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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列传[1758]
  题解:
  与其说本篇是从先秦到汉武帝时期的儒学兴衰史,还不如说是儒学“境遇记”。也就是说,本篇记述的重点是,从孔子时代到汉武帝时期,统治者怎么样看待儒学、儒学在政治生活中起到了怎么样的作用。
  司马迁在《史记》各传记中的议论放在结尾处的较多,此篇则在一开始就来了一段深沉的感慨: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从后文可以看出,“广厉学官”实际上标志着儒学成为官学、得到统治者的认可乃至倡导、儒学成为在政治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学说,这是匡古未有的事情。如果把此篇视为儒学兴衰记,此时应该是儒学最为兴盛的时期。而司马迁恰恰在儒学最为兴盛的时期“废书而叹”,这就耐人寻味了。我们自然要追问,司马迁为什么要“废书而叹”?
  为什么?难道司马迁在感叹:儒学直到此时才“兴盛”,走过了太长的路程,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并非如此。从本文的字里行间,再联系《史记》的其他一些篇章,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对儒学的“兴盛”颇不以为然:
  在这所谓的儒学“兴盛”时期,作为儒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公孙弘不过是个“曲学以阿世”的典型——在记述完辕固生直抒已见而得罪窦太后、不得不去斗兽、差点儿丢掉老命之后,文中突然写到:“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辕固生对公孙弘这番告诫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吧,作为古文大家的司马迁此等笔墨恐怕也不是随意写就,而是微言大意吧。
  再参之以《平津侯主父列传》、《汲郑列传》、《平准书》,公孙弘竟然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不敢直言进谏,常常迎合汉武帝的意思。汉武帝穷奢极欲,他就声称“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节俭”;汉武帝独断专行,他就“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自已的建议不被武帝采纳,他也从不“庭辩”之。甚至有一次,他与汲黯等商量好要向武帝提意见,可是,一到汉武帝面前他就“倍其约以顺上旨”。当汲黯当场抨击他背信弃义时,他说:“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可汉武帝居然认为他说得对,“益厚遇之”。可见,他对于汉武帝的逢迎是深受汉武帝赏识的,此人高居相位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以至于当淮南、衡山造反时,连公孙弘自已都为自已无功被封深为不安,上书乞免,汉武帝都没有答应,称赞了他的“谨行”,使他“竟以丞相终”。而所谓“谨行”,不过就是他善于逢迎上意罢了,总是逢迎上意的公孙弘难道还能够坚守儒学的种种原则、主张吗?司马迁对公孙弘还有这样的断词:“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卻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在此篇《儒林列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
  别说这不是温良恭俭让的儒者所当为,就是一般人有这样的行径恐怕也会被人骂一声卑劣吧。
  再看看在这所谓的儒学“兴盛”时期,此篇对其他儒者的记述:
  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
  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
  张汤死后六年,兒宽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宽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有所匡谏;于官,官属易之,不为尽力。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
  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
  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这里,按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的顺序逐一记人叙事,人物纷繁却秩序井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所记述的这些儒者并没有为国为民的政治作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因儒学而“起其家”、“至大官”、“显贵”。再联系此篇前面所说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我们是不是已经约略明白,司马迁的“废书而叹”是感慨儒学虽然开始为统治者所礼遇,却已被异化为功名利禄之学呢?此篇还追述了先秦时代、汉代武帝“独尊儒术”之前儒者们的种种遭遇,我们再联系《孔子世家》中孔子与弟子对儒学“天下莫能容”的议论,是否已经可以看出,司马迁确实对儒学的所谓“兴盛”颇不以为然,倒更为称赞儒学未“兴盛”之时的真精神呢?
  正文: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1759],至于广厉学官之路[1760],未尝不废书而叹也[1761]。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雎》作[1762],幽厉微而礼乐坏[1763],诸侯恣行[1764],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1765],于是论次《诗》《书》[1766],修起礼乐[1767]。适齐闻《韶》[1768],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1769],《雅》《颂》各得其所[1770]。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1771]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1772]而已矣”。西狩获麟[1773],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1774],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1775],后世学者多录焉。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1776],小者友教士大夫[1777],或隐而不见[1778]。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1779],澹台子羽居楚[1780],子夏居西河[1781],子贡终于齐[1782]。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1783],皆受业于子夏之伦[1784],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1785]好学。后陵迟[1786]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1787],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1788]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及至秦之季世[1789],焚《诗》《书》,坑术士[1790],六艺[1791]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1792],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1793],旬月以王楚[1794],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1795],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1796],何也?以秦焚其业[1797],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1798],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1799]!吾党之小子狂简[1800],斐然成章[1801],不知所以裁之”。夫齐鲁之间于文学[1802],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1803],讲习大射乡饮之礼[1804]。叔孙通作汉礼仪[1805],因为太常[1806],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1807],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1808]。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1809]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1810],故诸博士具官[1811]待问,未有进者。
  及今上[1812]即位,赵绾、王臧[1813]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1814]。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1815],于齐则辕固生[1816],于燕则韩太傅[1817]。言《尚书》自济南伏生[1818]。言《礼》自鲁高堂生[1819]。言《易》自菑川田生[1820]。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1821],于赵自董仲舒[1822]。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1823],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1824],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1825]。
  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1826],乃请曰:“丞相御史言[1827]:制曰[1828]‘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1829]。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1830]。今礼废乐崩,朕甚愍[1831]焉。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1832]劝学,讲议洽闻[1833]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1834],崇[1835]乡里之化,以广贤材焉[1836]’。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1837]: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1838],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1839]; 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1840]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1841],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1842],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1843]。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1844]。太常择民年十八已[1845]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1846],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1847],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1848]偕[1849],诣[1850]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1851]以上,补文学掌故[1852]缺;其高弟[1853]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1854]。即有秀才[1855]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1856],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1857],训辞[1858]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1859],无以明布谕下。治礼次治掌故[1860],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1861]。请选择其秩比[1862]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1863];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1864]: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1865],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1866],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1867]。请著功令。佗[1868]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1869]。
  申公者,鲁人也。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1870]入见高祖于鲁南宫。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1871]。已而郢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学,疾[1872]申公。及王郢卒,戊立为楚王,胥靡[1873]申公。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1874]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1875]以教,无传[1876] (疑),疑者则阙不传。
  兰陵王臧既受《诗》[1877],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1878],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1879]上,累迁,一岁中为郎中令[1880]。及代[1881]赵绾亦尝受诗申公,绾为御史大夫。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1882],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1883],弟子二人乘轺传从[1884]。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1885],舍鲁邸[1886],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1887],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
  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孔安国[1888]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1889],夏宽至城阳内史,砀鲁赐至东海太守,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1890],邹人阙门庆忌[1891]为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好学。学官弟子行[1892]虽不备[1893],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
  清河王[1894]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弒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1895]。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1896]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1897],非弒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1898],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1899]者。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1900]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1901]?”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1902],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1903]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
  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1904]以阿世!”自是之后,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1905]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1906],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1907]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1908],欧阳生教千乘兒宽[1909]。兒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兒宽贫无资用,常为弟子都养[1910],及时时间行佣赁[1911],以给衣食。行常带经,止息则诵习之。以试第次[1912],补廷尉史[1913]。是时张汤方乡[1914]学,以为奏谳掾[1915],以古法议决疑大狱[1916],而爱幸宽。宽为人温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书﹑书奏,敏于文,口不能发明[1917]也。汤以为长者,数称誉之。及汤为御史大夫,以兒宽为掾,荐之天子。天子见问,说之。张汤死后六年,兒宽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宽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1918],然无有所匡谏;于官,官属易之[1919],不为尽力。张生亦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
  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1920],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1921]《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1922],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
  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1923]。《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1924],高堂生能言之。
  而鲁徐生善为容[1925]。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1926]。 襄,其天姿[1927]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1928]。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1929]。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1930],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1931]元年征,官至中大夫[1932]。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1933]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1934]。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1935],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1936]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1937],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1938],其精如此。进退容止[1939],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1940],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1941],主父偃疾[1942]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1943]。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1944],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1945],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1946]。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1947]。”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1948],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1949],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1950]。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1951],卒用董仲舒。
  仲舒弟子遂者[1952]: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1953]。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1954],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1955],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1956],至于命大夫[1957];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一、文化拓展:
  (1)《史记》在班固父子看来有这样的罪状:“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其是非颇谬于圣人”,也就是说,不以儒学为正统。这种说法影响很大,后世很多人都因此而对《史记》颇有偏见。
  当然,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司马迁确实比较崇尚黄老之学。《乐毅列传》中,司马迁列举了黄老之学的传承谱系:“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此处所说的盖公便是曹参的老师,“萧规曹随”正是黄老之学在政治上的体现,得到了司马迁的高度评价:“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曹相国世家》)。除此之外,《齐太公世家》、《管晏列传》中齐太公、管仲等人“因其俗,简其礼”、“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的治国之术亦为司马迁所肯定,而这样的治国之术正是“黄老之学”(参看《齐太公世家》之“文化史拓展”);汲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汲郑列传》)也甚为司马迁所称道;吕后、文帝的“休息”、“无为”在司马迁看来亦是善政;在《循吏列传》中,司马迁还明确提出:“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以此来质疑酷吏政治,这同样也是以黄老之学为基础的,徐复观先生就曾指出,“循吏”之“循”即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所说的:“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中的“循” [1958] 。
  而对于儒林人物,司马迁确实也有不少微词乃至讥讽:在《史记》中,并没有为大儒董仲舒专立一传,只在《儒林列传》中提及董仲舒以治《春秋》名家;叔孙通制礼,不过是使专制君主感叹一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叔孙通列传》);公孙弘因儒学而由白衣至三公,任学官时曾向武帝上疏倡导儒学并为武帝所采纳,使得当时儒学大行,可是,这么一个儒学方面的重要人物在《史记》中却基本上是一个“希世用事”、“曲学阿世”、“外宽内深”(《平津侯主父列传》、《儒林列传》)的反面角色。司马迁对儒学在当时的盛行也是持一种批判态度:“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后世著名学者方苞对此有着相当精辟的分析:“其意盖曰:自周衰,‘王路废而邪道兴’,孔子以儒术正之,道穷而不悔,其弟子继承,虽陵迟至于战国,儒学即绌焉,而孟子荀卿独遵其业,遭秦灭学,齐鲁诸儒讲诵不绝。汉兴七十余年,自天子公卿皆不悦儒术,而诸老师尚守遗经。其并出于武帝之世者,皆秦汉间摧伤摈弃,而不肯自贬其所学者也。盖诸儒以是为道术所托,勤而守之,故虽困而不悔。而弘之兴儒术也,则诱以利禄,而曰‘以文学礼义为官’,使试于有司”,以圣人之经为艺,以多诵为能通,而比于掌故。由是儒之道污,礼义亡,而所号为文学者,亦与古异矣。”(《又书<儒林传>后》)
  可是,话又说过来,司马迁对周公孔子这样的圣人、对于“六经”这样的儒家经典其实评价很高:并无侯国、封地的孔子被列入“世家”,而且,孔子摄鲁相事在“迭见法”中多次出现;儒家的经典“六经”是司马迁作史时的重要参照——“考信于六艺”[1959],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还多次提到自已写作《史记》正是效法《春秋》。
  以上所述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司马迁是有着深刻理性精神的学者,他心中并没有先验地悬搁任何权威,不仅仅秦皇汉武等有着特殊政治地位的人士不是权威,就是在当时已被定为官学的儒学也不是权威。在他看来,孔子固然值得钦敬,但也没必要全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 ,儒者其实也有着“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孔子世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太史公自序》)、“用文乱法”(《老子韩非列传》)、“不知时变”(《叔孙通列传》)、“文多质少”(《万石张叔列传》)、“怀诈饰智”(《汲郑列传》)等缺陷弊病。而且,从《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传》、《仲尼弟子列传》等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发现,司马迁最为称赞的是先秦儒以“道”抗“势”、以“德”抗“力”的人格精神。而这种人格精神在《儒林列传》所记述的汉儒那里则失落了,汉儒们得到显赫地位是因为“曲学阿世”、“阿人主取容”、“希世用事”,儒学在成为官学的同时也沦落为利禄之学。可以看出,司马迁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贬低儒学、指谪儒林,而是对异化、扭曲、堕落了的儒学与儒林人物予以理性化的解剖与批判,重新以“道”与“德”而不是“势”与“力”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所以,司马迁不仅“是非不谬于圣人”,而且还是对圣人学说之真精神的承继与弘扬。
  (2)《叔孙通列传》可与本篇中“叔孙通作汉礼仪”相发明;《秦始皇本纪》载博士淳于越议政之言,这可说是李斯倡议焚书坑儒的直接导火索,学习《儒林列传》,可以参看此事。本篇所谓“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的具体情形,可从《田敬仲完世家》中了解到。
  (3)本篇中所说的“明堂”即“明政教化之堂”,是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孟子·梁惠王》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礼记》云:“天子居明堂”;《淮南子》中也提到明堂,根据高诱对它的“解”,明堂上圆下方,其中供奉祖宗牌位的处所叫做“太庙”,它上面观测吉凶、记录天气情况的地方叫做“灵台”,外面圆圆的地方叫做“宫”。西周初期就建有明堂,后来不断修建,到汉代明堂内已经设有白、青、黄、赤、黑五帝庙,凡是天子朝会、祭祀、庆赏、选拔士人、养老、教学等重大典礼,均在此举行。作为一个建筑物,它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在《史记》中,《孝武本记》多次提到明堂,其他如《天官书》、《封禅书》、《魏其武安侯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自序》中也都谈到过明堂。
  (4)要了解文化史上博士制度的发展,此篇也有重要意义。博士之名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博士这一官职,职能主要是以学术备朝中顾问,或因习礼而掌朝廷礼仪等事务。秦朝相沿,始皇时设博士七十余人,当时诸子、诗赋、术数、方技都设有博士。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始置五经博士,此时博士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一,博士仅管学术事业,一般不再参议朝政;第二,其他学术被排斥出去,只有儒家的经学被立为学官,儒学取得独尊的地位;第三,改变博士需要兼通诸经和诸家学术的做法,每经设博士,由专人传习,或某经的某家学说皆可立为博士,专守其学。后来董仲舒上书称:“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汉书·董仲舒传》)。到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应丞相公孙弘之奏请,设立太学。太学的教师即五经博士,学生称博士弟子,也称太学生。博士弟子来源有三:一由太常选补(即奉常,掌管宗庙礼仪,景帝时改名太常);二是郡国察贡,三是以“父任”入学。
  二、文学链接:
  1、 相关文学典故:
  仲舒不窥园
  且逍遥,还酩酊,仲舒漫不窥园井。
  (刘言史《刘萤怨》)
  三年曾不窥园树,辛苦萤窗暮。
  (葛胜仲《虞美人·酬卫卿弟兄赠》)
  伏生
  白首穷经,少伏生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二年。
  (陈正敏《遁斋闲览·记梁颢状元及第后谢启》)
  申公
  友鲁申公,师浮丘伯,尚可教书村学堂。
  (刘克庄《沁园春·六和》)
  2、 后世有关的著名文学作品:
  扬雄《渊骞篇》 韩愈《处州孔子庙碑》欧阳修《书<春秋繁露>后》 苏洵《任相》 苏轼《儒林传感申公故事作小詩一绝》秦观《石庆论》 归有光 《送计博士序》 方苞《又书<儒林传>后》
  三、集评:
  子思之后,子高、子顺、子鱼皆守家法,学者祖之。叔孙通本学于子鱼,子鱼始仕始皇。陈馀儒者,与子鱼善。陈胜首事,馀荐子鱼。馀轻韩信以取败亡,鲋死陈下,儒学几绝。独通遗种仅存,卒赖以有力。司马迁、班固曾不能言其所自来,乃为《儒林传》自武帝始。楚汉间辩士说客多妄言,迁、固一切信之,反以陆贾为优于叔孙通。余固深叹汉、隋、唐末之祸,他书尽亡,无以质正,而惟迁、固之信,使学者不复识孔氏本末,然则何止秦火为害也。
  ————叶适《习学纪言》卷十七
  太史传儒林,不采道德之士及说经者之旨,独疏六艺门户,此其不知学之故。古人云,汉儒传经而经亡,于此亦可概见也。
  ————茅坤 《史记钞》卷八五
  《儒林列传序》千百年文学废兴,悉备于此,至其叙述《六经》,推崇孔孟,亦复不遗余力。读此而犹谓太史公专尚黄老,岂非眊耶!
  ————储欣《史记选》卷六
  太史公不知道,颇述六经源流,必以孔子为归,可谓识其大者。汉武申明儒术,乃相公孙弘,而仲舒止于国博,何其悖也。使正谊明道之学,获见于时,儒林之美,将必斐然有闻于世。乃功令虽广,仅补苴章句而已,斯文曾不得与三代之盛也,岂非一时君相之咎哉!秦火过后,得以昌明六艺,则广厉学官之功,不可没耳。
  ————王治皡《史记榷参·儒林》
  传儒林自是并叙《六经》诸儒,然史公却令有微意,则以贬公孙而尊董子,薄公孙之希世取容,而悲董子之直道见疾也。盖史公之《史记》之外,本于《春秋》之义闻于董子,而董子之遇抑于公孙,故传中用意如此,而其称论董子学行,亦隐然见其奄有诸儒之长,语无泛设也。只有幅唱叹齐鲁之士,是推本圣人遗化,举其多者论之。然董子非齐鲁人,兴起较难而写来却是汉代第一儒宗。则一面唱叹齐鲁,一面更已隐为董子衬起一层身分矣。凡比意思本自朗然,文中向来未经拈出,只是习而不察耳。
  ————汤谐《史记半解·儒林列传》
  汉承奉禁学,圣道中绝,故因群儒殷勤传述之绪,以大启六经而广谕之,本先王《诗》、《书》、《礼》、《乐》造士之旨,使之兴道,讽谕言语以尽其材,而历世磨钝,论官治吏之典具焉。且其职之也兼行艺,故人无悖行,其用之也通儒吏,故官无废事,此正所称诏书,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者也。史公叹兴复六艺之难,嘉予广历学官之意,乃褒之不暇,而又何讥焉?
  ————张九镡《笙雅堂文集》卷三《书史记儒林传后》
  汉文仁让,太史公《儒林传·序》称其本好刑名之言,人或疑之。然其行事类多诎情任法,此真刑名之意也。故知刑名者莫知孝文帝,知孝文者,亦莫如太史公。
  ————杨于果《史汉笺论》卷五
  余读《史记·儒林传》曰,嗟乎!儒术之坏自此始矣。古之养民也,立庠序学校以教之,升之司徒司马以宠荣之,然必考之以孝友睦姻任丘,进之以智仁圣义中和,范之以礼而和之以乐,使之心知道之实有可乐而非以为荣宠也。其所以荣宠之者,亦为取其所有余,以治民之不足,而非特为之报也。故学者多有廉耻之节,而士大夫无相冒之行。汉兴几百年,历文景之治而后学校立,寝寝乎故一时之盛也,然气所举者治六经之说已耳,非有古者三德六行之选也,而方汲汲乎以利诱之,为博士弟子,为郎中,为秀才异等,释奠舍、采诵弦、书礼之教,盖无闻焉。而自布衣为天子三公者,乃公孙弘等,而申公、韩生、董仲书皆以抗直黜去,则是风天下之为学者,治章句以为荣宠之资,而争为阿谀之术以取宰相卿大夫,抗颜而为儒林而不知愧也。当周之衰,攻战从横之术行,然孔门弟子游夏之属,各有徒数十人,后百余年而有孟子、荀卿。秦始皇尽烧天下之书,杀戮诸儒,然陈涉起而孔甲从,伏生之徒犹守其遗经以至汉,岂非先圣人遗风流俗犹有存者,而无为而为仁者,人之良心未尽泯哉!汉之举贤良孝弟,古庠序之法也,教唐宋为盛,其使天下骛于功利而背乎先王之道,而学校之失也。公孙弘之曲学阿世,诸儒诋之。学校兴而幸进之徒得所资而起,而汉遂无儒矣。太史公叙云,建元、元狩之间,文辞可观,伤儒林之徒,有文辞自此始也。故学校不坏于周之废,而坏之汉之兴,则公孙弘之罪也。孔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叔孙通制礼,而先王之教亡,其遗害百世,曷可道哉。
  ————杨绍文《云在文稿·史记儒林传论》
  子长最不满公孙弘,风刺之屡矣。此篇录公孙弘奏疏之著于功令者,则曰:“余读功令,未尝不废书而叹。”于辕固生则曰:“公孙弘侧目视固。”于董仲书则曰:“公孙弘希世用事。”于胡毋生则曰:“公孙弘亦颇受焉。”盖当时以经术致卿相者独弘,子长既薄其学,又丑其行,故褊衷时时一发露也。
  ————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卷三
  使公卿皆如汲黯,则主既不肆为非,使公卿皆如郑庄,则士复不失其所。然二人好黄老,非儒者也,故复传儒林焉。汉至武帝,始黜百家,重儒术,而是时方外攘四夷,内行神仙土木。治《诗》之申培、辕固,以正直归罢,治《春秋》之董仲舒,以廉直不容于朝,出为诸侯相,而兒宽承意从容,乃得为御史大夫,公孙弘世用事,乃得封侯为丞相,是亦叶公好龙矣。自迁创为《儒林传》,而汉后从祀孔庭者,多为《儒林传》中人。迁学术宏深,得力于《春秋》之教,而不获与仲舒并从祀者,盖后人读《史记》,先以是非谬于圣人,先黄老而后六经等语,横于胸中,未深求其用意也。
  ————尚镕《史记辨正》卷十
  此篇以公孙弘曲学阿世为主。自公孙弘广厉学官,是后博士习经无通恰者,终汉之士,以博士家为俗儒。刘向、扬雄始振古学,而许贾马郑宗之,然皆不习博士经,是汉之儒风坏于孙弘,验也,太史之识卓也。
  ————吴汝纶《桐城先生点勘史记》卷一百二十一
  自秦燔弃《诗》、《书》,汉兴七十余年,犹未下搜书之令,武帝始兹兹,天下靡然向风,务于文学,虽所得为曲学阿世之公孙弘,而彬彬文雅,要自兹开之,乃史公读广厉学官之功令奚为叹也。方灵皋谓自孔孟以来,群儒相承之统,经战国秦汉殄灭摈弃未绝者,至此皆废弃无余也,是何言也欤!是何言也欤!
  ————杨琪光《读史记臆说》卷五
  四、思考与讨论:
  1、你怎么样看待对《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指责?
  2、在此篇中,司马迁主要记述了哪几种类型的儒林人物?对这些儒林人物分别有着怎么样的评价?
  3、董仲舒是当时大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治就是接受了他的建议。可是司马迁对此并未提及,在此篇中也只是记述了“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言灾异”、“明于《春秋》”以及遭人陷害等事迹。这种写法透露出司马迁怎样的思想感情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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