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369 >> 古典名著 >> 史记讲读>>正文
齐太公世家
  题解:
  后世常以齐、鲁并称,其实,二者有很大不同。鲁文化受周公的深远影响,以宗法为本位,重礼乐,诵诗书,是相当典型的儒家文化。而齐地的文化,尤其就本篇所记述的历史时期而言,“黄老之学”似乎更占上风(可参看“文化拓展”部分)。
  本篇中,记载了从齐太公始封到田和代齐的六百余年历史,重点叙述了太公、桓公的事迹。作者突显的是齐国在春秋时的霸主地位,为此,有意识地交代了齐国霸业形成的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有利因素:齐国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便于发展鱼盐与农耕;齐人天性“阔达多匿知”,有利于太公、管仲等人修黄老之术、发展经济,使齐国形成良好的文化传统;齐桓公时周室衰微,虽然齐、楚、秦、晋四国都强,然而当时晋献公死,骊姬弄权,诸公子逃亡,国内动乱连连;秦穆公以夷狄自置,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则忙于收拾南方少数民族,楚国还来不及向北方发展,这些都为齐国谋求霸业提供了有利时机。
  司马迁在谈到本文的写作时说:“申吕肖矣,尚父侧微,卒归西伯,文武是师。功冠群公,缪权于幽。番番黄发,爰飨营丘。不被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诸侯,霸公显彰。田阚争宠,姜姓解亡。嘉父之谋,作《齐太公世家》”(《太史公自序》)。很明显,司马迁将齐国数百年的兴衰分阶段处理,所叙事件虽多,但由于“略小取大,举重明轻”,清晰地表现了齐国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
  齐国发展的第一个重要阶段是姜太公受封时期。此篇首言太公辅佐文王、武王,伐纣而定天下;次言齐太公在齐“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然后又写太公奉成王命得专征伐四方,“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
  齐桓公创立霸业是齐国发展的第二个重要阶段。文中叙述了管仲由于鲍叔的举荐而得到桓公信任,与鲍叔、隰朋、高傒共同辅齐。他对内修德政,发展工商;对外明信义,尊王攘夷,终于使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完成霸业。桓公晚年多内宠,不听管仲临终劝告,信用易牙、开方、竖刀,桓公死,齐国遂陷于内乱,国力削弱。
  之后,经过崔杼、庆封等人的专权与争斗,齐国元气大伤,到了齐简公执政时期,简公不用御鞅之言,宠任监止,致使田、监争权,简公被杀,田和专权,并最终导致康公遭迁、姜姓政权灭亡的历史悲剧。
  司马迁在叙述中强调了 “人谋”是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一基本思想,人的作用在国力的盛衰与权力的更迭中得到了相当明显的体现。司马迁在此篇中思想观念超越于时代的还有他对于礼的看法。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 “独尊儒术”的时代,而儒家之“礼”相当繁缛,司马迁甚为尊崇的晏子便曾指责儒者的“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非所以先细民也”(《孔子世家》)。司马迁看重礼的内在精神即所谓“近性情,通王道”(见《太史公自序》中《礼书》小序),因而主张“简其礼”,表现出对时代观念的超越。
  《齐太公世家》还摒弃了空洞的仁义说教,更多的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功利,肯定善政,肯定追求物质利益、向往美好生活的人性,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时代观念。
  正文:
  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1077]人。其先祖尝为四岳[1078],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1079]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
  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1080]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彨[1081],非虎非罴[1082];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1083]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1084]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1085]。
  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或曰,吕尚处士[1086],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1087]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1088]之为文武师。
  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1089]商政,其事多兵权[1090]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1091]。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1092],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须、犬夷,大作[1093]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业,东伐以观诸侯集否[1094]。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1095],右把白旄[1096]以誓,曰:“苍兕苍兕[1097],总[1098]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遂至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也。”武王曰:“未可。”还师,与太公作此《太誓》。
  居二年,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1099]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纣师败绩[1100]。纣反走,登鹿台,遂追斩纣。明日,武王立于社,群公奉明水[1101],卫康叔封布采[1102]席,师尚父牵牲,史佚策祝[1103],以告神讨纣之罪。散鹿台之钱,发钜桥之粟,以振贫民。封[1104]比干墓,释箕子囚。迁九鼎[1105],修周政,与天下更始[1106]。师尚父谋居多。
  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1107]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犁[1108]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1109]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
  太公至国,修政,因[1110]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1111]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1112],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
  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
  哀公时,纪侯谮[1113]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
  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菑。
  九年,献公卒,子武公寿立。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厉公无忌立。厉公暴虐,故胡公子复入齐,齐人欲立之,乃与攻杀厉公。胡公子亦战死。齐人乃立厉公子赤为君,是为文公,而诛杀厉公者七十人。
  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脱立。成公九年卒,子庄公购立。
  庄公二十四年,犬戎杀幽王,周东徙雒。秦始列为诸侯。五十六年,晋弑其君昭侯。
  六十四年,庄公卒,子釐公禄甫立。
  釐公九年,鲁隐公初立。十九年,鲁桓公弑其兄隐公而自立为君。
  二十五年,北戎伐齐。郑使太子忽来救齐,齐欲妻之。忽曰:“郑小齐大,非我敌[1114]。”遂辞之。
  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孙无知,釐公爱之,令其秩服奉养比太子[1115]。
  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诸儿立,是为襄公。
  襄公元年,始为太子时,尝与无知斗,及立,绌[1116]无知秩服,无知怨。
  四年,鲁桓公与夫人如齐。齐襄公故尝私通鲁夫人。鲁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时嫁为鲁桓公妇,及桓公来而襄公复通焉。鲁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齐襄公。齐襄公与鲁君饮,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鲁君车,因拉杀[1117]鲁桓公,桓公下车则死矣。鲁人以为让[1118],而齐襄公杀彭生以谢[1119]鲁。
  八年,伐纪,纪迁去其邑。
  十二年,初,襄公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及瓜而代[1120]。往戍一岁,卒瓜时而公弗为发代。或为请代,公弗许。故此二人怒,因[1121]公孙无知谋作乱。连称有从妹在公宫,无宠,使之间[1122]襄公,曰“事成以女为无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遂猎沛丘。见彘,从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惧,坠车伤足,失屦。反而鞭主屦者茀三百。茀出宫。而无知、连称、管至父等闻公伤,乃遂率其众袭宫。逢主屦茀,茀曰:“且无入惊宫,惊宫未易入也。”无知弗信,茀示之创,乃信之。待宫外,令茀先入。茀先入,即匿襄公户间。良久,无知等恐,遂入宫。茀反与宫中及公之幸臣攻无知等,不胜,皆死。无知入宫,求公不得。或见人足于户间,发[1123]视,乃襄公,遂弑之,而无知自立为齐君。
  桓公元年春,齐君无知游于雍林。雍林人尝有怨无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袭杀无知,告齐大夫曰:“无知弑襄公自立,臣谨行诛。唯[1124]大夫更立公子之当立者,唯命是听。”
  初,襄公之醉杀鲁桓公,通其夫人,杀诛数不当,淫于妇人,数欺大臣,群弟恐祸及,故次弟纠奔鲁。其母鲁女也。管仲、召忽傅[1125]之。次弟小白奔莒,鲍叔傅之。小白母,卫女也,有宠于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杀无知,议立君,高、国先阴召小白于莒。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1126]将兵遮[1127]莒道,射中小白带钩。小白详[1128]死,管仲使人驰报鲁。鲁送纠者行益迟,六日至齐,则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为桓公。
  桓公之中钩,详死以误管仲,已而载温车[1129]中驰行,亦有高、国内应,故得先入立,发兵距[1130]鲁。秋,与鲁战于乾时,鲁兵败走,齐兵掩[1131]绝鲁归道。齐遗鲁书曰:“子纠兄弟,弗忍诛,请鲁自杀之。召忽、管仲雠[1132]也,请得而甘心醢[1133]之。不然,将围鲁。”鲁人患之,遂杀子纠于笙渎。召忽自杀,管仲请囚。桓公之立,发兵攻鲁,心欲杀管仲。鲍叔牙曰:“臣幸得从君,君竟[1134]以立。君之尊,臣无以增君。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于是桓公从之。乃详[1135]为召管仲欲甘心,实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请往。鲍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1136]而脱桎梏[1137],斋祓[1138]而见桓公。桓公厚礼以为大夫,任政。
  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1139],设轻重[1140]鱼盐之利,以赡[1141]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
  二年,伐灭郯,郯子奔莒。初,桓公亡时,过郯,郯无礼,故伐之。
  五年,伐鲁,鲁将师败。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桓公许,与鲁会柯而盟。鲁将盟,曹沬以匕首劫桓公于坛[1142]上,曰:“反鲁之侵地!”桓公许之。已而曹沬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后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沬。管仲曰:“夫劫许之而倍[1143]信杀之,愈[1144]一小快耳,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于是遂与曹沬三败所亡地于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七年,诸侯会桓公于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
  十四年,陈厉公子完,号敬仲,来奔齐。齐桓公欲以为卿,让;于是以为工正[1145]。田成子常之祖也。
  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1146]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
  二十七年,鲁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于鲁公子庆父,庆父弑湣公,哀姜欲立庆父,鲁人更立釐公。桓公召哀姜,杀之。
  二十八年,卫文公有狄乱,告急于齐。齐率诸侯城楚丘而立卫君。
  二十九年,桓公与夫人蔡姬戏船中。蔡姬习水,荡公,公惧,止之,不止,出船,怒,归蔡姬,弗绝[1147]。蔡亦怒,嫁其女。桓公闻而怒,兴师往伐。
  三十年春,齐桓公率诸侯伐蔡,蔡溃。遂伐楚。楚成王兴师问曰:“何故涉[1148]吾地?”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实征之,以夹辅[1149]周室。’赐我先君履[1150],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楚贡包茅[1151]不入,王祭不具,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复,是以来问。”楚王曰:“贡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1152]乎!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齐师进次[1153]于陉。夏,楚王使屈完将兵扞齐[1154],齐师退次召陵。桓公矜[1155]屈完以其众。屈完曰:“君以道则可;若不,则楚方城以为城[1156],江、汉以为沟,君安能进乎?”乃与屈完盟而去。过陈,陈袁涛塗诈齐,令出东方[1157],觉。秋,齐伐陈。是岁,晋杀太子申生。
  三十五年夏,会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1158],命无拜。桓公欲许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赐。秋,复会诸侯于葵丘,益有骄色。周使宰孔会。诸侯颇有叛者。晋侯病,后,遇宰孔。宰孔曰:“齐侯骄矣,弟无行。”从之。是岁,晋献公卒,里克杀奚齐、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为晋君。桓公于是讨晋乱,至高梁,使隰朋立晋君,还。
  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1159]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1160]。唯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1161]其德,故诸侯宾[1162]会。于是桓公称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1163]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1164],乘车之会六[1165],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于此乎?吾欲封泰山,禅梁父[1166]。”管仲固谏,不听;乃说桓公以远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
  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带与戎、翟合谋伐周,齐使管仲平戎于周。周欲以上卿礼管仲,管仲顿首曰:“臣陪臣[1167],安敢!”三让,乃受下卿礼以见。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带来奔齐。齐使仲孙请[1168]王,为带谢。襄王怒,弗听。
  四十一年,秦穆公虏晋惠公,复归之。是岁,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对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刀如何?”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
  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于齐,齐令诸侯各发卒戍周。是岁,晋公子重耳来,桓公妻之。
  四十三年。初,齐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无子。桓公好内[1169],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无诡;少卫姬,生惠公元;郑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华子,生公子雍。桓公与管仲属[1170]孝公于宋襄公,以为太子。雍巫[1171]有宠于卫共姬,因宦者竖刀以厚献于桓公,亦有宠,桓公许之立无诡。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易牙入,与竖刀因内宠杀群吏,而立公子无诡为君。太子昭奔宋。
  桓公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十二月乙亥,无诡立,乃棺赴[1172]。辛巳夜,敛殡。
  桓公十有余子,要[1173]其后立者五人:无诡立三月死,无谥;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诸侯兵送齐太子昭而伐齐。齐人恐,杀其君无诡。齐人将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与齐人四公子战。五月,宋败齐四公子师而立太子昭,是为齐孝公。宋以桓公与管仲属之太子,故来征之。以乱故,八月乃葬齐桓公。
  六年春,齐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齐也[1174]。夏,宋襄公卒。七年,晋文公立。
  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卫公子开方杀孝公子而立潘,是为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
  昭公元年,晋文公败楚于城濮,而会诸侯践土,朝周,天子使晋称伯[1175]。六年,翟侵齐。晋文公卒。秦兵败于殽。十二年,秦穆公卒。
  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为齐君。舍之母无宠于昭公,国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争立而不得,阴交贤士,附爱[1176]百姓,百姓说。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与众十月即墓上弑齐君舍,而商人自立,是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
  懿公四年春,初,懿公为公子时,与丙戎之父猎,争获不胜,及即位,断丙戎父足,而使丙戎仆[1177]。庸职[1178]之妻好,公内之宫,使庸职骖乘。五月,懿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戏。职曰:“断足子!”戎曰:“夺妻者!”二人俱病[1179]此言,乃怨。谋与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车上,弃竹中而亡去。
  懿公之立,骄,民不附。齐人废其子而迎公子元于卫,立之,是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卫女,曰少卫姬,避齐乱,故在卫。
  惠公二年,长翟来,王子城父攻杀之,埋之于北门。晋赵穿弑其君灵公。
  十年,惠公卒,子顷公无野立。初,崔杼有宠于惠公,惠公卒,高、国畏其偪[1180]也,逐之,崔杼奔卫。
  顷公元年,楚庄王强,伐陈;二年,围郑,郑伯降,已复国郑伯。
  六年春,晋使卻克于齐,齐使夫人[1181]帷中而观之。卻克上,夫人笑之。卻克曰:“不是报,不复涉河!”归,请伐齐,晋侯弗许。齐使至晋,卻克执齐使者四人河内,杀之。八年。晋伐齐,齐以公子强质[1182]晋,晋兵去。十年春,齐伐鲁、卫。鲁、卫大夫如晋请师,皆因[1183]卻克。晋使卻克以车八百乘为中军将,士燮将上军,栾书将下军,以救鲁、卫,伐齐。六月壬申,与齐侯兵合靡笄下。癸酉,陈于鞌。逄丑父为齐顷公右[1184]。顷公曰:“驰之[1185],破晋军会食。”射伤卻克,流血至履。克欲还入壁[1186],其御曰:“我始入,再伤,不敢言疾,恐惧士卒,愿子忍之。”遂复战。战,齐急,丑父恐齐侯得[1187],乃易处[1188],顷公为右,车絓[1189]于木而止。晋小将韩厥伏齐侯车前,曰“寡君使臣救鲁、卫”,戏之。丑父使顷公下取饮,因得亡,脱去,入其军。晋卻克欲杀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见僇[1190],后人臣无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归齐。于是晋军追齐至马陵。齐侯请以宝器谢,不听;必得笑克者萧桐叔子[1191],令齐东亩[1192]。对曰:“叔子,齐君母。齐君母亦犹晋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义伐而以暴为后,其可乎?”于是乃许,令反鲁、卫之侵地。
  十一年,晋初置六卿,赏鞌之功。齐顷公朝晋,欲尊王晋景公,晋景公不敢受,乃归。归而顷公弛苑囿[1193],薄赋敛,振[1194]孤问疾,虚积聚以救民[1195],民亦大说。厚礼诸侯。竟顷公卒,百姓附,诸侯不犯。
  十七年,顷公卒,子灵公环立。
  灵公九年,晋栾书弑其君厉公。十年,晋悼公伐齐,齐令公子光质晋。十九年,立子光为太子,高厚傅之,令会诸侯盟于钟离。二十七年,晋使中行献子伐齐。齐师败,灵公走入临菑。晏婴止灵公,灵公弗从。曰:“君亦无勇矣!”晋兵遂围临菑,临菑城守不敢出,晋焚郭中而去。
  二十八年,初,灵公取鲁女,生子光,以为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1196],仲姬生子牙,属之戎姬。戎姬请以为太子,公许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于诸侯矣,今无故废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东[1197]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为太子。灵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为庄公。庄公杀戎姬。五月壬辰,灵公卒,庄公即位,执太子牙于句窦之丘,杀之。八月,崔杼杀高厚。晋闻齐乱,伐齐,至高唐。
  庄公三年,晋大夫栾盈奔齐,庄公厚客待之。晏婴、田文子谏,公弗听。四年,齐庄公使栾盈间[1198]入晋曲沃为内应,以兵随之,上太行,入孟门。栾盈败,齐兵还,取朝歌。
  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庄公通之,数如[1199]崔氏,以崔杼之冠赐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晋,欲与晋合谋袭齐而不得间[1200]。庄公尝笞宦者贾举,贾举复侍,为崔杼间公以报怨。五月,莒子朝齐,齐以甲戌飨之。崔杼称病不视事[1201]。乙亥,公问崔杼病,遂从崔杼妻。崔杼妻入室,与崔杼自闭户不出,公拥柱而歌。宦者贾举遮[1202]公从官而入,闭门,崔杼之徒持兵从中起。公登台而请解,不许;请盟,不许;请自杀于庙,不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争趣[1203]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墙,射中公股,公反坠,遂弑之。晏婴立崔杼门外,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已死已亡,非其私暱[1204],谁敢任之!”门开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1205]而出。人谓崔杼:“必杀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丁丑,崔杼立庄公异母弟杵臼,是为景公。景公母,鲁叔孙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为右相,庆封为左相。二相恐乱起,乃与国人盟曰:“不与[1206]崔庆者死!”晏子仰天曰:“婴所不获[1207],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从!”不肯盟。庆封欲杀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庄公”,崔杼杀之。其弟复书,崔杼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杼乃舍之。
  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强,其母死,取东郭女,生明。东郭女使其前夫子无咎与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为太子。成请老于崔,崔杼许之,二相弗听,曰:“崔,宗邑[1208],不可。”成、强怒,告庆封。庆封与崔杼有卻[1209],欲其败也。成、强杀无咎、偃于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无人,使一宦者御,见庆封。庆封曰:“请为子诛之。”使崔杼仇卢蒲嫳攻崔氏,杀成、强,尽灭崔氏,崔杼妇自杀。崔杼毋归,亦自杀。庆封为相国,专权。
  三年十月,庆封出猎。初,庆封已杀崔杼,益骄,嗜酒好猎,不听[1210]政令。庆舍用政,已有内卻。田文子谓桓子曰:“乱将作。”田、鲍、高、栾氏相与谋庆氏。庆舍发甲围庆封宫,四家徒共击破之。庆封还,不得入,奔鲁。齐人让鲁,封奔吴。吴与之朱方[1211],聚其族而居之,富于在齐。其秋,齐人徙葬庄公,僇崔杼尸于市以说众。
  九年,景公使晏婴之晋,与叔向私语曰:“齐政卒归田氏。田氏虽无大德,以公权[1212]私,有德于民,民爱之。”十二年,景公如晋,见平公,欲与伐燕。十八年,公复如晋,见昭公。二十六年,猎鲁郊,因入鲁,与晏婴俱问鲁礼。三十一年,鲁昭公辟[1213]季氏难,奔齐。齐欲以千社封之,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请齐伐鲁,取郓以居昭公。
  三十二年,彗星见。景公坐柏寝[1214],叹曰:“堂堂[1215]!谁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谀甚。”景公曰:“彗星出东北,当齐分野[1216],寡人以为忧。”晏子曰:“君高台深池,赋敛如弗得,刑罚恐弗胜,茀星[1217]将出,彗星[1218]何惧乎?”公曰:“可禳[1219]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来,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万数,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胜众口乎?”是时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故晏子以此谏之。
  四十二年,吴王阖闾伐楚,入郢。
  四十七年,鲁阳虎攻其君,不胜,奔齐,请齐伐鲁。鲍子谏景公,乃囚阳虎。阳虎得亡,奔晋。
  四十八年,与鲁定公好会夹谷。犁鉏曰:“孔丘知礼而怯,请令莱人为乐,因执鲁君,可得志。”景公害[1220]孔丘相鲁,惧其霸,故从犁鉏之计。方会,进莱乐,孔子历阶上,使有司执莱人斩之,以礼让景公。景公惭,乃归鲁侵地以谢,而罢去。是岁,晏婴卒。
  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于晋,晋攻之急,来请粟。田乞欲为乱,树党于逆臣,说景公曰:“范、中行数有德于齐,不可不救。”及使乞救而输之粟。
  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1221]。景公宠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贱,无行,诸大夫恐其为嗣,乃言愿择诸子长贤者为太子。景公老,恶言嗣事[1222],又爱荼母,欲立之,惮发之口,乃谓诸大夫曰:“为乐耳,国何患无君乎?”秋,景公病,命国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为太子,逐群公子,迁之莱。景公卒,太子荼立,是为晏孺子。冬,未葬,而群公子畏诛,皆出亡。荼诸异母兄公子寿、驹、黔奔卫,公子驵、阳生奔鲁。莱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与埋,三军事乎弗与谋,师乎师乎,胡党之乎?[1223]”
  晏孺子元年春,田乞伪事高、国者,每朝,乞骖乘,言曰:“子得君[1224],大夫皆自危,欲谋作乱。”又谓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发,先之。”大夫从之。六月,田乞、鲍牧乃与大夫以兵入公宫,攻高昭子。昭子闻之,与国惠子救公。公师败,田乞之徒追之,国惠子奔莒,遂反杀高昭子。晏圉奔鲁。八月,齐秉意兹[1225]。田乞败二相,乃使人之鲁召公子阳生。阳生至齐,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请诸大夫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1226],幸来会饮。”会饮,田乞盛阳生橐[1227]中,置坐中央,发[1228]橐出阳生,曰:“此乃齐君矣!”大夫皆伏谒。将与大夫盟而立之,鲍牧醉,乞诬[1229]大夫曰:“吾与鲍牧谋共立阳生。”鲍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诸大夫相视欲悔,阳生前,顿首曰:“可则立之,否则已。”鲍牧恐祸起,乃复曰:“皆景公子也,何为不可!”乃与盟,立阳生,是为悼公。悼公入宫,使人迁晏孺子于骀,杀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贱而孺子少,故[1230]无权,国人轻之。
  悼公元年,齐伐鲁,取讙、阐。初,阳生亡在鲁,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归即位,使迎之。季姬与季鲂侯[1231]通,言其情,鲁弗敢与,故齐伐鲁,竟迎季姬。季姬嬖,齐复归鲁侵地。
  鲍子与悼公有郤[1232],不善。四年,吴、鲁伐齐南方。鲍子弑悼公,赴[1233]于吴。吴王夫差哭于军门外三日,将从海入讨齐。齐人败之,吴师乃去。晋赵鞅伐齐,至赖而去。齐人共立悼公子壬,是为简公。
  简公四年春,初,简公与父阳生俱在鲁也,监止[1234]有宠焉。及即位,使为政。田成子[1235]惮之,骤顾[1236]于朝。御鞅言简公曰:“田、监不可并也,君其择[1237]焉。”弗听。子我夕[1238],田逆[1239]杀人,逢之,遂捕以入。田氏方睦,使囚病而遗守囚者酒[1240],醉而杀守者,得亡。子我盟诸田于陈宗。初,田豹欲为子我臣,使公孙言豹[1241],豹有丧而止。后卒以为臣,幸于子我。子我谓曰:“吾尽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对曰:“我远[1242]田氏矣。且其违者[1243]不过数人,何尽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1244]得君,弗先,必祸子[1245]。”子行舍于公宫。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1246]如公。子我在幄[1247],出迎之,遂入,闭门。宦者御之,子行杀宦者。公与妇人饮酒于檀台,成子迁诸寝[1248]。公执戈将击之,太史子余曰:“非不利也,将除害也[1249]。”成子出舍于库[1250],闻公犹怒,将出[1251],曰:“何所无君!”子行拔剑曰:“需[1252],事之贼[1253]也。谁非田宗?所不杀子者有如田宗[1254]。”乃止。子我归,属徒攻闱[1255]与大门,皆弗胜,乃出。田氏追之。丰丘人执子我以告,杀之郭关[1256]。成子将杀大陆子方,田逆请而免之。以公命取车于道,出雍门[1257]。田豹与之车,弗受,曰:“逆为余请,豹与余车,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雠,何以见鲁、卫之士?”
  庚辰,田常执简公于俆州。公曰:“余蚤从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简公于俆州。田常乃立简公弟骜,是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相之,专齐之政,割齐安平以东为田氏封邑。
  平公八年,越灭吴。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积立。
  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贷立。田会反廪丘。
  康公二年,韩、魏、赵始列为诸侯。十九年,田常曾孙田和始为诸侯,迁康公海滨。
  二十六年,康公卒,吕氏遂绝其祀。田氏卒有齐国,为齐威王,强于天下。
  太史公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1258],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1259],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1260]哉,固大国之风也!
  一、 文化拓展:
  (1)这篇“世家”体现了司马迁对“黄老之学”的看重。在《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全文引用了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其中评价最高的是道家学说:“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黄老之学”与道家虽然关系密切,但二者并不相同,概而言之,前者以隐逸为特点,而后者则主要是道家学说在治国之术上的体现。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在一开始就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论六家要旨皆着眼于“治”,那么其对于道家学说的论述其实主要是对 “黄老之学”的论述。
  在司马谈看来,“黄老之学”的核心观点是:“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
  要体会这段话的深刻内涵,要抓住两个关键词:“虚无”、“因循”。
  先看“虚无”。司马谈其实已经谈得很清楚:“虚无”是“无为”。 众所周知,“无为”是道家学说的核心范畴,可是,这一范畴又常常遭人误解。“无为”不是消极的不去作为。《庄子·骈拇》云:“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为什么呢?因为“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续”和“断”是“有为”,可是,这是违背物之本性、违背客观规律的“有为”,与其要这样的“有为”,还不如要“无为”。同样的,治理国家时,“无为”就是指不要做违背人性、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
  “无为”还指不要做那些被“大盗”所利用的事情。《庄子·胠箧》打了这样一个生动的比方:“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缄滕,固扃鐍,此世俗所谓知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滕扃鐍之不固也。然则乡之所谓知者,不乃为大盗积者也?”儒家倡仁义、兴礼乐、行王道,把君臣父子的社会秩序治理得井井有条,然而一旦“窃国”之“大盗”来了(道家最为痛恨的就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这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其不恰恰帮助了“大盗”的统治?儒家的“仁义”、“礼乐”岂不正为“大盗”所利用?
  司马谈对后一种“无为”似乎未曾论及,司马迁则有相应论述。《秦本纪》中有这样一段值得注意:
  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於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於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於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
  儒家的“仁义礼乐”、“诗书法度”为“窃国”的“大盗”们所利用,成为诛杀对方的口实,所以才会出现“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於灭宗”的局面,而戎夷“不知所以治”则不能为大盗所利用,这不正是第二种“无为”吗?
  “虚无”又指“无成执,无常形”,即无固定、无永恒。从治国之术的角度来讲,就是指没有固定、永恒的行为规范(包括方针、政策、法律、伦理、规章、制度等)。从上述“虚无”的内涵可以看出:“虚无”不是空幻,不是零,而是灵活、弹性、开放,它不作任何固定的硬性规定,然而恰恰可以作任何规定,这便是所谓“当其无,有有之用”、“无为而无不为”,也是司马谈所说的“有法无法”、“有度无度”。
  再看“因循”。“因循”不是指守旧、沿袭。既然“无为”是指不要违背客观规律,不要做违背物之本性的事情(在治国之术的层面是指不要做违背人性的事情),换句话来说就是要顺应物性(在治国之术的层面是指依人性、顺人情),这是“因循”的一种内涵,司马谈其实已说得很明确——“有度无度,因物与合”。司马谈另外一句话又点出了“因循”的另一内涵——“有法无法,因时为业”,即顺应时势。
  以上主要是是司马谈对“黄老之学”的阐发,司马迁对“黄老之学”又是怎样一种看法呢?
  古人对《齐太公世家》颇有微词,主要集中在“阴谋修德以倾商政”与“伯禽报政”两个方面,认为前者体现出司马迁不“知德”,后者体现出司马迁崇“速成之功”、“操切”。这其实是误解。 “阴谋”不是现在所说“阴谋诡计”之“阴谋”。道教有一著作名《阴符经》,甚至还有人说作者正是姜子牙。《阴符经》作者为谁暂且不必追究,需要注意的是:《阴符经》的“阴”乃是与“阳”相对的一个范畴,“阳”象征着刚健,“阴”则象征着柔顺。在此篇中,“阴谋”其实是“柔顺之谋”,强调的乃是对某些东西要顺应,而不是强硬地对抗或改变。
  顺应什么呢?本篇中讲到,盟津之会,诸侯皆曰:“纣可伐也”,太公与武王却作《太誓》不伐,为什么?从上下文来看,史公的言下之意不是说时机尚未成熟吗?武王将伐纣,占卜的结果却不吉利,众人皆惧,太公却力排众议,结果取得了牧野之战的胜利。太公与众人的这两次对比不正体现出太公能够洞察时势、顺应(因循)时势吗?同样的,姜太公听从店主人之劝告,火速赶到封地,从而有效地抵御了莱人的入侵,归根到底,还是把握时势、顺应时势。
  齐桓公之所以能够“霸业显彰”,管仲的治国之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管晏列传》中这样评价管仲的政绩:“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并举了一些本篇其实亦有记叙的例子:“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於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这一系列的“因”还是“因循”之一种:顺应时势,因势利导。
  “伯禽报政”见于下一篇的《鲁周公世家》: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後除之,故迟。”太公亦封於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後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後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把这段描述与《齐太公世家》所说的“因其俗,简其礼”结合起来,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太公的治国之术是非常称赏的,而所谓“因其俗”,不也正是“因循”之一种吗?——强调的是对当地民性民情的顺应。
  《齐太公世家》中还有一段值得注意:
  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对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刀如何?”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
  此段描写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三个“非人情”,按管仲的逻辑,不就是说不近人情就不可能顺应人情,不顺应人情就不能为相治理国家吗?这是以反面教材强调“因循”。而《太史公自序》中云:“(礼)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礼书》中强调:“缘人情而作礼,依人性而制仪”,则又是从正面强调“因循”。无论正面反面,都是强调对人情人性的顺应。
  (2)儒学的核心是道德伦理、制礼作乐。并不能说司马迁对道德伦理不重视,在《与挚竣书》中,他引用了儒家“三不朽”的说法:“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把“立德”放在“立功”之前。他在为人物立传时也贯彻着这一原则:对周文王的评价高于周武王,因为周文王行仁政、修礼乐是“立德”,周武王以武力推翻商朝政权则是“立功”(《周本纪》);对汉文帝的评价高于汉高祖,因为“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孝文本纪》)。司马迁把周王朝视为“仁政”、“王道”的代表,但是对“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却又非常赞赏,看起来似乎矛盾,其实不然。因为,伯夷叔齐虽然只是隐士,说不上有什么具体的事功,可是他们坚守节操,反对“以暴易暴”,在司马迁看来这是一种“立德”,不妨予以很高的评价。
  但是,司马迁又不像正统儒者那样片面强调“道德至上”,对事功同样的十分看重。有西方汉学家曾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模式主要有两种:“秦始皇式”与“孔子式”。秦始皇式的政治强调富国强兵、重视法制,此种政治的弊端是常常以严刑峻法、发动战争的方式实行暴政与侵略扩张。孔子式的政治则以儒学为指导思想,强调仁政、德治,从政治理想来看是很好的,然而这样的政治亦有弊端:把仁政、德治的政治理想看作是“道”,把富国强兵看作是“术”,对于“术”非常轻视,甚至有着严重的偏见,常常把发展经济看作是“与民争利”,把发展军事力量看作是“霸道”而非“王道”来予以贬斥。这样的政治模式还会犯一个美丽的错误:强调“君子” 万能。正统儒者的政论中“君子”、“小人”的字眼层出不穷,强调自已政见正确时总是以“君子” 自居,反对政敌时总是把对方称为“小人”,以至于形成这样一种偏见:只要一个人道德品质高尚,这样的人就会被视为“君子”,这样一个“君子”就一定能治理好天下,他是否有富国强兵之术无关紧要。这样的政治观念不能不说是幼稚的。司马迁则突破了这种局限,例如在这篇《齐太公世家》里,司马迁一方面肯定了文王的修德,一方面也肯定了吕尚的“阴谋”——如前所述,这里的“阴谋”不是贬义,而是兵法、是政治策略,是富国强兵之术, 是“立功”。后代正统儒者由于片面强调“道德至上”而否定这样的“立功”,把它看作是“诡谲”、 “变诈之谋”、“苟简之说”,这当然是一种误解。
  (3)《史记》所运用的“迭见法”值得注意,例如在春秋时期诸侯国的“世家”中经常出现某年某月某国如何如何,这些事件还“迭见”于别篇之中,虽是重复却不是无谓的重复,而是表明这些事件乃是历史变迁中的重大事件(如此篇的“齐桓公始霸”便迭见于《周本纪》、《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管蔡世家》、《宋微子世家》、《晋世家》、《楚世家》、《郑世家》之中)。
  (4)管仲事迹可参见《左传·庄公》、《左传·僖公》、《左传·昭公》、《史记·管晏列传》、《列子·力命篇》等。
  又,《论语·八佾》: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仲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论语·宪问》: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5)《管晏列传》中记两位大政治家事迹时主要是述生活琐事,以“举贤”为中心线索(鲍叔牙举管仲,晏子举越石父与御者)组织篇章,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本篇对管仲、晏子的政绩已颇多记载,不必再加以赘述。
  二、文学链接:
  1、相关文学典故:
  飞熊入梦
  欣群才之来萃兮,协飞熊之吉梦。
  (曹植《铜雀台赋》)
  昔商高宗曾有飞熊入梦,得傅说于版筑之间。
  (《封神演义》第二十三回)
  渭水垂钓
  握中有悬壁,本自荆山璆。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
  (刘琨《重赠卢谌》)
  尚父功
  青初下赤霄空,千里江山一击中。忽见晴皋铺白草,顿令凉野动秋风。当时遂得荆文宠,佐运终成尚父功。试向平芜看猎火,六双还在上林东。”
  (顾炎武《亭林诗集》卷一《赋得秋鹰》)
  齐桓霸业:
  齐桓之功,为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曹操《短歌行》其二)
  管鲍之交
  彪虽与宋弁结管鲍交,弁为大中正,与孝文私议犹以寒地处之,殊不欲相优假。彪亦知之,不以为恨。
  (《北史·李彪传》)
  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
  (杜甫《贫交行》)
  2、后世有关的著名文学作品:
  曹操《求贤令》《让县自明本志令》 卢照邻《悲才难》 胡曾《咏史诗·召陵》 张九龄《咏史》 柳宗元《辩<晏子春秋>》《咏史》 罗隐《市赋》 李德裕《管仲害霸论》 权德舆《渭水》 欧阳修《为君难论》 苏洵《管仲论》 苏轼《管仲论》 苏辙《管仲》 王安石《王霸》
  3、文学分析:
  在此篇中,司马迁抓住了最能代表齐国历史发展的几个时期,以浓墨重彩清晰反映了齐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描绘出风云变幻的历史画面,其余则仅记其大概,明其脉络,真正做到了剪裁有法,详略得当。
  《齐太公世家》也同《史记》的其他篇目一样,塑造了许多生动复杂、立体的人物形象,并且于其中融入作者对于人物的评价及历史观。比如齐桓公,这个在春秋时期叱咤政坛、主宰一个时代历史的霸主,在以往的史料中,往往详述其辉煌政绩,然而司马迁在选材时,却避开这些,反而是选择了许多未曾叙述过的材料:为报当年郯无礼之仇而伐郯;为发泄私愤,出师伐蔡,不仅师出无名,并且将失信于天下,若没有管仲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另外,齐桓公的死在以前的史料中记叙极少,而司马迁则详明到了此种地步:“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以乱故,八月乃葬齐桓公。”触目惊心的描述显示出司马迁对桓公不听忠言、宠信奸小所持的批判态度。然而司马迁却又以辩证态度表现这个人物,对其机智果敢、从谏如流、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一面又给予了详细记述与高度评价。
  三、集评:
  “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德非倾人之事,岂阴谋上所能为?信如此,则古之为德,乃后之所以为暴也。迁并言之,未可与论知德也。
  “客寝甚安,殆非就国”,此后世鄙语,而迁以施之周公,师尚父之间,是世无复有圣贤,何取于论载也!
  迁言“曹沫以匕首劫齐桓公”,“遂与沫三败所亡地”,此事《公羊》先见。按《左氏》,鲁庄公九年纳纠,败于干时,几获;十年有长勺之胜,刿实主之,齐犹未已,与宋次乘丘,公子偃败宋师于乘丘;十三年北杏之会,齐将称霸,其冬鲁乃会盟于柯。是鲁国三战而再胜,未尝失地,三年不交兵,何用要劫?二十三年曹刿复谏观社,详其前后词语,岂操匕首于坫坛之间者也耶?意当时处士谓刿自乡人拔起有功业,宗主之,不以为德而以为刺,习俗之陋,何独后世,可哀也已!
  “齐顷公欲尊王晋景公”,迁以数百年后事开迹数百年前,此等语皆不暇审也。
  ————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九
  《齐世家》:周西伯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谋,皆宗太公为本谋”。石林叶氏曰:“其说盖出《六韬》。夫太公贤者也,其所用王术也,其所事圣人也,则出处必有义,而致君必有道。自墨翟以太公于文王为忤合,而孙武谓之用间,且以尝为文,武将兵,故尚权多并缘自见。”说斋唐氏曰:“三分有二而犹事商,在众人必以为失时;三后协心而后道洽,在常情必以无功。二圣人信之笃,守之固,至诚恻怛之心,宽厚和平之政,浃于斯民,固结而不可解,此岂矫拂而伪为?亦出于自然而已。彼太史公诚后道洽,在常情必以无功。二圣人信之笃,守之固,至诚恻怛之心,宽厚和平之政,浃于斯民,固结而不可解,此岂矫拂而伪为?亦出于自然而已。彼太史公诚不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囚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又曰公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鲁后世其北面而事齐矣。’此特战国变诈之谋,后世苟简之说,殆非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也。迁不能辨其是非,又从而笔之于书,使后人怀欲得之心,务速成之功者,借此以为口实,其害岂小哉?”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一
  正道之不明,自战国之急于功利者滑之,而汉儒不能明,后世不能讨也。太公,亚圣之大贤也,其仕于周也亦不苟矣。孟子曰:“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贤者之去就可知矣。而太史公乃以为渔,隐于渭,文王卜,畋于渭之阳,载与俱归,爰立为师。且以为西伯昌囚于羑里,尚隐此泉,其臣闳夭、散宜生、南宫括者相与学讼于公,四子于是见西伯于羑里、而复相与求美女、文马、白狐、奇物以献纣,而脱其囚,归而与之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然乎?夫太公之为人果如是也耶?其出处之际必有义,而其致君也亦有道矣,何至操切谲诡为倾人之举哉!
  ————罗泌《路史发挥》卷二
  太史公诸世家叙诸侯事,而王室始乱、伯主代兴,皆谨书之。如厉王之奔,宣王之立,幽王之弑,周东徙雒,秦始列为诸侯,小白、重耳、宋襄、楚庄之立、卒,与申生之杀,及敌国相灭各国,臣子之弑其君,皆三致意焉。而于孔子之生卒及相鲁尤详,至书鲁隐公初立者,以为作《春秋》地也,此等义例皆不愧良史。
  管子天下才也,其始委质子纠而事之,襄公既弑,则惟恐子纠之不得立也,而其为子纠谋则亦有未善焉。春秋时列国亡公子之在外而终得反国自立者,外必有强国主之,内必有强臣应之,然后可以得志。管子一出,即奉子纠奔鲁。夫鲁,相忍之国也岂可恃哉?彼莒卫为小白外主,髙国为小白内主,莒卫合则足以敌鲁,而管子在外固不能敌髙国也。管子盍求大国如秦晋者而请命焉?而阴结其大夫之足以制髙国者以为腹心,然后求入,如不得入,亟为逃死之计可也。乃竟贸贸然出于于然入,侥幸于射钩之一中,而懈不复备,遂使子纠生窦之杀如屠豕然,岂不惜哉!……髙国谋之于内,小白攻之于外,事犹未可知也,况不得入乎?有如秦晋主子纠于外,则彼小白初立,又安敢以不义胁邻国,使杀其兄弟而束缚其臣以归于已乎?吾故曰管仲天下才也,而其为子纠谋则未善也。
  ————黄淳耀《史记评论·平准书》
  太史公叙太公始为阴谋处,兵家者言也。非是。
  ————茅坤《史记钞》卷十八
  齐鲁皆大国,侯伯之命盍为不于鲁而于齐乎?当是时,周公未这鲁,太公在齐,伯禽何可当也?
  ————凌氏《史记评林·孝文本纪》邵宝批语
  史公兼取杂说。如此篇书阴谋倾商就国报政皆未详考。所谓刊落不尽者也。凡诸杂说出于何书今犹多可考见。古文家圈点以为史公之妙,考据家纠驳以为史公之失,史公皆不任也。整齐百家乃是其志,然力有未逮,见有未周。以今所传古书观之,所采仅十之三、四,而十之五、六非皆不雅训也。若以所去取为信否之断则误矣。此篇景公坐柏寝,混三事为一事。且晏子之谏多矣,何独取此?亦显系钞《左传》而误参杂说。凡世家中叙事讹舛,皆随手排比之误。其排比《左传》显有痕迹。顾氏谓其与《左传》不同者,当以《传》为正,是也。吴汝纶评首载猎渭阳事,谓此等俗说史皆载之,所以博其趣。夫太公志在厥协异传,正当刊正缪妄,何反博其趣耶?
  ————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世家·齐太公世家》
  四、思考与讨论:
  1、请在本篇中找出“迭见法”的其他例子。
  2、司马迁怎样看待“立德”与“立功”之间的关系?试结合此篇与《伯夷列传》、《周本纪》、《孝文本纪》进行讨论。
  3、结合《太史公自序》、《孔子世家》、《叔孙通列传》、《礼书》以及此篇,考察司马迁对礼学的态度与观念。
返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