跨出了门槛,去迎接他经过全镇时将要遭到的恐吓、谴责和辱骂。乌苏娜闩上房门,决定至死也不再打开它了。”我们就关在这女修道院里烂掉吧,”她想,“我们宁肯变成灰,也不让那些卑鄙的家伙看见我们的眼泪高兴。”整个早上,她都在房子里——甚至在最秘密的角落里——寻找什么东西,使她能够想到儿子,可是什么也没找到。
  签字仪式是在距离马孔多十五公里的一棵硕大的丝棉树下举行的(后来在这棵大树周围建立了尼兰德镇)。政府和两党代表以及放下武器的起义军官代表团,是由一群嘁嘁喳喳的白衣修女伺候的,她们很象一群雨水惊起的鸽子。奥雷连诺上校是骑着一匹肮脏、脱毛的骡子来的。他没刮脸。他更感到痛苦的是腋下的脓疮,而不是幻想的彻底破灭,因为他已失去了一切希望,放弃了荣誉以及对荣誉的怀念。根据他的愿望,没有朗朗的音乐,没有僻啪的鞭炮,没有隆隆的钟声,没有胜利的欢呼,没有任何能够改变停战的悲凉性质的高兴表现。一位巡口摄影师为奥雷连诺上校拍了一张可能留给后代的照片,底版还没显影就被打碎了。
  仪式延续的时间,正好是签署文件所需的时间。在一个破旧的马戏团帐篷里,当中摆了一张普通的木桌,代表们坐在桌子旁边,周围站着忠于奥雷连诺上校的最后几名军官。在让大家签字之前,共和国总统的私人代表打算宣读投降书,可是奥雷连诺上校反对这样做。“咱们别把时间浪费在形式上了,”说着,他看都不看就准备在文件上签字。这时,他的一名军官打破了帐篷中令人发困的沉寂。
  “上校,”他说,“请你不要第一个签字。”
  奥雷连诺上校表示同意。文件在桌上绕了一圈,在一片沉寂中,从钢笔在纸上划动的声音,甚至可以猜出每个人签的字儿;在这之后,第一行还是空着的。奥雷连诺上校准备填上它。
  “上校,”他的另一个军官说,“你还有免除耻辱的可能嘛。”
  奥雷连诺上校面不改色,在第一份副本上签了字。他还没签完最后一份副本,帐篷门口就出现了一个起义军官,牵着一匹载着两只箱子的骡子。这人虽然十分年轻,却显得沉着和严谨。他是马孔多地区起义部队的财务官。为了及时赶到,他拖着一匹饿得要死的骡子,经历了六天困难的行程。他从骡背上异常小心地取下箱子,把它们打开,接二连三地将七十二块金砖放在桌上。这是大家忘记了的一大笔财产。在最近一年中,中央指挥部上崩瓦解,革命变成了争当头目的血腥的内讧。在一片混乱中,谁也不负什么责任了。起义者的金子铸成了金砖,抹上泥土,就无人监管了。奥雷连诺上校把七十二块金砖也列入了投降书,不容任何商量就签了字。疲惫不堪的青年军官站在他面前,拿糖浆色的宁静的眼睛盯着他的眼睛。
  “还有什么事吗?”奥雷连诺上校问他。
  青年军官咬紧牙齿。
  “收条,”他说。
  奥雷连诺上校亲笔写了一张收条给他。然后,上校喝了一杯柠檬水,吃了一块饼干(二者都是修女给他的),就到准备给他休息的行军帐篷去。他在那儿脱掉了衬衫,坐在床边,下午三点十五分拿起手枪,对准他的私人医生在他胸上用碘酒画的圈子砰地开了一枪。就在这个时刻,在马孔多,乌苏娜揭开炉灶上牛奶锅的盖子,惊异地发现牛奶半天都没煮沸,而且牛奶里有许多虫子。
  “他们把奥雷连诺给打死啦!”她叫了一声。
  然后,她服从孤独中养成的习惯,朝院子里瞥了一眼,便看见了霍·阿·布恩蒂亚;他在雨下淋得透湿,显得愁眉不展,比死的时候老多了。“他是被暗杀的,”她更准确地说。“谁也没有发发慈悲合上他的眼睛。”
  夜里,她透过眼泪看见一个橙黄色的圆盘,仿佛流星一样迅捷地掠过天空,她认为这是死亡的征兆。她仍在粟树下面,伏在丈夫的膝上哭泣。这时他们就把毛毯裹着的奥雷连诺上校抬来了,毛毯已给凝血弄得僵硬。他睁开的眼里燃着怒火。
  他已脱离危险。穿伤是那么清晰、笔直,医生毫不费劲就把一根浸过碘酒的细绳伸进他的胸脯,然后从脊背拉出。“这是我的杰作,”医生满意地说。“这是子弹能够穿过而不会碰到任何要害的唯一部位。”奥雷连诺上校发现自己周围是一些同情他的修女,她们为了安抚他的灵魂,正在唱绝望的圣歌,因此他感到遗憾,竟然没有按照最初的想法朝自己的嘴巴开枪,借以嘲笑皮拉·苔列娜的预言。
  “如果我还有一点权力,”他向医生说,“我会不经审判枪毙了你。这倒不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命,而是因为你把我变成了一个耻笑的对象。”
  自杀未遂在几小时内就恢复了奥雷连诺上校失去的威望。那些曾经胡说他为了金砖房子而出卖胜利的人,把他自杀的举动看成是崇高的行为,宣布他为殉道者。后来,他拒绝共和国总统颁发给他的荣誉勋章时,甚至自由党内激烈反对他的人也来要求他否决停战条件,重新发动战争。房子里堆满了作为赔罪的礼品,昔日的战友给他的支持虽然迟了一些,但他也受到感动,没有排除满足他们的要求的可能性。相反地,有一段时间,他似乎热中于重新发动战争。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甚至以为:他只是在等待宣战的借口。借口真的找到了,那就是共和国总统拒绝把养老金发给过去的参战人员——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除非他们每人的事情已由专门委员会审查清楚,而且拨款法案获得了国会批准。“这是蛮不讲理,”奥雷连诺上校暴跳如雷地说。“他们还没领到养老金就会老死啦。”他第一次离开乌苏娜买给他养息用的摇椅,在卧室里踱来踱去,口述了一份强硬的电报给共和国总统。在这份从来没有公布的电报里,他谴责总统破坏尼兰德停战协定的条款,并且扬言说,如果养老金的拨款问题在两周内得不到解决,他就要誓死宣战。他的态度是那么公正,甚至可以指望以前保守党作战人员的支持。然而政府唯一的回答是,借口保护奥雷连诺上校,在他的住所门前加强了军事警戒,并且禁止任何人去找他。为了预防万一。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其他的起义指挥官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个行动是那样及时、有力、成功,停战之后过了两个月,当奥雷连诺上校终于康复的时候,他所有最忠实的助手不是死了,就是流放了,或者去为政府效劳了。
  十二月里,奥雷连诺上校走出卧室,一看长廊就已明白,再要发动战争就是枉费心机了。乌苏娜以她充沛的精力(这种精力就她的年岁来说似乎已经不大可能),再一次刷新了整座房子。“现在他们将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她看见儿子已经康复的那一天,说道。“全世界不会有一座比这疯人院更漂亮、更好客的房子了。”她叫人粉刷和油漆了房子,更换了家具,收拾了花园,栽种了新的花卉,敞开了所有的门窗,让夏天耀眼的阳光也射进卧室。然后,她向大家宣布连续不断的丧事已经结束,自己首先脱掉了旧的黑衣服,穿上了年轻人的服装。家里重新响起了自动钢琴愉快的乐曲声。阿玛兰塔听到乐曲声之后,又想起了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似乎闻到了晚间的栀子花和薰衣草的芳香,她那懊丧的心里又出现了长久以来的哀怨。有一天下午,乌苏娜收拾客厅的时候,请守卫宅子的士兵们帮她的忙。年轻的警卫队长表示了同意。乌苏娜一天一天地给士兵们增添了任务,就开始邀请他们吃饭,给他们衣服和鞋子,教他们读书和写字。后来,政府撤走警卫队时,一个士兵继续住在乌苏娜家里,为她服务了多年。而年轻的军官呢,因为遭到俏姑娘雷麦黛丝的藐视,变得疯疯癫癫,新年初一的早晨死在她的窗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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