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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叶剑英(第6页)

  东征军于5月初回师陕北。5月5日,中共中央根据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形势的发展变化,向全国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7月,中央派叶剑英到安塞领导东线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线工委),进一步做张学良部队的工作。叶剑英到安塞后,深入各地了解情况,设立安塞、枣园、牡丹川等办事处,多方接触东北军官兵,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在开展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同时,叶剑英还着手做十七路军的基层工作。经过叶剑英和东线工委的共同努力,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不仅停止敌对行为,而且和睦相处,变成了友军,出现了新局面。

  1936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改为洛川工委,叶剑英任书记。叶剑英同汪锋、潘汉年、边章伍、彭雪枫、刘鼎、刘光东等10余人从保安化装跟随从延安返回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谈判代表团进入白区,顺利到达西安。

  叶剑英多次秘密会晤张学良,商谈迅速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双方就许多重要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他在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密商团结抗日大计的同时,还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与党内派出的统战工作人员同党外的名界人士秘密联系,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提供各种情报和建议。

  1936年10月上旬,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从而胜利结束了历时两年的全国红军长征战略大转移。

  这时蒋介石在南京加紧策划集中兵力,指令东北军、十七路军围攻陕甘宁边区。

  日益靠拢共产党的张、杨两将军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张、杨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后,宣布了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并通电全国,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中共中央决定派叶剑英前往西安参加谈判。

  解决西安事变的中共代表团主要成员。左起:秦邦宪、叶剑英、周恩来、王明。叶剑英到西安后,立即协助周恩来开展工作。他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制定抵抗亲日派“讨逆军”的作战计划,同时积极参加政治谈判和其他工作。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叶剑英日夜奔忙,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形式,进行统战工作,并将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意见及时向周恩来和中央请示报告。

  张学良被软禁后,周恩来、叶剑英等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流,表现出极大愤慨。他们同杨虎城、王以哲等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协商,抗议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将军和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在联军参谋团会议上,叶剑英分析敌我友态势,提出在军事上应集中主要兵力,到东部正面防线,对付潼关西进之敌,摆成一个“鳝鱼篓子形”,让敌人能进不能出,进来就把他吃掉!努力协助周恩来奔走于东北军、西北军和国民党留守西安人员之间,维护团结,平定风波,稳定局势。

  西安事变后,1937年2月,南京政府派顾祝同和张冲、贺衷寒来西安,与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国共双方谈判。不久,周恩来返回延安,叶剑英留守西安红军联络处(国共合作后改为西安办事处),主持工作,进行未了事宜。

  当时所处的工作条件和环境十分险恶,经常受到特务的监视和扰乱。叶剑英夜以继日地工作,巧妙地应付各种复杂的情况。始终保持冷静头脑,沉着机智,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他身负重任,在西安的险恶环境里,前后奋战300多天,完成了党赋予的联合抗战的重大使命,迎着卢沟桥事变的炮声,离开这座古城,踏上了新的征途。

  三、战斗在第一线

  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参谋长兼驻南京代表,与国民党谈判。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抗战军事人才。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开展统战工作和军事宣传,同顽固派斗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击退敌人多次进攻。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

  7月12日,叶剑英在西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会谈。经过多次谈判和斗争,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称如日本继续进攻,就只有奋起抗战。8月初蒋介石准备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邀请毛泽东、朱德参加。根据叶剑英的建议,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会上作了关于抗日“政略与战略”问题的长篇发言,分析了全国抗战形势以及日军侵略的态势,就“战局重点”、“宣传抗战”、“武装民众”、“粮食问题”、“战区工作”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这时,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实行全国范围的抗战。国共双方经过多次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实现了第二次合作。8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会议,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的11人的中央军委,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八路军总部正式委派参谋长叶剑英为八路军驻南京的代表,以公开合法的身份进行活动。他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既坚持原则性,又掌握灵活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利用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的机会,同周恩来等一起想方设法,多次交涉,将数百名被关押在南京等地的共产党人和难友营救出狱,使他们又重新走上了各个岗位,为党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

  1937年8月,叶剑英(右五)参加南京国防会议期间,与(右起)朱德、周恩来、黄琪翔、郭秀仪(黄琪翔夫人)、张群合影。在酝酿成立新四军的过程中,叶剑英找叶挺进行了磋商。9月下旬,叶剑英和秦邦宪等一起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商定将南方八省区红军游击队编为一个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10月21日,叶剑英和叶挺一起面见蒋介石,就南方各红军游击队抗日问题进行商谈。不久项英、叶挺在武汉经过充分准备,建立了新四军军部。

  11月,上海沦陷。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南京,在这种形势下,叶剑英率领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于11月下旬转移到武汉。武汉的局势很不稳定,人心惶惶。叶剑英日夜奔走,广交朋友,主动找国民党的党政军各界人士,商谈救国救民的大事,安定人心。他到许多机关、学校、团体作演讲,在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全面抗战的主张和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他先后同国际友人伊文思、马海德、柯棣华、史沫特莱多次交谈,宣传抗战,争取国际支援。他还及时向国民党转报八路军的战况,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的战绩。同时他还广泛宣传国民党民在正面战场取得的胜利。为了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叶剑英就中央扩扩充军队的编制员额,请领军需、装备、物资等问题,同国民党当局多次进行谈判,求得解决,并为八路军向山东、河北发展争取合法地位。他向前线战士写慰问信,派出干部到前线加强指导工作。同时,他对国民党顽固派妥协投降和托派分子破坏抗战的行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1938年9月,日本全面进攻武汉。叶剑英随周恩来于10月下旬组织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陆续转移至长沙。在蒋介石实行所谓“焦土抗战”、火烧长沙之后,叶剑英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转移到衡阳。1939年2月,他参与国民党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军官训练的一个创举。周恩来和叶剑英研究制定了训练班教育大计划纲,提交蒋介石。蒋介石确定在南岳举办训练班,并邀请中共派干部担任教官。中共中央经过反复酝酿,决定由叶剑英负责。叶剑英先担任训练班副主任(主任为汤恩伯),后来蒋介石自己兼任训练班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改任副教育长。叶剑英不但参与制定教育计划,组织中共方面派去的教官做好教学工作,还亲自主讲战略、战术、论持久战以及如何做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等课程。

  叶剑英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教,扩大了中共和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国民党和民众中的影响,赢得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1939年6月上旬,叶剑英回到重庆,任中共南方局常委,在周恩来领导下,继续进行统战工作,并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投降倾向和反共磨擦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以后,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全国参谋长会议,要在全国围攻八路军,制造舆论,进行军事动员,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此时,叶剑英胳膊被摔伤,但他带病前去参加了会议。会上气氛很紧张。蒋介石对谁先发言,谁后发言,讲什么内容,都作了精心安排,矛头都对着八路军,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叶剑英面对围攻,处之泰然。第三天,他针锋相对地作了《关于作战与磨擦问题》的发言,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指导思想和八路军、新四军按照统帅部的抗战命令艰苦奋战所取得的辉煌战绩。他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诬蔑,阐明了事实真相,一个一个地揭穿了他们的阴谋和谎言。由于他的发言事实确凿,合情合理,无可辩驳,蒋介石被弄得十分狼狈。叶剑英的发言,在国民党军队中也赢得了广大的同情。会后,叶剑英将会议情况和他的发言报告中共中央,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赞扬。

  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期间,曾担任统战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并负责军事组工作。每当重要节日和抗战纪念日,叶剑英便组织军事组人员写文章,作报告,接见有关方面负责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叶剑英除了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多次谈判外,还经常会见各党派代表人物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接见记者和爱国华侨,发表文章、演讲,宣传中共团结抗日的政策。每当战局或时局有重大变化时,叶剑英便亲自著文,还指示军事组的同志写文,阐述中共及八路军对时局的看法。

  当时,军事统战工作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交朋友活动。叶剑英长期以来同国民党的许多人,包括军队中的高级将领有过广泛的交往,经常交谈抗战大计。他在统一战线委员会作了抗战三年来统一战线工作的专题报告,系统地总结了抗战以来统战工作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统战工作思想。

  1940年10月至1941年1月,在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前后,叶剑英协同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重庆领导和团结国统区的抗日力量,采取各种方式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在得到新四军被围的告急电后,叶剑英立即找国民党代表交涉,多次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提出抗议,强烈要求制止围攻新四军。事变发生后,叶剑英连夜组织赶写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传单,广为散发,及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屠杀和欺骗宣传。1941年2月,叶剑英从重庆回到延安,就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他好学深思,足智多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的作战和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谋略和意见,成为毛泽东、朱德在军事上的得力助手。

  叶剑英一到参谋部,就从政治、思想、军事、作风等方面,加强机关和部门的建设,使之成为中共最高统帅部的灵通耳目和高效率的指挥机构。他从各地送来的战报中不断发现,敌后军民在战略战术上有许多新的发挥和创造,便组织参谋部的同志及时总结上报,并用军委名义转发到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推广实行。他还组织力量收集国内外有关战争情报资料,编辑出版《作战周报》、《国际资料》等,并定期召开作战情况汇报会,向中央军委首长及各战区领导提供情况和经验,分析研究作战部署。

  审时度势,精心运筹,是叶剑英多年来从事参谋部领导工作的一大特点。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形势十分严重。叶剑英全面分析研究了当时的局势和日本的国情,认为日军南进的可能性大,因而我们作战指导思想的侧重点,要放在对付日军南下上。他将这一看法整理成书面意见上报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供决策参考。他的意见被党中央采纳,并被后来的战争进程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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