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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修

  倪正有个朋友在公安局,常从倪正的摊上混双小孩鞋。时间长了不过意,说:“我们那儿有电脑,你不想查查以前认识的谁谁,现今在哪?”

  倪正没什么可查的人。该有联系的,搬哪去也知道下落。该没缘份的,把名字地址写小本上也白搭。突然,一个名字像氢气球似地从记忆的深海浮了出来,塞在他的喉咙口。

  别!还是别打听她!

  倪正把这触目的红气球强压进心底。可是从此他不得安宁。终于有一人,他去找朋友说:“帮我打听打听汪学勤吧!”

  “女的?”

  “女的。”

  “以前是干什么的?”

  “小学老师。”

  “30多岁?”朋友颇有深意地歪着头。

  “对,30多岁。”倪正眼前出现了一位端庄的女人,穿敞领很大的制服,好像那是两片葵叶托者她的脸庞。

  “明天听信吧!”

  “哎,错了错了!”倪正两手一拍,清脆地如同塑料鞋底击在一起。“那时候30多岁,现在25年过去了,该是靠60的人了!”

  小时候教过你的老师,在学生眼睛里,似乎永远年轻。

  朋友把地址送了来。倪正小学五六年级时的班主任汪学勤,现已退休,住在郊外的卫星城。

  倪正给小学时的中队长,现在的女记者姚小蒙打电话,约她一块去看汪老师。他不愿单独去见老师。“下课后你单独到我这儿来一下。”对所有的孩子,这一句话都具有持久的威慑力。

  “你怎么突然想起扎她来了?”

  “不是突然。这么多年,我其实一直想找她,只不过自己不愿意承认罢了。”

  “咱们再约上乔一水吧!她现在是医生,主治医师。当初是咱们三个人。现在也许是咱们三个。”女记者说。

  倪正用的是公用电话,已经有两三个排在他后面,像准备玩老鹰抓小(又鸟)的游戏。“由你安排吧!我是自由职业者,随叫随到。”他预备搁下话筒。

  “你是发起人,怎么反倒成了我召集?”女记者骇怪地叫起来。

  “别忘了,你是中队长,而我不过是个普通队员。”倪正觉得这理由天经地义。

  “那乔一水还是大队长呢!”姚小蒙很愿意延长这种谈话,它使人觉得年

  倪正回到家,修了胡子刮了脸,又叫老婆预备了一套西服。最后把这几天的晚报重新后了一遍(他没订别的报),把国家大事说了说,预备那个女老师提问。想了想,再没什么可准备的了,便安安静静地开始等通知。

  天下雪了,倪正的雪地靴卖得挺快。他突然用余光瞟到两位气派不凡的女士站在一旁,虽没看清脸,也立刻停止了同顾客的讨价还价。他得让小学同学记忆中那个诚实厚道的小男孩永远活着。

  真是她俩!姚小蒙穿一身大红色太空棉防寒服,喜庆得如同一根笔直的二踢脚。乔一水脸色苍白,从头发梢卫往外沁着药气。

  “刚下夜班。”乔一水轻敲着自己的太阳穴。明亮而聪慧的眼睛,在太阳穴的内侧,宁静地注视着倪正。

  瞎!大队长就是大队长!这一眼,就让倪正回到了当年俯首听命的位置上。

  “我同汪老师联系上了。她在家养病,随时欢迎咱们去。”姚小蒙面向乔一水说。

  “我回去换套衣服。”倪正也向乔一水说。

  “不必了。去看老师,又不是当新郎倌!你当年拖着两筒鼻涕,汪老师也没嫌弃过你啊!”

  假如是别的女人这样说倪正,倪正会火的。但乔一水从小就是这样对倪正讲话,反倒亲切。

  “既然是去看病人,空手不好。”姚小蒙说。

  倪正本来想说从自己摊上拿两双鞋吧。有一种适合老年人穿的棉鞋,脚踩进去就像陷进面包里,暖和极了。又一想,从自己摊上拿,显不出贵重。就是她们终于决定要送同样的鞋,也一块到国营商店去买。

  乔一水说:“咱们一边走一边看吧。什么东西像萤火虫似地在咱们眼前一亮,就说明咱们都看上它了。甭管多少钱,买就是了。送给老师的礼物,我猜大家都不会吝啬的。”

  倪正随两位女士走在繁华的街道上。他绝对要比她们想像的富,他在提醒自己:一会掏钱的时候不要太大方,千万不能一时冲动,就多出钱。三一三十一,大家均摊。不能让一位大夫、一位记者心里头失去平衡,她们虽然名气大,手头肯定不宽裕,不能在这上头压过了她们,让大家不痛快。就是想对老师表示心意,这回认了门,下次自己多提点礼物去看看,不是更好吗!

  琳琅满目的商品。今冬流行大披肩,像床单一般大的围巾,把女人们裹得如同襁褓中的婴儿。两个女人站住了。

  “给汪老师买条大披肩吗?”倪正问。

  不。不。两个女人开始移动脚步。在那一瞬,她们想到的不是年逾花甲卧病在床的老人,而是自己。

  “你们说,汪老师会不会忌恨我们?”乔一水突然转过身问。

  他们面面相觑,这是他们一直在回避却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他们的良心驮着这个问号走了二十五年,这个问号浸满了水,越来越沉重。他们去看望这个老女人,主要是为了让自己的心灵解脱。

  他们是站在一家光怪陆离的玩具商店面前谈论这些话的。一群绒布猴子一只搭住一只,攀在透明的悬崖绝壁之上。

  “假如她那时不抽烟就好了。”姚一蒙说着掏出一支细长的女士香烟,兀自抽了起来。

  “假如我们那次不到她家去就好了。”倪正说。

  “假如我们没看过那场电影就好了。”乔一水说。她开始漫步向前走,好像一只没有帆也没有橹的船。

  没有人能听得懂他们的话,也许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汪老师。

  汪老师的家那时候在天安门附近。1964年的国庆节,庆祝建国十五周年,从未有过的盛大与升平。汪老师随口说道,在她家的小院里可以看到礼花在头顶开放,有一种绸布的降落伞,还曾挂在她家的桃树梢上。

  乔一水说:“汪老师,十一那天晚上,我们到您家去好吗?我们保证不打扰您,只在院子里静静地坐着。”她自知自己是好学生,而好学生总是比较敢讲话的。

  汪老师觉得自己过分渲染了国庆节之夜的美丽,而且这将给家人带来很多麻烦。她与公婆合住,那是一个庞大的家族,但她不愿拂了学生们幼小的心灵。她说:“好吧。不过你们不是在我家住一夜而是住两夜。”因为她家距天安门太近,从九月三十日下午戒严直到2日凌晨才解除。

  初次离家!这对少年们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事情。全班学生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大队长、中队长和进步最大的同学去老师家。

  第一夜他们睡得很好,有一个崭新的节日在等着他们。第二天他们很早就爬起来了,预备每一分钟都与众不同地度过。那时候没有电视,只有播音员在收音机里用夸张的声音热烈他说:看!农民兄弟的队伍走过来了!他们手里的麦穗像金子一样在闪光,棉桃像银子一样灿烂……

  在这段话过去大约十分钟,孩子们在胡同口,从大人们的胳膊缝和脖子旁的空档里,就看到农民伯伯和婶婶们走过来了,只是麦穗和棉桃都耷拉着。农民都是高校的学生装扮的,头天晚上在指定地点坐了一夜,刚才又着实兴高采烈了一阵,现在都无精打采的。乔一水最先失望:“这还不如过些日子新闻电影拍出来好看呢!”

  大家都有一种受了骗的感觉。

  回去吧。汪老师在自己家里忙着做饭。她平日工作忙,顾不了家,节假日就像赎罪似地干活,况且她这次又领回一帮半大不小的毛孩子。姚小蒙觉得汪老师对大伙还没有在学校时好。

  开饭了。汪老师怕孩子们拘束,就给他们在院子里单开了一桌。大家看着围着花围裙的老师.觉得很陌生。

  汪老师把饺子盛好,又忙着侍候公公婆婆去了。孩子们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一咬饺子,茴香馅的。乔一水父母都是南方人,从来没吃过这种馅的饺子,就说:“我不吃这种草做的东西。”姚小蒙也说:“这东西有一股中药味,跟咳嗽糖浆似的。”倪正原本是吃茴香的,一看大队长中队长都不吃,自己也不好意思说爱吃了。

  汪老师一看饺子剩了这么多,就掏出钱来让孩子们到街上去买点心。游行还没完,戒严着走不远,只在胡同口小铺里买了几块月饼,硬得像怀表,泡了水才咽下去。

  到了晚上,才发现站在外头看焰火简直是受罪,就像在太阳底下仰头看太阳似的,根本睁不开眼。还有纷纷扬扬的礼花弹皮,像雪花似地飘洒着。汪老师一家都躲在屋里不出来,只有三个孩子像小桃树似地站在院子里。

  终于等到放降落伞了。一串发着磷光的亮点在天幕上吱吱叫着乱窜,划出不规则的几何图形。在摇曳的银线就要熄灭的瞬间,一个个蝌蚪似的降落伞,陡地抖开在无边的苍穹。它们无声无息像候鸟似地迁徙着,被无所不在的高空凤吹得膨胀如睡莲。礼花尚未散尽的烟尘,在长空中留下斑驳的彩雾。降落伞钻过它们的时候,被镀上美丽绝伦的色彩。降落伞像蒲公英花似的,抖一抖身躯,将瑰丽的颜色留在天空,它们洁白而又执著地向大地扑降下来。

  假如能捉到一只降落伞,所有的沮丧就都烟消云散了!这个国庆节将无比美妙地飞翔在孩子们的记忆之中,永远不会着陆。

  起风了,北京城极少见的正南风。风在半空中扬起翅膀,将所有的降落伞都驱进故宫深不可测的院落之中。

  汪老师以为他们很高兴。她最后一眼看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像向日葵一样望着星空。她被亲友们拉去打麻将。她极少陪着玩这种游戏,因为亲戚们对她领回家的孩子们很宽容,她愿意让他们高兴。

  三个孩子躺在一张床上,久久没有睡着。他们刻骨铭心地想念自己的家,觉得这个阴冷的宅院莫名其妙。

  “汪老师骗人!根本就不会有降落伞落到这里来!”乔一水说。

  “骗人倒不是。怪南风。”倪正说。他在天空盯住了一朵降落伞,觉得它已经属于自己了。只要收紧线,降落伞就会像风筝似地回到自己手中。

  怨南风是很公正的,可怨南风解不了气。他们从小就学会了嫁祸于人。比如小孩子不小心跌倒了,大人们就跺跺地说:多么可恶的地啊!

  “我要上厕所去。我一害怕就想撒尿。”姚小蒙说。

  当了医生的乔一水,后来正确地分析出人害怕时尿多是因为心里紧张血流增快,血像山洪暴发似地通过肾脏,肾就滤出了更多的水。这就像往筛子上倒的河砂多,筛出来的石头子也多一样。

  姚小蒙去上厕所,穿过一重又一重天井。这同自己家不一样,自己家的厕所就在单元房内,汪老师的家中的厕所在院落最深处。她几乎迷路,突然听到一阵啪啪啪、啪啪,有节奏的敲击声,像一曲晦涩的歌谱。她想起一部电影叫作《永不消逝的电波》,她在那里面听到过这种节奏——那是电台在发报!姚小蒙被自己的重大发现吓破了胆,她没有胆量去寻觅这声响发出的准确位置,连厕所也没有去。所有的尿都倒流回血液中了。

  “乔……一水,你睡了吗?”她颤颤惊惊地问。

  “我没有睡。我想明天一早我们坐头班车回家去。”

  “你不上厕所去吗?”

  “我没有尿。我不去。”

  “你去吧。你要是去了,你就会发现一个秘密。”姚小蒙把乔一水从暖和的被窝里拉出来。

  乔一水被秘密吸引着,披起了衣服。很快,她就回来了,脸白得像月光下的一块碎镜子:“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姚小蒙想她应该说听到了什么,结果是看到,这说明秘密之外还有一个秘密。她不甘示弱地说:“你知道的我也知道,所以我才叫你去的。”

  “我想汪老师是一个特务!”

  啊!

  连最先听到发报声的姚小蒙都吓了一大跳。这么说,一切都是真的了?

  “我看见汪老师穿着一件绸子衣服,闪闪发光,像是洋铁皮做的一样。她正和几个人在商量什么事,头像羊犄角似地抵在一起。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点的是油灯!”

  那天晚上,这一片停电了。孩子们一直没有去拉灯绳。在他们受过的教育中,所有的特务聚会时,点的都是油灯。

  女孩们把倪正叫醒,把这个重大的发现告诉他。倪正像梦游似地被逼看去看了一趟,回来时竟比女孩还要激动。他看见汪老师正在吸烟,油灯光是从下面往上照射,这个角度的光芒使任何人的脸都显得狰狞而恐怖。还有银光闪闪的绸缎夹袄、笔直的硬领代替了平日朴素的大翻领。那个温柔美丽的女教师在扑朔的灯焰中消失了,从烟雾中浮起另一个女人,像连环画中的地主婆。

  孩子们在昏暗中惊恐地睁大眼睛,断定自己堕入魔窟,他们很想有所动作,但是不知道该干点什么或是能干点什么。他们焦急地等待着,觉得事情既然有了这么不寻常的开头,一定还得发生下去。直到无边的困倦像一床黑而柔软的毯子,将他们裹胁而去。

  第二天阳光灿烂,所有昨天晚上的事都像一个吓人的童话。汪老师穿着洁净的翻领服装,为他们买来大饼油条。他们都饿了,吃得忘了一切。等到吃饱了,他们就快快活活地同老师家人告别,回自己家去了。

  汪老师把他们送到汽车站。那时候逢到过年过节,汽车站上也有人卖票。汪老师为孩子们买了票,一放在他们手心里。

  这个汪老师跟那个穿绸缎衣服,抽烟,手指像发报一样动弹的女人,是一个人吗?孩子们迷惆地看看太阳,太阳的光线像注射器推药一样,把温暖注入他们的体内。他们昨天晚上都忘了掐掐自己,主要是当时真实的绝想不到要掐自己。他们又想互相核实一下情况,一看彼此问询的眼光,就知道那一定是真的。

  “怎么办呢?”下级问上级。在少先队员眼中,三道杠是智慧和力量的象征。

  “我们应该向公安局报告。”乔一水在公共汽车拥挤的人群中说。

  可是,报告什么呢?在黑夜中显得那么铁案如山的证据,在阳光下突然像蝙蝠一样藏匿起来。

  “那我们就暂且不去报告,暗暗观察她的活动。等情报搜集得多了,咱们再一块报告,你们说好不好?”大队长到底是大队长。

  “好哇好吃”两个下级齐声欢呼。他们不单因为这个主意妙,而是为不必再纠缠在这件可怕的事情上而高兴。

  他们很快把这件事给忘掉了。他们恰好13岁,这是一个充满幻想和叛逆的年龄。如果把每一个13岁少年脑子里掠过的念头,都用化学药品固定下来,一定会塞满一个庞大的博物馆,并且令所有的成年人胆战心惊。他们会怀疑自己不是父母亲生,会怀疑周围某个熟人是外星球的奸细,或者干脆认为自己爱唠叨的祖母是一条大灰狼变的……

  这一切都本该消失的。他们面临升中学的关口,汪老师很负责地抓他们学习。他们虽然有时会恨恨地想起:你也许还是个特务呢,别这么神气!但更多的时候,不得不俯首听命。

  汪老师没有察觉到孩子们轻微的怪异。她虽是大学,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被从中央的机关消洗出来。她没有学过儿童心理学,她不知道少年有一个反抗期,她只是全力以赴钻研把孩子们学习提高上去的规律。

  一切如愿以偿。大队长、中队长和那个进步最显著的学生,都考上了重点中学。家长们很高兴,孩子们也很高兴。他们在毕业前与自己的老师和好如初。因为除了那恐怖的一夜,他们再也没有发现任何破绽。

  他们在中学读了8个月的书,从此开始了“史元前例”。他们被高年级学生戏称为小萝卜头,中学里的一切还没来得及熟悉,他们又长又大的尾巴还留在小学没甩进中学的大门。他们目赌了所有的热烈所有的澎湃,听得见自己的骨头麦苗拔节似地咔咔作响,可中学不需要他们。

  不知哪个学校一个聪明的男孩,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杀回小学闹革命!

  啊——呜啦!孩子们欢呼起来。那时候他们学的是俄语,这个表示欢乐的词像多少年后的ok一样风行。

  从初中的老末到小学的老大,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划时代的变化。乔一水和姚小蒙已不是大队长和中队长了,中学是一个群英荟萃的地方,她们已同倪正一样成为平民。大家快活地抒了别情,想起自己神圣的使命。

  “真没想到,咱们那个时候的革命警惕性就那么高!”乔一水由衷地赞美一年半以前的自己。

  “听说汪学勤已经给关起来了,正等着咱们这发重磅炸弹呢!”姚小蒙说。

  “主要的还是你们俩说吧。我补充行吗?”倪正仍旧是很憋厚老实的样子。

  孩子们高兴极了,充满无与伦比的自豪。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所有压在头上的大山都在一夜间轰然倒塌,自己就是天生的革命者。

  他们争着回忆那天夜里对特务汪学勤的发现,互相补充想像着把事情织补得天衣无缝。汪学勤现在就关在一问小黑屋内,等着他们批斗。

  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到门前,突然一齐站住了。

  “你先进去吧!你是大队长。”倪正推乔一水。

  “大队长怎么了?这次就非让你先进,你还是个男孩呢!”乔一水掩饰住内心的怯懦,很有气魄地说。

  “别争了。喊一、二、三,我们一起进!”姚小蒙说。

  他们砰地推门进去,好像一个汹涌的浪头。汪学勤正坐在桌前写检查,她第一个表情是充满欣喜的。当年她最喜欢的几个学生,长高了长大了……她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树枝一样摇曳着,想去抚摸他们的头……

  三个人惊愕地后退了一步。他们的汹汹气焰在老师的这个习惯性动作面前,好像绵白糖泡进了水里。他们拥挤在一起,对老师的传统畏惧像虐疾一样发作,他们躲闪着,好像老师的手是一场突然袭来的风雨。

  乔一水毕竟当过大队长,她对自己和同伴们的怯儒很不满意,在这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了。少女柔美而洁白的指掌,在空中像划水似地游动着,空气嘶嘶叫着,裂开一道黑暗的峡谷。她的手像鸽子一样飞了过去。毕竟只有14岁,还没有成年的汪老师个高,乔一水的手只击到了汪老师脖子与面颊相连的部位。那里是一个水坑似的凹陷,女孩子的手背,便像被虫噬过的树叶,不情愿地翻卷了过来……

  就像暴雨中是先看到闪电而后才听到雷声。许久之后,时间长得乔一水感到手指发酸想回去睡觉了,他们才听到震耳欲聋的皮肉撞击皮肉的响声,很清脆,像气球爆裂时的声音。

  残暴是具有传染性的,孩子们都举起手来……

  “你们为什么?为什么……”汪老师惊愕得像一头被击中的母鹿。她什么都想到了,可她没想到自己最喜爱的几个学生,会向自己高举起手掌。那些手掌比半年前大了一点,像一枚枚闪亮的白烨树叶子,她甚至看清了胖而圆的小手掌上婉蜒的纹缕,像一条条嫩红色的河流……她其实是常常看到风铃似的小手掌的,它们高高地举起,像栽在课桌上的一种奇怪的植物,忽而生,忽而灭,全凭她的意志而生灭不已。现在,轮到她向她最心爱的学生,提一个自己一生都无法解开的问题。

  “因为你发电报……”

  “因为你是特务……”女孩子尖锐的声音像鸽哨,一样,即使在诅咒的时候,也很悠扬。

  “因为你抽烟……”乔一水感觉到了证据不充足,抛出了她认为最有分量的事实。六十年代是一个节俭而扑素的时代,她真的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女人抽烟。

  汪老师没有感到疼,所有的感官都进入了思索的提问: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情形下她当着孩子们抽过烟呢……

  “打人的感觉,像一副手套,粘在我的手指上,这么多年了,怎么洗也洗不掉。”乔一水站在丝绸商店花团锦簇的橱窗前说,脸色端庄而平和。在马路上,走着许多这样温文尔雅的中年知识女性,你绝想不到她们曾经有过的凶猛和残忍。

  “所以,我们才要找到汪老师。不但是为了她,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姚小蒙如今活得磊落而洒脱,几乎没有什么事她办不成。她有许多朋友,她慷慨地为朋友们办事,觉得自己像甘霖一样普渡众生。但她内心最偏僻的角落,有一块隐病。许多年来,她把岁月像积雪一样堆在上面,她以为自己成功地遗忘了这件事。现在,积雪轰然倒塌,它非但没有将一切消失,反而保管得栩栩如生。

  比较起来,也许倪正的罪恶要小些。在巴掌的起落中,小男孩是控制了胳膊上的肌肉力量,只要大队长和中队长不说他是叛徒,他愿意手下留情。他想汪老师一定也感觉了这一点,因为人脸是感觉最灵敏的地方。她妈打他时,哪一下轻,哪一下重,他心里都有一本账。许多年后他才懂得,不在于手的重量,而在于手的高度……

  他们急给汪老师买块绸缎,挑来捡去确定不了颜色。后来决定买支人参,野山参和高丽参又恰好没货。买吃的水果食品吧,乔一水坚决反对,说这太庸俗了,又不是三年自然灾害时代。姚小蒙说要高雅的,那我们去买一束鲜花吧!大家都非常赞成,兴冲冲地挤进花店,人家说鲜花要预订,现有的几株有点凋零残败了。

  突然,他们眼前一亮:这不是乔一水说的萤火虫飞过,而简直像颗照明弹炸在眼前。

  这是一家很大的工艺美术商店。无数珍宝玉翠,像小妖的眼睛似的,在黑金丝绒铺就的台面上,熠熠闪光。

  那个穿着巨大翻领的整洁制服的老女人,是不会喜欢这种东西的。

  越过这些珠光宝器的饰物,真正吸引他们视线的,是一套乌黑如炭的福建大漆烟具。一个小脸盆大小的烟灰缸,一个精美绝伦的烟盒,端放在椭圆形的托盘里,仿佛是黑色大理石雕刻而成,润泽而温暖地等待着他们。

  “对!就买它!”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他们能评判老师吗?他们想借此道歉吗?难道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有资格对老师说:您其实是完全可以吸烟的……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但在无数的商品之中,他们一眼看中了它!

  “你们俩个把它买下来。我再去转转。”倪正不容置疑地扔下这句话,匆匆走了。两个女人望着他那高大的背影,第一次意识到他不再是那个憨厚的男孩。

  大队长和中队长很顺从地采纳了普通队员的主意,细心地挑了一套绝无瑕疵的烟具。倪正赶了回来,手里托着一枚像金龟一样耀人眼目的打火机。

  “多少钱?”姚小蒙问。

  作为医生,乔一水毕生致力于反对吸烟,但她很赞赏倪正的想法。现在,就更加完美了。

  倪正报了一个价钱,很便宜的。作为一个对烟具颇有研究的女人,姚小蒙没有揭穿他。这种打火机的价钱其实很昂贵。

  他们把东西递给购物小姐,让她用铝箔包扎成一个很美丽的包裹,还用红丝带扎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

  他们终于在林立的居民小区找到了汪老师的新居。离天安门已经很遥远了。

  他们按响门铃,有悦耳的音乐响起。从门铃的考究来看,汪老师的晚年,该是很安逸的,大家心里很宽慰。

  一位腰系白围裙的小阿姨开了门,听他们讲清来意,很热情地说:“请进。很欢迎你们。汪老师这两天总在念叨你们。不过,”她侧身将他们让进门厅,压低声音说,“讲话时间可别太长,汪老师的病很重,是肺癌……”

  礼品盒子上的红蝴蝶,像活起来一样,飞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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