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369 >> 教育励志 >> 文言津逮>>正文
七 舍粗取精
讲读文言,文言典籍浩如烟海,内容五花八门,有如何选择、如何吸取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用比较简明的话表示,是要什么,不要什么。这似乎不难解决。当然是要好的或说有用的。可是哪些是有用的呢?分辨有用无用要有个标准,标准因需求、因人而可以不同。比如我们是研究文化史,那就连谶纬、堪舆的书也很有用;如果是一般的学习文言,当然就不必在这类迷信的书里兜圈子。这里还是缩小范围,专说学文言,选定读物也是个麻烦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选取什么,二是作品选定,在不同的版本中选用什么。
  选书的问题,旧时代属于目录学范围,内容很繁,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例如清朝光绪初年,张之洞作了一部《书目答问》(有人说是缪荃孙代作的),就是想指导初学,解决读什么(过去自然指中国古籍)和选用什么版本的问题的(1929年范希曾作成《书目答问补正》,较原书详确)。《书目答问》收书两千多种,现在仍然有参考价值,但是对我们目前学习文言来说却不合用。因为:一、那时候视为重要的,现在也许用处很小;二、那时候视为上好的,现在看来却未必佳;三、近百年来整理诠释古籍的成绩那时候自然无法收入;四、对现在的初学说,内容嫌过多过繁。现在需要新的、解说较详的、供一般学习文言的人参考的《书目答问》。暂时没有,我们只好自己积累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怎么积累呢?先要具备一些历史知识,尤其文学史知识,也就是要知道历代有哪些名作家和名作品。这是基本的。此外,还要注意现时的出版阅读情况,就是大致了解多数学文言的人目前在读什么,哪些书容易找到。读文学史,参考别人的阅读经验,这虽然近于随波逐流,却常常能够得其要领,费力不多而解决了选读的问题。
  读物选定之后,还要具备一些选用版本的知识。这方面的知识,有概括的,譬如一般说:一、一种古籍,经过后人校勘的比古本合用,如《淮南子》,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比汉朝高诱注的合用;二、现代人标点注解的比旧时断句加注的合用,如《孟子》,杨伯峻的《孟子译注》比宋朝朱熹的《孟子集注》合用;三、尤其对于初学,选注的比全书合用,如王伯祥的《史记选》比旧本《史记》合用;四、注解详的比注解略的合用,如同是《左传》选本,王伯祥的《左传读本》比秦同培的《左传精华》合用(有例外,如王先谦《庄子集解》后出,注解简明扼要,不如郭庆藩《庄子集释》详尽,却更便于用);五、深于此学的人评选注解的比一般人选注的合用,如钱钟书的《宋诗选法》比其他宋诗选本合用。概括的知识之外,还要具备一些关于某某书、某某篇的版本知识。例如《史记》,我们想全读,就要知道,中华书局新标点本比旧版没标点的合用,日本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注较详,应找来参考;如果不想全读,就要知道,现在常见的有王伯祥、郑权中、张友鸾等几种选注本,王伯祥的注解较详尽,宜于深入钻研;甚至只想读一篇,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也最好知道都有哪些选本选了这一篇,以便有疑问的时候参考酌定。
  以上谈的是如何选定读物的问题。为初学讲文言或初学读文言,比选定问题更重要的是从读物中吸取什么的问题。文言典籍是古人写的,古人生在旧时代,思想感情自然是旧的,或者退一步说,不能不受旧时代的影响。因而其作品就不能不同现在的要求有距离,就是说,兼有精华和糟粕。有些著作,尤其从思想方面看,是精华很少,糟粕很多。就说很少吧,糟粕总有毒素,会起毒害人的消极作用。如果因为有糟粕而就不肯读,甚至不敢读,其结果就会无书可读。这当然不是办法。可行的办法是能够分辨是非好坏,取其精华而舍其糟粕。
  讲读文言,初期选用的读物,绝大多数是名作家的名作。名作,其中当然有不少精华,但也不能保证天衣无缝,毫无糟粕。这糟粕,因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思想感情方面的,二是科学性方面的,三是文字表达方面的。以下举例说说这三方面的情况。

  一、思想感情方面(为简明,只举单篇为例)
  (1)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史记·李将军列传》)(2)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典论·论文》)
  (3)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李白《与韩荆州书》)
  (4)古之学者必有师。……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韩愈《师说》)
  (5)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王羲之《兰亭集序》)(6)项脊轩,旧南阁子也。……语未毕,余泣,妪亦泣。……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归有光《项脊轩志》)
  (7)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陶渊明《归去来辞》)
  (8)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椽。……公退之暇,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王禹偁《黄冈竹楼记》)
  例(1),《李将军列传》出于太史公司马迁的大手笔,又是《史记》传记中的名文,无论材料、布局以及写人写事,当然都非常精采,用不着我们再赞一辞。但是专就上面引的这部分看,李广因未得封侯而向望气的王朔请教,在相貌、命运方面找不到原因,最后归结为“报应”,这当作历史事实叙述一下自然也未可厚非,问题是体会行文的口气,作者也是倾向于相信的。(可与《陈涉世家》比较,在那篇里,卜者教陈胜、吴广装神弄鬼,作者明白表示那是假的。)相信真有所谓报应,现在看来当然是可笑的迷信,因而是大精华中的小糟粕,我们讲读时显然应该舍弃它。例(2),《典论·论文》是一篇名文,见解和辞章都是出类拔萃的;只是这里引的几句话,强调个人的成名、传名,在当时纵使是不可不有的思想,现在看来总是不合适的,所以讲读时也应该舍弃它。例(3),《与韩荆州书》也是一篇名文,因为有名,所以还从其中生出“识荆”这个典故。在唐朝,为出头而求名人提拔是很多人走的路,李白当然也可以这样做。不过像这里引的一些话,放在韩朝宗身上就未免太夸大,因为他的地位不过是荆州刺史之下的一个“长史”,怎么就能“侔神明”“动天地”呢?为求助而把对方吹上天,这苛刻一些说是“诌”,与“谪仙人”的雅号是不相称的,所以也应该算作糟粕。例(4),大家都承认《师说》是一篇思想好的文章,所以几乎到处都选它。“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的话,在当时这样说似乎也没有什么,因为社会情况就是如此。只是现在看来,总不能不算美中不足,所以讲读时应该认识,这是旧时代士大夫的偏见,不足为训。例(5),《兰亭集序》也是一篇名义,篇幅不长,可是记事、写景、言情都富有诗意,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爱读。只是就思想感情说,终嫌过于突出士大夫的闲适。上面引的几句更退后一步,变为消沉,由好的作品有移情作用这个角度看,我们是不应该吸取的。例(6),归有光的文章长于以琐事抒深情,《项脊轩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内容很琐细,可是写人写景都描画入微,并能于委曲的情节中显示人的心境,所以感染人的力量很强。缺点(由现在看)是情调太低沉,仿佛总是在说,完了,什么都过去了!自然,我们应该承认,人人有感伤的权利;不过作为选来的读物,尤其对于年轻人,过于感情低沉、性情脆弱,如果还有影响的力量,那是不合适的。例(7),在文学史上,《归去来辞》更加有名,欧阳修甚至说,晋朝只此一篇可以算作文章。内容也好,乱世弃官不作,回家务农,确是值得赞扬。从辞章方面看也是上好的,写情写景都很真切,并且协韵,有浓厚的音乐性。只是上面引的几句,道家的任其自然、一切无所谓的气味太重,作为现在的读物是不宜于吸取的。例(8),《黄冈竹楼记》写得很精炼,素材,安排,写景,言情,都很讲究,确是值得一读。只是上面引的几句,写的完全是士大夫自鸣清高的形象,现在看来是应该唾弃的。

  二、科学性方面
  (1)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贾谊《过秦论》)
  (2)予得此于定海,命谢子大周钞别本以归,……明长陵不罪藏方孝孺书者,此帝王盛德事。(姜宸英《奇零草序》)
  (3)嘉庆十二年四月三日,商丘陈燕仲谋、陈焯度光招予游宋氏西陂。陂自牧仲尚书之没,至于今逾百年矣,又尝值黄河之患,所谓芰梁、松庵诸名胜,无一存者。(管同《游西陂记》)
  (4)昌平州,京师之枕也,隶北路厅。……州之东有镇山焉,曰天寿山,明十二陵之所在。(龚自珍《说昌平州》)
  (5)太尉始为泾州刺史时,汾阳王以副元帅居蒲,……先是太尉在泾州为营田官,泾大将焦令谌取人田,自占数十顷。(以下叙大旱年焦逼农民交粮,用大杖打伤农民事)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疮,手注善药;旦夕自哺农者然后食;取骑马卖,布谷代偿,使勿知。(以下叙有人将此情况告知焦令谌)谌虽暴抗,然闻言则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终不可以见段公。”一夕自恨死。(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
  (6)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黄宗羲《原君》)
  (7)庚戌十一月,予自广陵归,与陈子灿同舟。……既同寝,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讫不见。子灿见窗户皆闭,惊问信之。……忽闻客大呼曰:“吾去矣。”尘滚滚东向驰去。(魏禧《大铁椎传》)
  (8)朱衣道人者,阳曲傅山先生也……尝自论其书曰:“弱冠学晋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迹,爱其圆转流丽,稍临之,则遂乱真矣。”已而乃愧之,曰:“是如学正人君子者,每觉其觚棱难近;降而与匪人游,不觉其日亲者。……”(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例(1),《过秦论》是一篇有名的议论文,气势雄伟,有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之势,因而连太史公司马迁都乐得引用。可是上面引的“吞二周”却说错了。这两个“周”是东周末年封的小国;西周是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被秦国消灭的,东周是秦庄襄王元年(前249)被秦国消灭的,那时候秦始皇还没有即位(前246年才即位)。这是只图大话痛快好听而忽略了史实,例(2),姜宸英著文,褒扬忠贞,希望《奇零草》传世,用意是很好的。可是引的古事中有“明长陵不罪藏方孝孺书者”却有问题,《明史·方孝孺传》明明说:“永乐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门人王稌潜录为《侯城集》,故后得行于世。”推想《明史》的记载不会没有根据,若然,姜宸英的宽厚说法就靠不住了。例(3),宋荦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死的,到管同等游西陂的嘉庆十二年(1807)只有九十四年,文中说“逾百年矣”是错的。例(4),现在很多人游过十三陵,知道汽车过昌平县(清朝名昌平州)还是往北走。龚自珍的文章却说在“州之东”,这是坐在书桌前的想当然。例(5),根据《段太尉逸事状》所写,焦令谌是个残暴的军阀,大坏蛋,把无力交粮的农民打得奄奄待毙,他毫不动心,听到段太尉代人交粮就良心发现,以至于一夜之间就愧恨而死,这太不合事理,显然是随便说说,决不可信(事实是以后还在作官)。例(6),《原君》,从思想方面看是极上等的文章,见理明,用意深,胆量大,两千年来几乎找不出几篇能够同它相配。可是开头说的两种状况,一是人各自私,人各自利,另一是忽而出来一人,毫不自私,毫不自利,都显得有些离奇。无论就事实说还是就道理说,这样截然不同的两极端都是不可能有的。例(7),《大铁椎传》写得像神怪小说,所以不少人喜欢读。问题出在它不是神怪小说,因为有真人陈子灿为证。可是像上面引的那些表现,窗门不开就“言讫不见”,“东向驰去”以至于“尘滚滚”,都违反事理。因此,“姑妄听之”自然未尝不可,信以为真就不合适了。例(8),傅青主评书法举“松雪、香山”,下面并且说了些不敬的话,这很不合事理:一是白居易不是书法家,传世笔迹很少;二是即使是书法家,与赵孟*并举也应该颠倒次序,说“香山、松雪”;三是决不能比白居易为匪人。查傅青主的文集,才知道“香山”应作“香光”(董其昌),原来是全祖望写错了。

  三、文字表达方面
  文字表达,过去习惯称为“辞章”,取舍的问题比较难于说清楚,因为同一篇文章,专从写作技巧方面考虑,常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概括的原则容易说,比如自然比造作好,简练比拖沓好,流利比艰涩好,古朴比轻浮好,生动比板滞好,典雅比粗俗好,优美比鄙陋好,等等,大家都会同意。问题是这些原则都很抽象,难于像用天平衡物那样,半斤就是半斤,三两就是三两。抽象的原则难于实用,原因不只一种:一、各人眼光不同,好恶不同,甲说流利好,乙甚至可以说,艰涩有一种暗藏的美,更好;二、同一种写法,甲看着不很自然,乙也许觉得很自然;三、有些作品,辞章方面属于中流,于是好之者可以誉为质朴,恶之者可以毁为笨拙,好之者可以誉为灵活,恶之者可以毁为轻浮,因为质朴与笨拙,灵活与轻浮,本来就是近邻。总之,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于避免主观片面性。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就是辞章方面,作品,或说有些作品,终归有高下之分,而我们也应该细心地、尽量避免偏见地分辨高下,然后取其精而舍其粗。以下举例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因为终是一己之见,所以只能供参考。
  先说书。古籍传到现代的,绝大多数是名著,因而辞章好的就用不着举例。书与书相比,有的,即使是极少数,显然差一些。例如王充的《论衡》,在东汉阴阳五行迷信盛行的时期,大声疾呼地提倡科学精神,毫不留情地揭露、反驳各种流行谬说,其思想的高超真是难以笔墨形容。可是说到文字表达,却琐碎拖沓(明朝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曾指出这一点),既不流利,又不生动。如果我们是刚读过《孟子》,这种印象就会更加明显。又如南北朝有一部新奇而价值很高的书,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它与也是北朝著作的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相比,就显得过于板滞无华了。
  再说人。同是作家,有人文笔造诣高,有人低,这也用不着举例。就是同一个人,写不同体裁的作品,也会有高下之分。例如杜甫是了不起的大诗人,其实他也写文,可是(还是从写作技巧方面看)远不如诗。明朝的大作家归有光正好相反,是诗不如文。
  缩小到一篇,文字表达方面有时也有高下之分。例如“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文章为后代古文家推为登峰造极,《原毁》一篇尤为人所乐道,可是那种故意多重叠、多对称以制造声势的写法,今天看来未免造作气味太重,实在没有什么好。又如明朝马中锡的《中山狼传》也是一篇流行的名文,内容当然是好的;至于全篇生硬地拼凑典故的那种写法,使人不能不想到冬烘先生在篱下诌文,摇头晃脑的那种神气,可以说是不能与内容相配了。
  再缩小,一篇之内也会大醇而小疵。例如:
  (1)庭坚顿首,几仲司户足下:……天难于生才,而才者须学问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则不得归怨于天也。世实须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尝以世不用而废学问;其自废惰欤,则不得归怨于世也。(黄庭坚《答李几仲书》)
  (2)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父所著书也。……呜呼!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例(1),“天难于生才”以下是经义文写法,放在后代八股文里是稍解放的两股,至少我们今天看来,有迂腐气,不如前后散行的文字那样平顺自然。例(2),《金石录后序》是一篇内容充实、感情深挚、可歌可泣的名文,叙事朴实恳切;只是上面引的“呜呼”以下,交代自己经历的时间,忽然谜语式地用了两个典故,显得纡而拙,这不得不算作金玉堆中一颗小小的砂粒吧?
  ------------------
返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