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369 >> 诗词散文 >> 散  文 >> 毕淑敏散文集>>正文

  那一年,我从内地探家归来回边疆,从乌鲁木齐搭上一辆军车,是运送压缩饼干的。驾驶楼子里坐着司机、副司机,把我夹在中间。冬天穿得多,挤得像一堵绿墙。

  六千里的路途,要在戈壁雪域急驰12天,晓行夜宿,好像追赶队伍的孤雁。路上的景色十分荒凉,赫锈色的大漠像沉睡万年的黄猫,在喉咙深处打着闷哑的呼噜。载着高高饼干箱的大卡车,像无足轻重的虱子在爬行。

  长途行车,要同司机搞好关系。不但生活上他们会关照你,一路还可天南地北的聊天,以排遣孤旅的寂寞。

  我坐在中间,左边执掌方向盘的副驾驶,一个面色透出血丝的陕北小伙,总像被别人刚击过一掌似的。他正在学艺,属于技术尚不熟练因而热情极高的阶段。开起车来双目炯炯,所有的动作都因用力过度而夸张。

  他很勤快,每天早早起身,用汽油喷灯把冰冻的发动机烘烤得暖洋洋。接着用一块油腻的抹布,把车身擦得闪光。特别是车的大灯,雪亮得如同巨鲸的眼睛。我看他太辛苦,就说:“擦那么亮干什么?一路都是荒山野岭的,连个西游记里的妖怪都没有,谁看?”

  他低着头依旧擦,手指甲因为用力而发白。嗤嗤地说:“有人哩。车走着走着,会突然跳出个村子。有娃子来看汽车哩。还有(又鸟)呀鸭的也都来看呢。”

  跟这样的新兵,你就觉着自己没了道理,再不能说什么了。

  小鬼人挺可爱,但技术实在不敢恭维。边塞的路,先天粗糙又失保养。断断续续朽同烂绳。但偶尔会在被车轮耙松的搓板路里,竖着极狰狞的石块和极险恶的陷阱,副驾驶完全不知避让,驭车直冲过去,腾的颠起滚流黄尘,让你的心从胸膛飞射脑门然后狂泻脚底。大厢上装载的饼干,齐声发出粉碎的呻吟。我想,到了目的地,这批饼干需改一个名字,叫做炒面了。

  每逢颠得剧烈的时候,我就用眼睛去瞪坐在右面的正驾驶——他叫唐最雄,是个老兵了。希望他能负起责任,指导一下徒儿,不要把车开得像自杀。

  但是唐最雄无动于衷,甚至连跟睫毛都不眨动,裹着皮大衣,冬眠的样子。但是他绝对清醒,证据是车身每一次剧震之前,他都会微抬身体,很舒缓地松弛了全身的筋骨,把自己调整得如同一管质地优良的弹簧。当从轮胎传达来的猛烈颠簸驾临时,就像婴儿等到了摇篮的一次晃动,很惬意地随节奏俯仰着。

  我觉得他这个师傅不称职,或许自己没什么真本事,也指点不了徒弟。要么干脆就是偷懒,漫漫行程中,一直都是让副驾驶开车,他自己袖手养神,比我这个搭车的还要轻松。

  要说唐最雄一点也不关心徒弟,也不全面,每逢路过村镇的时候,他的眼光就像鹰隼一样锐利起来,从粘满风沙的睫毛间迸射而出,随着穿越公路的每一个活物——也许是一个满面尘灰的孩子,也许是一只看不出颜色的(又鸟)鸭,也许是一条生了撅皮病的黄狗……快速移动。一旦村舍在背后隐没,他的头就立即萎顿下去,重新陷入皮大衣毛茸茸的领子里。

  最后一天,狂风骤起。副驾驶在一次把人颠得骨折的动作里,迷了自己的眼睛。他又搓又揉,把眼珠捣腾得像红荷包,还是不行。最后是我拆开自己的棉袄袖口,抽出一缕棉花,用火柴梗卷了两个简易棉签,蘸了雪水,才把那粒黑沙子掘了出来。

  病源虽已除,但副驾驶的眼睛迎风流泪,一时半会是开下了车了。

  逼不得已,正副驾驶员易座。唐最雄在揣着手坐了11天汽车以后,正式握上了方向盘。

  他一踩油门,手臂一个回环,我就知道自己遇到了行家。车启动像一头海豚缓缓举鳍,无声但是迅捷无比地开始了滑行。原本凸凹不平的道路像抹了油似地光滑起来,在车轮下缎子似地延伸。当然那些隆起和坑陷还在,只是唐最雄巧妙地躲闪了它们,在各种障碍的边缘优雅行进。甚至这种被动的躲闪中还蕴有一种节奏,使你感到他不是在开车,而是把自己的身躯膨胀到同卡车一般大,俏皮地在风沙弥漫的荒原上舞蹈。

  我刚开始很高兴,表扬他:“想不到你开车的技术这样好。”唐最雄不置可否,几乎是不屑地哼了一声。好像一个美女听到别人盛赞她的妩媚,不胜其烦的样子。

  随着路途渐远,我生起气来,不是气他的不识夸奖,而是气愤他既有这么好的驾驶技术,为什么偷懒,让我们,包括他自己,都多受了许多颠簸。这就好比一行3人,一路上都是小女人在做饭,色香味俱无不说,还顿顿夹生。直到了最后一日,你才知道,同行的老女人是个烹调高手,就是极简陋的菜蔬,也做得别有风味。可她一直在暗地里窃笑着,你说气人不气人?

  想想又奇怪。想他这种把车开得像绣花一样的人,又怎能容忍副驾驶那种狂轰烂炸式的野蛮开法呢?我坐过许多司机开的车子,知道老司机可以不心疼人,但他,是绝对心疼车的。

  又过了一程,我看出他开车的毛病来了。

  每逢过村庄的时候,(虽然路上的人烟极少,还是会有村落的)他就不由自主地轻轻颤抖。由于挤靠得很紧,通过我与他的身体接壤部分,我可以清晰地感到那种不应属于强壮男人的细碎震颤,好像疟疾病人高烧来临时的反应。

  一只鹅在路上走。可能是很少见到汽车,鹅对鸣笛并不惊慌,依然像个胖而懒的中年妇女,撅着屁股,目不斜视地横穿公路。

  别的司机,会用前轮抵住鹅蹼,逼使那鹅狂吠起来,扇着翅膀,抖落下鹅绒,惶然逃窜。

  唐最雄不。他伏在方向盘上,耐心地看鹅搔首弄姿,看鹅用扁扁的嘴巴梳理灰脏的羽毛。看鹅兴奋地嘎嘎大叫。

  戈壁上很少有鹅。这是一个例外。

  胖鹅盘踞公路当央,汽车左右绕行不得。

  唐最雄心平气和地等。

  我不耐烦了,说就:“开过去吧。”

  唐最雄说:“那会压着它的。”

  我说:“不可能的。当我们的轮子一过去,它就吓得飞起来了,绝对压不了的。退一万步,就算把它压着了,你就说是它自己钻到你的轱辘底下的,有谁知道?”

  唐最雄看着鹅说,“万一压着了,是要赔的。”

  我说:“赔多少?不过就是一只鹅,也不是一只老虎。真要是压着了,我来赔好了,不过是几块钱的事。鹅的主人没准还高兴呢。在这种大漠深处,一只鹅还卖不出这个价钱呢。”

  唐最雄一动不动地趴在方向盘上说:“有些东西是钱所赔不起的。”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来自他身上的颤动加大了,好像雨滴渐渐地密集起来。

  那只愚蠢的鹅,终于像贵妇一般挪出公路。车开出村落。

  眼前重又是苍黄的天穹与大地。唐最雄恢复了行云流水般的行驶节奏,但他身上的震颤越来越猛烈了。

  我尽量缩小自己的身子,以离这个男人发抖的躯干远一点。

  “你奇怪了。我一个大男人,这是怎么了?连一只鹅都怕?”唐最雄说。这一段路况很好,他只用一只手就可平稳地驾车。

  “不,我不奇怪。每个司机都有自己的爱好。比如我就见过不停骂人的司机,骂天气,骂行人,骂车上拉的货,也骂自己……”我说。其实他猜的很对,我起了好奇之心。但一个人的心思被人说破了,是很狼狈的事。我只有不承认。

  唐最雄完全不看我,对着浑黄的天地说:“不管你愿不愿意听,我要对你说我的故事。你知道,每逢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就必须要对人说点什么,要不我就过不去。”

  他说的“这种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指鹅这种动物还是越来越狂躁的震颤呢?

  我不知道。但我作出了想听的表示。

  “你压死过人吗?”

  这是他的故事的第一句话。

  我吓了一跳。司机这个行当,也像渔民一样,有着许多深刻的忌讳。不许说“翻,不许说“死”。我一路上恪守行规,没想到唐最雄破天惊地地说出来。我结结巴巴他说:“我没……没有。你知道,主要是没这个机会,我不会开车……”

  他毫不在意我说什么,只是看了一眼副驾驶。小鬼一路辛苦,已经睡着了,随着颠簸,发出轻一阵重一阵的鼾声。

  我忙说:“他听不见的。”

  他说:“我不是怕他听。我的故事,我们汽车团里都知道。每当有新兵入伍,我就要给大家讲我的故事。虽说每讲一次,就像拔掉一颗槽牙,使我鲜血淋淋,可我还是愿意讲。我是怕他听烦了。”

  我说:“一路上都是小鬼开车,他累得醒不来了。”

  唐最雄开始讲述,声音干燥得像芦苇在摩擦,已经近黄昏了,窗外是匍匐的大漠,风沙旋转成直筒,仿佛要将我们卷进天庭。极低矮的梭梭草在风的空隙里不可思仪地挺直了叶脉,在窗玻璃的底部形成行程不规则的曲线。

  那时我已经是老兵了,早起有徒弟给我打洗脸水了,你不用可怜他们,他们是为了从我这儿多学点技术。技术比力气值钱多了。我开车的手艺很高,你不要以为我这是后来练的。不是的。我一开始学车就特别的灵。

  人,可以分为两类。学一门手艺,要么是一学就灵,一练就精。要么就靠着熟能生巧了。那是笨人编出来鼓励自己的话。

  我很年轻,就成了技术尖子,挺骄傲的。我开了5年车,连车身上的一块漆皮都没有碰掉过。到现在也没有碰掉过,人是软的。但是我把人给压死了。

  那天我开车路过一个村子,男孩子站在路边,我看得很清楚,大约10岁,穿着一身黑衣服。眼珠很亮,好像河里沾着水的石头子。他向汽车招手。非常偏远地方的人,见到外来的人就很亲。有时车都走出很远了,他们还招手,有点傻气。我知道在有孩子的地方,要慢行。因为孩子会有叫人想不到的举动。他在路的右边,突然横穿公路。我停下来等他,让他平安地跑了过去。我越过了和他平行的位置,我甚至看见他龇了龇牙。他的牙很白,那时候还是充满了生命力的,像碎碗碴子一般耀眼。在他身后,我踩了一脚油门。车像被抽了一鞭的马急驶起来。正在这时候,我听到了一声呼唤,非常怪异,像一种野兽的啼叫。那个孩子像被牵着线的木偶一样,猛然折身,向我的车轮扑来……

  我完全惊骇住了,甚至忘了踩刹车。其实就是踩了刹车也毫无意义,汽车刚刚接到加速的指令,就像箭已经射出去了。你能把自己呼出来的气收回去吗?你尽可以使劲做吸气的动作,可是无论你吸进去多少空气,都不是你刚刚才吐出来的那口气了。那口气已经被天意给收走了。

  我感到车的左前轮被垫了一下,仿佛平日碾过一袋面粉,不,它比面粉可要柔软得多。但也不完全是软的感觉,软中有硬。似是在蒸得很嫩的活鱼里,突然遇到了粗大的刺。

  这就是孩子又脆又嫩的身体,在充气很足的轮胎下爆裂的感觉。然后是一个小小的气泡破碎声,好像我们把一个吹得不大饱满的气球,用力捏炸了,有轻微震手的感觉……

  我下了车,扑到男孩身边。他斜躺在我的车轮下,露出的骨茬像尖利的牙齿,挑着一块块皮肉。我看到了那个破碎的气泡,那是孩子的胃,像书本一样摊开在公路上。最恐怖的还不是这种血肉模糊的情景,而是在我的汽车轮胎的花纹里,填着一粒粒白色粘稠的物质——那是男孩胃里的米饭。他一定是个粗心的孩子,来不及细嚼慢咽,许多米粒还保持着刚蒸出来的模样,雪白而完整,好像完全没经过牙齿的咀嚼。

  那些米粒很快就不白了,被血染成淡粉色。血缓缓地流出来,好像舍不得那个小小的躯体,人的血其实挺少的,起码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多了。这个孩子的血大约只有一小碗吧,流在黑棉祆上,红和黑一中和,就发出碧绿色的光,就像大红纸上写的墨笔字一样。

  我趴在那孩子的胸口上,听他的心跳。我本来以为人已经没救了,想不到他的心强膛而有力,像马驹一样结实。我一阵狂喜:心还在跳,就有希望啊!我站起来刚想喊人来帮忙,又看到了那孩子的眼珠。一个活人,是绝没有那样惨白的眼珠的,我急忙俯下身去再听……没有,这一次什么都没有了。小小的身子像一口空箱子,只有极轻微的破裂声,那是捅出的血泡被风刮破了。

  我始终搞不明白,当时听到的真是孩子最后的心跳,还是我自己想象的声音。我听到身旁扑嗵一声,像一个板凳倒下了。我很迟钝地看了看,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躺在孩子的身边,脸同孩子一样毫无血色。

  她是孩子的母亲。她和丈夫盲流来边疆,丈夫死了,给她留下了这个遗腹子。

  那声招致男孩亡命之灾的呼唤,就是女人发出的。她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用意,只是出于习惯,招呼她的儿子。孩子从小就训练出来了,只要听到妈妈的声音,不管在什么地方,他都立即撒腿往家跑。好像妈妈的声音是铁丝,系在孩子的关节上。孩子穿过我的车前方时,妈妈正在远处,什么也没看见。她只是出于下意识地喊她的孩子,她隔了一会儿就要这样喊一声,就像有些妇女隔一会儿就要拢拢自己的头发一样。

  男孩劈头就往回跑。他忘了刚才还招过手的那个钢铁怪物……

  你一定惊讶我怎么把这件事说得这么冷漠,因为它在我的心里翻腾的时间太长了。就像一块熬过太长时间的骨头,没什么味了。那种阴森森的感觉像蜘蛛丝缠绕在我的神经上,我只有不断地叙说,才能稍微麻木一点。

  后来的事,我就不详说了。安葬,给抚恤金……都是按规矩办的。我们汽车部队常发生这类事故,处理起来有条不紊的。

  事故发生的原因很清楚,我的责任并不大。用一种残酷点的说法,那个孩子的行为简直就是自杀。是他撞到我的轱辘上的,再高明的驾驶员也难以挽救局面。

  大伙对我挺同情的,但终究是一条人命啊。军事法庭判了我两年徒刑。监外执行。也就是说,我还呆在部队里,该干什么干什么,没有人歧视我。开车这个行当,容不得笑话别人,说不定哪天你就撞上了。大家有兔死狐悲之感。是我自己提出暂不开车了,做营区的卫兵,我没法从那种碾过人体的感觉走出来,不知道时间能不能救我。

  听说孩子的妈妈醒过来以后,孩子已经给拚在新衣服里面了,敞开的胸部用纱布给填满了,看起来孩子比活着的时候还稍胖了一点。

  处理这事的工作人员,把钱递给了苦命的母亲,听说她没怎么闹,先是不断地哭,后来也就不哭了。

  在贫困地区,钱是一种神奇的药膏,什么伤痛都能治。大家都说这件事的善后不复杂。女人还年轻,可以再嫁,可以再生孩子。加上她是盲流,势单力孤的,估计也没什么族人聚众为她家闹事。要是死者属于一个庞大的家族,可就棘手多了。

  女人很温顺地接了钱,那真不是一个小数目呢。周围的老乡羡慕地看着她,心想就是她的儿子活着,一辈子也给不了她那么多的钱。孩子多的人家甚至想,自己的哪个孩子要是碰到了这样的事,就好了。

  大家都认为这事了结了。已经用钱赔了命。

  几个月以后的一大中午,正轮我值班。夏天了,戈壁滩晒得像铁鏖子,一个幽灵似的女人,披着黑头巾,飘悠悠地逼近了我。

  我打了一个寒战。没有看见她的脸,我就知道是那个死了孩子的女人。

  她走过来,抓着我,直截了当地问:“你,知道是谁碾死了我的儿子吗?”

  “不!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极力否认,也不管她是真的认出了我,还是敲山震虎地唬我。

  “我会找到他的。”她铁爪似的手放开了我,并轻轻抚摸了一下我被掐痛的胳膊。

  从这个动作,我知道她并没有认出我来。心里稍稍安宁了一些。

  “你……你找他干什么?”我战战兢兢地问。

  “给他钱。”她拍了拍随身带的黑布包,“他用这些钱把我的儿子买走了。我怎么就这么傻?我把这些钱还给他,我的儿子不是就回来了吗?”我不知说什么好,呆呆地看着她。

  她解开黑布包,里面果真是齐整整的钱。

  她蹲在地上,摆弄起她的钱。先用钱在地上摆出了一个巨大的圆环。薄薄的纸币被戈壁午后的热浪熏蒸着,好像有嘴从地心往上吹气,蔌蔌发抖。

  我拉住她,说:“快把你的钱收起来吧。后起风了,会把你的钱刮走的。一张也拣不回来了。”

  她目光炯炯地盯着我说:“是你碾死了我的儿子吧?”我立刻说:“不是我。不是我。”

  她奇怪了,说:“那你为什么不让我的儿子回来?”

  我说不出话来。正午的营区,大家都在休息,没有人帮我。我眼睁睁地看着她在地上摆钱,只有在心里祈祷千万不要起风。

  真的没有风。大戈壁像冻住一般沉寂。粘稠的空气把纸币熨在沙砾上,仿佛破碎的龟板。

  女人悉心地摆着,大地上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人形,腿和胳膊都平伸出很远,好像要围拢来拥抱什么。看得出那是一个孩子,因为代表他的头的圆圈很大,身子比较小,就像我们在古代的岩洞里看到的画一样。

  我在这个用钱组成的呈大人形面前惊恐万分,每一张钱币都很破旧了,我想这个女人一定在许多个不眠的夜里反复地摩擦过它们,以代替儿子光滑的皮肤。我顾不得再照看这女人,撒腿就跑。

  当我叫人赶来时。天地间已起了一阵怪风,孩子的四肢折断了,在空中飘荡。女人张开身子,拼命护着孩子的头。由于风,那个硕大的圆形已经变成了多边形,好像长出了犄角。

  我们尽可能地帮她把钱找回来,又送女人到卫生队看病。医生说她有轻度的精神障碍,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就基本正常了。不再见着人就追问是谁碾死了他的儿子,团里想派人送她回家。

  一天,她清醒地走进首长的办公室说:“我不回家。我也不要钱了。你们给的钱再多,也有用完的时候。我要在你们这儿做一份工作。这样以后的日子就有指望了。”

  这考虑当然很世故,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正因为这份世故,人们才能断定她确实恢复正常了。细想想,她唯一的儿子没有了,中国人养儿就是防老的,她的想法也在情理之中,就同意她留下来当临时工。不过是到临近的一个汽车部队。领导主要是为我着想,怕她若在这儿呆久了,知道我就是肇事者,惹出麻烦。

  过了没多久,女人就被友邻部队送回来了。原因是她去了以后,汽车的机械故障猛然增多,特别是车的左前轮胎,大量地出现爆胎,部队上下着实地紧张了一阵,以为是敌特破坏。没想到原来是她——每逢刮大风的黑夜,当临时工的女人就穿着一身黑衣服,怀揣一把真正的英吉沙匕首走出房门。

  她专找解放牌的载重汽车,就是我压死她孩子时开的那种型号,用匕首对准车的左前轮就是一阵猛搠……

  逮住后,问她这是为什么?

  她说,只要这个轮子炸了,就再也压不死她的儿子了……

  我们部队只好把她接了回来,大家一筹莫展。每日管她吃喝,还要防着她破坏汽车。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我不能让大伙老这样跟着我操心。

  我走进女人住的小屋,笔直地站在她面前。

  这是我在出事以后,第一次敢直视她。她比她儿子死时老得太多了,带着一种从坟墓里爬出来的荒凉。

  我说,你的儿子就是我压死的。人死了不能复生。你想怎么处罚我就怎么处罚我。我很快很流畅地说完了这些话,连一个结巴都没打。因为我在肚里念叨的次数太多了。我真的做好了挨骂挨打甚至被她捅几刀子的准备,只要不打死我就行。

  女人看了看我,平静地说:“你不是。”

  我急得直跺脚,说我是我就是。我当然可以举出许多血腥的细节证明我是真凶,比如那些粉红色的米饭粒。但是我不能。我只是一遍一遍说:是我。

  女人漠然地坚持:“你不是。那个人逃走了,再也没有出现过。他怕我杀了他。可是我不会杀他,起码现在不会了。杀了他,我的儿子也不会活。”

  她突然热切起来:“我现在只想要我的儿子。烦你去给你们的领导说说,让他们赔我一个儿子。”

  我拿不准她此时明白还是糊涂,但我不能骗她。我就说:“这事办不到。到哪里给你赔一个儿子呢?孩子已经不在了。”

  无论实话有多么酷,我要对她说实话。

  “是的。我的儿子已经不在了。”女人明白如水。“死了的人是不能再活的。什么都能赔,但是人不能。没有人能赔你另一个人。”我硬着心肠说。

  这真是危险而残忍的谈话,真想躲得远远的。但是别人都能躲,我不能躲。我得咬着牙挺下来。

  “人也能赔。”她一字一顿地对我说,眼睛里闪着磷光。在大漠如烟的背景下,宛若埋藏多年的木乃伊。

  “怎样赔?”

  我不由自主地追随她的思绪。人是抵不过鬼魅召唤的。

  “我拿上你们给我的钱,在全中国走啊走。我要走遍所有的山和所有的水。推开所有的房门,找到一个和我的儿子一模一样的男孩,个头。生日、长相……我一定要找到他。中国这么大,一定有这样一个孩子在等着我领他。我有钱,我还有工作。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他家,我再挣钱养他。我天天都给他吃大米饭,再不会像以前,没钱给他吃大米饭,那天还是从别人家借的米啊,可惜他吃了还没消化啊……可是,那他也算吃过了,你说,是不是?你说,吃东西这件事,最好受的那一会儿感觉是在哪儿?”

  她的眼睛像铜钉楔住我。

  “这……我……我不知道……”在她貌似严密实则混乱的逻辑面前,我不知如何招架。

  “在舌头啊!”她嘻嘻笑起来,嘲笑我的无知。

  “你想啊,只有舌头知道品味。吃到肚子里,肉膘和野菜就分不出来了。我的儿子吃大米饭的时候,他的舌头还好好的,像小狗一样能舔来舔去。所以他不冤,他尝到了米饭的香味。你说是不是?”她征询地望着我。

  “是。是。”我不断点头。

  “要是人家不肯给孩子呢?”她的思绪沿着我所看不到的怪异轨道滑行,飞速地又返回到原来的话题。这正是我想问她的,她自己说了出来,反倒更令人觉得恐怖。

  “我就在他们家干活,给孩子吃,给孩子穿。时间长了,孩子就会对我有感情。我就在一个晚上,把孩子偷走。那样,我不就是有了自己的儿子了?”她说着,嗬嗬地笑起来,笑声像液体一样四处流动,小屋就摇晃起来。

  “我要把他带走,走得远远的,到一个永远没有汽车的地方。”女人很干脆地结束了自己的话。

  一股森然之气包围了我,我不由得抓住她。

  她很有劲道地摔开我的手说:“我不是现在就去。我还要做准备呢。”

  我说:“我帮你准备,你跟我走,好吗?”

  她说:“到哪里去?离我的儿子近吗?”

  我含糊回答:“反正对你是有好处的。”

  她就信任地让我拉了她的手,慢慢地往前走。

  我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了。医生先听了我的描述,说,这是典型的精神失常。可是医生对她进行了详尽的检查之后,又推翻了自己的诊断。因为只要不涉及她的儿子,女人一切正常。提到了她的儿子,女人就很悲伤。说:“医生,我的儿子死了,我心里难受。我现在有点钱,够当路费的,我要回老家看看。”

  医生说这些反应,完全是人在痛苦之后的正常现象。他们不能给一个正常人用药。

  出了医院,女人对我说,你的好意我领了。我没病。我只是要人世间赔我一个儿子。

  女人在一个风沙弥漫的日子上路了。谁也劝不住她,人们就说她是一个女疯子。

  我总是不放心,虽说这事已经算处理完了,我们第一次赔了她钱,第二次赔了她工作。但这一切是因我引起的,毕竟她的儿子没了。但这第三赔,真是赔不起啊!

  我跟领导说,送她一程。领导答应了。我就远远地跟在她身后。一路上,她不哭也不闹,上车买票都能照应。看到大的或小的男孩,她都无动于衷。唯有10岁左右穿黑衣服的男孩,会诱使她像母豹一样扑过去。

  人们驱赶她,她毫不理会,依旧紧跟孩子,给孩子米饭吃。无论周围的人对她多么凶恶,她都毫无怨言地照看着孩子。时间长了,人们就烦了。轰她,打她,她都不走。后来发现一个极简单的法子就能叫她永不再回来——就是让那个穿黑衣服的男孩说一声:滚!你这疯婆子!她就傻愣愣地哭很久很久,然后不气馁地再去追另一个男孩子。

  后来我就回来了。工作不允许我长久地跟着她。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她。

  唐最雄长叹了一口气,“也不知这女人现在怎么样子?不知她走到哪个省份了?”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在这个悲惨的故事里,急驰了上百里。天色完全地黑了。汽车大灯像两条笔直的钢轨,伸向无际的远方。陡起的沙尘像一柄柄巨大的蘑菇,从黑暗中嗖地移动到路当中,好像显身的妖灵。满载饼干的汽车冲撞过去,沙尘破碎成柔软的斑块,放我们钻过去,又在我们的身后无声无息地弥合为深逐的大幕。

  副驾驶不知何时醒来了,眼睛已恢复正常。

  “你来开。我累得很了。”唐最雄说。

  两个人就换了座位。

  副驾驶抱上方向盘,车立即兴奋地摇摆起来,灯光像游龙般逶迤。

  突然,一只野兔跃上公路。

  一只多么愚蠢的兔子啊!它只需向任何方向一侧一歪,就隐避在大漠无底的黑暗中了。可是兔子顽强地沿着汽车大灯的光往往前蹿,脚爪翻飞,像从天上飘忽而下的毛团。

  要依副驾驶平日的习惯,早就一踩油门撵了过去。野兔是戈壁滩上很低等的动物,而且机警无比,车轮过处,很少有死在辙下的,原值不得珍惜。

  但陕北来的小伙子,这一次出奇的小心。他精致地挪动着方向盘,好像那是一架钟表的秒针。

  庞大的载着许多饼干的汽车,摇摇晃晃地跟着活蹦乱跳的野兔,在如漆的大漠中蹒跚。

  我看到远方有一个黑衣女人飘扬的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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