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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叶剑英(第7页)

  在考虑对日军作战的同时,叶剑英还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的阴谋活动,协助毛泽东、朱德等制定反磨擦斗争的方针、政策,取得了胜利。1943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集结四、五十万部队,准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大举进攻。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大都已深入敌后对日作战,陕甘宁边区兵力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经过深思熟虑,建议使用中共掌握的军事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阴谋,以为退兵之计。中共中央采纳了这一方案,除调部队准备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外,决定大力开展宣传战。结果,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计划,又一次打退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

  1941年夏,叶剑英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先后向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美军观察组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作战情况和战绩,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诬蔑。

  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和美国政府代表进行三方谈判,争取有利形势。中共中央撤出延安,任后委书记,迎来北平和平解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施展反革命两手,一手是大放和平空气,声言谋求国内和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另一手是在和平烟幕的掩护下,加紧制造军事冲突,准备重新挑起内战。

  叶剑英(左一)与美国代表饶伯森(中)、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右)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面对国民党的反革命两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革命两手:一方面同蒋介石进行政治谈判,争取实现国内和平;另一方面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准备反击他们的军事进攻。

  1945年12月,叶剑英参加中共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团,离开延安抵达重庆,在周恩来领导下,同国民党代表就停止军事冲突等问题进行会谈。1946年1月上旬,国共双方代表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和《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

  按照协议,中共中央派叶剑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郑介民和美国政府代表饶伯森进行三方谈判,调处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

  1946年1月上旬,三方委员会和随员由重庆飞往北平,下榻于北京饭店。叶剑英着手建立军调部我方机构,选调干部,成立执行处、交通处、秘书处、新闻处等部门,并设立若干执行小组和交通小组。

  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叶剑英领导我方人员同国民党、美国政府代表进行长时间尖锐复杂的谈判斗争。在谈判中叶剑英坚持有理有节有利的原则,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阴谋,从各方面有力地配合了我党我军同国民党进行的政治和军事的斗争,争取了爱国民主人士的合作和进步舆论界的同情,扩大了反蒋统一战线。通过北平执行部三方的谈判以及派遣各地65个执行小组和交通小组的实地调查和谈判斗争,不仅在一些地区暂时停止了部队军事冲突,解除了敌伪武装,完成了战俘的交换和日俘的遣返,而且保证了广东东江纵队的北撤和中原军区700多伤病员的转移,解决了我方军队一些粮食物资的接济救援,从而为加强根据地建设,应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赢得了准备时间。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军事调整处的斗争日益尖锐。叶剑英所处的环境越来越艰险,开展工作越来越困难,美方代表饶伯森和国民党代表郑介民于10月份先后撤离北平。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奉中共中央之命,也组织我方人员分批撤往解放区。

  于1947年2月21日,带领军调部我方最后一批人员,飞回延安,受到总参谋部的热情欢迎。随后,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设宴款待,对参加军调部我方全体工作人员给予高度赞扬。

  1947年春,国民党军在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失败之后,便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决定把中央和军委两大机关一分为三:主持中央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等继续留在陕北指挥作战;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由刘少奇、朱德等负责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后委),进驻晋西北地区,由叶剑英任后委书记,负责统筹后方工作。

  后委担负着繁重的中央后方保障和参谋工作。叶剑英充分利用驻地固定、电台集中的有利条件,开展通讯和情报工作,及时掌握国内外特别是国民党的动态,整理上报中央,通报各个战区,同时负责沟通中央与全国党政军各方面的通讯联络,成了中央和各地的“耳目”,为保证毛泽东直接指挥陕北作战和全国解放战争,起到了重要保护作用,后委被赞誉为中央的“最佳参谋部”。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全国胜利的到来。叶剑英离开后委即由党中央委派创办华北军政大学,任校长兼政委,到了1948年底,又被委任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1949年1月3日,北平正式宣告和平解放,叶剑英着手进行全市的接管工作。在完成接管任务之后,立即用主要精力整顿社会治安恢复和发展生产,沟通城乡贸易,使全市和郊区迅速建立起革命秩序,各项工作走上正常运转的轨道。

  四、为新中国再立新功

  挥军华南地区,解放广州,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又主持华南地区工作。调回中央,为新中国的军事工作作出多方建树。“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胜利推进,194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由叶剑英任分局第一书记,统帅由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组成的独立兵团,向华南进军。

  叶剑英受命后即离开北平南下,于9月上旬到达江西赣州。叶剑英随即主持召开华南分局扩大会议和全体入粤干部会议,着重研究解放广东的部署及接管城市和乡村的重要政策。同时,召开作战会议,讨论制定了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

  从9月30日开始,叶剑英和陈赓等指挥的独立兵团分路向广东敌军发起攻击。10月14日,广州解放。叶剑英先后被任命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州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广州局势稍为稳定之后,叶剑英奉中央军委之命,参与领导海南岛战役。在琼崖纵队的有力配合下,1950年5月1日,解放了海南岛。

  国民党从华南溃败以后,各地仍残留小股国民党潜伏的特务武装和大批土匪武装,对新生的革命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是一个严重威胁。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剿匪的指示,组织部队和地方干部,发动群众,集中力量剿灭广东地区的匪特武装,巩固了革命政权,保证了城乡生产及其他工作的顺利开展。

  1950年11月,叶剑英奉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之命,与陶铸等到广西南宁,与张云逸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了广西剿匪工作。经过1年的时间,广西省委、广西省军区领导广大军民基本完成了广西全境肃清股匪的任务,建立和巩固了城乡各级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了生产。

  1953年5月,叶剑英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理第一书记、中南军区代理司令员。1954年10月,叶剑英奉命调回北京,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长。1955年4月,任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叶剑英还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发展了我军同一些国家军队和人民之间的友谊。1958年3月,叶剑英建议并受命创办军事科学院,任院长兼政委,并兼任高等军事科学院院长。1959年9月,叶剑英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不久,担任军委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他在主持全军军事训练和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中,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毛泽东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参与领导研究国家防御作战问题;主持制定正确的科研方针、原则和方法,建设科研干部队伍;主张军事训练和军事科学相结合,以总结我军的经验为主,探讨在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指导规律;组织辽东半岛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的军事演习,从实践中摸索总结训练和作战的经验,主持制定人民解放军一系列条令条例;多次主持召开全军院校会议,进行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倡导郭兴福教学法,开展群众性练兵活动;参与领导军事科学技术发展工作,为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一支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多方面的建树。

  1966年,在中国大地上开始刮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旋风。

  这时的叶剑英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为了抵制“文革”风暴,坚持党的领导,稳定军队,保护老干部,在自己职权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韧不拔的多种形式的斗争。

  1967年,从上海开始向全国各地卷起了“一月风暴”。林彪一伙配合“造反派”的夺权斗争,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一时间,全国各大军区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许多负责同志遭到揪斗,被逼得东躲西藏,无处可走,直接间接地找到叶剑英求救。

  主管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一时成了“救火队长”。他请求周恩来,尽最大努力,采取紧急措施,做好保护老干部的工作。叶剑英在西山的驻地,一时成为庇护老干部的“防空洞”。楼上、楼下、床上、地板,都“地无空席”。叶剑英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还特意对“来客”做好医疗护理,但揪斗之风越刮越猛。

  叶剑英顶风而上,聂荣臻等同林彪、江青一伙在各种会议上展开面对面的交锋和斗争。1月10日,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针对林彪、江青等搞乱军队的问题,激动地说: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由于叶剑英等坚持斗争,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强调军队担负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任务,不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这对缓和局势,稳定军队发挥了重大作用。

  但是,以军乱军的“妖风”仍在狂吹不已。

  1月19日下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开碰头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军队搞不搞“四大”。会上,江青、陈伯达、姚文元串通一气,异口同声叫嚷:军队要坚决支持群众开展“四大”,军队不能特殊,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叶剑英和聂荣臻等军委其他领导人坚持维护军队的稳定,反对在军队开展“四大”。叶剑英坚定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负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大责任,军队稳不住,敌人入侵无法应付。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的一个根本原则。纪律是执行路线的根本保证,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如果开展“四大”,必须发生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是一句空话。

  在“大闹京西”之后,叶剑英主持军委碰头会议,同徐向前、聂荣臻等其他几位军委领导同志商量,一致认为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军队搞乱了。于是,在林彪口授的“七条”基础上,制定了军委《八条命令》,报请毛泽东批示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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