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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侠列传
  题解:
  《游侠列传》是《史记》名篇之一,它记述了汉代著名侠士朱家、剧孟和郭解等人的史实,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早期武侠史传的第一部完整篇章。
  司马迁本来要从“古布衣之侠”写起,可是,这些人已经沉没在历史地平线之下,“靡得而闻已”、“湮灭不见”,于是就为自已所知的汉代侠士立传。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此篇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侠客,可是,与他要写“古布衣之侠”的初衷一致,司马迁着力称赞的是“匹夫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以平民视角和进步的历史观高度评价了“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的“侠客之义”。
  为了突显出这样的“侠客之义”,司马迁运用了多层对比。在文章的开头他就引用了韩非子一句名言,指出法家对二者皆持批判态度。然而,耐人寻味的是,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确立,儒者多在社会上位尊名扬,而侠客们却大受迫害。这是第一层对比。
  文中又指出,不仅受到法家的否定,侠客们还受到儒墨的“排摈”,其在社会上真是受到了重重的压迫。可是,就在游侠之中,还可分为季札、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之类的卿相之侠,朱家、剧孟、郭解之类的布衣之侠,以及“设财役贫”、“侵凌孤弱”的“暴豪之徒”。与卿相之侠相比,朱家等人以布衣身份名闻天下、倾倒众生,当然更加不易,更有过人之处。与“暴豪之徒”相比,布衣之侠不是欺人而是助人,是救人之难而非乘人之危,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世俗之人把他们视为“同类”是对布衣之侠极大的歪曲与误解,司马迁在文中指出自已颇以此为悲。把布衣之侠与卿相之侠、“暴豪之徒”加以对比是文中的第二层对比。
  不仅侠客中有布衣之侠与卿相之侠,儒者中也有布衣之儒与卿相之儒,司马迁指出,布衣之儒如原宪季次等虽然有盛德美名,却无功于当世;布衣之侠虽然蒙受种种恶名,甚至常常为当世法律所不容,他们却做了许多“存亡死生”的事情。文中还特意记述了卿相之儒公孙弘对郭解的残酷镇压,抨击了卿相之儒伪善的面目,对布衣之侠则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将布衣之侠与布衣之儒、卿相之儒对比是文中的第三层对比。通过这三层对比,司马迁一唱三叹地表现出本文的主题。
  还需要注意的是,在汉代,汉高祖由平民起家,对侠的依赖甚大,因此在汉初侠的势力颇大,养士之风漫延,在当时出现了朱家、剧孟等一批侠士。而至汉武帝时,为了大一统专制政权的需要,中央政府用了各种方法来收编、打击侠士,从文中司马迁详写的郭解的故事中可以看出,游侠的黄金时代到此已然结束,所以郭解的命运与汉初的侠士大为不同,以至于班固在《汉书·游侠传》中声称侠士们“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其罪已已不容于诛”。生杀之权自然是专制统治者的特权,游侠们之所以遭受灭门之祸正是因为犯了专制统治者的此种大忌。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随着专制主义的不断发展,中央政权对游侠采取了彻底取缔、坚决消灭的方针,而司马迁敢在此时逆着风向歌颂游侠,为他们树碑立传,这也正可以看出司马迁著史的勇气与魄力。
  正文: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1960]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1961],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1962]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1963],褐衣疏食[1964]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1965]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1966],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1967]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1968]其能,羞伐[1969]其德,盖亦有足多[1970]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1971],伊尹负于鼎俎[1972],傅说匿于傅险[1973],吕尚困于棘津[1974],夷吾桎梏[1975];百里饭牛[1976],仲尼畏匡,菜色陈、蔡[1977]。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1978],况以中材[1979]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1980]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1981],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1982];跖、蹻[1983]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1984],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1985],与世沉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1986]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1987],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1988],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1989]邪?诚使乡曲之侠,予[1990]季次、原宪[1991]比权量力,效[1992]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1993],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侠,靡得[1994]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1995]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1996]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1997]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1998]当世之文罔[1999],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2000],设[2001]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2002]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2003],诸所尝施[2004],唯恐见之。振人不赡[2005],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2006],食不重味[2007],乘不过軥牛[2008]。专趋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阴脱季布[2009]将军之阨,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
  楚田仲以侠闻,喜剑,父事朱家,自以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阳有剧孟。周人以商贾为资[2010],而剧孟以任侠[2011]显诸侯。吴楚反[2012]时,条侯[2013]为太尉,乘传车[2014]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2015]云。剧孟行大类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戏。然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及剧孟死,家无余十金[2016]之财。而符离人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
  是时济南瞯[2017]氏、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其后代诸白、梁韩无辟、阳翟薛兄、陕韩孺纷纷复出焉。
  郭解,轵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也[2018]。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少时阴贼[2019],慨[2020]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2021],(不)休(及)〔乃〕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适有天幸[2022],窘急常得脱,若[2023]遇赦。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2024],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2025]。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2026]。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嚼[2027]。非其任,强必灌之。人怒,拔刀剌杀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义,人杀吾子,贼不得。”弃其尸于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2028]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解曰:“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遂去其贼[2029],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独箕倨[2030]视之,解遣人问其名姓。客欲杀之,解曰:“居邑屋[2031]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阴属尉史曰:“是人,吾所急[2032]也,至践更[2033]时脱之。”每至践更,数过,吏弗求。怪之,问其故,乃解使脱之。箕踞者乃肉袒谢罪。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
  雒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2034]者以十数,终不听。客乃见郭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2035]。解乃谓仇家曰:“吾闻雒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去,令雒阳豪居其间,乃听之。”
  解执恭敬[2036],不敢乘车入其县廷。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2037],出之;不可者,各厌[2038]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诸公以故严重[2039]之,争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2040]。
  及徙豪富茂陵也[2041],解家贫,不中訾[2042],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2043]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轵人杨季主子为县掾,举徙解[2044]。解兄子断杨掾头。由此杨氏与郭氏为仇。
  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已又杀杨季主[2045]。杨季主家上书,人又杀之阙下[2046]。上闻,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阳,身至临晋。临晋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2047],因求出关[2048]。籍少公已出解,解转入太原,所过辄告主人家。吏逐之,迹[2049]至籍少公。少公自杀,口绝。久之,乃得解。穷治[2050]所犯,为解所杀,皆在赦前。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2051],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2052]大逆无道。”遂族郭解翁伯。
  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敖[2053]而无足数者。然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儿长卿,东阳田君孺,虽为侠而逡逡[2054]有退让君子之风。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者耳,曷足道哉!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2055]。
  太史公曰:“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2056]。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2057]于戏[2058],惜哉!
  一、 文化拓展:
  (1)许多人可能有着这样的想法:“侠”不仅身怀绝技,而且义薄云天;不仅是异人,而且还是义士。实际上,古侠不一定有“义”,甚至,有时他们还悖于“义”。韩非曾在《五蠹》篇中说“侠以武犯禁”,班固曾经斥游侠“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汉书·游侠传》),荀悦曾把游侠直接称为“德之贼”(《汉纪》卷十)……就连对游侠最无偏见的太史公免不了也要说游侠“不轨于正义”(《史记·游侠列传序》)。唐人李德裕虽有“夫游侠者,盖非常人也……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豪侠论》)之论,但他又指出“侠”与“义” “难兼之矣”。从唐人对“侠”的具体描述来看,并未着眼于“义”而称人为“侠”。例如,段成式《酉阳杂俎》中有“盗侠”之目,“盗”亦可称为“侠”。同书中的“僧侠”被选入《剑侠传》中,此一“僧侠”也是个从身份上说是僧,从行径上说是“盗”的人物——“唐建中初,士人韦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与连镳,言论颇洽。日将夕,僧指路歧曰:‘此数里是贫道兰若,郎君能垂顾乎?’士人许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处分从者,供帐具食。行十余里,不至。韦生问之,即指一处林烟曰:‘此是矣。’及至,又前进……是僧前行百余步,韦生知其盗也,乃弹之……僧前执韦生手曰:‘贫道盗也,本无好意。不知郎君艺若此,非贫道亦不支也。今日固无他,幸不疑耳。适来贫道所中郎君弹悉在。’”
  唐宋传奇中,被《太平广记》之“豪侠”类所收的“侠”有不少都是“盗”,除上述《僧侠》外,可以举出的还有《嘉兴绳技》、《车中女子》、《京西店老人》、《田膨郎》等。为“盗”若是杀富济贫、铲除奸佞、除暴安良、匡扶正义倒也不妨称之为“义”,这些小说中却并没有多少这方面的描写,主要渲染的还是这些人物的绝技或异术。
  贾人妻、崔慎思妾报仇杀人情况不详,作者只说她们“妾有冤仇,痛缠肌骨,为日深矣”,根本就未着意于她们的报仇行为是“义”还是不“义”;洪州书生、香丸女子所杀倒不是什么好人,但是这些人毕竟还罪不至死;荆十三娘不杀主恶者却将妓者的父母杀死,虽不能说是善恶不分但起码也有些滥杀;解洵妾因夫妇间的口角便将解洵杀死,就算是诛负心之徒也有些过当;此外,张训妻行迹诡秘,其中还有这样一段:“初,其妻每食必待其夫。一日训归,妻已先食,谓训曰:‘今日以食味异常,不待君先食矣’。训入厨,见甑中蒸一人头。”(吴淑《江淮异人录·张训妻》)被张训妻所杀之人是善是恶,文中根本没有提及;《兰陵老人》写了一位老人的神奇剑术,但并未告知读者他有过怎样的义举;《潘将军》中所着重描写的也只是那位三鬟女子的绝技,写了她的“偶遇朋侪为戏”,也根本未从伦理道德上着眼……
  而明以后,虽然也将某些身怀绝技的异人称为“侠”,与前代相比,伦理道德却被大大强调,“义”是称某人为“侠”的重要条件。例如,《亘史》 “侠部”之“剑术”类有这样一段话:“技则奇矣,然其行多合于义”;《艳异编》、《艳异编续编》、《广艳异编》收录唐传奇身怀绝技的“异人”时把它们归入“义侠”一类;《韦十一娘传》也很强调“侠”的行为要“轨于正义”——“不得妄传人,妄杀人,不得为不义”;《鸳渚志异雪窗谈异·侠客传》的本事是罗大经的《鹤林玉露·秀州刺客》,可是,罗大经写“侠”不过两百余字,着眼于侠者是一位“奇”男子;《鸳渚志异雪窗谈异·侠客传》则敷演为几千字,篇幅主要是这样增加的:让侠客大发了一通高论,在他的高论中表明他的“义”——没有出于个人的利益去刺杀一位贤良之臣,而是主动告知那位贤良之臣他所面临的险境,让他及早防范:“试观天下,比比滔滔,是人心尤甚于山川也,公知之乎?”;在他的高论中表明他的“忠”——“然鄙人虽鲁,粗知顺逆,当苗、刘募勇时,恐公危于他人之手,鄙人所以先身应命者,岂为贼用哉?”;在他的高论中表明他的“孝”:“老母衰居河北,形命相依,岂若私已弃亲,钓荣僭禄”;还在他的高论中表明他的“廉”——“公以我为金帛来与?得公之首何患无金,鄙人诚贫,不敢要贤者之赐”……可以看出,增加的篇幅主要是用来表现这位侠客在伦理道德方面的精神品质,钓鸳湖客在此也将此位侠客与过去的侠客作了一番对比:“自聂政、荆轲而下,皆狙诈是尚。间有善者,亦激于一时气勇使然,非要名则冒利也。惟斯客也,力则勇矣,技则奇矣,然而姓名悉讳,非假此以托干进之阶;金帛力辞,非借此以厌贪饕之欲,盖其顺逆之势素明,君国之忧甚切……所以仗义怀忠,披肝露胆,奋然而起”……可以看出,明以后“侠”观念与前代的不同点主要是对伦理道德的强调。
  甚至,明以后还着眼于伦理道德的角度将那些并没有身怀绝技的普通人称为“侠”。如《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二的题目是《硬戡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其中的“侠女”是指台州名妓严蕊。可是,这位被称为“侠”的女子便根本不会绝技乃至武艺,文中也只写了她“乃是个绝色女子”,“一应琴棋书画、歌舞管弦之类,无所不通,善能作诗词,多自家新造句子,词人推服”;“又博晓古今故事”。可是,这么一个弱女子为什么被称为“女侠”呢?是因为她“行事最有义气”。文中主要写朱熹与台州太守不和,“连严蕊也拿来收了监,要问他与太守通奸情状”。对她来说,“身为贱伎,纵是与太守有奸,料然不到得死罪招认了,有何大害”,然而,虽遭酷刑,她却本着“天下事,真则是真,假则是假,岂可自惜微躯,信口妄言,以污士大夫”的见识而决不招认。底下文中便写到,“只因死不肯招唐仲友一事,四方之人重他义气。那些少年尚气节的朋友,一发道是堪比古来义侠之伦”。可见,她被称为“侠”主要是从伦理的角度,绝技、武艺在此处根本不是“侠”的必要条件。
  《西湖二集》第十九卷《侠女散财殉节》中的女子乃是一婢女,也根本不会武艺,此篇作品把她称为“侠女”也是因为“义女殉节,……真千古罕见之事,强似现今假读书之人,受了朝廷大俸大禄,不肯仗节死难,做了负义贼臣,留与千古唾骂,看了这篇传记,岂不羞死”,很明显也是出于伦理的角度。《型世言》第五卷题目为《淫妇背夫遭谴,侠士蒙恩得宥》,被称为“侠士”的耿埴也并无武艺,从上下文来看,说他是“侠士”乃着眼于他的义举:自已杀了人,看到别人屈打成招时挺身而出去自首,为别人洗去了冤屈;《醉醒石》第二卷题目为《恃孤忠乘危血战 仗侠孝结友报仇》,是从“孝”的角度称人为“侠”……
  此外,明万历年间的《二侠传》中有序述书名之由云:“盖取男之嵥然于忠孝,女之铮然于节义”,其凡例又云:“古有男侠而未闻以女侠。呜呼!兹其捐生就义,杀身成仁者续于简后,殊见妾妇可为丈夫,丈夫可愧于妾妇乎!”,不少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与闺中弱女子也被冠之以“侠”的美名,其着眼点当然是“其捐生就义”,他们是否身怀绝技与异术完全被忽略了。
  《情史类略》中有《情侠》类,其中《冯蝶翠》、《娄江妓》乃是写沦落风尘的女子在情人落魄时慷慨解囊;《沈小霞妾》写沈小霞的爱妾在沈小霞遭难时仍没有抛弃丈夫,本来已怀有身孕却还要追随被谪戍的沈小霞,并以自已的智慧营救了自已的丈夫;《邵金宝》写女主人公在自已情人“将坐重辟”的危难之时设法营救情人事;《京邸兵官》写一民妇在战乱中与丈夫失散,已享富贵却还没有忘怀已沦为乞丐的丈夫,以致连掳掠她为妾的“兵官”都大为感动,“即时遣回,仍赐钱米以给其归”……这些女子并不像唐宋传奇中的女侠那样身怀绝技,可是,作者着眼于她们的“仗义”而称她们为“侠”; 邹之麟《女侠传》中有“剑侠”之目而无文,对身怀绝技与异术的女子略而不谈,津津乐道的还是女子的“节”与“义”——书中有“节侠”、“义侠”两类,所述主要是闺中弱女子的“节义”事迹而非过人绝技;另外,《亘史》“侠部”有《杨烈妇》、《窦烈女》等名目,把节妇烈女也视为“侠”。
  综上所述,“侠”未必身怀绝技——平时他们也许只是很平常的“闾里之士”或闺中的弱女子,而当某些关键性的时刻来临,他们往往能够“捐生就义”,能够仗义行事,表现出相当的“英雄”气概,明以后视他们为“侠”无疑是从伦理上着眼,出于“忠”、“孝”、“节”、“义”等角度。
  明以后称人为“侠”着眼于伦理道德、尤其是儒家“忠”、“孝”、“节”、“义”的观念,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理学虽说形成于宋,但“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宋史·道学传》)。从《宋史纪事本末·道学崇黜》的记载以及两宋理学家的代表人物二程与朱熹的生平经历来看,他们在政治上并不得志,二程被王安石所代表的新党排挤、被苏氏家族为代表的蜀党攻击且不必说,被后世大尊特尊的朱熹竟曾被划入“伪学逆党”的黑名单,以至于当时竟出现了“稍涉义理者悉皆黜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的现象。
  在明代,理学则不仅是一种学说,而且,还被作为统治思想确立下来。洪武十七年颁《科举程式》,规定乡试、会试的首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从此,八股文风泛滥天下,文中只能“代圣贤立言”,不能出五经四书之范围,不能发表自已的见解,严重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永乐十四年,《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书修成,理学思想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得到了确立与巩固。
  在理学思想的统治下,文人士大夫中还出现了众多的讲学家,“气节操守,终明之世不衰”(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118页,中华书局,1981)。所谓“气节操守”,还是以“忠”、“孝”、“节”、“义”观念为核心。有着这样伦理纲常观念的文人士大夫相当普遍,就连颇有异端气质的徐渭、李贽、冯梦龙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对于“忠”、“孝”、“节”、“义”的伦理纲常也并无微词——徐渭称赏《琵琶记》是这样立论的:“《琵琶》高人一头处,妙在将妻恋夫,夫恋妻,都写作了子恋父母,妇恋舅姑……此其不淫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者也”;李贽在被捕后审问官员指斥他是“异端”时说自已的观点“于圣教(指儒教)有益无损”;他还写了《三教归儒说》,把释道二教统摄于儒教之中;在《复邓石阳》中还曾表白自已“绝未曾自弃于人伦之外者”,强调“于伦物上加明察,则可以达本而识真源”;冯梦龙的“情教”在当时在后世都有极大的影响,可是,他的主张仍然着眼于“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六经皆以情教也……凡民之所必开者,圣人亦因而导之,俾勿作于凉,于是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情史类略叙》)……
  另外,在明代,小说戏曲曾遭严禁,可是,统治者对演“忠臣节妇、孝子顺孙”的戏曲小说却网开一面,使得百姓的娱乐活动也都渗透着忠孝节义的伦理教化。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过去唐宋传奇中蔑视礼法、自操生杀大权的豪侠便很难进入明代小说的表现领域,倒是那些恪守伦理纲常的“忠臣”、“孝子”、“义士”、“节妇”开始被称为“侠”,尽管他们未必有过人的本领。
  (2)读曹植、鲍照、庾信、王勃、杨炯、李白、王维、李贺等人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些作家的笔下,游侠往往是被礼赞的对象,“侠”与“义”似乎又是统一在一起的。其实不然。游侠虽然常常“不轨于正义”,但是他们豪放不羁的个性、天马行空的神采、舍已助人的激情、功成身退的潇洒还是很有魅力的,后世的诗人们(“载道”的古文中就很难见到了)常常以游侠的意象来表达建功立业的豪情,游侠也被他们赋予了浪漫与理想化的色彩。
  二、文学链接:
  1、 相关文学典故:
  朱家:
  历抵海岱豪,结交鲁朱家。
  (李白《早秋赠裴十七仲堪》)
  不是朱家施意气,英雄准拟入天牢。
  (《水浒传》第二十二回)
  郭解:
  孙宾遥见待,郭解暗相通。
  (卢照邻《结客少年场行》)
  关内诸公,深知郭解。
  (杨炯《唐昭武太尉曹君神道碑》)
  剧孟:
  博徒称剧孟,游侠号王孙。
  (王褒《长安有狭邪行》)
  洛阳人物,高谈剧孟。
  (杨炯《唐昭武太尉曹君神道碑》)
  2、 后世有关的著名文学作品:
  曹植《白马篇》 李白《少年行》 王维《少年行》 高适《邯郸少年行》 孟浩然《醉后赠马》 李德裕《豪侠论》 孟郊《游侠行》 张耒《游侠论》 秦观《司马迁论》
  3、 文学分析:
  史迁遭李陵之难,交游莫救,身受法困,故感游侠之义,其辞多激,故班固讥其奸雄,此太史之过也,然咨嗟慷慨,感叹宛转,其文曲至百代之绝矣。(凌氏《史记评林》引董份批语)
  篇中先以儒侠相提而论,层层回环,步步转折,典尽其妙。后乃出二传,反若借以为印证,为注解,而篇章之妙,此又一奇也。(吴见思《史记论文·游侠列传》)
  先言游侠之义足多,又言缓急时有,以见世少不得此辈人,此进一步法。
  ————姚苧田《史记菁华录·游侠列传》
  “儒”、“侠”二字一篇眼目。太史公援儒称侠,谓侠客之义有合于士君子之行也。后文则以卿相之侠形出布衣之侠,而又称游侠之士与豪暴之徒不同,以终一篇之旨,意思最为深厚,评量极为平允,往复跌宕,淋漓尽致,太史公最有斟酌用意文字,不得以“退处士而进奸雄”议之也。(牛运震《史记评注·游侠列传》)
  《游侠列传·序》分三等人:术取卿相,功名俱著,一也;季次、原宪,独行君子,二也;游侠,三也。于游侠中又分三等人:布衣闾巷之侠,一也;有土卿相之富,二也;暴富恣欲之徒,三也。反侧错综,语南意北,骤难觅其针线之迹。
  (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卷三)
  篇虽简短,纯是一团精神结聚,自是史公极用意文字。(李景星《史记评议·游侠》列传)
  三、集评:
  游侠,曰窃国灵也。
  ————扬雄《法言》卷八
  如郭解之代人报仇,灌夫之横怒求地,游侠之徒,非君子之所为也。
  ————颜子推《颜氏家训》卷下
  班固以司马迁序游侠、述貨殖,是非悖谬,信如此便不合登载而,仍用迁条例,因其旧文,无所更易,是不知迁之所为……迁之所以取于游侠者,止谓其布衣匹夫,趋人之急,以此立名。
  ————叶适《习学纪言》卷二三
  朱家周人之急,家无余材,而终身不自以为德,太史公慕焉。郭解折节振人,人为解杀人,解不知,而公孙弘族解,太史尤为之痛惜。愚谓朱家诚贤矣,为人忘已,墨氏之弊,而解之见杀,则亦其平昔嗜杀所致。孔氏有言,古之学者为已,孟子亦谓穷则独善其身,士亦何必务名誉,出于寻常之外也哉!
  ————黄震《黄氏日抄》卷四六
  《史记·游侠传》曰:“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观是数语,太史公浅陋,大率如此。然汉儒自董、贾之外,多是此等见识。《史记》奇崛处多出《战国策》,浅俚处多是褚少孙所补,后人辄以咎子长,亦失考之过。
  ————郑瑗《井观琐言》卷一
  《史记·游侠传》序论,此正是太史公愤激著书处。观其言,以术取卿相士大夫,辅翼其主,功名俱著者为无可言,而独有取于布衣之侠。又以虞舜井癝,伊尹鼎俎,傅说板筑,吕尚卖食,夷吾、百里桎诰饭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见缓急人之所时有。世有如此者,不有侠士济而出之,使拘学抱咫尺之义者,虽累数百,何益于事?又引鄙语“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盖言世之所谓有德者,未必真有德也。故窃钩者诛,而窃国者天下之大非也,则宜为诛首矣而为诸侯。夫为诸侯,则天下之为仁义者争趋之,仁义所往遂为之仁义,不复计其昔之大非矣,此不曰“侯之门仁义存”耶?故曰“已享其利者为有德”。然则世之所是者果真是耶?世之所非者果真非耶?此真是《庄子》之俶诡博达,谬悠其说,以舒其轻愤不平之气。而世之不知者,遂以此为太史公之庄语耶,岂所谓痴人前说梦耶!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五
  《史记》“侯之门仁义存”,出《庄子》。解者言:人臣委质于王侯之门,则叙存仁义。其旨大谬。本意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则为仁义矣,何言窃哉?盖言是非无定,成则为是,贵则称仁,岂愤之词也?
  ————于慎行《读史漫录》卷二
  秦任法律,赭衣盈路。汉初矫枉过正,漏网吞舟,故朱家、剧孟之徒,以豪侠闻而保首领。武帝时禁网密矣,战国余风尽矣,郭解不终,宜其然矣。然非《诗》、《书》之教相传者,未有不犯世忌。太史公引季次、原宪而叹之,盖有由哉!
  ————何焯《义门读书记·史记》
  《游侠传》:“两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谓二者实皆可讥,而学士多见称于世,盖有感于侠客之独为儒墨所排摈也。“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功名俱著于春秋,言其行事具载国史也。固无可言者,鄙琐龌龊不足道也。盖谓公孙弘、张汤等辈。“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此讥拘学始或抱义,及不为所取,则变其初志,以为不若与世浮沉而取荣名也。所谓荣名,即以术取卿大夫,非君子所谓荣也。曲学阿世,为卑鄙之论以侪于俗,乃与世浮沉以取荣名之术。
  ————方苞《史记注补正·游侠列传》
  杨慎曰,延陵,吴季札也,不必引延陵生。太史公作传,其不名者必其显著者也。或曰,季札岂游侠耶?余曰,太史公作传,既重游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货殖》之援子贡也。子贡既入《货殖》,季札独不入游侠乎?故曰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籍于有土,若赵之延陵生,不可言王者亲属也。
  ————杭世骏《史记考证·游侠列传》
  吾读班固《汉书》有曰:史公进奸雄,而不觉为之三叹也。夫太史公传游侠,虽借儒形侠,而首即特书曰“学士多称于世”云,则其立言之旨为何如哉?即有抑扬激昂之论,亦有自抒吾感愤不平之气,而固所谓反言之、激言之论,奈何操戈论出,遂令后世不善读书者守之而不化乎?
  ————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
  按子贡入《货殖》,以孔子之言为据。吴札虽未尝以侠名,然观其历聘诸国,乐于贤士大夫交,还至徐,解剑挂徐君冢而去,此其言必信,已诺必诚,心喜任侠可知也。故史迁以为游侠也。太史公作《游侠列传》,与儒者比量轻重处,极斟酌,而班氏谓其退处士而进奸雄,过矣!
  ————杨于果《史汉笺论》卷五
  四、思考与讨论:
  1、你怎么样看待班固“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的说法?
  2、此篇把儒侠对举,司马迁为什么要如此安排?
  3、有人认为司马迁写此篇是因为自已受宫刑时无人营救、对“缓急人所时有”体会颇深,你是否这样认为?为什么?
  4、后世文人往往把游侠与刺客混同,但《史记》中司马迁分列《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对比阅读这两篇文章,思考作者为什么要明确地区分二者?你认为二者有哪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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