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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叶剑英(第3页)

  战争开始时,东征联军分左、中、右三路进军。右翼军主要由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和粤军的第二、四师等部队组成。叶剑英所在的第二师下辖两个旅,共约8000人。经过一年整训,军事政治素质虽不及黄埔生,却是粤军中的佼佼者。

  作为东征先头部队的第二师,在张民达、叶剑英率领下,于1月底从广州出发。按照叶剑英在加伦和罗加乔夫、斯捷潘诺夫等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制定的作战计划,决定沿广九路向平山、淡水进发。在东征途中,叶剑英经过周密的侦查,针对叛军虽然兵力众多,占地较广,但虚张声势,主力不过3万多人,且是各霸一方、一盘散沙的弱点,向部队提出了猛进、猛攻、猛追、猛扑的“四猛”战术。全师官兵斗志高昂,旗开得胜,只几天的功夫便扫清了石滩、石龙一线敌人,乘胜前进,抵淡水城郊。

  如何攻打淡水?参谋长叶剑英了解城内敌军力量之后,又亲自探察地形。

  叶剑英看了地形之后,和张师长连夜商量了作战方案。第二天,来到龙岗军校教导团驻地,向蒋介石、周恩来、加伦等汇报了敌情和作战方案,确定教导团由平湖、龙岗突击淡水南面,粤军自西北面、东北面进击,展开三面包围攻势。2月13日,二师一马当先,协同友军向淡水发起攻击。张民达、叶剑英身先士卒,勇猛攻城,终于在15日晨进占淡水。但是敌人并不甘心失败,叛军洪兆麟部队从惠州、博罗方向开来向淡水猛烈反扑。当时张民达、叶剑英率领警卫连仍守在城内,他们一面令士兵们抗击敌人,一面冒着枪林弹雨,与友军联络。午后4时,敌人被打退以后,战场稍微沉寂,叶剑英亲自跑到北门,向友军通报敌情;“左翼敌人来势凶猛,已被击溃,我师拟以一部移增右翼,请你们火速去接防。”

  何应钦以没有接到命令为由,开始不肯接应,后听说敌军确被打败,这才与叶剑英分析敌情,商订歼敌计划,共同迎击敌人。叛军被击退后,淡水转危为安。

  不料16日晨,敌又聚集兵力攻打淡水东门,张民达和叶剑英又率领部队,配合友军打退敌进攻,迫使敌向平山一带退却,革命军乘胜追击。淡水一仗,东征军信心倍增,军威大振,为第一次东征胜利奠定了基础。

  东征军攻克淡水后,2月21日,许崇智在淡水城东的百芒花召开军事会议,确定由张民达、叶剑英率领粤军二师、四师,配合蒋介石学生军向潮汕进军。3月初,击溃残敌,进占汕头。随后,张、叶率部进击饶平,直抵梅县。这时叛军林虎残部正向江西退却,张、叶命部队继续追击,歼敌军一个独立团。困守惠州城的杨坤如部,见大势已去,遂自动献城,惠州不战而下。

  在春暖花开的季节,粤军二师进入兴梅盆地,3月中旬攻占了梅县。奉广州留守政府的命令,张民达担任梅州绥靖督办,叶剑英担任梅县县长。叶剑英当时要用很大精力协助张民达清剿和防范逃窜赣边境的叛军。尽管军务在身,他还是一心想当好这个县长,为老百姓做事,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底层,体察民情,革除旧习。

  正当叶剑英在梅县励业图治的时候,香洲发生了反革命兵变。

  当初,叶剑英随军出发东征,他负责组建的新编团,仍然留在香洲继续训练。一小撮反动分子经过长期酝酿,秘密策划,于4月25日在香洲发动了反革命兵变,将陈雨荣、李公剑等27位革命的军官士兵当场杀害。兵变后,凶手潜逃到澳门。叶剑英闻讯后,火速赶回香洲连日收殓烈士,并将以莫应为首的叛乱者10余人由澳门引渡香洲,就地正法。然后,火速返回二师,率领部队参加平定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

  第一次东征后,广东国民政府各系军队相继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不久,窜逃在闽赣边区的陈炯明叛军,乘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杨、刘叛乱之后,再次窜回韩江,盘踞惠州。国民政府于10月初命令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二次东征,叶剑英率新编团参加这次东征,再立战功。

  两次东征胜利,使叶剑英领悟到一个道理:非革命不足以图存;非建造有主义、有组织、有力量之党,不足以言革命。不过,他所说的党已经不是日益分化腐败的国民党,而是中国共产党了。

  北伐战争中,出色参谋,备受蒋介石重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通电反蒋。抛弃功名利禄,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北伐时期,叶剑英是中路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的参谋长。

  叶剑英随军由湖南来到江西。第一军代军长王柏龄力争夺攻占南昌的头功,直到前线,急于攻城。叶剑英认为据守的孙传芳部人数比中路军多,地形条件也于我不利,所以他力主不打,王柏龄拒不采纳他的意见,孤军突进,结果遭到包围,部队损失惨重。

  北伐时期的叶剑英。蒋介石派遣第一师援助李宗仁的第七军攻打江西牙宁县昆仑山下的王家铺。叶剑英随师到达,观察战场,看到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便向代师长王俊建议将主力迂回到敌人侧后去,在运动中歼灭之,可获大胜。王俊不听,结果将部队全部拉到正面山上去,刚打几枪,敌人就跑了,打了个消耗战,参战的官兵都埋怨王俊的指挥无能,越发钦佩叶剑英的军事才能。

  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攻下南昌。蒋介石听说二王不听叶剑英的劝告,招致战斗的失利,又特意单独召见叶剑英,想让他当一师师长。

  叶剑英感到很突然,不知蒋介石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想,这个人反共倾向越来越明显,怕靠不住,又想到一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很难管束,于是就借口身体不大好而推却了。

  后来,平定了江西,蒋介石将孙传芳部的俘虏集中到吉安,有六七千人,编为新编第二师。1927年初,蒋介石仍然委任叶剑英当了这个师的师长。

  蒋介石如此欣赏叶剑英,不单单是看重叶剑英年轻有为,才华出众,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出生梅县的战将,曾经忠实地追随孙中山左右,深得孙中山、廖仲恺的器重,在广东地区和粤军中颇有影响,所以想把剑英拉过去,一来利用其威望和才干,为己效力,帮他控制广东,二来免得他为共产党所用。

  然而,他的这个算盘却打错了。

  当时江西吉安,革命气势很盛,共产党也很活跃,叶剑英率领新编二师生活在这个革命环境中,进一步受到党的影响,思想更加倾向进步。他所领导的新编师成分复杂,战士多是俘虏兵,但经过他挑选的军官大多数是黄埔军校毕业生。部队经过改造,设有国民党的党代表、政治指导员(多数是身份没有公开的共产党员),官兵中有许多倾向革命的进步分子。但是,中国的政局处在急剧变化中,蒋介石在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4月17日,在共产党强烈要求和推动下,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左派发表公告,斥责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藉并免去其本兼各职,通电讨蒋,于是形成了“宁汉分裂”的局面。

  宁汉对立,何去何从?叶剑英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仍坚持“革命成功阶级灭”,“慰祝苍山乐大同”的革命理想,不顾蒋介石许与的高官厚禄,毅力决定“弃宁归汉”,亲手起草“通电反蒋”电文,走上革命反蒋的道路。

  叶剑英通电反蒋后,新编二师有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投向蒋介石,反对叶剑英。对此,他毫不惋惜,发表声明说:蒋介石背叛革命,我才反对他。我反对蒋介石,并不是要靠他送给我的“巴掌”(指任他为师长),而是靠我对革命的认识。叶剑英的反蒋电文,使当时的军界大为震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为这事特意去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将信将疑,待弄清事实真相,叶剑英已离开吉安到武汉去了。

  来到武汉,叶剑英先去见武汉国民政府军事部长谭延闿,向他报告了通电反蒋的经过和吉安的现状。在随后的日子里,叶剑英分别与贺龙、朱德相识了,并且彼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当时武汉左派革命者有一股游学苏联之风,叶剑英也想到列宁的故乡去,但是,因种种原因没有去成,正在苦闷与彷徨的时候,叶剑英见到了张发奎。张发奎早年也在“援闽”粤军中工作,同叶剑英是老相识,北伐时在李济深的国民革命第四军中任十二师长,攻占武汉后升任第四军军长。这时,张正雄心勃勃,急欲网罗将才,当即邀叶到第四军军部工作。于是,叶剑英随军参加第二次北伐,攻打奉系军阀。获胜后,从河南回师武汉,第四军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升任为总指挥,叶剑英被正式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军长黄琪翔)。

  叶剑英随师返回武汉后,武汉的形势日益恶化。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反动集团悍然举行“分共”会议,公开背叛了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投靠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使叶剑英又一次受到了反面教育,更加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对于共产党,他是有一个较长的认识过程的,早在1920年,在广州,他就看过一些宣传唯物主义的书籍和一些宣传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1921年后,他看到孙中山对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向往,看到共产党的主张,虽然对共产党产生了崇敬之情,但这时还没有接触马列主义。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特别是在黄埔军校接触了一些共产党人,受到马列思想的影响,才对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提出了入党申请。但有人认为叶剑英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没有经过长期考验,不能轻易吸收入党,这样他第一次申请未被批准。但他并未灰心,继续为革命奔波和接受党的考验。到了1925年,在两次东征中,他与苏联顾问加伦和罗加乔夫共事,以后又与徐彬如(中山大学党总支书记)、包惠僧(教导师党代表)等共产党员多次交谈,并借阅马列书籍,对共产主义有了更多的了解,直到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就更坚定了脱离国民党蒋介石,再去寻找共产党的念头。

  当时第四军内共产党和进步青年很多,张发奎、黄琪翔对共产党的态度一度也比较好,他生活在这个环境和气氛之中,逐渐结识了更多的共产党员,直接受到党的更多的教育,入党的要求更强烈了。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叶剑英受到长期的严峻考验,早已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便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

  叶剑英这两句诗表达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也是他从找党到入党,走过曲折道路,经受长期考验的生动写照。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播下的火种并未熄灭。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等正在酝酿举行南昌起义,秘密调遣一批党的干部向九江、南昌集中。

  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继续做好张发奎、黄琪翔的“参座”,于7月上旬来到九江。

  九江,此时里里外外驻满了军队,真正成了一个大兵营。除了第四军,还有属于第二方面军的贺龙的二十军、叶挺的二十四师,以及朱培德等人的部队。

  一天,汪精卫召集黄琪翔、朱培德等开会,秘密策划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通知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命令贺、叶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阴谋以3个军的兵力进行围攻,企图一举扑灭军队中燃起的革命火焰。

  军情急如火,叶剑英本来与叶挺有密码联系,但是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便连夜下山找到叶挺,将汪精卫等人的密谋悄悄告诉他。他们商定立即通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以及高语罕,紧急磋商,决定了三件事:第一,贺、叶不上庐山;第二,贺、叶部队不按张发奎命令,而是集中德安,开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叶挺的部队第二天即开拔,贺龙的部队第三天行动,先将火车皮让给叶挺。

  会议之后,汪精卫的反动阴谋顿成泡影。但是,敌人并不就此罢休,汪精卫又下令要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叶剑英事先得知这一阴谋,又立即告诉高语罕和廖乾吾,劝他们迅速离开九江。

  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划破了夜空,飞向了大江南北,叶剑英从贺龙的情报中,知道了起义的消息,分外高兴。但没有想到,起义的队伍很快撤离了南昌。

  张发奎听说南昌起义,贺、叶出走,立即召集二方面军的黄琪翔、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研究对策。会议气氛十分紧张,许多人主张立即派兵尾追,捉拿贺、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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