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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1)

  我还记得安迪·杜佛尼第一次跟我接触要东西的情形,往事历历在目,好像昨天才发生一样。不是他想要丽塔·海华丝的海报那次,那还是以后的事。一九四八年夏天,他跑来找我要别的东西。

  我的生意大部分是在运动场上做成的,这桩交易也不例外。我们的运动场很大,呈正方形,每边长九十码。北边是外墙,两端各有一个瞭望塔,上面站着武装警卫,还佩着望远镜和镇暴枪。大门在北面,卡车卸货区则在南边,肖申克监狱总共有五个卸货区。在平常的工作日,肖申克是个忙碌的地方,不停有货进出。我们有一间专造汽车牌照的工厂、一间大洗衣房。洗衣房除了洗烫监狱里所有床单衣物,还替一家医院和老人院清洗床单衣物。此外还有一间大汽车修理厂,由犯人中的技工负责修理囚车和市政府、州政府的车子,不用说还有监狱工作人员的私人轿车,经常也可以看到假释委员会的车停在那儿待修。

  东边是一堵厚墙,墙上有很多小得像缝隙的窗子,墙的另一边就是第五区的牢房。西边是办公室和医务室。肖申克从不像其他监狱一样人满为患。一九四八年时,还有三分之一的空位。但任何时候,运动场上都有八十到一百二十名犯人在玩美式足球或打棒球、赌骰子、闲聊或暗中交易。星期天,场上人更多,像假日的乡下……如果再加上几个女人的话。

  安迪第一次来找我时是个星期日。我正跟一个叫安耳默的人谈完话;安耳默隔三差五帮我一些小忙,那天我们谈的是一部收音机的事。我当然知道安迪是谁,别人都认为他是个冷冰冰的势利小人,一副欠揍的样子。说这种话的其中一个人叫做博格斯·戴蒙德,惹上他可真是大坏事一件。安迪没有室友,听说是他自己不想要的。别人都说,他自认他的屎闻起来比别人香。但我不随便听信别人的传言,我要自己来判断。

  “喂,”他说,“我是安迪·杜佛尼。”他伸出手来,我跟他握手。他不是那种喜欢寒暄的人,开门见山便说出来意。“我知道你有本事弄到任何东西。”

  我承认我常常有办法弄到一些东西。

  “你是怎么办到的?”安迪问道。

  “有时候,”我说,“东西好像莫名其妙地就到了我的手上。我无法解释,除非因为我是爱尔兰人。”

  他笑笑。“我想麻烦你帮我弄把敲石头的锤子。”

  “那是什么样子的锤子?你要那种锤子干什么?”

  安迪很意外,“你做生意还要追根究底吗?”就凭他这句话,我已知道他为何会赢得势利小人的名声,就是那种老爱装腔作势的人——不过我也在他的问话中感觉到一丝幽默。

  “我告诉你,”我说,“如果你要一只牙刷,我不会问你问题,我只告诉你价钱,因为牙刷不是致命的东西。”

  “你对致命的东西很过敏吗?”

  “是的。”

  一个老旧、贴满了胶带的棒球飞向我们,安迪转过身来,像猫一样敏捷,在半空中把球抓了下来,漂亮的动作连弗兰克·马左恩弗兰克·马左恩(FrankMalzone),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数度赢得美国联盟金手套奖的著名三垒手。都会叹为观止。安迪再以迅速利落的动作把球掷回去。我可以看见不少人在各干各的活儿时,还用一只眼睛瞄着我们,也许在塔上的守卫也在看我们。我不做画蛇添足或会惹来麻烦的事。每个监狱中,都有一些特别有分量的人物,小监狱里可能有四、五个,大监狱里可能多达二、三十个,在肖申克,我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我怎么看待安迪,可能会影响他在这里的日子好不好过。安迪可能也心知肚明,但他从未向我磕头或拍马屁,我就是敬重他这点。

  “应该的。我会告诉你这种锤子长什么样子,还有我为什么需要这种锤子。石锤是长得很像鹤嘴锄的小锤子,差不多这么长。”他的手张开约一英尺宽,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整齐干净的指甲。“锤子的一端是尖利的小十字镐,另一端是平钝的锤头。我要买锤子是因为我喜欢石头。”

  “石头?”我说。

  “你蹲下来一会儿。”他说。

  我们像印第安人一样蹲着。

  安迪抓了一把运动场上的尘土,然后让尘土从他干净的手指缝间流下去,扬起了一阵灰。最后他手上留下了几粒小石头,其中一两粒会发光,其余的则灰扑扑的,黯淡无光。其中一粒灰暗的小石头是石英,但是要等摩擦干净了以后,才看得出来是石英,发出一种奶色的光芒。安迪把它擦干净后扔给我。我接住后,马上叫出名字。

  “石英,不错,”他说,“你看,云母、页岩、沙质花岗岩。这地方有不少石灰石,是当年开辟这一个山丘盖监狱时留下来的。”他把石头扔掉,拍掉手上的灰尘。“我是个石头迷。至少……以前是。我希望能再度开始收集石头,当然是小规模的收集。”

  “星期日在运动场上的探险?”我问道,站了起来。好一个傻念头,不过……看见那一小块石英,我也不禁稍稍心动了一下,我不知为什么;我想,大概是和外面的世界有某种联系吧。你不会想到在运动场上会看到石英,石英应该是在奔流的小溪中捡到的东西。

  “星期天有点事做,总比没有的好。”他说。

  “你可以把锤子插进某人的脑袋中。”我评论道。

  “我在这儿没有敌人。”他静静地说。

  “没有?”我微笑道,“再等一阵子吧。”

  “如果有麻烦的话,我不会用锤子来解决。”

  “也许你想越狱?在墙下挖地道?因为如果你——”

  他温文有礼地笑了起来。等到我三个星期后亲眼见到了那把石锤时,我就明白他为什么笑了。

  “你知道,”我说,“如果有人看见你带着这玩意儿,他们会把它拿走。他们连看到你有个汤匙,都会把它拿走。你要怎么弄呢?就蹲在这儿敲敲打打吗?”

  “噢,我会想出更好的办法的。”

  我点点头,反正那部分确实不关我的事。我只负责供应东西,至于他能否保住那个东西,完全是他的事情。

  “像这样一个玩意儿,要多少钱?”我问,我开始享受他安静低调的态度。如果你像我一样,已经度过了十年的牢狱生涯,你会极端厌倦那些爱大声咆哮、好吹牛、还有大嘴巴的人。所以,可以这么说,我从初次见面就很喜欢安迪。

  “任何卖石头和玉石的店都可以买到,要八块钱,”他说,“不过当然我明白,你经手的东西都还要加一点佣金——”

  “平常是加百分之十,不过我必须把危险物品的价格再提高一点。你要的东西比较不那么容易弄到手,所以就算十块钱好了。”

  “那就十块钱。”

  我看着他,微微一笑。“你有十块钱吗?”

  “有。”他平静地说。

  过了很久,我才发现他至少有五百元,是他入狱时就带进来的钱。每个人入狱时都要先经过一番检查,他们会强迫你弯下腰来,然后仔细查看你的某个部位。不过那部位空间不少,有决心的人想瞒天过海还是有办法,东西直往内塞,表面上甚至看不出来,除非碰巧检查你的那个人居然有心情戴上橡皮手套,往里面猛掏。

  “很好,”我说,“你应该知道万一我给你的东西被发现了,该怎么办吧?”

  “我想我应该知道。”我可以从他的眼神转变中看出,他早已猜到我要说什么了。他的眼神中闪现一丝他特有的带着嘲讽的幽默。

  “如果你被逮着了,你要说是你自己找到的。他们会关你三或四个星期的禁闭……还有,当然啰,你的玩具自然也会被没收,还会在你的记录上留下一个污点。但是如果你说出我的名字,以后就甭想再和我做生意了,连一双鞋带或一包香烟都甭想我卖给你。我也会派人给你一点颜色瞧瞧。我不喜欢暴力,但你要了解我的处境,我可不能随便给人摆了道儿,这样我往后就混不下去了?”

  “我懂,你不用担心。”

  “我从来不担心,”我说,“在这种地方,担心于事无补。”

  他点点头走开了。三天后,趁早上洗衣服的休息空档,他走向我。他没跟我说话,甚至没看我,不过神不知鬼不觉地塞给我一张摺得整整齐齐的钞票,手法就像魔术师玩扑克牌戏法一样利落。这家伙学得很快。我给他弄了一把锤子,正是他形容的尺寸和样子。我把锤子藏在我的牢房中一个晚上,这种锤子不像逃亡工具,我猜如果想用这样一把锤子挖地道逃出去,大约要六百年,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因为万一把这玩意插在某人的脑袋中,他就再也别想听电台播放的流行歌了,而安迪一向跟那些同性恋处不好,我希望他们并非他真正想锤的对象。

  最后,我还是相信自己的判断。第二天一早,起床号还没有响起,我就把锤子藏在香烟盒中拿给厄尼,厄尼是模范囚犯,他在一九五六年出狱前,一直负责打扫第五区的走道。他一句话也没说,就飞快地把锤子塞进上衣里,此后十九年,我不曾再看过那把锤子,等我再看到它时,那把锤子早已磨损得没法用了。

  接下来那个星期日,安迪在运动场上又走向我。他的样子惨不忍睹,下嘴唇肿得像香肠,右眼也肿得张不开,脸颊有一连串刮伤。他又跟那些“姊妹”起冲突了,但他从来不提这件事。“多谢你的工具。”他说,说完便走了。

  我好奇地看着他。他走了几步,在地上看见什么东西,弯下腰去捡起来。那是块小石头。囚衣是没有口袋的(惟有担任技工的囚犯在工作场合中穿的工作服例外),但是总有办法可想,因此那块小石头消失在安迪的袖子中,而且一直没有掉下来,手法真叫人佩服……我也很佩服他,尽管他碰到不少麻烦,还是继续过他的日子,但世界上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却办不到,他们不愿意或没有能力这么做,其中许多人根本没有被关在牢里,却还是不懂得过日子。我还注意到,尽管安迪的脸孔透露出他碰到麻烦了,但是他的双手仍然干净得一如往常,指甲也修剪得整整齐齐的。

  接下来六个月,我甚少看见他。安迪有好一阵子都被单独关在禁闭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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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里,我想先谈谈关于“姊妹”的一些事情。

  这类人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像“公牛怪胎”或“牢房苏茜”等等——最近流行的说法是“杀手皇后”,但在肖申克,大家总是称他们为“姊妹”。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除了名称不同之外,我猜其他没有什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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