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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野外的雪融化了,天空的冬云化成湿雪,落到地面上消失了。太阳逐渐地延缓每天的路程,空气变得和暖了。快乐的春天好象已经到来,但象开玩笑似地躲在郊外什么地方的田院里,马上会涌进城市里一样。街道上都是棕红色的泥浆,水在步道边流动,囚徒广场上,化净了雪的地方,麻雀在快乐地跳跃,人们也跟麻雀一样忙碌起来。在这种春天的喧声中,大斋的钟声,一天到晚不停地响着,轻软地敲着人们的心。这钟声好象老人的谈吐一样,掩藏着某种屈辱的东西,这钟声仿佛在用凄凉的忧郁调子诉说着人世的一切:“有过,有过,这有过……”在我的命名日,作坊里的人们送给我一张小巧精美的圣徒阿列克谢的画像,日哈列夫作了一大篇堂皇的演说,使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是谁?”他玩弄着指头,抬起眉毛说。“不过是出世十三年的小孩子,一个孤儿。我年纪比你差不多长三倍,也要称赞你,因为你对万事从不背过脸去,总是面向一切。你要永远这样,这很好。”
  他又说到上帝的仆人,说到上帝的人,但我不了解人和仆人的分别,他自己好象也不十分明了。他说得很枯燥乏味,师傅们都嘲笑他。我两手捧着圣像,站在那儿,心里感动而且‘I促不安,不知道要怎样才好。卡别久欣终于懊丧地向演说家嚷道:“把你的丧礼演说停止了吧,连他的耳朵都发青了。”
  说着,拍了一下我的肩头,也称赞起我来了:“你的好处,是你对大家都很亲热,这就是你的好处。所以,即使是有理由,不要说打你,就是骂你也很难开口。”
  大家以和善的眼望着我,善意地嘲笑我的难为情的样子。
  再过一会儿,我准会因为感到自己是这些人所需要的人而突然快乐得大哭起来。但是正好这天早上在铺子里,掌柜用脑袋向我一摆,对彼得·瓦西里耶夫说:“不讨人欢喜的小家伙,干什么都不行。”
  和平时一样,早上我到铺子里去了,可是午后掌柜对我说:“回家去,把货房顶上的雪扫下来,搬到地窖里……”他不知道今天是我的命名日,我以为大家都不知道。作坊里给我举行祝贺以后,我换了衣服,走到院子里,爬到货房顶上,把这年冬天厚实沉重的积雪耙下来。但是因为兴奋,忘记打开地窖的门,雪落下来把门封住了。我跳到地上,发见了这个错误,连忙动手耙开门上的雪。雪是潮湿的,又硬又沉,木耙再也耙不动,又没有铁锹。一个不小心,把木耙折断了,恰巧这时候,掌柜走到院门边。“乐极生悲”,应了俄国人这句老话。
  “好啦,”掌柜讥笑地说着走到我身边。“嗨,你,干活,见你的鬼。我得狠狠揍你这蠢笨的脑袋……”他拿起雪耙的柄,向我挥来,我闪开身子,气愤地说:“我不是你雇来扫院子的……”他耙木棒掷在我脚边,我抓起一块雪摔到他脸上,他哼着鼻子逃走了。我也丢了工作回到作坊里。过了几分钟,他的未婚妻从楼上跑下来了。她是一个轻佻的、脸上长满红瘰的女人。
  “叫马克西莫维奇到楼上去。”
  “不去。”我说。
  拉里昂诺维奇惊奇地低声问我:
  “干吗不去?”
  我把经过的事对他说了,他担心地皱着眉头,到楼上去了。走的时候,小声对我说:“你太卤莽了,小老弟……”作坊里沸腾起来了,骂着掌柜。卡别久欣说:“唔,这次一定会把你撵走的。”
  这并吓不住我。我同掌柜的关系,早已弄不下去了。他恨死了我,近来更加厉害了。我也见不得他,但我很想知道他到底为什么对我这样不讲道理。
  他在铺子里,常常把钱丢到地板上。我扫地时见到就捡起来放到柜台上布施乞丐的零钱罐里。后来因为常常捡到这种钱,我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对掌柜说:“你把钱扔给我,是无用的。”
  他面红耳赤,急不择言地叫喊起来:
  “用不到你来教训我,我自己做的事,自己知道。”
  可又立刻改口说:
  “谁会故意把钱白白扔掉?是失落的嘛……”他禁止我在铺子里看书:“你这种头脑念什么书。这种吃白饭的家伙还想当读书人吗?”
  他并没有放弃用二十戈比的钱币来陷害我的打算,我明白,要是扫地时硬币滚进地板缝里,他一定会认为是我偷了。
  于是我又对他说,叫他停止这种把戏。不料,就在这一天,我从小吃店泡了开水回来,听见他怂恿隔壁铺子里一个新来的伙计偷偷地说:“你教他偷《诗篇》,最近有三箱《诗篇》要到了……”我知道他在说我,我走进铺子里,他们两个人都很不好意思。除了这点形迹之外,他们两人陷害我的阴谋,还有几点可疑的根据。
  隔壁那个伙计,并非第一次替他干事,他是一个能干的生意人,但是喜欢酗酒,喝醉了被老板赶走了,过了几时,又重新雇了来的。他是一个营养不良的瘦弱汉子,眼色很狡猾,表面很温和,一举一动,完全顺从着老板。小小的胡子上面,永远现着聪明的笑容,又喜欢说俏皮话,开口的时候,发出一种害牙病的人常有的臭味,虽然他的牙齿挺白挺结实。
  有一天,使我大吃一惊:他亲热地笑着走到我身边,突然打掉了我的帽子,一把抓住头发。我们打起架来,他把我从廊下推进铺子里,想把我按到放在地板上的大圣龛上——要是如了他的愿,我一定会把玻璃压碎,雕花弄破,划破高价的圣像。可是他气力很小,结果是我打胜了。那时候,使我大吃一惊,这个长胡子的汉子,坐在地板上,擦着打破的鼻子,伤心地痛哭起来。
  第二天早晨,两家主人都出去了,铺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他用手指抚抚鼻梁子靠近眼睛的肿伤,友善地对我说:“你以为,昨天我打你,是出于本意吗?其实我不是傻子,知道打不过你的,我没有气力,是个喝酒的人。这是我们老板叫我干的:‘去找他打架,尽量使他把他们铺子里的东西多弄坏些,让那边受损失。’我难道自己情愿来惹事,你看,被你把脸弄得这样脏……”我相信了他的话,心里可怜他。听说他同一个女子在一起,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常常挨女的打。但我还是问他:“那要是人家叫你下毒药,你也下吗?”
  “他会的,”伙计低声说,现着可怜的冷笑。“他也许会的……”过了不久,他问我:“唔,我一文钱也没有,家里没有吃的,老婆跟我吵闹。
  朋友,你在这边货仓里给我偷一张什么圣像好吗?我可以换几个钱,唔,你拿吗?要不,来一本《诗篇》行不行?”
  我记起鞋店和看守教堂的老头子,我想这个人会出卖我的。但是不好拒绝,就给了他一张圣像。我不敢偷价值几卢布的《诗篇》,觉得这是犯大罪。有什么办法呀?在道德当中,常常藏着一种计较,神圣洁白的“刑法”,非常清楚地暴露了这小小的秘密,秘密虽小,里面却藏着私有财产的大大的虚伪。
  当我听到我们掌柜对这个可怜的人说,叫他教我偷《诗篇》,我愕然吃惊。我很明白,我们掌柜知道我拿他的东西送人情,隔壁的伙计已经把圣像的事告诉他了。
  慷他人之慨的可憎的仁慈,和这种陷害我的小诡计,都使我气愤,对自己对一切人都厌恶。好几天,我很难过地等着几货箱的书运到。货物终于运到了,我在货仓里开箱,隔壁的伙计走来了,叫我给他一本《诗篇》。
  我便问他:
  “你把圣像的事情告诉我们掌柜了?”
  “告诉了,”他发出抑郁的声音。“兄弟,我这个人是什么事都藏不住的……”我目瞪口呆,坐在地板上,瞪眼望着他。他慌慌张张地说了些什么,那种又狼狈又可怜的样子,真叫人受不了。
  “你要知道,是你们掌柜自己猜着了,不,是我们老板猜着了,后来他又告诉了你们掌柜……”我想,这下我可完了——这班家伙联朋结党陷害我,现在我准会被关进少年感化院去了。既然已经这样了,横竖都无所谓。要是淹进水里,就淹到深地方去吧。我拿了一本《诗篇》塞进伙计的手里,他藏在外套底下,溜了出去,但立刻又走回来,把《诗篇》丢在我的脚边,说了这句话就赶快走了:“我不要。会跟你一起倒霉的……”我没有懂他的话——为什么会跟我一起倒霉?但是我非常高兴,他没有把书拿去。自从发生了这件事,我们那个小掌柜比以前更爱对我发脾气,更怀疑我了。
  当拉里昂诺维奇上楼去的时候,我回想起了这一切。过了不多一会儿他就回来了,神情比刚才更丧气,显出从来没有的沉静。吃夜饭以前,对我一个人轻声说:“我说了好多话,想叫你别上铺子去,单在作坊里帮帮忙。
  没有成功。‘金龟子’不肯答应。他和你很过不去……”这屋子里我还有一个仇人——掌柜的未婚妻,那个挺轻浮的女子。作坊里的青年都跟她胡闹,呆在门廊底下,见她过来就一把搂住,她也不生气,只是象小狗似的轻轻尖叫一声。一天到晚,她嘴里总嚼着东西。她的荷包里,总是装满饼干、油炸饼。她的下颏老是在动。她的茫然的脸色和不安定的灰眼睛,见了实在叫人不快。她常常要我和巴维尔猜谜,谜底都是猥亵下流的。又教我们许多急口令,也都是下流话。
  有一天,一个上年岁的师傅对她说:
  “你这个不害臊的姑娘。”
  她就活泼地用下流的小调回答:
  姑娘要害臊
  哪能生宝宝……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姑娘,她恐吓我,要同我胡闹,我很讨厌她。她见到我不高兴胡闹,就益发纠缠不休。
  有一天在地窨子里,我同巴维尔帮她刷洗装克瓦斯和黄瓜的空桶,她对我们说:“小家伙,我来教你们亲嘴好吗?”
  “我亲得比你还好呢,”巴维尔笑着回答。我对她说,你要亲嘴,同你未婚夫去亲好啦。我说得并不怎样温和,她发怒了:“咳,多么粗野呀。小姐跟他亲热,他却翘尾巴;你说,你算什么玩意儿。”
  接着她又用指头做出威吓的样子说:
  “瞧着吧,叫你记得这个。”
  巴维尔帮着我,对她说:
  “若是你未婚夫知道你这般胡闹,他会收拾你的。”
  她的长满瘰疬的脸,现出轻蔑的神气:
  “我不怕他。有我这样的嫁妆,能找到十个比他好的女婿。
  姑娘在出嫁前正是寻欢作乐的时候。”
  她就同巴维尔闹着玩。从此以后,我又多了这一个拚命说背后话的对头。
  在铺子里愈来愈不能忍受,一切宗教书都读完了,鉴定家的议论和谈话,也不能吸引我了,他们说来说去老是这么一套。只有彼得·瓦西里耶夫知道生活的黑暗,讲起话来有声有色,还能引起我的兴趣。有时我想:狐单而又爱报复的先知以利沙,在大地周游,也许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当我把别人的事,自己的心思,坦白地同这个老头讲的时候,他总是挺高兴地听着我说完,然后把我所说的告诉掌柜,掌柜听了不是难堪地嘲笑我,就是愤怒地叱责我。
  有一天,我对老头说,他所说的话,有时我曾经记在本子里,我在那本子上已经抄摘各种诗句和警句。鉴定家大为吃惊,急忙走到我身边,不安地问:“这是干什么?小孩子,这不行呀。为了记住吗?不,不能这么干。你真会闹新花样。你把记了的交给我好吗?”
  他一股劲地劝了我好久,叫我把本子交给他,或是把它烧掉。然后,又气鼓鼓地同掌柜嘀咕起来。
  我们往家里走的时候,掌柜严厉地对我说:“听说你在抄什么,这种事不许做。听见没有?只有密探才干这种勾当。”
  我不经心地问他:
  “那么西塔诺夫呢?他也在抄呀。”
  “他也抄吗?这个高个子傻瓜……”
  沉默了许久,他以从来没有的柔声说:
  “唔,把你的和西塔诺夫的本子给我看看——我给你五十戈比。但不要让西塔诺夫知道,要悄悄……”大概他认为我会答应他的要求,再没说话,迈开短腿望前头跑去了。
  到了家里,我把掌柜的要求对西塔诺夫讲了,他皱皱眉头说:“你太多嘴了……这下他一定会叫什么人来偷你我的本子。把你的给我,让我藏起来……而且,你不久就会被撵走的,瞧着吧。”
  我相信这一点,因此决定,等外祖母回到城里,马上就离开他们。她整个冬天都住在巴拉罕纳,有人请她到那里去教姑娘们织花边。外祖父又住在库纳维诺,我不到他那里去,他来城里时,也从不来看我。有一天,我们在街上碰到,他穿一件沉重的浣熊皮大衣,象神父一样的在街上大摇大摆缓步地走。我招呼他,他用手遮着眼向我望望,在想什么心事似地说:“啊,是你呀……你现在在画圣像,是的,是的……唔,去吧,去吧。”
  他把我从道上推开,又照样大摇大摆缓缓地走去了。
  外祖母不常见到,她要养活衰老痴呆的外祖父,拚命地在干活,还要照顾舅父的孩子。最费手脚的是米哈伊尔的儿子萨沙,他是一个漂亮青年,爱幻想,喜读书。换了好几家染店工作,失业下来就依靠外祖母养活,静候她给他找到新的位置。萨沙的姐姐也是外祖母的累赘,她命运不好,嫁了一个喝酒的工匠,他打骂她,把她赶出来了。
  每次同外祖母碰见,我都更加打心底里佩服她心地好。但是我已渐渐感到这种美丽的心灵被童话蒙住了眼睛,不能看见,也不能理解苦难的现实生活的现象。因此我的焦灼和不安,她是不能体会的。
  “要忍耐,阿廖沙。”
  当我长篇大论地对她说到生活的丑恶,人们的苦痛,苦闷扰乱了我的心的一切,这便是她所能回答我的唯一的一句话。
  我不会忍耐,假使有时候也能表现出这种牲畜和木石的德性的话,不过是为了锻炼自己,要知道自己的力量和在地上的坚实程度而已。有时候,青年人常常凭血气之勇,羡慕大人的气力,试着去举起对于自己筋肉和骨头过重的东西,并且举起来了,为了炫耀自己,象有气力的大人一样,试着挥舞两普特重的秤锤。
  从直接和间接的意义上,我的肉体上,在精神上都有过这一切的行为。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我才没有受到致命的重伤,没有变成终生的残废。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忍耐、对于外部条件的力量的屈服更可怕的使人残废的东西。
  如果我终于变成一个残废者躺进坟墓,那么我在临终的时候,依然可以骄傲地说:那些善良的人,在四十年之中,拚命想使我的心变成残废,但他们的一番辛苦都白费了。
  想闹着玩,想使人家高兴,使人家笑,那种激烈的愿望愈加频繁地驱使着我。我常常做到了这一点,我会假扮尼日尼市场上那班买卖人的脸相,把他们的情形讲给人家听。我模仿乡下男女买卖圣像的神气,掌柜如何巧妙地欺骗他们,鉴定家们怎样吵嘴。
  作坊里的人都大声笑了,有时师傅们看着我的表演,放下手里的工作,但在这以后,拉里昂诺维奇总是劝告我:“你顶好是在夜饭后再表演,免得妨碍工作……”“表演”完了,我好象放下重担,心里觉得轻松了。半小时一小时之间,头脑里很清爽。但是过了一会儿脑子里好象又装满了尖锐的小钉子,在那里钻动着,发起热来。
  我觉得在我四周滚沸着一种什么泥汤,而我自己也好象慢慢地在那里面煮烂了。
  我想:
  “难道整个生活就是这样的吗?我要同这些人一样生活下去,不能活得更好一点,不能找到更好的生活吗?”
  “马克西莫维奇,你生气啦,”日哈列夫注视着我说。
  西塔诺夫也常常问我:
  “你怎么啦?”
  我不知怎样回答。
  生活顽固而粗暴地从我的心上抹去美面的字迹,恶意地用一种什么无用的废物代替了它。我愤慨地对这暴行作强悍的抵抗。我和大家浮沉在同一条河水里,但水对我是太冷了,这水又不能象浮起别人一样轻易地把我浮起,我常常觉得自己会沉到深底里去。
  人们对待我越加好起来,他们不象对巴维尔那样喝斥我,也不欺侮我。为着对我表示敬意,用父称叫我。这很好,但看了许多人狂饮的情景,喝醉以后他们那种讨厌的样子,和他们对女子的不正常的关系,心里实在痛苦,虽然我也知道,酒和女人在这种生活中是唯一的安慰。
  我时常痛心地想起,连那个聪明大胆的纳塔利娅·科兹洛夫斯卡娅自己也说女人是一种安慰。
  那么,我的外祖母呢?还有,那位“玛尔戈王后”呢?
  想起“王后”,我感到一种近于恐怖的感情。她与大家是那样不同,我好象是在梦里见过她。
  我非常多地想到女人了,而且已经在解决这样的问题。下次休息日,我是不是也到大家去的地方去呢?这不是肉体的要求,我是健康好洁的人,但有时候,却发疯似的想拥抱一个温柔而聪明的人,象告诉母亲一样,把我心里的烦恼,坦率而且无穷无尽地向她倾诉。
  巴维尔每晚上都告诉我,他同对门房子里的女佣发生的罗曼史,我非常羡慕他。
  “是这么一回事,兄弟:一个月以前,我拿雪球扔她,还不喜欢她。但现在坐在长凳子上紧紧偎着她——再没有比她更可爱的了。”
  “你们谈些什么?”
  “当然什么都谈。她对我讲自己的身世,我也对她讲我的身世。以后我们亲嘴……只是她这个人很正派……老弟,她人怪好的。……唔,你象个老兵一样地抽烟。”
  我烟抽得很多,抽醉了,心里的忧愁和不安就都麻木了。
  幸而我不爱喝伏特加,我讨厌它的气味和味道。但巴维尔却爱喝酒,喝醉了就伤心痛哭:“我要回家去,回家去。让我回家去吧……”我记得他是孤儿,他的父母早已死了,也没有兄弟姊妹,大约从八岁起就寄养在别人家里。
  正当情绪这样激动不满的时候,更加受了春天的诱惑,我决定再到轮船上去干活,等船开到阿斯特拉罕就逃到波斯去。
  为什么决定去波斯,这理由现在已记不起来了。或者只因为我曾在尼日尼市场上见到波斯商人,觉得非常合意的缘故:他们跟石像一样盘膝坐地,染色的胡子映在太阳光中,沉静地抽着水烟袋,他们的眼睛又大又黑,好象天底下的事没有他们不知道的。
  说不准我真会逃到什么地方去,可是复活节的那一周,一部分师傅回乡去了,留着的也只有一天到晚喝酒。因为天气很好,我到奥卡河边去散步,在那里碰到了我的旧主人,外祖母的外甥。
  他穿着薄薄的灰大衣,两只手插在裤袋里,含着烟卷,帽子戴到后脑壳,他的和蔼的脸,对我做着友好的微笑,有一种令人倾心的快活的自由人的风度。旷野里,除了我们两个,没有别人。
  “啊,彼什科夫,恭喜基督复活了。”
  我们接吻三次,他问我生活过得怎样,我坦白地告诉他:作坊、城市,一切都已经厌倦,因此想到波斯去走走。
  “算啦,”他认真地说。“什么波斯不波斯呀?见鬼。老弟,我知道,我在你这样年纪的时候,也想远走高飞。……”他虽然开口就见鬼见鬼的,我听了却挺舒服。他的身上有一种美好的春天的气息。他显出一副自由自在、自得其乐的样子。
  “抽烟?”他问,向我伸出一只装着粗大的烟卷的银烟盒。
  这可终于把我征服了。
  “唔,彼什科夫,再到我这里来吧。”他向我提议。“今年市场里的建筑工程我包下了有四万多,兄弟,你明白吗?我派你到市场上去,替我当个象监工的人,材料运到,你收下来,按时分配到一定场所,防备工人们偷盗,好吗?薪水一个月五卢布,另外每天给五戈比中饭钱。你同我家里女人们不相干,早出晚归,不要管她们。不过你别说我们是在路上碰到的,你装做随便跑来就得。多马周的星期天,你来好啦——就这样吧。”
  我们象朋友一样分别,他握了握我的手走开去,甚至远远地殷勤地摇着帽子。
  回到作坊里,我告诉他们我要走,开始,大半的人都表示了使我感到荣幸的惋惜之情,巴维尔尤其不好过。
  “你想想,”他责备我说。“咱们在一起惯了,你怎么能跟那些杂七杂八的乡下人过活?木匠,彩画匠……你这是干什么。当家师父不做倒去做香火和尚……”日哈列夫咕噜说:“鱼往深处游,漂亮小伙子却往狭处钻……”作坊里给我举行的饯别会,是很愁闷而枯燥的。
  “当然是什么都应该试一下,”醉得脸发黄的日哈列夫说。
  “不过最好一下就抓紧一件什么做下去……”“做一辈子,”拉里昂诺维奇低声补充说。
  但我觉得他们这样说,是勉强的,好象只是一种义务。我同他们联结着的那根绳子,好象立刻霉断了。
  喝醉了的戈戈列夫在高板床上发着沙嗓子说:“我一高兴,让你们都到牢里去。我——知道秘密。这里有谁信上帝呀?嘿,嘿……”和平时一样,墙旁边靠着没有脸部的未画完的圣像,天花板上贴着玻璃球。早已不在灯下做夜工了,它们好久没用,罩上了一层灰色的尘土和煤烟。四周一切,都深深留在我记忆里,就是闭着眼,在黑暗中,也看得见地下室的全景:所有的桌子、窗台上的颜料罐、成捆的画笔和笔插、圣像、放在屋角上的脏水桶、水桶上面消防夫帽子似的铜的洗手钵、从高板床上垂下来戈戈列夫的发青的象淹死鬼的脚似的赤脚。
  我想早一点离开,但是俄国人是喜欢拖延悲哀的时间的,同人分别,也好象做安魂祭一样。
  日哈列夫把眉头一动,对我说:
  “那本《恶魔》,我不还你了,你愿意算二十戈比让给我吗?”
  这本书是我的,一个当消防队队长的老头儿给我的,我不愿意把这本莱蒙托夫的作品让给别人。但我不大高兴地说,我不要钱,日哈列夫也就不客气把钱收进钱袋里,坚定地说:“随你便吧,不过书我不还你。这本书对你没有好处,带着这种书马上会犯罪的……”“可是店铺也有卖的呀,我亲眼见过。”
  但他很恳切地对我说:
  “那没有关系,店铺里也卖手枪呢……”结果,莱蒙托夫的作品终于没有还给我。
  我上楼去向老板娘告辞,在门廊下碰见她的女儿。她问:“听说你要走?”
  “是的。”
  “你若不走,也会把你赶走的。”她虽说得不大客气,倒十分真诚。
  醉醺醺的老板娘这样说:
  “再见,上帝保佑你。你这小孩子很不好,犟得很。我自己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你的坏处,但是大家都说你是一个不好的孩子。”
  接着,她忽然哭起来,泪汪汪地说:

  “要是我们那个死人还活着,要是我的丈夫,亲爱的宝贝还活着,他一定会对付你,会揍你,会打你的脑袋,可是决不会把你赶走,一定会让你在这里呆下去。现在是全都变样了,一点儿不合意就叫人家滚蛋。唉,你到哪儿去呢?孩子,你到哪儿去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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