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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叶剑英(第5页)

  就在这时,张太雷不幸被埋伏的敌人枪击牺牲。叶剑英强忍悲痛,坚守岗位,指挥战斗。

  观音山虽然一时守住了,但从其他方向进攻的敌人又猛压过来。珠江南岸敌人李福林部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企图强渡珠江进犯江北市区。总指挥部即调起义军和工人赤卫队迎击敌人。但由于兵力不济,起义部队处境越来越困难。叶剑英毫不气馁,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作战。黄昏后,他几费周折,找到司机罗炳等同志,开汽车去接东江彭湃的部队。

  我军增援未到,敌军相继麇集,从三个方向包抄上来,陆续抢占了市内主要据点。市内反动分子乘机抢劫放火,一时火光冲天。

  广州形势急剧逆转。12日晚,起义军被迫陆续撤出广州。

  “将成即毁原尝试,虽败犹荣应赞扬。”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联系在一起,成为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它是中国工农兵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在我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前往莫斯科学习,回国负责中央军委参谋部工作,再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长征中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和中央纵队副司令员,与张国焘作斗争,支持和维护党中央北上长征决策。

  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叶剑英转入香港。1928年底转道上海,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进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特别班学习。于1930年秋学成回国,第二年初从上海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苏区中央局让他负责中央军委参谋部工作,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作战,取得了第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1年11月,在红都瑞金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叶剑英任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

  当时,红一方面军正处在创建发展时期。因战斗频繁,来不及进行休整,各级统率机关也刚刚建立起来,缺乏明确的分工和严密的制度。尤其司令部的参谋工作缺乏经验,还不能完全适应战争的需要。叶剑英向军委建议:“要建设精干的统率机关”,统率部各机关部门应当坚持短小精干和办事效率高的原则。朱德等支持他的建议,决定对统率机关进行整编,在总参谋部内成立了作战、侦察、交通、动员、教育和管理等部门。1931年,叶剑英在中央苏区。

  加强统率机关建设是为了更好地指挥作战,叶剑英充分发挥各机关的职能,积极协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组织指挥赣州、漳州、水口、宜黄、乐安等地战役。在作战中,叶剑英根据侦察得来的情报,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提出合理建议,受到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赞扬。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召开宁都会议,继续贯彻王明“左”倾的错误战略方针。叶剑英被调离总参谋部,任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

  叶剑英到红军学校后,根据黄埔军校和苏联劳动大学的经验,深深懂得,办好学校,首先需要有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他在办校中发扬古田会议精神,继续贯彻毛泽东倡导的从实际需要出发的训练方针。他组织红军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员,学习红军的战略思想和战术观点,还定期组织讨论,提高教员的理论水平。叶剑英提倡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知识,注意总结红军建设和作战的经验。他亲自编写教材,给学员讲课,指导操练,现场示范,深受学员欢迎。在教学中,叶剑英注重改进教学方法,主张少讲多练,组织实战性的野外实习,较好地解决了理论联系实际问题,提高了教学质量,使学员学到了真本领。

  叶剑英在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期间,还担任东南战线总指挥兼政委,负责统一指挥红军在闽西、赣南的作战行动,以配合北线主力红军进行第四次反“围剿”。

  1933年5月,叶剑英兼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以后又担任建宁警备区、闽赣军区、福建军区司令员。叶剑英在这一时期一直活跃在前线,具体指挥反“围剿”的战斗。在他的领导下,建宁、安远、均口、弋口、官仓、梅口、鱼潭等地相继建立革命政权,进行分田活动。他还积极发动群众筹粮支援前线,保障红军的粮食供应。

  1934年夏,叶剑英调回红军总部,担任军委第四局局长。长征前夕,中央军委任命叶剑英为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

  1934年10月21日,叶剑英率领军委第一纵队跟随红一方面军主力离开中央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他日夜组织部队行军作战,突破敌人封锁线。进至广西,在西延、龙胜山区,敌机扫射,他被弹片击中,右大腿上臀部负伤,简单包扎后,他坐担架继续跟队前进,指挥战斗。部队突破黔敌防线,占领黎平后,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中央纵队,叶剑英任中央纵队副司令员兼一局局长。

  1935年1月7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占领贵州遵义城之后,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这一党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转折关头,叶剑英坚决拥护遵义会议的决定,拥护毛泽东的领导。他带伤在总部坚持工作,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指挥作战,处理军委的日常事务。不久,叶剑英前往红三军团接替在遵义战役中牺牲的邓萍担任参谋长。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地区胜利会师。

  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确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中央军委根据这一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但是,张国焘不赞成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北上方针和松潘战役计划,并用不正当手段,挑拨红一、四方面军的关系,破坏团结,阻挠北上。中共中央一方面对张国焘进行耐心说服和严肃斗争,另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和照顾红军的团结,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勉强同意红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黑水附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以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叶剑英接到命令后,带领一些同志立即从黑水出发,向毛儿盖前进。

  从黑水到毛儿盖,中间要翻越海拔4500米的雪山。叶剑英一路走一路告诫同志们,到红四方面军那里,一要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坚持北上抗日;二要虚心学习红四方面军的长处,主动搞好团结。经过艰苦行军,翻过雪山,来到毛儿盖。叶剑英立即着手加强前指司令部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同时积极准备攻打松潘。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其他原因,使红军在这一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失去了占领松潘东出四川的机会。敌人在这一个多月内,完成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在此紧迫的形势下,中共中央8月4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精神,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穿越草地向甘南前进,并根据部队所在位置,把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左路军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下,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过草地北进;右路军在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率领下,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下,从毛儿盖过草地,向班佑前进。

  根据中央军委这一新的决定,叶剑英参谋长紧张地进行过草地的准备工作。于8月18日,他带上两个团作为先遣部队出发,为右路军开路。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又有敌人骑兵不断袭扰,但右路军的干部战士吃大苦、耐大劳,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终于战胜重重困难,通过了草地。这时,张国焘却依然屯兵阿坝,按兵不动。从8月下旬以来,中共中央连续致电张国焘,要他率左路军迅速出班佑,与右路军会合,一起打向洮河以东。张国焘却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徒涉,强令已向班佑进发的先头部队退回阿坝。当时,随右路军行动的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积极支持张国焘,暗中进行南下的准备。为了争取陈昌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多次到位于潘州的前敌总指挥部开会,说服陈昌浩改变态度,坚持北上方针,放弃南下企图,叶剑英支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北上的方针,陈昌浩却唯张国焘之命是从。

  9月8日,张国焘违背中共中央北上的方针,擅自命令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同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秦邦宪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右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等7人联名致电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电报还详尽分析了各种不利因素,希望左路军“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可是张国焘不但不听劝告,反而于9月9日直接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共中央。

  张国焘的电令到来那一天,适逢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正在讲话。叶剑英看到电报内容,觉得事关重大,需要审慎处置。过了一会儿,他佯作入厕,飞跑到中央驻地,把电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马上用铅笔把电文抄在一张卷烟用的纸上。叶剑英随即对毛泽东说,此地有危险,不能久留,请他立即到红三军团。毛泽东点了点头,同意他赶回去,但嘱咐他要提高警惕,如遇万一,要设法脱险,叶剑英立即迅速返回会场。陈昌浩的报告还没有完,他便若无其事地走进了自己的座位。

  毛泽东送走叶剑英以后,立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驻在巴西的红三军团部,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一起,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地决定,中共中央迅速离开巴西。脱离险境,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这天晚上,叶剑英在前指心里装着大事,怎么也睡不着,他想到这么多直属队带不出来,就得留给张国焘了?思虑再三,他决定利用张国焘的电报,以“打粮”准备南下为名,设法带走军委直属队。于是,他向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报告,得到同意后,立即召集林柏渠、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直属队领导干部和有关人员开会,通报了有关情况,确定直属队于10日凌晨2时出发打粮,撤往红三军团。散会后,他又找到作战科的吕继熙(即吕黎平),要了一份甘肃地图。

  一切部署停当之后,叶剑英返回前敌总指挥部的驻地喇嘛庙休息。在空旷的庙堂里,叶剑英躺在床上,思绪如潮。他想到,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同这里的战友不辞而别,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这是不得已啊!只希望他们能改道北上,早日相会。他不时地看表,直到下半夜一点半钟,悄悄起床,披上大衣,从床下小藤箱里取出那份全军惟一的甘肃地图,然后轻轻地走出喇嘛庙。走出不远,恰好碰到军委秘书长萧向荣,便把甘肃地图交给他,嘱咐说:“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全军就这一份,千万要保管好!”

  夜深沉,草原上乌云密布,寒气袭人。叶剑英来到磨房附近,见到了杨尚昆,两人急忙一同赶路。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高兴地开玩笑说:“我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风趣地说:“不!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

  在一个叉路口,他们碰到了正在那里等候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在彭德怀的催促下,叶剑英加快步伐,继续赶路,但夜黑路不熟,赶上红三军团部队,已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在焦急呢。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正为你们担心。”后来,毛泽东曾评价说:“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并用古人赞扬宋朝吕端的话来赞扬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周恩来说起此事,说叶剑英“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严厉谴责张国焘违背中共中央指令、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同时号召红四方面军全体忠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作坚决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会议还决定组编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继续北上。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了历时1年、经过11个省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后,任军委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东渡黄河,开辟山西西部五县根据地。又任洛川工委书记,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统战工作。西安事变爆发,任中共谈判代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红一、三军团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于1935年11月初,同陕北红十五军团会师后,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叶剑英任军委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决定渡黄河东征,开辟山西西部五县根据地,打通抗日路线。渡河后,中央军委决定组成右、中、左路军。叶剑英负责指挥中路军,巧妙地与敌军周旋,有力地支援了左右两路的军事进攻,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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