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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叶剑英(第8页)

  叶剑英等在贯彻落实军委《八条命令》,又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进一步规定了稳定军队的具体措施。1969年夏,毛泽东与叶剑英亲切握手。

  “八条命令”和“七条规定”相继颁发后,立即消除了一些地区的混乱现象,保证了部队的正常秩序,受到全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一时挫败了江青一伙乱军夺权的阴谋。叶剑英根据“命令”和“规定”,亲自批发电文,相继解决了成都、青海、新疆、南京、内蒙、甘肃、广州等地军事机关和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围困之灾。

  林彪、江青一伙不肯罢休,蓄意挑起新的纠纷,双方斗争愈演愈烈。

  1967年2月14日和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在这两次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2月14日下午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来责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他质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这次会议,斗争更加激烈。会上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继续对“文革”错误提出批评。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于当晚整理出歪曲事实、捏造罪名的《2月16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汇报。18日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对“大闹怀仁堂”的一些老同志提出严厉的批评。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把“三老”、“四帅”诬为“二月逆流”,并进行多次批判。

  叶剑英并未被逆流冲倒,而是破浪搏击,继续尽自己最大努力解决全国各地“造反派”围攻部队问题,保证了部队稳定。

  2月下旬,叶剑英报请毛泽东批准,和几位元帅一起主持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参加会议有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军以上干部100余人。叶剑英动员大家反映部队正面教育、军事训练、三支两军、军政关系,以及机关被冲击和反冲击等各方面的问题。他在大小会议与个别交谈中,作了数次发言,就“文化大革命”应当怎样看,部队如何搞法,怎么处理军队与地方(包括“革委会”和“造反派”)的关系等一系列复杂棘手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作了明确的指示。

  叶剑英在极其艰难复杂的情况中,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维护部队的稳定局面,保护各位元帅和老同志。

  后来,叶剑英虽然被迫离开军委领导岗位,并下放工厂参加劳动,但他对国内外政治形势极为关注。1969年3月,发生苏联边防军悍然侵入我国神圣领土的“珍宝岛事件”。3月18日,他同其他几位元帅就国际形势问题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了七条具体建议。3月下旬,他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同其他几位元帅一起多次研究了珍宝岛反击作战问题,并根据研讨的意见由他负责整理了一份《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的报告上呈毛泽东。《报告》站在世界全局高度分析了苏联突然入侵珍宝岛原因、目的及其发展趋势,进而揭示了美苏称霸全球的战略企图,与各国之间的矛盾斗争,提出了加强战备、民兵建设、军事训练、军工生产等一系列具体建议。

  党的九大以后,叶剑英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元帅,受周恩来之托,多次讨论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在会上叶剑英作了几次很有见解的发言。在陈毅主持下,整理成一份书面报告,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外交方面的建议,对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为制定新的重大战略决策作了历史性的贡献。

  1970年7月16日,叶剑英突然被告知由长沙返回北京,接着于8月20日飞往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会议期间,林彪、陈伯达一伙大搞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叶剑英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旗帜鲜明地与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会后,他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带领调查组到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调查陈伯达的反动历史,揭穿其政治骗子的面目,为“批陈整风”做好准备。

  1971年9月13日,林彪企图谋害毛泽东主席的阴谋败露,仓皇叛逃,机毁人亡。

  不久,叶剑英受命重新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认真贯彻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关于统一军队、整顿军队、准备打仗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在全军范围内,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恢复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加强战备和军事训练。

  这一时期,叶剑英还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积极参加国家外事活动。先后参加秘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1973年,又协助周恩来接待第二次来访的基辛格,为建立中美、中日外交关系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73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

  1974年1月叶剑英奉命同邓小平一起指挥西沙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继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全力支持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对国民经济各条战线进行整顿。6、7月间,叶剑英和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就整顿军队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前后,他同许多高级干部个别谈话,向他们打招呼:毛主席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提出了严厉批评,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他关照大家要谨慎从事,少说话,不“授人以柄”。要注意形势,坚定立场,稳住部队,发挥骨干作用。紧接着,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他主持六人领导小组,对全军二十几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配备。这些对稳定军队与全国形势,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保证社会主义共和国稳定的基石——军队的稳定。领导粉碎“四人帮”斗争,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军队工作、祖国的统一大业鞠躬尽瘁。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清明节前后,上百万群众从全国各地汇集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周恩来和缅怀革命先烈活动,愤怒声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天安门广场的悲壮场面深深地感染叶剑英这位老革命家,他坚信:党心、军心、民心是向着光明的,一切违背人民意志的行为终究是要失败的。

  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气焰下,叶剑英和其他许多老同志早将个人荣辱进退置之度外,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如焚。何以解忧?惟有除害。他们在思考和酝酿除害救国的战略决策。

  然而,面临的形势是异常严峻的。当时,毛泽东的病情继续恶化。在此期间,王震多次到叶剑英那里密谈。叶剑英在与王震接触中,问他首都附近有什么熟悉的、可以信得过的人,嘱他要与之保持密切联系,做到随时能够讲上话。王震说:“我听老帅的,做老帅的联络参谋吧!”在此期间,聂荣臻也特地从城内搬到西山,靠近叶剑英住处。他们摒弃左右,从天下事谈到“上海帮”问题,甚为忧虑。经过多次密议,得出这样一些看法:“这几个东西闹腾的不得了,一定要设法解决。”“投鼠忌器。特别是那个人,不太好办。但不解决也不行。”“看起来,得想个办法,不能用正常手段解决。”

  叶剑英冷静地观察江青一伙的动向及事态的发展,他不只同聂荣臻等同志交谈,也主动走出去,同其他同志接触,交换对形势的看法。他要求办公室的同志全面了解国内每天发生的大事,不论工作怎样忙,他每天都要听两次汇报,做到全局在胸,了如指掌。

  灾难不断降到中国人民头上。7月,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突然病逝,唐山又发生了自古少有的强烈地震。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在全国人民沉痛悼念的日子里,“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这时,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由于历史的原因,难以有力地制止“四人帮”的猖狂活动。而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又正遭到不断的打击、迫害和严密监视、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瞩目于叶剑英。因此,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把叶剑英推向7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这位老革命家也意识到肩负责任的重大,毅然挺身而出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

  处在这场斗争的漩涡里,叶剑英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分析估量全国的形势和人心的向背。他清醒地意识到,解决“四人帮”问题,也是继承毛泽东的遗志。但是,这需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

  在这项工作中,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支持。华国锋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是由毛泽东提议,经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从党的组织原则出发,叶剑英很尊重这位党中央主要领导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他征得了华国锋的同意。他又亲自几次找汪东兴,并利用在西山的隐蔽住所,继续进行酝酿准备工作。

  “四人帮”预感到人民力量的威逼,打击可能来临。他们争分夺秒,加紧从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反革命夺权准备。

  形势越来越紧张,“四人帮”和党内健康力量的较量逐步升级,已到了最后阶段。叶剑英在这一期间,除了与华国锋经常接触和交谈之外,继续同老同志保持联系,酝酿消除党内的隐患。

  十月,风雷激荡的十月,政治局和“四人帮”之间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华国锋遭到“四人帮”连日的“逼宫”,处境越来越困难。叶剑英了解到他的困境,彼此之间来往频繁,进一步密商粉碎“四人帮”的战略决策。叶剑英与汪东兴反复磋商,周密部署,从警卫人员的挑选,到“隔离审查”的方式、场地,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最后由汪东兴负责具体落实。为了防止“四人帮”闹事,特别加强了警卫工作,并且由中央警卫机关和部队物色了一批对革命事业忠实可靠的同志,分别组成几个执行特殊任务的小组。对小组成员进行了细致的思想和组织工作,做到精确慎密,万无一失。同时,叶剑英还和军委总部的一位领导同志打招呼,要他掌握好总部机关、防空军和海军边防,加强战备。

  一切准备就绪。10月5日下午,决定按计划方案行动,于10月6日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内容,事先发了文件通知,主要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方案;商议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的安排等事宜。按照规定,出席会议的只有华国锋、叶剑英和王洪文、张春桥。为了让姚文元参加,以修订文献、改动文字的名义,通知他列席会议。

  怀仁堂像往常一样,灯光闪烁,肃穆安谧。只有少数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担任着警卫。叶剑英此刻在怀仁堂正厅,正襟危坐,胸有成竹,他和华国锋正等待着“开会”。在正厅的屏风后面,汪东兴紧张地注视着门口,负责“会议”的安全。时针指向8时。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逐个到来。每走进正厅一个,华国锋就代表党中央严肃地向他宣布所犯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和“隔离审查”的决定。宣布以后,立即执行,由监护人员一个一个送到候审的地方。同一时间,由另外的执行任务小组对住在中南海的江青、毛远新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对其他少数人由卫戍区负责解决。这样,前后不到1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结束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这是正义战胜邪恶、智慧战胜愚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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